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建立了，它的建立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正式形成。

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历史问题。第一，“民族国家”理论首先是由列宁提出来的，后来斯大林在列宁的理论的基础上又提出资产阶级民族的学说，因此探讨这个问题，具有普遍的理论意义。其次，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有自己的历史特点，研究这些特点既可以深入研讨澳大利亚历史发展规律，又可以为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关于民族学说提供有力的例证。再次，我们知道，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就其形成历史而言，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古老民族型，是在原有的居民基础上形成的，历史悠久的那些古老国家属此类型。这种类型在世界上占绝大多数。②结合型，是由原有土著居民和后来的外来移民逐步融合形成民族国家，如西属拉美诸国以及马来西亚和南非一些国家。③移民民族国家型，主要是由外来移民逐步形成新的民族和新的国家。澳大利亚就是这种类型的近代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此外美国、加拿大、新加坡、新西兰等国也属此种类型。由此可知，研究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史，对研究这种类型国家的历史会有触类旁通的作用。第四，马克思主义史家对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几乎没有作过正面的、系统的探讨。而西方史家（包括澳大利亚史家）对这个问题又不十分感兴趣，即使是有的史家探讨了这个问题，但其观点也不敢苟同。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本文试图就有关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进行探讨，还请学者批评指正。

一、“淘金热”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

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始于何时，换言之，以什么为其起点，这是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简单的回答：起点就是19世纪50年代的澳大利亚的“淘金热”（Goldrush）的出现。

19世纪40年代，澳大利亚多次发现金属矿。如1842年在南澳大利亚距巴罗萨河谷不太远的山上发现了铜矿，即后来的卡庞达和伯拉等铜矿区；在诺布和莫纳克两地发现铁矿，即后来闻名世界的澳大利亚优质铁矿。与此同时还在新南威尔士和布罗肯希尔发现银矿。但是这些金属矿的发现在当时对澳大利亚影响不大，影响最大的是1851年金矿的发现。

实际上早在发现铜、铁、银等矿前就已发现过金矿，不过当时澳大利亚流犯人数很多，殖民当局怕开采金矿会引起严重社会后果，故未允准开采，加之那时尚未发现像后来蕴藏量那么丰富的金矿。关于这个问题，吉普斯总督曾向W.B.克拉克牧师谈过。他说：“克拉克牧师，请把金矿藏起来，不然我们二人都有生命之虞。”⁽¹⁾但是，到1851年情况却不同了。澳大利亚已完全由流犯殖民地转变为公民殖民地，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自由移民的数量超过了多种类型的犯人；已废除了向澳大利亚中心地区——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流放犯人的制度；1851年1月到1852年6月先后在新南威尔士的巴瑟斯特和维多利亚的亚历山大山脉和奔戈地区发现了蕴藏量丰富的金矿。

正是这些原因，殖民当局的政府秘书迪斯·汤姆森将哈格里夫斯发现金矿的消息在1851年5月15日《悉尼先驱晨报》上一公布立即轰动了悉尼，轰动了澳大利亚，轰动了全世界。

淘金热给澳大利亚社会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首先给澳大利亚带来巨大的财富，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了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地位。1852年仅一年输出的黄金的价值达1 950万英镑。据澳大利亚史家戈登·格林伍德估计，到1861年已开采出的黄金价值高达12 400万英镑。

这巨额的财富，无疑极大地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第二，淘金热使澳大利亚人口猛烈地增长，从1850年的405 356人上升到1900年的3 765 339人，增长了8倍。第三，促进了澳大利亚的政治发展，19世纪50～60年代带有浓厚独立色彩的宪政运动以及为彻底废除流放制的斗争都在更大规模上进行。第四，提高了澳大利亚在大英帝国中的地位，逐步成为大英帝国的重要成员。

