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郑和航海？

南京大学　华　涛

郑和是中国明朝伟大的航海家，从15世纪初开始，他率领中国船队开展了中国航海史上最伟大的航行。郑和船队在7次航海中，创造了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创举，如船队规模之大，组织之完善，大规模船队供应的完备，船队跨越几个大洋的高超航海技术，甚至外交方面的相对平和等等。这些在中国历史上都具有伟大的意义，也是我们今天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时，每个中国人都引以为豪的，是值得我们纪念的。同时这些中国历史上的伟大创举，当然也是人类历史上航海进步的伟大成就。但是除此之外，今天我们纪念郑和，是否还有更加重大的世界意义？或者说，郑和航海到底在人类发展史上有什么重大意义？换句话说，到底什么东西可以让我们也让世界上其他人认为郑和航海是世界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成就？

一

在讨论郑和航海的世界意义时，近年来郑和航海研究和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的准备活动中的两种倾向值得我们关注，一是强调郑和船队的航海是和平之旅，二是强调这次中国人海外活动是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

如何认识“和平之旅”？

明朝政府在明朝初年派遣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下西洋的原因，是郑和研究中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不仅学术界对此有各种讨论，甚至在中小学的教科书中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概括起来，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大致可以归纳为“寻找建文说”和“耀兵异域说”两大方面。

1368年推翻元朝之后，朱元璋定都南京，建立了明朝。但是朱元璋去世后他的孙子建文帝在南京继承皇位后，雄踞北方的燕王朱棣不服，起兵发难，攻克南京，夺得皇位，改元永乐。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的就是这位被后世称为永乐皇帝的朱棣。当时建文帝在乱兵中不知下落。按史书记载，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是永乐皇帝朱棣继位后的一大心病。郑和12岁“初事燕王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朱棣称帝后，郑和升为内官监太监，赐姓郑。后来朱棣派他率领船队下西洋，《明史·郑和传》就说:“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这种说法后来有不少人附和。带着皇上寻找建文帝下落的秘密使命的航海，如果得到建文帝的信息，如果得知任何海外政权接纳了建文帝，郑和船队就很难和平外交了，中国船队至少会以强大武力“不战而屈人之兵”，强迫对方交出建文帝。这当然就谈不上是和平之旅了。

不过“寻找建文说”被许多学者怀疑。建文帝虽然是朱棣的心头大患，但认为朱棣需要不断派遣庞大船队前往西洋去寻找，却说不通。特别是下西洋的航行前后7次，到后几次航海时，朱棣已经去世，建文帝的威胁早已经不存在，所以“寻找建文说”不能自圆其说，至少不可能是整个航海活动的原因。因此有人按照《明史·郑和传》“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的说法，强调明朝多次派遣庞大船队下西洋的“耀兵异域说”。关于郑和率领的船队在海外发生武装冲突的记载并不多，但如此庞大的船队在海外推行自己的外交政策，希望各国都能够遣使朝贡，而且当时也确实有许多东南亚、南亚国家迫于明朝的威力来到“天朝上国”，当然不是一件值得纪念特别是全世界纪念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还有所谓的“友好关系说”，与“耀兵异域说”类似，强调明朝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是为了加强与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各国建立友好关系。但是如果这样的友好关系是建立在武力威胁之上，那么今天郑和曾经造访过的各国如果纪念郑和船队的航海，他们的赞颂一定会大打折扣。所以当我们说郑和船队在15世纪初进行了“和平之旅”时，我们实际上很难将它提升到世界意义的层面。

如何认识“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

纪念郑和航海的人往往强调这次海外活动对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的意义。南京近年来复建的阅江楼有一幅大型壁画，其中一个主题就是“传播中华文明”。

我们作为中国人，当然为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而自豪，我们也不否认在各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交往中，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传播。我们也不能够否认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有些国家、地区、民族走在前面，有些落在后面，落在后面的应该在交往中向走在前面的学习，走在前面的也有可能“传播”自己的长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郑和航海“弘扬和传播中华文明”的说法，它实际上与所谓的“教化异族说”如出一辙，强调的是中华文明的伟大和先进、而被郑和船队造访的各国各地区的落后；强调的是单向的传播和输出，而对方则是对“教化”的被动接受和承认。这既不符合今天我们已经认识到的人类文明多样发展的规律和今天公认的文明交往中相互学习、借鉴的基本模式，也不符合当时的史料记载。比如当时西亚阿拉伯史料中就将郑和船队的造访称为“朝贡”，他们认为东亚明朝的中国人来到阿拉伯——波斯之地，是仰慕西亚的文化和强大。(www.daowen.com)

总之，当我们仔细检阅目前关于郑和船队航海伟大意义的各种观点时，我们发现现有的各种观点都很难被提升到世界意义的层面上。

二

关于15世纪末欧洲开始的大航海的讨论，有助于我们认识郑和航海的伟大意义。

在郑和率领中国船队从事空前航海活动的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也取得了巨大发展:航海活动扩大，地图科学发展，古典时代的知识重新被认识（如托勒密的著述）。而15世纪后期葡萄牙、西班牙等国统治者对航海活动的支持，更促进了航海活动的开展。到15世纪末，欧洲的大航海时代开始了。1488年初绕过好望角的迪亚斯，1492年向西航行到达美洲的哥伦布，1497～1498年环球航行的·伽玛，是欧洲地理大发现时代最重要的代表。为了纪念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航行，100多年来西方国家举办了各种纪念活动。最近10多年的重要活动是1992年前后纪念大航海时代500周年时的一系列世界性的活动。而在美国，现在每年的10月12日或者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已经是正式的国家节日——哥伦布日，不仅举办各种纪念活动，而且公职部门放假休息。不少美洲国家也有类似的纪念日。

