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伯利亚华人的过去与现在

一、华人移民西伯利亚的原因

从各方面资料看，华人移民西伯利亚主要有下列原因。

第一，沙俄从1581年越过乌拉尔山开始东侵，到19世纪中叶完全征服了西伯利亚。但它真正开发西伯利亚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即西伯利亚大铁路建筑前后时期。建筑西伯利亚大铁路和开发沿路地区需要大批劳动力，而俄国无此能力在本国解决，且它的欧洲地区正经历着工业革命，甚感劳力之不足，无暇东顾。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西伯利亚地处北纬50度以北，天气严寒，交通不便，生活极度艰苦，无人甘愿到这里谋生。当地土人甚少，且又处于落后历史阶段。如要开发，只有从亚洲邻国，尤其是从中国引进劳动力，别无他从，而中国拥有极丰富的劳动力。中俄（苏）两国有共同国界线数以千公里计。因此，俄国从中国引进劳动力开发西伯利亚是当时比较容易做到的。

第二，西伯利亚虽然处于严寒地区，但雨量充沛，植物及树木繁茂，珍禽异兽极多，贵重毛皮十分丰富，且矿业、林业、渔业等资源尤为丰富。以金矿言，其地位仅次于南非和澳洲。因此，这里是谋生较为容易的地区。这对华人来说有很大的吸引力。

第三，清代晚期，中国政府曾两次发布《开禁令》，一次为1860年（咸丰十年）发布的黑龙江省《开禁令》，另一次为1885年（光绪十一年）允准吉林省《开禁令》。这两次《开禁令》的基本精神就是允准中国人从这两省出境去西伯利亚，因而为华人自由越境入俄国大开方便之门。

第四，华人向西伯利亚流动亦有其历史因素。乌苏里江以东与黑龙江以北本是中国领土，那里早有华人定居。19世纪，沙俄侵略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强迫腐败的清王朝同意割去近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那里的人民虽被屠杀、驱逐，但还有不少的华人以各种办法留居下来，成为第一代华侨，并且加入俄（苏）籍。他们为后来其亲友向这里移民提供了方便条件。

第五，无论是中俄《瑷珲条约》，或是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通商条约》都确定了中俄两国进行贸易的原则，并且规定两国所属之人随便交易不纳税。这样，华人大批去西伯利亚经商，此即那时国人所说的“开交通”。所谓“开交通”，即往来中俄两国不需护照自由通行。虽然后来在1922年中苏两国规定此后严禁无护照过境，必须持护照，即当时国人所谓的“断交通”，但两国贸易往来仍照常进行，许多华商纷纷在西伯利亚各城镇开设商号。此外还有许多“跑私江”者，即不持护照偷越国境的中小商人。

第六，在中国国内政局混乱时期、日寇占领东北时期，或在“文革”时期，因政治与经济原因而被迫去西伯利亚者亦大有人在，此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总之，百余年来，华人去西伯利亚移民洪流的发生，绝非偶然。

二、华人移往西伯利亚的历史演变

西伯利亚是一个大地理概念。它西从乌拉尔山起，东到太平洋，仅陆地面积高达1 000万平方公里，又可分为西西伯利亚和东西伯利亚。位于乌拉尔山东侧和叶尼塞河之间的广大区域称西西伯利亚，而位于太平洋和叶尼塞河之间的广大领土为东西伯利亚。华人去西伯利亚主要是去东西伯利亚。

俄国远东的重要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涅尔琴斯克（尼布楚）、赤塔等都是靠华人的劳动开创出来的，即使是西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巴尔瑙尔、比斯克、阿巴根等地也洒下了中国人的血汗。

据考证，华人移民到西伯利亚逐步形成了4条通道和8个中心。4条通道是：①从哈尔滨乘船顺松花江到三江口，然后再换船溯黑龙江之流而上，到达黑河，由此过江入俄境之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此为第一条通道，系水路。②移民从哈尔滨启程奔齐齐哈尔（卜奎），再经嫩江、爱珲到达黑河，由此过江入俄境之布拉戈维申斯克，此系陆路。③第三条通道亦为水路，由哈尔滨乘船顺松花江而下到达三江口，由此入俄境内之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或由三江口处溯乌苏里江而上或去乌苏里斯克（双城子），或去其他地方。④第四条通道，为山东水路，由威海乘船到烟台或到青岛，再由此两地换船直奔乌苏里斯克，或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华人去西伯利亚不仅形成了4条通道，而且形成了移民中转的8大中心：哈尔滨、黑河、青岛、烟台、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

