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澳大利亚人口的几个问题

当前世界上人口问题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人口过少，劳动力缺乏，一时无法解决；另一种是人口过剩，劳动力太多，一时亦无法解决。其共同的后果是同一的，即影响本国经济，以至整个社会全方位的发展。

中国和印度是长期为人口过剩而困扰的典型国家，而澳大利亚则是为人口过少和缺乏劳动力而困扰的典型国家。无论是人口过剩或过少，都是历史上各种因素所造成的，澳大利亚人口问题也不例外。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角度来探讨一下澳大利亚人口的几个问题。

一、英国和欧洲大陆人口的再分布

从种族上说，现在澳大利亚有两种人口：白种人和有色种人。有色种人的主体是澳洲黑人（Australoids），但白种人居人口的绝对多数。他们来自欧洲，主要来自英国。白种人是在1788年以后陆续从英国和欧洲大陆移民到这里的，一直持续到今天。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把这种人口流动称之为“人口的再分布”（population redistribution）。

应指出的是，我国学术界对人口的流动问题研究得十分不够，因此认识也是不深刻的。事实上，人口一直在流动或迁移，古代有之，现代有之，我国有之，外国亦有之。换言之，人口流动是有规律可寻的。例如中国长期以来人口向东北、西北、东南、西南流动。在欧洲、北非、西亚以及大洋洲，古代和近现代都发生过人口的大流动。据考古资料证实，印第安人是从亚洲移向北美和南美的；澳洲黑人和新西兰毛利人也是从外部地区移到他们今天所居住的国度的。

这里必然产生这样一个问题，人口流动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规律又是什么？

古代的人口流动一般表现为“潜在形式”。所谓“潜在形式”是指：第一，人们尚未明确或意识到人口流动的基因，只是初步意识到人口流动与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的流行有关；第二，古代人口的增长和降低频繁更替，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人口的压力不像近现代那样凶猛。澳大利亚经济学家R.V.杰克逊在谈到古代欧洲人口时指出：“17世纪以前，欧洲人口有时增长，有时下降是十分明显的，人口长期处于波动之中。”⁽¹⁾从世界范围来说，人们强烈感觉到人口的压力即人口对整个社会的压力，尤其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压力是在近代，具体地说是在17世纪以后。这方面最典型的地区是欧洲，而英国又是欧洲的典型国家。

近现代历史告诉我们，人口的快速增长对经济会产生巨大压力，同时当经济无力承受人口压力时必然反过来对人口自身亦产生巨大压力，人口流动就是在这两种压力下发生的。这还可从人口流动的特点看得十分清楚。人口流动的显著特点是由人口过剩地区向人口稀少地区或难谋生地区向易谋生地区流动。以欧洲言，它的人口持续增长开始于17世纪，从18世纪中叶起，人口增长日益加速。从175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人口大约翻了两番，而英国人口增长尤速，请看下表：

1701～1801年英国人口增长状况

由上表看出，整个不列颠人口在100年间增长近70％，增长最快的是爱尔兰，高达113％，英格兰和威尔士亦增长近57％。当然，这样的增长率和19世纪下半叶与整个20世纪世界人口的增长率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但和17世纪以前，尤其和古代人口增长相比，那增长率是太高了。这在18世纪对巩固社会经济产生了无法承受的巨大压力，从而出现了经济反过来对人口增长产生的压力，英国成了人口过多和难谋生的地区。这是英国以及欧洲近现代史上出现的移民洪流的一种大气候。另外还有一种大气候：英国工业革命。

18世纪60～70年代在英国发生的工革命到19世纪40年代完成，欧洲大陆主要国家亦在19世纪初发生了工业革命。以英国而言，它的工商业通过工业革命成倍地甚至成几十倍地发展起来，国内的市场和原料产地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业已发展起来的工商业的需要，英国资产阶级自然把目光投向海外殖民地。他们既需要像印度、中国、埃及这种类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但更需要像北美、澳洲、新西兰、南非这种类型的移民殖民地。而后一种殖民地不仅可以成为原料产地、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又可以把自己过剩的人口移向那里。欧洲其他国家也是这样。