正如澳大利亚早期政治家温特沃斯在1851年7月给巴克的一封信里所说的：黄金的发现“促使我们从殖民地过渡到一个国家的时代”。⁽²⁾现代美国作家根室在谈到澳大利亚19世纪50年代的“黄金热”时也说：“从政治意义上讲，1851年金矿的发现把一个世纪一分为二。”⁽³⁾这种巨大的影响集中到一点，1851年的“黄金热”就成了民族国家形成的起点。

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列宁十分强调经济因素对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作用，他在《论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就几次指出。他说：“要去研究民族运动的历史经济条件”；“成立民族国家的趋向是有深刻经济原因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能忽视那些产生建立民族国家的强大的经济因素。”⁽⁴⁾因此，我们研究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问题，必须分析它形成的历史经济条件。

淘金热吸引来大批的自由移民，其中不少的人是企业家、银行家、建筑工程师、工农业的技术工人以及其他方面的专业人才。这样，就把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文化以及巨额资本引进澳大利亚。再加上黄金大量的开采，大宗羊毛和大批羊肉出口，为近代工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上半叶，澳大利亚仅有几百家生产日用品的手工业工场和一个小型造船厂，工人总数也不过2 000余人。各殖民地所需工业品、工业设备和农业机械几乎全部靠从英国进口。但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近代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地一个个建立起来。到19世纪80～90年代已建立起冶铁、金属加工、车辆制造、印刷、制糖、制砖、农业机械、建筑材料、造船、采矿以及交通运输等企业部门，原有的工矿企业的规模扩大了，生产设备和技术也得到革新。1901年新南威尔士炼钢获得成功，从而澳大利亚有了自己的钢铁工业。

澳大利亚工业经济的发展引起了英国资本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向澳大利亚工业、建筑业和交通运输业投资。19世纪80年代的两件事促使英国资本家大规模地向这里投资。一件事是1886年在伦敦举办了殖民地和印度博览会，澳大利亚也参加了，从而显示了自己工业经济的广阔前途。第二件事是1887年召开了帝国会议，澳大利亚是作为帝国的一个重要殖民区而参加。这两件事极大地鼓动了英国投资者去澳大利亚投资。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各殖民区也主动向英国资本家贷款，以建筑学校和兴办铁路及其他公共工程。

在英国资本的促动下，澳大利亚工业经济在19世纪最后20年产生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并形成了两大经济中心地区——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1893年，维多利亚殖民区的工业产值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30％；新南威尔士殖民区的工业产值占其工农业总产值的20％。其他殖民区工业也有了相当的发展。

工业的发展必然和采矿业的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50年代后，几乎每年都有新矿发现。1871年，一些公司开始开采塔斯马尼亚比肖夫山矿物。从1882年以来，相继在莫尔根山、布洛根希尔、利尔山、集汶山发现了丰富的银矿和铅矿；在西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1888年在泽海因山开始开采铅矿和锌矿。这一历史时期，澳大利亚的采矿业主要是采金业。要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下半叶至1901年，在澳大利亚社会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不是工矿业，而是农牧业。

自淘金热以来，澳大利亚的农牧业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01年基本形成了农牧业经济的完整体系，其中农业经济发展尤为迅速，取得成绩最大。1861年时，已有耕地1 173 628英亩，40年后，耕地面积扩大到8 813 666亩，几乎翻了3番。

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澳大利亚畜牧业在19世纪上半叶发展的基础上，又获致了巨大的发展。澳大利亚的畜牧业的特点是以养羊业为核心，并且是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最大的支柱。羊毛产量也逐年增多，到1891年产量已达634 046 000磅。