自清代晚期到现在，究竟有多少中国人到西伯利亚去？有多少人定居于那里成为俄（苏）籍华人？这是无法计出精确数字来的，但还是有一些较为精确的数字可供我们思考与判断。据俄国远东地区官员翁特别尔格记述，1868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尼古拉耶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等远东四大城市有华人26 284人。又据《旅俄华人》一书指出：清光绪九年（1873年），海参崴有华人18 000人，双子城8 000人，伯力4 000人，海兰泡2 000余人，徐尔固100余人，同时往来于黑龙江和乌苏里江经商的华人至少有1 000多人。此外，定居和半定居在乌苏里江沿岸以及沿海岸的华人约有2万多人。这样，在1873年仅远东地区有华人近54 000人。

20世纪前后，由于俄国较大规模地开发西伯利亚，并修筑横贯欧亚大陆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干，急需大批劳力，因而华人去西伯利亚形成移民洪流。然而这一洪流的势头由于沙俄在1906年8月残暴地屠杀我江东64屯（吉雅河以东）同胞而遭到扼制。据《阿穆尔报》估计，在1906年6月前，江东64屯华人有35 000人。江东的64屯事件发生后不久，黑龙江将军程德全代表中方与俄方代表谈判，达成恢复两国贸易的协议。此后华商华工去西伯利亚的势力再次增强，估计在1906～1910年间至少有50万人去西伯利亚，主要去东西伯利亚。同时，这5年间约40万华人返回祖国，即有15万人定居或半定居于东西伯利亚，成为俄籍华人。翁特尔别格指出，1906年以哈巴罗夫斯克为中心的俄国滨海省有华人47 390人，到1908年则上升为68 355人。1910年以布拉戈维申斯克为中心的阿穆尔省有31 872华人。这位俄国官员估计，1910年东西伯利亚的汉族华人至少在11万以上。他还特别指出，其中女性华人约占3.5％。

总而言之，在1910年前后出现了华人移往西伯利亚的第二次高势头。这一势头一直保持到1922年。

1922年，中苏两国禁止自由出入境，要求出入境人员必须持本国护照，即上文提到了“断交通”。这样以来，来往国境线上的人员必然受到限制。加之，民国十八（1929）又有两件事致使中苏关系恶化。一为中东铁路事件，另一件为苏方在黑龙江上扣留中国船只与人员事件。这两件事导致中苏交恶，华人大惧，纷纷返回祖国，不能回者，如同苏妇女婚配又有子女者，只好加入苏籍。同时，这时前苏联推行集体化方针更加剧了华人返回的势头。一言以蔽之，华人移向西伯利亚洪流势头第二次被扼制，移向西伯利亚的人数日益减少。

在上述背景下，1931～1945年，东北三省以致整个北方为日寇长期占领，中苏国境线双方都用军队严密封锁，上述4条通道完全断绝。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只有少数冒生命危险偷越国境者，或中国抗日军政人员在日寇追捕下而被迫入苏境之西伯利亚。显然，此种人极少。

1945年（民国五十六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伴随着中苏关系正常化，华人去西伯利亚势头再次逐步增长。但在整个60～7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又日益恶化，以致彼此视为仇敌，当然华人去西伯利亚势头又一次被扼制，只有个别“跑私江”者偷越国境。自80年代初以来大陆对外推行开放方针，90年代苏联解体，俄国亦推行新方针，华人移向西伯利亚势头逐步升高，黑河、哈尔滨、绥芬河、满洲里以及俄国之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尼古拉耶夫斯克、赤塔、涅尔琴斯克又成了华人出出进进的热闹非凡之处。这种新升起的势头将会有高有低，但60～70年代的那种冰冻局面彻底被打破了。

三、华人在西伯利亚的状况

西伯利亚拥有极丰富的自然资源，雨雪充沛，河流纵横，土壤肥沃，但交通极不便。华人来到这里多从事筑路、淘金、种植菜蔬、捕鱼、皮毛、贸易等行业。以职业论，他们中有工人、菜农、工职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但各种行业的工人约占85％左右，居大多数。

在1922年以前，采金业是西伯利亚华人最重要的行业。东西伯利亚盛产黄金，素有“金窟”之称，产地主要在阿穆尔省。沙俄时代，该省所产黄金占全俄黄金产量的85.7％。著名的采金公司有上阿穆尔公司、吉雅公司和阿穆尔公司。1895年，上阿穆尔公司产黄金高达8 861.58公斤，吉雅公司产金100.74公斤，阿穆尔公司亦产黄金73.71公斤。这三大公司所雇用的采金工人，绝大部分是华人。还有不少华人自己在盛产黄金的偏远地带淘金，最典型是金沟的淘金华人。

