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文化的南移

就世界而言，任何时代都有一两个先进的文化中心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化高峰，代表着那个时代的前进方向。具有追求进步天性的人类，总是千方百计地向文化中心学习，而文化中心也必然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到文化较低的区域或国家，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传播运动。这也像流水一样，由高文化国家和地区向低文化国家和区域流动。中华文化向南洋移动的历史事实，充分证明了这一论点的正确性。所谓中华文化南移，是指中华文明在古代向南洋诸国传播，并由比推动了南洋各国社会发展的进程。

中华文化在历史上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并对周围的国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尤其对南洋诸国影响最大，而华侨下南洋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南移。本文试图以中华文化南移为据，论证一下华侨对开发南洋的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

一

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证实，中华文化南移早在秦汉时代就开始了，发展于魏晋隋唐时期，宋元时期出现了文化南移的高潮。明代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出现了新的高潮。由此可知，中华文化的南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约有1800年之久。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的壮观奇迹，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文化如中华文化这样有如此历史悠久的传播。

《汉书·地理志》中，有一段记述颇详的资料可以佐证中华文化南移始于秦汉，如下：“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而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往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己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¹⁾

这段文章起码说明了下列问题：首先，最晚在西汉时中国就有一条通向马来半岛南部（都元国）、缅甸（邑卢没国和夫甘都卢国）、印度东南部（黄支国）的航道。又根据“黄支之南，有己不程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等语，这条航道很可能已通向印度南端或今斯里兰卡。其次，在汉代中华文明已开始向南洋移去，并且已移向了南洋许多国家。再次，中国同南洋这时既有了正常的贸易关系，亦有了外交关系。这说明通过正常的国与国交往渠道，中华文化传播到了南洋。最后，说明西汉时期中国同南洋的交往已有一定的规模。据此推断，中华文化南移起码在秦代就开始了。

中华文化南移开端于秦汉，还有一些考古文物可佐证。在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曾发现一个汉代的瓷碗，碗上有汉代服饰的人物与马匹。同时在这里还发掘出一个上有汉代年号的灰色陶鼎，上面铸有“元帝初元四年”字样。在加里曼丹发掘出一个绿釉瓷龙勺，经专家考证，该勺系公元1世纪的文物。在印度尼西亚的其他地区也发掘出许多汉代器物。所有这些考古资料无疑是证明中华文化在秦汉时期开始南移的铁证。

此外，还有两条文献史料值得提出来，用以佐证。一条是秦朝曾置三郡于中国南部，其中象郡即今之北越，同时汉人赵陀曾被汉高祖封为此处的国王。这位汉人国王及其后裔在北越统治达93年之久。另一条是，汉武帝曾派伏波将军率伏波楼船走海路征讨南越。

任何文化的传播，有其种种渠道或方式，诸如通过对外贸易、文化交流、对外战争以及宗教、外交、移民等等。纵观中华文化南移的历史，秦汉至隋唐，以对外贸易和文化、宗教交往为主要渠道；宋元以后，尤其是明代，则以对外贸易与移民（华侨）作为中华文化南移的主要渠道。因此，探讨中华文明的南移，则必须和研究南洋华侨史结合起来，亦必须和对外文化交往与对外贸易结合起来。

二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文化南移在秦汉的基础上，以更大的规模发展起来。吴国国君孙权在公元244年曾派朱应康作为特使出使扶南（今柬埔寨）。回国后，他们写了《吴时外国传》和《扶南异物志》，用以记述所到之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民俗风情。这是中国历史上较早论述外国的专著。

南北时期，上层统治集团开始崇尚佛教，到了唐代达到高潮。而佛教圣地则在印度与斯里兰卡。因此，不少僧侣梦寐以求地向往到那里求取真经，以纠正当时佛经“经律舛缺”。晋人高僧法显偕其同道慧景、道整于公元399年从长安启程西去，经流沙、葱岭到达天竺（印度），又从天竺南去斯里兰卡。归时走海路，搭乘印度船，途中曾避风于耶提国（爪哇），在此停留半载。法显等人之行在中华文化与印度文化交流史上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并为后来中华文明的南移提供了条件。

到南北朝时，海路已通航数百年，因而，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已有相当规模；丝绸、瓷器及其他代表中华文化的物产，大批地涌入南洋各国与印度次大陆。宋齐梁陈诸王朝，十分重视同南洋的经济与文化交往。到隋唐时期，华人定居南洋者肯定存在，这是有资料可证的。