促使澳大利亚这一时期农牧业经济发展的有下列重要因素。第一，人口猛烈的增长。澳大利亚的人口从1850年的40多万猛烈增长至1900年的376.5万多人，其中城市人口增长尤为迅速。人口的增长迫切地要求解决376.5万人的吃饭问题。四周为茫茫大洋而又远在南半球的澳大利亚，不大力发展农牧业不仅会使整个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瓦解，而且会使整个社会崩溃，况且这里发展农牧业大为有利可图。第二，农业生产技术水平的提高。伴随着农业生产的增长，农业技术也发展起来。19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发明避根犁和脱粒收割机。1885～1898年间，农业家威廉·法勒在兰布里格（今堪培拉附近）试验繁殖抗锈小麦和抗旱小麦获得成功，提高了小麦产量。法勒的贡献有重要意义，使澳大利亚逐步变成世界主要产麦国之一。这不仅解决了澳大利亚的吃饭问题，而且到20世纪初还有一定数量的粮食出口，从而为工业经济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第三，建立起粮区和牧业区。在农牧业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维多利亚和南澳大利亚两大农业区，这两农业区是澳大利亚两个最大的粮仓。新南威尔士和昆士兰的广大天然牧场逐步成为主要牧区所在地。第四，较为合理地解决了农牧争地的矛盾。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澳大利亚农业和牧业争夺土地的矛盾日趋尖锐。对这一问题合理地解决与否是一个关系到澳大利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牧地借用人占有大片土地，以维多利亚而言，1858年仅领有执照的牧地借用人占有土地达31 467 816英亩，土地全年产额仅1 997 469英镑，平均每英亩净产值1先令3个半便士。另一方面澳大利亚农业生产上不去，耕地面积少，粮食不敷应用，得进口。因此，农牧两业展开了争夺土地的斗争。英国政府和澳大利亚殖民当局以发展农业为原则，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来解决发展农业的土地问题，即迫使牧地借用人向内陆迁徙开辟牧场以让出肥沃的土地辟为农田。这就是澳大利亚历史上的“土地政策”。“土地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从1850年至1884年，仅南澳大利亚耕种面积自6.5万英亩增到276万英亩，即扩大了45倍。从1866年开始不仅粮食自给且开始向英国输出小麦。

交通运输业也随之发展起来，尤其是铁路建设发展更快。澳大利亚在1861年已建铁路205英里，到1891年拥有铁路高达9，514英里，30年内增长45倍多。

19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还大力发展通讯事业。到19世纪70年代末，澳大利亚各城市间都互通电报：1858年7月墨尔本和阿得雷得之间，同年10月悉尼和墨尔本之间，悉尼和布里斯班是1861年，悉尼和阿得雷得是1867年；隆塞斯顿和墨尔本临时性的互通电报是1859年，永久性的是1869年；奥古斯塔港和达尔文港之间通电报是1872年；阿得雷德和佩思之间为1877年。在各殖民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建立起电报局：墨尔本于1878年，布里斯班于1880年，悉尼于1881年，阿德雷德和霍巴特于1883年，佩思于1887年。到19世纪90年代形成了以悉尼、墨尔本、佩思和布里斯班为中心的全澳大利亚电报网，划一了各殖民区的邮电业务的管理。铁路的建设和邮电网的建立增强了各殖民区间内在的联系，促使澳大利亚逐步形成一个完整的有机体。

随着工矿、农牧交通和通讯等事业的开拓和发展，出现了反映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机构和组织，一系列工商企业、银行、金融机构、农牧公司与日俱增，著名的有多格蒂公司、丹尼斯·拉塞尔公司、埃尔德·史密斯公司、戈茨巴勒·莫特公司等。这些公司的经济势力从大城市一直渗透到中小城镇，以至重要的村落都设有分支机构。澳大利亚的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逐步确立起来了。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有自己的历史特点。这种经济形态虽然和英国有极为密切的关系，但两者有质的不同。英国是以工业为其经济的核心，农牧业是附庸，而澳大利亚恰恰与此相反。这个显著的特点，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赋予了特色。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确立，就为澳大利亚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集中的国家。又说：“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情况下，大国比小国更能顺利地解决发展经济的任务。”⁽⁵⁾斯大林说：“要形成民族……还需要有内部的经济联系来把本民族中各部分结合为一个整体。”⁽⁶⁾由上述的历史事实清楚地看出，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结合为一个整体”的“内部的经济联系”已经具备了。