一些老华侨较详细地叙述了金沟当时的状况。它位于西伯利亚雅库特境内，北距北冰洋约1 100至1 500公里，因其是盛产黄金的山沟故名金沟。华人还命名为麒麟沟，以取吉祥之意。矿区内经常保持华人3 000人左右，另外还有千余人为俄国人或其他国籍人。1925年后，华人有所减少。这里的华人多是来自国内河北、山东两省。金沟里的华人社会十分团结，很讲义气，相互尊重、帮助，称50岁以上的人为“大爷”，称40多岁的人为“某老”，如“张老”、“王老”，对二三十岁的人称“老戛达”，对不满20岁的称“二把式”。总之，这里的人十分团结、相互关爱。金沟里有一条名为“孙中山街”的街道。矿区成立了工会，华人大部分加入了工会。辽宁省营口人车福臣和山东省掖县人张宪政是那时金沟的华人领袖，曾组织华人淘金班为前苏联当地政府采金。矿区内还有华人开办的商店和工厂。如山东掖县人李仁阳和一位犹太人合资开的商店；山东黄县人于子谦开的杂货店；山东莱阳人邢某某开的胜利商店。办工厂的有辽宁营口人薛万元和山东潍县人霍兴茂合资开办的制造汽水与“戛瓦斯”饮料的工厂；一位姓仲的华人还开办了一个香肠加工厂。

1925年，苏俄政府在此矿区建立管理机构，从1928年起又规定淘金者采到的黄金一律卖给政府，接着从1935年起实行淘金机械化和国有化，因此淘金华人大部分陆续离开金矿返回祖国。俄籍华人刘俊生先生说，他曾在该金沟淘过金，后离开那里，1959年他去过金沟，那里的华人为数甚少了，60岁以上的老华侨仅有63人。

工商业亦是西伯利亚华人所从事的一项重要活动，如上文所提到的金沟几位华人开办商店和工厂的事。西伯利亚华人搞工商业活动的中心地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哈巴罗夫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乌苏里斯克、克拉斯雅尔斯克、赤塔、巴尔瑙尔。

据老年华侨讲，中国的衣料、食糖、茶叶、粮食（稻米尤甚）、食品（罐头食品尤甚）为俄国人所喜爱。“开交通”时期，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一个城市，有华商500余家，此外还有小本经营的摊贩，“跑行商”者很多。这些大小华商频繁地往来中俄（苏）两国国境线上。有些华商大商号在俄国较大城市设分号。他们不仅从哈尔滨、天津、上海进货，而且还从日本进货。由此涌现出一批著名华侨商人和商号，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华商和盛义、尼古拉耶斯克华商邵宗礼以及张奎祥、毕凤芝等人。

邵宗礼（1854～1952），辽宁朝阳人，19世纪80年代去西伯利亚，辗转于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斯克、符拉迪沃斯托克、尼古拉夫斯克，贩卖贵重毛皮而发了大财，最后定居于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开一家商店，售卖皮货及杂货。该店把贵重皮张和药材运往中国销售，再从国内上海、杭州等地运回布匹、绸缎、茶叶在俄（苏）销售。

张奎祥，回族，原籍山东，先在爱珲城开设益盛公粮栈，后与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俄商签订长期供应牛肉合同，因而发大财。不久他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开设杂货店，店名为“义和公”，亦卖牛肉，并在该市西北郊区设一宰牛场，此处中文名为“小北屯”。张奎祥生意做大，在黑河设大型牛场两处，为供应货物方便自己购三艘汽轮往来黑河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同时，他还做农具生意，把俄国之马拉犁、马拉收割机、马拉脱谷机等先进农具运回国内销售。(www.daowen.com)

毕凤芝（1870～1942）亦系著名华商，山东掖县人，1917年（民国六年）去西伯利亚，后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开设金行，专做黄金生意，从华人淘金者手中购买黄金，再派专人将黄金运到上海等地销售，获利甚巨。