颜斯在其《南洋蠡测》一书中写道：“新忌利坡有唐人墓，记梁朝年号及宋代‘咸淳’”。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①“唐人”一词的出现。所谓唐人，即定居国外的华人，到今天国外仍称华侨为唐人。②“唐人”一词出现在五代及宋代初年，并且已有“唐人墓”，可见绝非是五代初年才移居来的华人。据近人陈碧笙主编的《南洋华侨史》指出：唐末黄巢起义攻占广州后，有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逃往巴邻旁（今印尼巨港）的同时，亦有不少的华人被挟裹而去定居南洋。又据康伯尔说，公元924年（唐朝同光六年）有一艘中国船在三宝垅附近水域沉没，船上幸存者上岸定居下来。李长傅在其《中国殖民史》中说，马素在公元943年路经苏门答腊时见“有许多中国人耕植于此岛，而尤以巴邻旁区为多，盖避黄巢之乱而至者”。

综上所述，在唐宋交替时期，已有一定数量的华人定居在南洋。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而且也是亚洲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自此之后，中华文化在华侨的直接推动下，更广泛、更深入地向南洋诸国传播。如果说秦汉是中华文化移向南洋的开始时期，那么自魏晋至唐末，则是中华文化移向南洋的渐进时期，自此之后则进入了它的高潮时期。

三

到宋元两代，中华文化南移有了一个新的长足发展，出现了历史上第一次中华文明移向南洋的高潮，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第一，对南洋诸国的贸易，无论在数量上、规模上或在品种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赵汝适的《诸蕃志》指出：宋代同海外进行贸易的国家有50余个，元代达98个，其中部分是南洋国家。同时，不少的南洋国家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如占城、三佛齐、阇婆、勾本兰山、八都那间、真腊、麻逸、渤泥、三屿、佛啰安、单马令、凌牙斯加、蒲哩鲁、苏吉丹、爪哇、罗斛国、彭坑、丁家奴、尖山、东冲古刺以及今新加坡、泰国、缅甸、斯里兰卡、孟加拉、印度等。

贸易的品种亦大幅度增多。以宋代言，出口南洋的产品有丝绸、瓷器、铜钱、金银、铅、锡、糖、酒、盐以及各种铁制品。在元代出口南洋的产品就更多了，仅丝织品多达30余种。绢有花宣绢、细绢、红绿绢、红绢、小红绢、山红绢、狗迹绢、诸色绢、绢衣等。缎也有数十种产品出口，如龙缎、草锦缎、青缎、色缎、土绸缎、苏杭色缎等等。此外，还有品种繁多的锦、丝织品出口

对外贸易的发展，是文化传播的重要体现。宋元时代，中华文化向南洋的传播伴随着对南洋贸易的扩大而扩大，这必然对南洋各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当时南洋各国社会发展阶段较中国落后，所以中国产品尤其是工艺品，在南洋颇受欢迎，成了社会的必需品。

第二，中国在宋元时代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对外贸易海港和商船队，并拥有世界上最优良的大型远洋船舶和造船中心。那时的泉州和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港，肩负着对南洋贸易的重任，同时又是世界上著名的造船中心。此外，明州、杭州和扬州亦是造船中心。据史书记载，宋代制造出的远洋巨船“深阔可数十丈”，“可载五六百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说，当时广东制造的远洋船舶是“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并且“养豕、酿酒其中”。宋代亦能熟练地运用指南针于远洋航海。这种由先进的船舶组成的强大的商船队是宋元两代对外贸易扩大的先决条件，亦是中华文化移向南洋的有力交通工具。

第三，进一步开辟了中国通往南洋各国的航道，并构成了那时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国际航海网。早在汉代，中国与南洋间的航路已通，到宋代已形成了中国通往南洋的航海运输网。这是中国对亚洲，尤其对南亚的一大贡献。通往南洋的主要航线有：以泉州或广州为起点到三佛齐的航线，途经占城、真腊、罗斛、凌牙门、罗波斯、东冲古刺、吉兰丹、加里曼丹等国，这是一条主干航线。另外一条主航线是从泉州到古里地闷的航线。这条航线是以三佛齐为中转站，即到三佛齐后转道东航可达古里地闷，途经阇婆、苏门傍等国；或由三佛齐向东北航行，可达渤泥、麻逸、三屿诸国（这三国即今菲律宾）。占城亦是一大中转站，由占城西航可达今柬埔寨与泰国南部。穿越地峡可达故临国，如再向西航行，可达阿拉伯海岸诸国与东北非，返航时可经马六甲海峡归国。到元代，通往南洋的海上运输网就更完善了，此即世界历史上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还应指出，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靠中国人（其中包括华侨）所开辟出来的海上航道。