三、民族国家的先决条件

马克思列宁主义告诉我们，一定数量的人口是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形成的先决条件。斯大林指出，民族首先是一个共同体，是由人们组成的确定的共同体，是历史上形成的人们的共同体，并且是由人们组成的稳定的共同体。根据这些理论，我们深入探讨一下澳大利亚的人口形成与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关系问题。

澳大利亚人口，据1954年《联合国人口年鉴》和1955年《政治家年鉴》统计：1954年为8 829 000人，其中英语民族为8 567 500人，占总人口的97％强；其余3％为：土著居民8.6万人、华人1万人、日本人2 000人、印度人2 500人、印尼人2 000人、意大利人5.5万人、德国人9.9万人，还有希腊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共约5 000人。可见澳大利亚人是由四部分人构成：①英国人及其后裔，占绝大部分；②欧洲人，主体是德意两国人；③土著，即澳洲黑人；④亚洲人，主体是华人。所以，澳大利亚史家W·D·鲍雷说：“澳大利亚从来就是一个多种族的国家。”⁽⁷⁾

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这四部分人糅合成今天的澳大利亚人，或澳大利亚民族。这种澳大利亚人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英国人、土著人、亚洲人和欧洲人了，而是一种新的民族，即澳大利亚民族了。

今天的澳大利亚人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不是在原有的土著人口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而是在英国大批移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澳大利亚民族的起点应是1788年。是年，英国第一批移民到达东澳大利亚，此后英国移民陆续涌入。在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以前，英国移入澳大利亚的移民主要有两类人：犯人移民和自由移民。

但是19世纪50年代后，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一，英国自由移民完全取代了犯人移民。从19世纪40年代起，英国移入澳大利亚的移民主要是自由移民，到1866年自由移民完全取代犯人移民，从而清除了澳大利亚犯人殖民地的最后残余。这是澳大利亚人口结构上的一个质的变化。

第二，移民来源构成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了人口的民族成分的变化。在淘金热以前，澳大利亚的移民来源主要是英国，1851年后淘金热发生后，移民来源除英国外还有来自欧洲大陆和亚洲大陆的移民。鲍雷指出：“虽然由于淘金者的涌入而民族成分有某些变化，但绝大多数仍是英国人。”⁽⁸⁾澳大利亚人口的民族成分的变化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民族成分的复杂化对于形成新的澳大利亚民族起了促进的作用。

第三，人口数量的大规模增多。19世纪50年代后，澳大利亚人口成倍地增长。1850年澳大利亚人口为405 356人，到1900年上升为3 765 339人，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8倍多。人口的增多不仅促进了澳大利亚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的形成。

第四，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变化。19世纪50年代前，澳大利亚人口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即在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殖民区。随着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又涌现出一些新的经济区域。如1851年建立了维多利亚经济区，1859年建立昆士兰经济区，1863年建立澳北区，基本上形成了今天澳大利亚行政区域的格局。人口分布也因而发生了变化，各殖民区都相应的有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1861年为例：

①昆士兰殖民区是1859年从新南威尔士分离出来的。

②澳北区因建立于1863年，故缺1861年人口数字。

这样，全澳大利亚除内陆大沙漠地区外都有了活动着的澳大利亚人，从而改变了人口分布。

第五，城市人口显著增长。1861年城市人口为282 008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4.14％；1901年为1 352 384人，占35.38％。城市人口的增长，反映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程度和状况。

第六，从人口的阶级构成上看，澳大利亚有了本民族的城乡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知识阶层。这些阶级和阶层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移民，而是关心本殖民区成长，关心整个澳大利亚成长，并与澳大利亚共命运的澳大利亚人了。这雷同于拉美的“土白人”。

总之，这些变化集中到一点就是澳大利亚人的出现，而澳大利亚人的出现乃是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重要标志。

