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回族穆斯林

乌鲁木齐铁路局　魏德新

一、正使王景弘

王景弘，明代伟大的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综观郑和下西洋这一震惊海内外的壮举，郑和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使命，这与其船队中有着一批杰出的统领指挥和优秀航海家是分不开的。在他们当中，王景弘可谓是与郑和配合最默契、协作最紧密、支持最有力、交往最长久的亲密挚友；同时也是一位最杰出的、论及下西洋之功可“与郑和并列而载入史册”的伟大穆斯林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

在历时28年之久七下西洋活动中，与郑和同为正使太监的王景弘，是自始至终参与全过程的同僚和助手，并且也是一位能够独自指挥率领船队下西洋的统领者。宣德八年（1433年），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返回途中卒于古里后，王景弘仍能顺利率船队返回祖国，足见其航海、指挥才能非同一般。然而，关于王景弘的民族和宗教信仰，一直没有任何文字资料可考。偶见香港曾波先生著《郑和下西洋考略》中有王景弘“非回教徒……死后（终年78岁），按伊斯兰教仪式安葬”⁽¹⁾之说，颇疑。既然他是一名“非回教徒”，何以用“伊斯兰教仪式安葬”？既然他原本就“不是回教徒”，那何必又非要去证明他“是一名非回教徒”呢？既然他是“非回教徒”，那为什么安葬他的墓地却要用穆斯林的专用名词——“归真之地”⁽²⁾呢？再有，一位“积极向周围地区的华侨和当地居民传播伊斯兰教”⁽³⁾又被人们尊称为“伊斯兰教长老”⁽⁴⁾“伊曼（imam，译按:伊斯兰教祭司）”⁽⁵⁾的人，焉能是“非回教徒”？⁽⁶⁾从这几方面来看，可以肯定地说，王景弘不仅是一位穆斯林，而且是一位可“与郑和并列而载入史册”的伟大航海家、外交家和军事家，他与郑和共同创造的光辉业绩，将会永远冠彪史册，与日月同辉。

二、出使天方的副使洪保及杨真

洪保，明代回族航海家、外交家，哈吉。随郑和下西洋时，洪保为副使。宣德五年（1430年），在第六次下西洋停航了五六年之后，宣德皇帝再次起用郑和，敕命他第七次统领船队下西洋。此一回，时年60岁的郑和（在海上已连续奔波了约20年）已经感到身体大不如从前。因此在出海之前，他做了许多不同于已往的周密安排，其中之一就是指派年富力强、懂阿拉伯语、信仰虔诚、颇具才干的副使洪保率领分船队前往天方（麦加）朝觐。

宣德七年（1432年）十一月十八日，由郑和率领的大船队在古里国停留休整4天后，继续西行前往忽鲁谟斯；洪保一行七人则奉命分舟宗出使天方国并完成朝觐使命。洪保他们此行，不仅获得了“哈吉”的荣誉，同时还从天方国带回了一幅克尔白圣寺的写真图——“天堂图”，这是中国人最早绘出的一幅麦加克尔白圣寺的写真图。此行也首开了有史以来，中国以国家名义向天方国派遣外交使团的新纪元；同时也使得中国与伊斯兰教国家的友好关系步入到了一个最美好的历史时期。受其影响，天方、默德那两国也派使者随洪保的船队来到了中国。由此也不难看出，洪保不仅是一位能够率领分船队独立远航的航海家，同时也是一位才干出众的政治家和外交家。

这次下西洋，随洪保一同去天方国的还有一位副使，他的名字叫杨真。据明嘉靖《太仓州志》收录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蕃事迹碑》和云南杨兆钧先生《郑和与穆斯林》记载:明宣德六年岁次辛亥春朔，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朱良、周福、洪保、杨真……⁽⁷⁾。为完成使命，（郑和）乃选派穆斯林将领洪保、杨真率小分遣队（分）及一批穆斯林将士，前往天方……⁽⁸⁾。