第四，由于对南洋贸易的大发展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形成，宋元两代下南洋的人数与在南洋定居的人数大为增多，因而出现了长期留居南洋的华侨。宋代出现了表述那些长期留居南洋的华人术语，不过那时尚未出现“华侨”这样的专用术语，只是用“住冬”、“住蕃”来表示。朱彧的《萍州可谈》一书指出，此人过海外，是岁不返者，谓之住蕃，亦有住蕃十年不归者。《诸蕃志》亦指出，泉舶四十余日到兰里、住冬，至次年再发，一月始达故临国。所有上述史料都表明，在宋代已有一定数量的华侨了。(www.daowen.com)

到元代，又经过几百年的发展，不仅去南洋的华人大幅度地增多了，而且长期留居南洋的华人也增多了。据史书记载，元代去南洋的华人不仅有商人、使节，还有很多平民。他们或为逃避战乱或因饥荒逃到南洋，以寻求生活出路，而南洋又是一个易于谋生的地方。这里雨量充沛、阳光充足、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又落后，因此，对穷困的华人有极大的吸引力。周达观在其《真腊风土记》中写道：唐人之所以愿到南洋，是因为那里米粮易求，妇女易得，居室易办，器用易足，买卖易为，往往逃逸于彼。另外，我们从周达观所述的这段文字中还可以看出下列问题：①华侨的数量增多，在南洋居民中形成一个用“唐人”来表达的社会集团，从此，“唐人”一词开始广泛使用了。②华侨开发了南洋，把祖国先进的农业技术、手工业和建筑技艺等带到了那里，从而促进了南洋各国的经济发展。③华侨同当地土人妇女婚配，从而开始了种族融合，这对后来华侨在南洋各国逐步形成一个新的民族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南洋华侨的增多还有政治和战乱的原因。南宋末年，在蒙古军队的进逼下，大批南宋官员及其家属逃往南洋成为华侨。南宋左丞相陈宜中、吏部尚书陈仲微、参知政事曾渊以及陈丁孙、赵忠、沈敬之等皆逃往海外。郑思肖在《心史》中写道：当时诸文武臣流寓海外，或仕占城，或婿交趾，或流远国”。这些人和去南洋的商人、平民是不同的，他们的文化素质、社会地位很高，又有丰富的治理国家、处理政务的经验，因此，他们到达南洋必然对所到国家的政治、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新建立起来的蒙古贵族中央政权，为了长治久安，曾派兵数万与战船千艘下南洋征讨流亡海外的南宋官员，因遇飓风，许多战船沉没，众多士兵因此流散南洋各地。据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流散的元军多定居格兰岛、加里曼丹一带，并“与蕃人丛杂而居之”，从而亦成为华侨。自此开始，华侨便成了中华文化南移的主要因素。这一因素到明代就显得格外突出了。明代，华侨人数较宋元时期大增，加速了中华文化的南移，从而把中华文化南移又推向新高潮。

华侨人数的大增，最重要的表现是南洋各国形成了华人社会，并且是作为南洋各国的一个新的民族而出现的华人社会。这同时又是中华文化南移运动形成新高潮的主要标志。南洋华人社会形成之主要表现为华侨聚居区、华侨经济体制与华侨领袖的出现。黄衷在其《海语》一书中指出：在泰国的阿瑜陀耶城“有奶街、为华人流寓者之居”。《南洋华侨史》指出，在占城、柬埔寨、马六甲、旧港、杜板、革儿昔、苏尔巴牙、三宝垅、文莱、麻逸、苏禄、阿瑜陀耶城……“都有固定的华侨居住区”。马欢在其《瀛涯胜览》中，详细地讲述了今印度尼西亚华侨社会的情况：在爪哇有“三等人”，而“唐人”是其中的“一等人”；在苏禄马益以北20余里有一个千余户的华侨聚居村落，名曰“新村”；在杜板华侨也有千余家；在旧港，居民大部分是华侨。

华侨聚居区的形成必然导致华侨领袖的出现。而华侨领袖的出现，又成为促使华侨社会得以稳固与发展的重要因素。元明两代，南洋各国著名的华侨领袖主要有：梁道明、施进卿、施二姐（女）、陈举成、文智利、陈子仁、曾寿贤、黄子顺、张思道、陈彦祥、林得章、丘弘敏、谢文彬等。他们一方面“雄视一方”领导华人社会前进，另一方面维护漂泊异国他乡的侨胞的利益，帮助“新唐人”来后定居下来谋生。在这两方面，华侨领袖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深受同胞的拥护与爱戴。