促使这些变化的因素很多，主要有下列几点。首先是英国对澳大利亚移民政策的改变。1840年以后英国一再颁布法令，禁止向东澳大利亚流放犯人，不允许再把澳大利亚视为犯人流放地；1866年颁布彻底废除向整个澳大利亚流放犯人的法令。与此同时英国政府对自由移民采取旅费补贴政策，仅在1851～1860年间，有1/2的自由移民获得旅费补贴金。这样，来澳移民完全是自由移民了。其次，1851年开始的淘金热极大促使大批移民涌入，仅在1852年9月1个月在墨尔本登陆的外来移民达1.9万人，此外在悉尼登陆的还有好几千人。1855年在澳淘金人数达25万人。淘金热是澳大利亚人口结构变化的最重要的因素。由此观之，淘金热对澳大利亚带来的影响确乎是巨大而深远的。

四、民族文化的形成

斯大林十分强调民族的共同文化在民族形成中的意义，在论证民族特征时，他指出，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是民族的特征之一。”他还指出，所谓“共同文化”是指“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所谓“共同心理素质”即人们所说的“民族性格”。根据斯大林的理论，我们研究一下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形成的诸问题。我们看到，随着它的民族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随着本民族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发展，澳大利亚民族的共同文化到19世纪末叶也应运而生了。

第一，出现了本民族的知识阶层。(www.daowen.com)

19世纪70年代后，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和具有强烈澳大利亚人的气质的、有才华有影响的，并把自己的命运和澳大利亚联结一起的知识分子出现了。主要代表人物有澳大利亚的著名政治家和政治活动家摩里逊·戴唯逊、马克斯·诺尔多、霍华德·伊凡斯、路易莎·劳逊、阿希波德·特雷尔、托马斯·沃克、乔治·布莱克、威廉·雷恩等。此外，还出现了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家、文学家和诗人。著名的有亨利·劳逊、布伦南、戴莱、戴森、奥雷利、奎恩、乔·塞·伊凡斯、布雷迪、伯·奥马德、卡·普里查德、斯蒂芬斯，等等。

第二，提出了澳大利亚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政治主张，他们的显著特点：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的思想。

在19世纪50年代，约·登·兰格就宣传澳大利亚人的共和主义思想，提出澳大利亚民族独立的政治要求，主张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统一的澳大利亚民主共和国。到19世纪70～80年代，兰格的民主共和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共和主义理论，从而出现了民主共和派。

澳大利亚民主共和派的出现是澳大利亚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的里程碑。他们出版报刊，著书立说，进行宣传，在广大人民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在1880年创办《悉尼晨报》，1887年又办《飞旋镖》杂志，作为宣传民主共和思想的喉舌。一批有才华有理想的民族知识分子在这些报刊上发表文章和作品来宣传民族主义理论，提出民主、平等、独立的政治纲领。他们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是“澳大利亚是澳大利亚人的”。他们的武器是科学民主，并以美国的独立为楷模。

在共和派的宣传鼓励下，19世纪80～90年代的澳大利亚为共和派的思想所弥漫。1887年共和派在悉尼建立共和主义者联盟，1888年改为共和主义者同盟。这个组织还在墨尔本和阿德雷德建立分支机构。该同盟政纲十分明确：澳大利亚人各殖民区结成联邦；建立独立的民主共和国。这个政纲为广大澳大利亚各阶层的人士们所拥戴，如新南威尔士立法议员奥沙利文在立法会议上大声疾呼：不出40年澳大利亚人口将达2 000万人……如果认为这个人数众多的进步民族可以由远隔1.6万英里的一个国家来统治，这是不合理的。《飞旋镖》杂志上发表文章抨击殖民地总督，说他是“可怜的有官衔的懒汉”。共和派的政纲影响到广大群众，出现了争独立争统一的群众性运动。1887年在悉尼市政厅举行群众大会，讨论如何庆祝维多利亚女王即位50周年，引起与会群众的反感与愤慨，大会会场顿时大乱。1888年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工会举行各殖民区区际代表会议，在庆祝八小时工作制典礼会上与会者曾三次欢呼“澳大利亚联邦共和国万岁”，并且还取消了“效忠英王”的口号，而代之以“我们庆祝今天”。