但是1992年10月12日星期一的哥伦布日，笔者却在哈佛大学校园遇到我此前不曾想到的事。哈佛大学的美国印第安学生不是在庆祝哥伦布日，而是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纪念哥伦布，反对将10月12日作为国家的节日。后来我注意到，实际上反对庆祝哥伦布日的不仅仅是美国哈佛大学的印第安学生。例如2002年10月委内瑞拉总统签署法令，将委内瑞拉的哥伦布日改名为“土著民众抵抗日”（The Day of Indigenous Resistance），并公开呼吁美洲人不要庆祝这个节日。

在反对和赞成庆祝哥伦布日的问题上，反对者强调哥伦布等欧洲航海家带给美洲土著印第安人的是长达150多年的“种族屠杀”，这场屠杀的结果是北美洲的土著印第安人几乎被赶尽杀绝，最后被“保护”在了一些保护地中，而在南美洲，欧洲移民的后代主导着当地社会。反对纪念哥伦布日的人还进一步指出，所谓的地理“大发现”根本就是莫须有，美洲从来不是空无人烟的地方，印第安人早就生活在美洲广袤的土地上，并且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印加、玛雅等），而欧洲地理“大发现”之后到来的欧洲殖民者带给美洲的，是对美洲古代文明的毁灭。除此以外，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的奴隶贸易也大规模展开，摧残了非洲的社会和文化。这样的欧洲地理“大发现”如果需要纪念的话，那应该纪念欧洲殖民者对人类的破坏。

而赞成庆祝哥伦布日的人认为，15世纪开始的大航海，标志着人类历史走出中世纪，标志着美洲走出隔绝的状态，标志着从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文明和伽利略、牛顿以来的现代科学文明来到了美洲，也标志着现代美国诞生的可能。他们认为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的工业革命开始，紧接着西方开始大规模的殖民活动，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推动力，而工业革命集聚的能力，也为西方的强大奠定了基础。从此世界开始迈向现代化的新世纪。这些人认为，虽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存在各种不人道的行为和事件，但那是人类历史发展不可避免的“恶”，人类是在“恶”的过程中发展的。如果否认哥伦布等人的成就，那就是否认西方文明和人类进步。面对激烈的争论，美国政府在纪念哥伦布抵达美洲500周年的1992年不得不退缩，虽然各种民间的纪念活动仍然进行，官方的纪念活动基本没有举行。

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2年前后开展一系列的活动，纪念15世纪欧洲大航海500周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基本宗旨是“为了实现世界和平和全人类的发展”，当然不能够仅仅为西方文明喝彩。那么它纪念地理大发现的基本原则是什么呢？它如何才能让世界各国都同意纪念欧洲人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将15世纪末的事件看成是人类文明的碰撞，而纪念的目的反映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史》杂志一篇社论的结语:“我们并不掩盖这个人类伟大探险行动的困难、误解和冲突，我们致力于的首先是确定它对历史的基本贡献，这就是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

正是在“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这个基调上，地理大发现才成为了世界各国都参与的纪念活动。也只有依据这个基调和基本原则，我们才能够以今天世界上大多数人公认的道理解释历史上的事件，不论其中有多少“恶”的存在。

郑和航海的时代当然不同于欧洲大航海的时代，郑和船队的不少外交政策和行动也不同于欧洲航海家，特别是明代的中国不同于即将开始殖民活动的西方国家，在郑和造访东南亚、南亚甚至非洲之后，中国人自己放弃了海外活动，而且不久以后，中国也成了西方殖民活动的目标。但是当我们纪念郑和率领的明朝船队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时，我们仍然很难将它的历史意义归结为“和平之旅”或者“中华文明的传播”，或者说，我们很难让中国以外的其他人在这样的意义下纪念郑和的航海。大概只有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纪念欧洲大航海的基调和原则——“发现文明的多样性”，并强调“文明对话”的理念，才能真正将纪念郑和的活动推上世界舞台，才能理直气壮地回答“为什么要纪念”的问题。而郑和航海确实让东西亚洲的人民在蒙元以后再一次有了大规模的持续的接触，让中国人对非洲的了解进一步深化，反之亦然，“文明多样性”的认识当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和航海也确实是一场文明的对话。这场对话可能是借鉴，比如中国人借鉴阿拉伯——波斯的航海技术，也可能是碰撞，尽管碰撞可能是残酷的。但无论如何，当我们承认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那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人在15世纪初已经为“无可逆转地发现人类的多样性”作出了贡献。实际上仅仅从航海技术的层面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人类文明的对话:15世纪初郑和船队下西洋的航海技术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阿拉伯——波斯的航海技术（元朝在福建沿海搜集“回回航海书”），而到15世纪末，达·伽马横跨印度洋时依靠的是一位阿拉伯水手（所谓的IbnMaj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