在这两种大气候作用下，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出现了大批人口向北美、拉美和澳洲及其他地区的移民洪流，即出现了世界范围的人口再分布。到19世纪，这一人口再分布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例如，1835年一年，英国向海外移民达44 478人，是1815年向海外移民的20余倍！1855年又向海外移民17万余人，1890年则高达218 116人。进入20世纪后，移民洪流大增，如1910年移民人数近40万人。据美国史家L.S.斯塔夫利阿诺斯统计，在1846～1932年间，不列颠和爱尔兰向海外移民高达1 800多万人。欧洲大陆诸国在18～19世纪向海外移民数额亦十分巨大，在拉美、南美和北美都有它们的移民殖民地便是铁证。杰克逊在解释这一历史现象时写道：“欧洲人口的再分布是新旧两个世界人口与资源比例差异的反映。在欧洲，人口的增长不间断地压向资源，而对资源压力的中心地带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由英国和西北欧转向南欧和东欧。”⁽²⁾1788年开始的以英国人为主体的欧洲人移向澳大利亚乃是这一世界性人口再分布的一部分。

二、澳大利亚人口由犯人移民向自由移民的转变

任何国家的人口流动，在其初期总是先在国内流动，然后逐步发展成向国外流动，从而形成国内国外人口流动并举的格局。以中国言，人口曾由黄河长江流域向四面八方流动，然后向周边国家以至向海外国家流动，英国亦如是。

18世纪以来，英国国内人口流动日益扩大，一个重要因素是国内圈地运动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其特点是人口由农村向日益发达的城镇流动，城镇人口亦因此膨胀起来。到18世纪末，城镇人口百分率由占全国总人口的13％上升至25％。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的城市人口百分率已超过农村人口的百分率。城市人口的膨胀带来的严重后果之一就是犯罪率大幅度增高。如伦敦在18世纪中叶，它的流动人口经常在50万人左右，犯罪率成倍增长。尤其是东头地区，这是一个典型的“贫民窟”，那些犯奸作科的惯犯为逃避法律的制裁经常隐藏在这里。伦敦东头，贫穷与犯罪并举，是犯罪的渊薮，这在英国大作家狄更斯笔下有详尽的描绘。

一位名叫帕·柯尔奇洪的伦敦警署法官在19世纪90年代曾谈到伦敦东区的治安状况，他说：“一群群的贼盗和扒手，在服饰和外表上打扮成绅士和商人，每天傍晚聚集在一起，注视着街道，做出随时迅速抢劫的准备。……还有不少恶人，以不同的形式伪装起来，如打扮成旅游者、马车店的雇员、搬运工人、车夫，抢夺人们手中的东西，如有必要，找两三个同伙帮助。”⁽³⁾伦敦的治安状况是全国治安状况的缩影，工业城市曼彻斯特在1801～1811年间人口增长23％，犯罪率也大幅度提高，多是青少年犯罪，和伦敦治安状况没有什么差别。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谈到城市人口膨胀而导致犯罪率增高时说：“人们陷入到蒙眬黑暗的城市中去了。”⁽⁴⁾

犯罪率的升高到18世纪末已达到十分严重的程度，这可从国会议员埃德蒙·布尔克1786年在国会里发表的演说看出来。他指出，在伦敦著名的纽盖特监狱中有一间牢房拥挤了558名犯人，这个数字恰好和下议院议员的数目一样，据估计当时仅处以流刑的犯人约有10万之众。加之，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最大的流放犯人的北美殖民地丧失了，因而如何处理犯人问题成了英国朝野上下最大的社会问题，经过长期争论最终于1786年确定东澳大利亚为英国流犯殖民地。1788年1月18日，第一批犯人到达东澳的植物湾地区，从此开始了英国大规模地向这里移民，澳大利亚也逐步沦为英国殖民地。1830年以前主要是犯人移民，此后主要是自由移民。

据统计，从1788年到1830年有6.3万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从1830年到1840年有5.62万犯人移入，从1841到1850年又移入3万犯人。⁽⁵⁾从1788年到1868年彻底废除流犯制这90年间，英国共把19万犯人流放到澳大利亚来。又据英国史家G.谢灵顿统计，头20年（1788～1808）犯人在全澳人口中占3/4以上。从人口上看，在1840年英国宣布废除东澳大利亚流放制时，澳大利亚无疑是英国的犯人流放地，至于说到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那更是流放犯殖民地。

然而，从1820年起，澳大利亚移民人口结构开始发生变化，到19世纪30年代发生了质的变化。其表现为由引进犯人移民为主转向以引进自由移民为主，人口结构亦因此由犯人为主体转向以自由公民为主体，这是澳大利亚人口，甚至整个澳大利亚社会带有根本性的大变革。例如，从1820年到19世纪30年代初引进自由移民1.4万人，约占全澳移民总数的1/3，此后自由移民引进数额直线上升。1831～1840年移来的自由移民达6.5万人，1841～1850年又引入自由民10.8万人。这样，自由移民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犯人人口。早在19世纪30年代下半叶，自由公民和犯人的比例已是2∶1。