类似这样的华人商人在西伯利亚其他城市亦很多。他们和其他华人一样为开发西伯利亚作出了巨大贡献。

华人在西伯利亚经营商业最典型的城市是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原为中国领土，名为海兰泡，是一个中国居民集中区，根据中俄《爱珲条约》，其领土主权沦入沙俄之手。俄国人在1858年将其升级为市，成为沙俄新设置的阿穆尔省之省会。因它和黑河市与爱珲县城仅一江之隔，故该市成为华人往来中俄两国边界的重要城镇和中心地区。到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全市人口有4万人，半数以上为华人，其中工人、商人、摊贩、手工业者、采金工人、菜农等居多数。在华人和俄国人共同努力下到1920年，它成了苏俄远东的一个工商业中心，和哈巴罗夫斯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齐名。是年有较大华商500余家，星罗棋布地分布在繁华街道上，各华人商店挂有中国字的牌匾。逢年过节或新商店开张时，也像中国国内一样张灯结彩，鸣放鞭炮，十分热闹，吸引大批俄国人来光顾。各个商店销售中国的布匹、绸缎、衣料、茶叶。著名的商店有宝顺成、定顺号、双和永、万兴号等。此外，还有许多小摊床，在市内随处可见。

中国手工业者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开设皮鞋店、成衣店、帽店、照相馆、面包房、浆洗房等。中国商人在繁华的黄河大街中央市场两侧开办了中国菜肴的饭店，著名的有聚仙饭庄、三义楼等。

由于中苏关系的多次演变，目前俄藉华人已很少，据1988年统计，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仅有31户俄籍华人。他们中担任公职者只有3人，其余皆为从事体力劳动者：车工、司机、建筑工人、水暖工人、筑路工人、菜农等。这些华人大部分已与俄女子婚配，有了子女。应着重指出的是，自中俄（苏）贸易恢复以来有大批华人前来该市做生意，因而半定居和临时定居的华人至少在3万人以上。

在华人参与开发下，现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一个拥有22万人口的现代化城市。从该市的发展可以看出，华人为西伯利亚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是何等巨大了。

在西伯利亚有许多华人从事蔬菜种植业。由于这里地处北纬50度以北，生长期很短，因此只能种植胡萝卜、大头菜、韭菜、茄子、辣椒、白菜、西红柿（番茄）、马铃蓍（土豆）、洋葱。华人菜农一般自产自销，供应华、俄市民。他们绝大部分在西伯利亚城镇郊区垦荒种植。从老华侨提供的资料看，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西北郊区的小北屯是比较典型的华人菜农种植区和聚居地。小北屯距市区约是3公里。笔者在该市居留时会多次到过此地，现大部分田地已为飞机场所占用。小北屯最初时只几户华人菜农，随着布拉戈维申斯克市人口的增多，蔬菜需求量成几倍十几倍地增长，因此小北屯也发展起来，到1922年（民国十一年）前夕已发展成300多户华人的聚居地，菜田已扩大上百倍。这是一个清一色的华人区，汉语是通用语言，保持着汉族的风俗习惯。他们多是从山东、河北辗转而来的穷苦农民和小手工业者。除种植蔬菜外，有的合资办豆腐粉条作坊。还有的在这里开办商店、屠宰场以及旅店、浴池、客栈等。后亦因中俄（苏）关系的变动和日寇占领东北三省等因素，华人大批回祖国，到本世纪40年代，小北屯也衰落了。但小北屯人所开创的蔬菜种植业一直保持到现在。笔者在东西伯利亚的一些城镇逗留时经常到菜市上去，间或买一点，发现菜农多数是俄藉华人，当然也有俄藉朝鲜人、越南人，但居少数。即便是华人菜农已不会说汉语，而只会说俄语。我曾用汉语同他们攀谈碰了钉子，只好改用俄语。他们是从其父辈那里学会种植蔬菜的。

成千上万的华人从事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的建设，甚至沿线的车站、房屋、站台主要是靠华人的劳动造起来的。这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在20世纪初，一船船满载华工的汽轮从青岛、烟台港驶往海参崴港，有时每年达数万人，大部分人去修筑铁路和公路。西伯利亚原有的交通落后的面貌为华工的劳动改变了。

那么，现在西伯利亚华人是怎样的呢？

自从8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和中国国内都发生了变革。在这种背景下，中俄边界又活跃起来了。

在黑河、绥芬河、布拉戈维申斯克及其他中俄双方边界城市进行贸易的特点是易货贸易。这是在高级历史发展阶段上的原始贸易方式。物物交换是原始贸易，但中俄双方公司通过签订合同，把要交换的货物折价成瑞士法郎，通过各自的海关办理进出口手续，而这些是高级历史阶段上的贸易方式。