明代之所以出现中华文化南移的高潮，还有下列新的因素。第一，这时南洋诸国正经历着由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大变动，或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大过渡，或虽处于封建社会，但由于种种原因导致了政治上的动荡不定。无论哪一种变动，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力量来完成社会的变动或结束政治动荡的局面。当时的中国是大国，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居领先地位，因此，有能力给南洋各国结束变动的力量。第二，明王朝从一开始就加紧了对南洋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活动。郑和七下西洋就是典型例证。郑和的航海活动，对中华文化南移，无疑是一次大的推动。第三，明代的大患之一，是东南沿海倭寇的猖獗活动，使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遭到了严重破坏，而明王朝以武力剿寇。战乱中，东南沿海人民被迫背井离乡，逃往南洋。第四，南洋华侨社会的形成是以中华文明作为自己的基石。南洋华侨社会就是中华文化的缩影，是中华文化南移的实例。

明代以后，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国际上说，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大举向亚洲，尤其向南洋各国入侵，整个南洋逐步沦为殖民地。中国国内，满族贵族进关建立大清帝国，为了其自身的私利而采取了闭关锁国的反动政策。所有这些，皆使中华文化南移受到了极大的阻碍，其声势远非昔比了。

四

南移的中华文化，虽处于中国的封建社会且为古代文化，但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它经过长期的去粗存真的锤炼，已成为文化精粹，具有较高的民族性、科学性，因而具有先进性。那时的中国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是世界第一流的，基于这样经济上的文明也是世界上第一流的。从汉代到明代，用这样的文化培育出一批批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家、发明家、思想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及航海家、医学家、史学家、文学家，等等。这也正是中华文明之所以长久不衰地向南洋传播的根本原因所在。当时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南洋各国，为了自身的发展，必然要向先进的民族学习，而华侨正是顺应了这一历史的要求而推动了中华文化的南移。中华文化的南移，通过华侨，对南洋地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华侨把中国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南洋诸国，如婆罗洲的通波索人学会了使用和制造由华侨传去的耕耘技术。南洋大部分国家向当地华侨学会了栽培白菜、韭菜、荔枝、龙眼等蔬菜、水果的技艺。

其次，华侨也把中华先进的手工业技艺，诸如陶瓷工艺、造纸、印刷、造船等带到了南洋，并在印尼和泰国建立了陶瓷与造船中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南洋各国的经济结构，加速了社会的发展。

最后，他们还把中国的文物典章制度、诸子百家学说及文化典籍、生活习俗等带到了那里，使南洋各国开始了政治、文化、宗教、习俗的剧烈变革。

应指出的是，华侨在传播中华文化的同时也把南洋各国好的东西带回了祖国，也丰富了中华民族的文化。

在中华文化南移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国国内也有一个人口与文化南移的问题，即由北方向南方移动。纵观历史，秦汉时代就已开始将北方的先进的文化移到了长江流域，那里的人口大增，工农业有了较大发展，文化素质也相应地得到了提高。三国和东晋时，南方又得到了一次较大发展。五胡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由于北方连续数百年的战乱，再次出现大批人口与文化的南移。从而使江南广大地区得以进一步地开发与发展。五代十国与北宋末年，北方再度战乱，又一次人口与文化的南移。直到元朝建立，中国北方的政局才稳定下来。元末，北方再次陷入战乱，南方却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不难看出，中华文化与华人人口向南洋转移是与国内人口与文化的南移密相相关的。试想，如果没有国内人口与文化的南移，南方得不到开发与发展，那么能出现中华文化移向南洋的历史现象吗？

综上所述，中华文化的南移，不是偶然的历史现象，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国情与亚洲、特别是南洋各国的社会发展规律的。在漫长的亚洲古代史上，主要有三种文化在流动，中华文化、印度文化及伊斯兰文化。这三种文化的传播，加速了亚洲历史的发展，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事实。

参考文献

1.陈碧笙主编：《南洋华侨史》，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2.《史记·南越赵陀列传》。

3.《史记·南粤王传》。

4.《三国志·吴志》。

5.《晋书》、《宋书》、《齐书》、《梁书》、《陈书》。

【注释】

(1)《汉书·地理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