1850年以后，澳国出现了自由移民的高潮，这一方面使全国人口迅速增多，另一方面使自由公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绝对多数。这种自由移民大增长的势头一直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澳大利亚人口增长状况（1788～1900年）

由上表可以看出下列问题：第一，从1788年到1890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主要是移民增长因素，而不是自然增长因素，只有1891～1900年主要靠自然增长因素。第二，从人口增长的绝对数字来年，1851～1890年间，澳大利亚人口增长了近336万人（实为3 359 983人）。1890年的人口是1850年的9倍多，短短40年人口增长8倍多，这确是人口增长的大跃进。第三，从增长的百分率上看，1861年以后，移民增长率均低于是年以前的增长率，这是由于人口基数的增多所致，并不表示移民人数的减少。

那么，1850年至1890年澳大利亚人口何以增长得如此迅速呢？我们以为原因如下。

澳大利亚由于自由移民人口的增多，从1820年起开始形成本国的经济体系，其特点是以畜牧业为支柱。如1850年羊只头数已达1 600万头，那时人口仅40余万人，平均每人拥有羊近40头，畜牧业产品出口已占出口总额的84％。与此同时，农业、加工业、金融业、商业已有了初步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维多利亚、昆士兰、南澳大利亚、西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等地区亦开始了大规模的开发。澳大利亚正处于新的经济起飞期的前夜，但极缺乏劳动力和资金。在这种背景下，1851年发生了震惊世界的“淘金热”。“淘金热”至少给澳大利亚带来三大后果。首先，大批自由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澳大利亚，人口大增。到1870年，人口由1850年的40余万人上升到近165万人，在短短的20年间人口翻了3番多。其次，带来了巨额财富，使澳大利亚成为一个拥有极大支付能力的国家。据统计，到1900年累计采出价值高达38 655万镑的黄金。最后，“淘金热”在颇大程度上提高了澳大利亚的政治、经济与战略地位，此后英国资产阶级对该地刮目相看，即大规模向这里投资、输送技术和人才，并对澳大利亚进行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一言以蔽之，澳洲成了吸引移民的最佳地区之一。

英国为了发展澳大利亚，提出并制定了一系列的移民优厚政策，其中资助移民政策便是其中重要的一项。为了贯彻这个方针，在1832年，英国殖民部下令建立了“土地与移民委员会”，并使之主持资助英国人移向澳洲移民的方案。该委员会工作颇有成绩，例如把长途运输移民的死亡率由5％降低到0.5％，同时到1869年累计用1 088艘船把33.9万移民从英国运输到澳大利亚，并筹集到500万英镑的经费。自此之后，澳大利亚为吸引移民亦长期采取资助移民的方针，仅1850～1860年10年间就资助移民达229 500人，占这一时期移民总数的38％强。无疑，资助移民方针的实施是澳大利亚自由移民人口增长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上述种种因素使英国到1869年不得不彻底废除流放制，从而为1901年澳大利亚独立打下了基础。

三、人口的多种族化与多民族化

澳大利亚人口结构的多种族化与多民族化，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可以说直到今天，是澳国人口发展的总趋势。

澳洲黑人是澳大利亚的原始居民。白种人移入时，他们大约有500多个部落，人口总数有31.4万人。但在英国殖民主义者虐杀政策下，土著黑人人口日益减少。在146年间，澳洲黑人人口减少了24.8万人，即减少了79％，其中塔斯马尼亚黑人早在1876年就全部给虐杀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灭绝人寰的罪恶之一。以1901年计，澳洲黑人仍有93 500人，是那时澳大利亚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了，甚至在1933年仍有6.6万人。

1788年以前，澳洲黑人大部分居住在东部沿海地区，即今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以及西部沿海地区、澳北部沿海地区。到20世纪初，一方面土著黑人人口大量减少，另一方面他们在殖民主义者追杀下或被迫逃往北部炎热地带，或迁移至大沙漠边缘地区，甚至逃往被称为“澳大利亚死心脏”地区。在1971年以前，土著黑人不被澳国当局当作合法人口看待，因此统计人口时他们仍被排除在外，是被“遗忘的人口”，亦不受法律保护，政治上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经过多年的斗争，其中包括国际舆论的谴责，澳洲黑人在1971年才获得了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在统计澳洲人口时，澳大利亚政府才把他们当作合法公民与人口予以统计。