第三，形成本民族的文学艺术。

1887年第9号《飞旋镖》上写道：“我们的澳大利亚人正燃烧着青春的旺盛的精力。”所谓“青春的旺盛的精力”就是指出现了具有澳大利亚独特风格的文学艺术。

文艺批评家斯蒂芬斯以《悉尼公报》之《红页专栏》为基地统治澳大利亚文艺批评达10余年之久。在他的鼓动和倡导下，一大批刻画剪毛工人、牧羊人、牧牛人、城市工人和鞭笞恶棍的长短篇小说涌现出来。斯蒂芬斯还竭力提倡民歌。

在澳大利亚早期文学史上，亨利·劳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于1867年生在新南威尔士，其父是挪威人，为金矿勘探员；其母是澳大利亚人。劳逊于1887年开始给悉尼《新闻公报》撰写小说和诗歌。1900年，他到伦敦，在那里受到奚落和伤害，变成聋子，这更激发了他热爱澳大利亚祖国的热情，并把这种热情倾泻于作品上。劳逊文笔朴素热情，专意刻画澳大利亚人的情谊和尊严，用艺术再现澳大利亚人的性格。他的作品和文风对后世影响极大，而他本人曾受到俄国大文豪高尔基作品的影响。

除劳逊外，澳大利亚著名文学家中还有小说家约瑟夫·福菲（1843～1912）和大诗人克·布伦南（1870～1932）。福菲的代表作是《如此人生》；布伦南有《布伦南诗集》和《布伦南文集》。

斯蒂芬斯、劳逊、福菲和布伦南等人的出现标志着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形成。

这一历史时期还出现了具有澳大利亚民族特色的绘画艺术。著名画家有托姆·罗伯茨、阿瑟·斯特里顿、弗·麦克库宾、查·康德尔等。他们虽然深受欧洲印象派的影响，但都采用新的手法描绘澳大利亚的美丽风光，有澳大利亚特有的气质。画家们在墨尔本和赫德尔伯格建立了画家团体，相互学习和共同探索创造澳大利亚民族艺术的道路，为澳大利亚造型艺术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并于1889年在墨尔本举办了首次印象派画展，获得社会各界极大的重视。伯纳德·史密斯对这次画展的评论反映了社会人士对画展的评价：“这些绘画显示出试验性的探索，以求解决早期艺术家们所难以解决的风景画画法问题：怎样表现出浸沉在强烈的阳光、尘土和势雾中的气氛和成为澳大利亚风景特色的淡紫罗兰和土耳其玉的蜡笔色彩。”⁽⁹⁾

总之，到19世纪末，澳大利亚共同的民族文化已经形成，民族意识已经产生，文化启蒙运动已经开始，这是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又一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在民族文化形成过程中，同时形成了表现这一民族文化的澳大利亚英语——共同语言。关于澳大利亚英语的特点，本文不拟详论，故从略。

五、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曲折道路

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文中给民族下了科学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按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澳大利亚民族形成所需的4个条件，早在19世纪70～80年代就已具备了，为什么直到20世纪初才正式形成呢？这说明，澳大利亚民族形成进程中道路是曲折的，困难是重重的。

我们知道，早在19世纪60年代就已形成了共同的地域。但这共同的地区是由七大殖民区构成的：新南威尔士（1788）、塔新马尼亚（1803）、西澳大利亚（1829）、南澳大利亚（1836）、维多利亚（1851）、昆士兰（1859）和澳北区（1863）。这些殖民区有三个显著特点：①都是英属殖民地，其语言、文化、居民都是相同的；②七大殖民区各有自己的政府、立法机构和法律，彼此互不隶属，政治地位平等；③在经济上发展不平衡，一般说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殖民区发达，其余落后。前一个特点有利于民族的统一和形成，后两个特点阻碍着统一和形成。这种情况就决定了澳大利亚民族形成的过程不是一帆风顺，而是曲折的。