华人商人一般用白砂糖（甜菜糖，不是甘蔗糖）、服装、鞋帽、罐头食品（牛肉）以换回俄国的木材、钢材、重型机械、巨型卡马斯卡车、小汽车、铜以及废船、废列车厢、废铁轨等等。进行贸易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有下列两种：一是大商人开办的公司；另一种是个人以跑行商的形式。以公司言，仅在黑河一地最多时达3 000余家公司。这些公司在西伯利亚一些大城市都设有办事处，实际上是设在西伯利亚的分公司，并派有大批人员常住西伯利亚各城市。个体跑行商者人数亦相当多，仅黑河与绥芬河两个口岸每天往来者，每处都在三四千人左右。这些人在俄国都租有房子并派有专人常住，以便进行销售和购买货物。上述两种形式的商人在西伯利亚究竟有多少，其精确数字无法得知，粗略估计当在10万人上下。

我在西伯利亚还见到许多中国留学生。为了了解他们的状况，我特地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商学院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师范学院去会见他们。他们或是公费或是自费来学习俄语的，一般5年，学成回国。从和他们深谈后来看，这些学子都各有千秋。

落地生根的俄藉华人除工人外，还有不少是学者、工程技术人员、各类学校的教师、华语电视电台广播人员。一般说来，俄藉华人的生活水平彼此大体相同，差别不大。但从这些人的气质来看已俄罗斯化了，且不少的人是中俄混血。虽然如此，他们并不是俄罗斯民族，仍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俄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华族。作为一个民族，他们有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建立了一系列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建立的华人组织有：海参崴中华总商会（1909年建立）、双城子中华总商会（1909年）、伯力中华总商会（1910年）、布拉戈维申斯克阿穆尔中华总商会（1919年），后该会改名为阿穆尔省华侨总会。此外，赤塔在1917年亦建立一个名为“旅俄华侨东西伯利亚总联合会”的组织。该联合会在后贝加尔省有12个分会，代表本省7万华侨的利益。赤塔市有华商4000余人。在1917～1922年西伯利亚社会动荡不定时，华侨总联合会还组织过商团武装以保护本省的华人。

上述华侨祖织在维护西伯利亚华人利益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但随着俄（苏）国国内政局的变动，它们也发生了许多变化。目前，西伯利亚华人华侨新组织尚未正式形成，处于酝酿阶段。

四、西伯利亚华人的特点及其发展趋势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西伯利亚华人华侨有下列特点。第一，西伯利亚华人不像南亚、美国、欧洲、澳洲的华人那样有相对的稳定性，相反，流动性特别大，中俄边界上华人来来回回十分频繁。由于这种流动，造成了西伯利亚没有形成像新加坡、美国唐人街那样大而稳定的华人社会。第二，从历史上看，华人去西伯利亚的人口流动曾多次因政治原因被打断。相反，华人移向其他国家则很少见到这种现象。第三，从清代以来，山东、河北的人民大规模地移向中国东北三省，形成了中国由关内向关外移民的洪流，从而开发了东北三省，尤其开发了三江流域地区。华人移向西伯利亚的人口流动乃是中国国内由关内向关外移民洪流的延续和发展。换言之，没有国内移民洪流，没有东北三省的开发，就不可能有华人移向西伯利亚的人口流动。第四，在华人移向西伯利亚的同时，俄（苏）国国内也有一个由乌拉尔山以西向以东，即由欧洲向亚洲的西伯利亚的人口流动。这也是两种文化即向中华文化和俄罗斯文化向西伯利亚的传播运动。这两种人口的流动和两种文化的传播运动则是开发西伯利亚的希望所在。

应着重指出的是，华人移向西伯利亚的人口流动虽被多次打断，但从未被彻底打断，打断几次就恢复几次，这表明中俄（苏）在开发西伯利亚问题上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打断是暂时的，共同的利害关系是永存的，因此华人移向西伯利亚是必然的。要开发西伯利亚，没有华人的劳力，是一句空话，这已为历史所证实。

由以上观之，西伯利亚仍是华人移民的热点之一，这也是中俄关系未来发展史上的一大趋势。

参考文献

1.《阿穆尔黄种人》，俄国远东出版社，1918年版。

2.薛永盛等：《旅俄（苏）华人华侨组织面面亲》（油印资料）。

3.徐树秋等：《旅俄华人》，黑河市印刷厂印刷，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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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吉林省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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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资料》，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原载台湾《侨协杂志》1996年第5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