除澳洲黑人外，还有很多其他种族或民族的移民人口，如亚洲藉人口、大洋洲籍人口、欧洲籍人口，从肤色上说有黄种人、白种人、黑种人，等等。以白种人而言，非不列颠籍的移民人口有意大利人、德国人、希腊人、南斯拉夫人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人、东欧人等。他们绝大部分是在19世纪50年代“淘金热”的影响下而来，二战后亦有大批欧洲大陆诸国的移民进入澳大利亚。据1861年统计，德藉移民人口约1万人，其他欧洲国家移民人口总计约8 000人，美国籍移民人口2 500人左右。在19世纪下半叶，非不列颠籍的白种人最多的就是德国籍移民人口。他们大部分开始时在达令谷地为牧场主充当牧羊人，到19世纪90年代时仅路德教派的德籍移民人口（包括其子女）已占达令高原地区人口的10％，整个澳大利亚的德藉澳大利亚人高达4.6万人。其次是斯堪的纳维亚藉移民人口，为1.6万人。意大利籍移民人数亦较多，亦是在“淘金热”时来澳的，在19世纪90年代初又有大量意籍移民到来。他们大部分在昆士兰北部沿海地区从事甘蔗种植业和制糖业，西澳大利亚发现金矿后不少人西去寻找发财良机，其中一部分人在佩思郊区经营农业。进入20世纪后，尤其二战后，正如上文所说，欧洲藉移民以更大的规模涌入澳大利亚。

亚洲藉澳大利亚人以华人为最多。除华人外还有日本人、印尼人、印度人、阿富汗人、菲律宾人……。华人也是在1851年“淘金热”时到来的，在19世纪50年代达到5万人，绝大部分居住在墨尔本附近地区。华人人数曾一度占维多利亚殖民区总人口的8％，并有了自己的社会团体和领袖。白种人是鄙视与仇视华人的，认为他们是社会不安定不文明的因素，因此经常发生欺凌以至毒打、抢劫华人的事件。澳大利亚殖民当局对华人亦采取排斥政策，法律上不予切实的保护。1901年澳大利亚独立后澳国当局采取了“白澳政策”，即歧视有色人种的政策。这种政策一直推行到20世纪70年代。

我们这里引用两段文字资料来说明华人在19世纪50～60年代所遭受的虐待情况，以反映那时的华人历史。

华人在1875年曾向维多利亚议会提交了一份请愿书，指出：“我们几乎所有的人都受欧洲人的诱骗离开故土到国外来的。他们告诉说在国外会得到在国内无法得到的财富，并保证说我们会受到贵国法律的保护。……可是，自从到达之后，我们仍受到了一系列粗暴与恶意的侮辱以及残酷的压迫。”⁽⁶⁾

1861年7月20日《悉尼先驱晨报》就兰明低地发生的排华暴乱事件刊登了一篇报道，现引用其中的一段文字：“6月30日……在很短的时间内有一千多人聚集在写有‘不要中国人’的旗子周围，他们以大棒和锄头柄为武装，但似乎没有火枪。这一群暴乱分子……由他们的领头人带领着向约有四五英里远的兰明低地出发。到达兰明低地后，他们抓住该镇的每一个可下手的中国侨民毒打和虐待。他们施暴的主要目标是抓住华人习惯用来装饰自己头部的辫子”，“华人住地立即遭到袭击和抢劫，被野蛮地驱赶，在有些情况中极为残忍”，“抢走了逃亡者的财产和所有值钱或能兑换成钱的东西，随后把剩下的东西投入用燃料烧着的大火，化为灰烬。”⁽⁷⁾

在上述残酷局面下，不少华人相继离去，因而在澳华人人数不稳定，但总趋势是在减少，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年。详情见下表：

1861～1901年在澳华人人口状况

澳大利亚人口多种族化与多民族化的趋势还表现在喀纳喀人移入澳洲大陆来。19世纪60年代，昆士兰兴起了甘蔗制糖业。白人劳工嫌那里收割甘蔗和冶炼砂糖过于炎热而不愿前去，因此甘蔗种植园主和制糖厂主只好从太平洋岛屿上引进土著黑人，他们被称之为喀纳喀人，从19世纪60年代到1901年共引进这样的劳工9 324人。后来，澳国国会通过法案强制性地送他们回国，但仍有1 000左右喀纳喀人作为“被遗忘的人”被留居。他们一直保持着自己的风俗习惯与文化传统。(www.daowen.com)