在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征途上要完成两项使命：一方面要完成统一的任务，另一方面要完成独立的任务。所谓“统一”是指在统一七大殖民区，即在七大殖民区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央政府；所谓“独立”是指摆脱英国的控制，即摆脱殖民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完成这两项任务，就其性质而言是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性质，起码是资产阶级的改革。因此，完成这两项使命困难重重是必然的。

困难之一是英国资产阶级不愿意看到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澳大利亚的出现。因为英国资产阶级所需的澳大利亚不是独立国家，而是殖民地，是一个永久性的殖民地。英国资产阶级这种愿望充分体现在1891年6月18日《泰晤士报》刊载的一篇题为《大不列颠关税运动，1881～1895》的文章中。那文章说：“由于殖民地密密围绕着我们，我们才能跻身于世界列强之列……如果没有殖民地，我们的地位定将下降到不过是一个欧洲王国而已，这种地位使英国缓慢地但必然地趋于灭亡。”因此，英国死死抓住澳大利亚这块殖民地不放，使澳大利亚完成建立民族国家的使命处于特别困难的地位。

澳大利亚民族经济的发展是和英国向澳大利亚经济扩张和渗透紧密相联的。英国资产阶级向澳大利亚大规模投资；澳大利亚的农牧产品，尤其羊毛和小麦几乎百分之百地输往英国；澳大利亚所需进口工业品和工业技术也几乎百分之百地来自英国。这就造成了这样的格局：英国离不开澳大利亚，而澳大利亚一时也不能完全摆脱英国，还必须依赖它。加之，英国汲取了在北美失败的历史教训，在经济上对澳大利亚推行一种笼络政策。例如，1891～1893年间，英国资产阶级乘澳大利亚经济严重危机之机，大力向澳投资，支持澳大利亚资产阶级摆脱危机，英国达到了一箭双雕的目的。

障碍除来自英国外，还来自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私利。上文已经谈到，各殖民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新南威尔士建立较早，农牧业和工商业居于先进主导地位，人口多，文化也发达。维多利亚虽然建立较晚，但自发现金矿后在淘金热的推动下社会经济和人口增长很快，到19世纪90年代超过了新南威尔士而居首位，并且出现了像墨尔本这样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塔斯马尼亚殖民区建立很早，但经济和文化水平发展较低。南澳大利亚和昆士兰几乎和塔斯马尼亚相同。西澳大利亚殖民区和澳北区是殖民区中最落后者，西澳仅仅有点采矿业，以采金业为主，它和澳北区一样，人口稀少几乎没有什么农业。这种经济上的差异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各自为政，不愿统一，或力争在有利于本殖民区资产阶级利益的条件下统一。这方面表现最典型最突出的是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两个最大殖民区。

在各殖民区间，新南威尔士严格执行自由贸易政策，而维多利亚竭力推行关税壁垒政策。1860年，维多利亚资产阶级为强力推行保护关税政策而建立“保护关税促进会”；1866年，维多利亚议会又通过保护关税法案。到1877年，在维多利亚的影响下，其他各殖民区都相继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进口税率平均高达25％。这样造成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在财政上的严重阻碍。

各殖民区为防止和对抗其他殖民区政治经济渗透采取的另一项措施就是建筑各自的铁路而轨距不一，在运输上对对方采取歧视性的高运费政策。

在政治上，各殖民区政府提出统一的苛刻条件。一般说来，大殖民区如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企图以自己为核心，大有鲸吞小殖民区之野心；小殖民区则提出与大殖民区在未来的澳大利亚联邦中有相同的政治权利的条件，以防止被吞噬掉。因此，在探讨统一的各殖民区区际会议上，争吵和讨价还价十分激烈。