综上所述，澳大利亚人口的多种族化与多民族化的历史趋势是受该国社会经济规律所制约的，是其社会发展规律的体现。正是这个原因，虽有“白澳政策”和种族主义的逆流，但无法抗拒这人口多种族化与多民族化的总趋势。

四、人口的城市化

世界大部分国家人口的城市化趋势开始于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就是说澳大利亚人口大增之时，正赶上这一人口向城市化演变的历史大趋势。在19世纪以前，甚至在1800年，世界各国绝大多数人居住和工作在农村，因为那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绝对的优势。但恰恰从这时起大部分国家的经济结构开始发生重大变化，近代工商业发展起来，工业革命在世界上蔓延开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下降。经济结构这一变化必然促使城市的规模日益扩大与数量日益增多，从而导致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日益上升。那时澳大利亚虽处于移民殖民地社会，但也不会逾越这一经济规律。关于澳大利亚人口城市化的状况，请看下表：

1841～1901年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城市人口

上表所谓的东部地区是指新南威尔士、维多利亚、南澳大利亚、昆士兰与今首都直辖区，即澳大利亚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到1901年，这一广大地区的城市人口已超过了农村人口，其份额高达52％。

那时的城镇人口国际标准是：凡居民聚居区拥有1 000～2 500人者即被视为城镇，其人口即被视为城镇人口。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澳国东部地区人口城市化的程度是相当高了，比与它同类型原移民殖民地国家要高出很多，甚至比工业那时已相当发达的美国也高出不少。美国在1900年拥有2 500人的城镇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0％，而澳大利亚东部地区城镇人口则为52％，要高出12％。再以1 000人为城镇的标准来衡量，1891年，澳大利亚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44％，而加拿大为35％（1901年），乌拉圭为30％（1890），阿根廷为28％（1890），巴西为10％（1888）。

整个19世纪，澳大利亚人口城市化的程度比美国高，但是人口城市化的速度没有美国快。如1841～1901年间，澳大利亚人口城市化程度提高了22％，而美国却提高了29％。

澳大利亚城市人口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里，具体地说主要集中在悉尼、墨尔本、布里斯班、佩思、阿得雷德、霍巴特六大首府。请参考下表：

1861～1901年澳大利亚大城市人口状况

1901年，州首府的人口能占全国人口的35.38％的国家除澳大利亚外恐怕只有英国。早在1851年，悉尼、墨尔本和阿得雷德三个城市的人口就已占全国总人口的29％。1901年，悉尼和墨尔本的人口各近50万人，阿得雷德为14万人，布里斯班亦有12万人口，四大首府合计126万人，当时全国总人口也不过为382.5万人。一句话，澳大利亚是20世纪初年人口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之一。

从城市人口密度上看，澳大利亚最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要比纽约、伦敦和巴黎居住条件优越得多与宽松得多。1890年，伦敦、纽约和巴黎市内十分拥挤，每平方英亩平均350～500人，而墨尔本和悉尼市内每平方英亩平均仅有50～60人。欧洲和北美的大城市，甚至有些中等城市有贫民窟，而澳大利亚各大城市没有这样的区域，因为其全国人口密度很低，人口最密集的东部地区每平方英里不足3人，而美国每平方英里平均25人。

19世纪澳大利亚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率要比美国、加拿大、新西兰、阿根廷、巴西、智利及其他移民国家低得多。1951年人口调查表明，澳大利亚东部地区直接雇佣从事农牧业生产的劳动力占在业人口的40％～50％。随着时间的推移，澳大利亚从事农牧业人口的百分率逐步下降，到1890年从事农牧业的劳动力仅占在业人员的25％，同期美国为40％，加拿大为48％（1891），新西兰为37％（1896），阿根廷为40％（1895年）。

人口城市化的高度是和农村人口百分率的高度成反比，但和国民经济工业化高度成正比。然而，在20世纪初年，澳国工业化程度无论从哪方面说都远远低于美国。例如，美国早在1776年就宣布独立，18世纪末开始了工业革命，而澳大利亚在1788年才开始沦为英国流放犯殖民地，19世纪30年代才向公民殖民地过渡，1901年才获得独立，开始工业革命的时间显然比美国晚得多。那么为什么澳大利亚人口城市化的程度会高于美国呢？