澳大利亚广大人民在资产阶级共和派的领导下，为了排除来自内外两方面的种种困难，从19世纪50年代开始就展开了争取民族独立和统一的运动。在60年代以前主要是争取统一的斗争，在60年代以后主要是争取独立的斗争。到19世纪80～90年代，独立和统一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主要是下列客观因素促使澳大利亚人民加剧了斗争。第一，英国政府出自民族利己主义的考虑，主动放弃了对澳大利亚各殖民区的防御责任，并把防御的任务交给各殖民区当局。早在1863年，英国曾鼓励各殖民区采取自卫措施，要求它们招募义勇军和民兵队，购买大炮和炮艇以防卫沿海市镇，免遭敌人袭击。接着1870年，英国格莱斯顿内阁撤退了驻澳各殖民区的英军。这就迫使各殖民区当局建立国防军，自己承担防御责任。这就在客观上促使各殖民区统一武装力量，以增强共同的安全。第二，法国和德国在19世纪80～90年代增强了对南大洋的扩张活动，两国相继在太平洋占领了一系列岛屿。这就更增加了澳大利亚各殖民区当局建立统一的国防军的迫切性。尤其是昆士兰、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三个最主要的殖民区，它们长期以来对法国人在西南太平洋的频繁活动一直惴惴不安，对德国占领新几内亚北部以及与此相邻的一些岛屿更是惊恐不已。第三，为要对抗德国人从北新几内亚南下，昆士兰以及其他有关殖民区迫切要求兼并新几内亚南半部，即巴布亚，以筑成一条地域防线。但是，采取“光荣孤立”外交政策的英国政府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对这一要求持反对立场，各殖民区深感必须依靠自己联合起来的力量的重要性和迫切性。第四，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随着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工人组织纷纷建立，工人运动日益高涨。尤其在19世纪9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期间，罢工斗争层出不穷，如1890年海员大罢工、1896年剪羊毛工人大罢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各殖民区的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来镇压无产阶级的反抗。第五，上文谈到，19世纪50年代后，大批移民进入澳洲大陆，除欧洲白种人外，还有大批有色人种进入澳洲，如华人、印度人、印尼人和大洋洲其他岛屿的黑人。有的殖民区排斥有色人种，如新南威尔士和维多利亚；有的主张大规模地移入有色人种，如昆士兰。双方在移民问题上争吵极为激烈。制定一个全澳性的统一的移民政策，也成了促进建立统一国家的重要因素。第六，到19世纪90年代，人澳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出现了像悉尼和墨尔本这样带全澳性的大城市，既是交通运输的枢纽和经济的中心，又是政治和文化的中心。这在客观上迫切要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统一。

这些因素体现了澳大利亚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经济发展的规律，从而极大地加速了民族国家的形成。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发展总是要求有一个尽可能大尽可能集中的国家。斯大林也说，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再一次证实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理论的普遍意义。

1901年澳大利亚联邦的建立标志着统一任务的完成，独立任务有所触及，但未彻底完成。这表明澳大利亚资产阶级这次改革是极不彻底的。虽然如此，但它为后来争取彻底摆脱英国控制的独立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有利于澳大利亚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因此，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形成是一个历史的进步，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吉安·其廷斯：《来自中国的淘金者》（The Diggers from China），墨尔本：夸太特图书出版公司，1980年版。

2.《澳大利亚联邦官方年鉴》，1951年。

3.D.捷恩什，M.戴曼：《澳大利亚政治学辞典》（The Dictionary of Australia Poiltics），墨尔本：麦克米兰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版。

4.曼宁：克拉克：《澳大利亚简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73年。

（原载《宁夏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

【注释】

(1)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29页。

(2)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533页。

(3)根室：《澳新内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35页。

(4)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09页。

(5)列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2页。

(6)《马恩列斯民族问题著作》，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480页。

(7)W.D.鲍雷：《不列颠向澳大利亚移民》，载A.F.麦登、W.H.莫利斯主编：《澳大利亚与不列颠》，悉尼大学出版社，1980年英文版，第102页。

(8)W.D.鲍雷：《不列颠向澳大利亚移民》，载A.F.麦登、W.H.莫利斯主编：《澳大利亚与不列颠》，悉尼大学出版社，1980年英文版，第35页。

(9)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