首先，澳大利亚经济最大支柱长期以来是牧羊业，因此澳国被称为“骑在羊背上的国家”，而牧羊业的主要产品羊毛和羊肉及其他产品几乎80％以上外销，主要销往英国，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二战后一段时间。1891年原毛产量为287 603.27吨，1911年为362 150.16吨，1931年产456 981.60吨，1951年产489 888吨。这样庞大的数字，从剪羊毛、初步加工、打包，以及从加工站运输到港口与装船外运，这一系列的过程必然需要大批劳动力，这些劳动力人口属城市人口，而非农业人口。

第二，为剪羊毛与羊毛的打包、加工和运输，必须建立许许多多的剪羊毛站、加工站、打包站和运输站，每一个站实际上是一个小城镇。这里必然有为剪毛工人、羊毛加工工人、打包工人和运输工人服务的各种行业，如商店、银行、行政管理机构、学校以及旅馆饭店，而这些行业的人们以及多于他们几倍的家属，所的这些人口显然亦是城镇人口。

第三，19世纪澳大利亚和南北美洲均是英国和欧洲大陆诸国移民的主要区域，但移民愿去北美洲，而不愿去澳洲，原因之一是去美国和加拿大每人所需费用仅5英镑，而去澳洲仅普通舱每人至少40英镑，且旅途遥远，途中死亡率高。原因之二，美国根据宅地法可向移民提供便宜的土地。在这种背景下，澳大利亚为吸引移民采取两项重要措施以及优化移民环境：一是上文谈到的资助移民方针并通过“土地与移民委员会”降低运输途中的死亡率；二是移民到澳后尽量安排在城镇中工作，为此便大力发展城市和建设城市。澳大利亚政府一贯重视城市的建设，并把优化移民环境和城市建设联合起来。无疑，这是其人口城市化程度高的又一重要因素。

五、几点结论

1.西方列强利用人口再分布的经济规律使南北美洲、大洋洲及其他地区沦为它们的移民殖民地，使那里的土著居民，如印第安人、澳洲黑人、新西兰毛利人与南非土人遭受了空前的灾难。这是人口再分布规律的悲惨后果。

2.人口再分布导致了世界范围的人类不同类型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澳大利亚文化、美利坚文化、加拿大文化、新西兰文化、拉丁美洲文化、南非文化以及新加坡文化就是这种交流与融合的产物。

3.澳大利亚以及英国、欧洲大陆诸国解决人口问题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任何人口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关键问题是要结合本国国情采取有力的措施予以解决。如澳大利亚结合本国实际情况不断改善移民环境，采取资助移民与发展城市建设的政策；美国制定出《宅地法》向移民提供便宜的土地；英国和欧洲大陆诸国给移出的人口以种种方便等等，都是结合本国国情的典型例证。

4.人口再分布或人口流动是受社会经济规律所制约的，同时它本身也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经济规律的一种表现形式。科学的态度是深入地研究它、认识它、顺应它，以便找出解决它的办法。

参考文献

1.R.V.杰克逊：《19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Austral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19th Century），堪培拉：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2.乔夫利·谢灵顿：《澳大利亚的移民（1788～1978）》（Australia’s Immigrants 1788～1978），London：乔治·艾伦－安汶有限出版公司，1980年版。

3.威廉·佩吉：《商业和工业：历史评论（1814～1914）》（Commerce and Industry：A Historical Review，1814～1914），纽约，1968年英文版。

4.W.D.鲍雷：《不列颠向澳大利亚移民》（British Lmmigration to Australia），载A.F.麦登、W.H.莫利斯主编：《澳大利亚与不列颠》（Australia and Britain），悉尼：悉尼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5.戈登·格林伍德：《澳大利亚政治社会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60年版。

6.J.C.R.凯姆，约·麦圭尔顿：《澳大利亚人：历史地图集》（Australians：A Historical Atlas），布洛德韦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

（本文系与张静抒合写，原载《学术季刊》1998年第3期）

【注释】

(1)R.V.杰克逊：《19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28页。

(2)R.V.杰克逊：《19世纪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英文版，第7页。

(3)乔夫利·谢灵顿：《澳大利亚的移民（1788～1978）》，乔治·艾伦－安汶有限出版公司，1980年英文版，第5页。

(4)乔夫利·谢灵顿：《澳大利亚的移民（1788～1978）》，乔治·艾伦－安汶有限出版公司，1980年英文版，第24～25页。

(5)英国从1717年开始向北美13州殖民地流放犯人。

(6)姚楠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313页。

(7)姚楠主编：《中外关系史译丛》第5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