据以上记载可知，副使杨真也是朝觐天方的七人之一。

三、《瀛涯胜览》作者马欢

马欢，字宗道，又字汝钦，自号“会稽山樵”，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明代回族航海家、翻译家兼游记作家、哈吉。马欢素习“西域天方教”，对伊斯兰教有深入研究，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才干优裕，被当时人誉为“奇迈之士”。在郑和下西洋招贤用人之际，马欢以“善通番语”、“才干优裕，首膺斯！”⁽⁹⁾。自明永乐十一年（1413年）至宣德七年（1432年）间，马欢曾以“通事”身份先后随郑和参加了第四、第六、第七次远航，历20余国，最远到达了天方国。

“才干优裕”的马欢，不仅是一位志向远大的有识之土，同时也是一位“用心亦勤”的有心人。在随郑和远赴各国期间，作为“通事”的马欢，没有仅仅是停留在只去做做“开诏赏赐”、“通译番书”的范围内，而是对所到国家和地区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考察研究，并做了“岛夷地之远近，国之沿革，疆界之所接，城郭之所置，与夫衣服之异，食用之殊，刑禁制度，风俗出产，莫不悉备”⁽¹⁰⁾的记录。回国后，他将这些“目击而身履”，“诸番事实悉得其要，而尤见夫圣化所及，非前代之可比”⁽¹¹⁾之所见所闻汇集整理，编成了后来流传甚广、影响很大的《瀛涯胜览》一书。《瀛涯胜览》计18篇，书中翔实生动地记叙了他所到过的20余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重要都会、山川名胜、气候物产、生活状况、风俗人情、宗教信仰、社会政治等，对于研究郑和下西洋及15世纪的南洋、印度洋及红海地区人文地理、政治经济、民族宗教，中外交通等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书中对于“克而白”的记述，在阿拉伯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不为所见，可谓弥足珍贵。

总其马欢随郑和下西洋，诚如他自己所说:“与斯胜览，诚千载之奇遇也”⁽¹²⁾。因此他没有失掉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而是竭尽全力实现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追求。他在出色完成通事任务的同时，也起到了一位文书官员和文化使者所应起到的作用，从而使郑和“盖古所未有”的惊世之举能够留存有更多、更丰富的文字史料，并永远激励和烛然世人。

四、《星槎胜览》作者费信

费信（1385年～？），字公晓，自号“玉峰松岩生”，吴郡昆山人（今属江苏）。明代回族航海家、翻译家、学者，通晓阿拉伯语。哈吉。据《星槎胜览》自序称，“家贫而陋室”的费信，自小“志笃而好学，日就月将，偷时借而习读。”⁽¹³⁾由于他的刻苦好学，随其年龄的不断增长，费信很快便成为了一位学识渊博，文采熠熠，年轻有为的饱学之士。及至永乐七年（1409年），当郑和第三次下西洋需要物色一位“简文采论识之士，颛一策书，备上清览”⁽¹⁴⁾的优秀人才之际，年方22岁的费信便被选中。自永乐至宣德年间，费信在“选随中使至海外，经诸番国，前后数四，二十余年”⁽¹⁵⁾间:每莅番城，辄伏几濡毫，叙缀篇章，标其山川、夷类、物候、风习，诸光怪奇诡事，以备采纳，题曰《星槎胜览》⁽¹⁶⁾。

《星槎胜览》分前后两集，前集为作者“亲览目识”的22个国家，后集为“采辑传闻”的23个国家。其中前集里有马欢不曾记录过的花面王国、翠兰屿、龙涎屿、龙牙犀角、九洲山、交栏山、昆仑山、灵山、宾童龙、剌撒国等。特别是对于剌撒国的记载，在中国的史籍中极少见。《星槎胜览》的写作风格也很有特色，如在其每一篇章（国家）之后均有一首概括性的小诗。由于《星槎胜览》成自于广闻博采、目历躬亲的基础之上，故读起来便有着“一览之余则中国之大。华夷之辨，山川之险易，物产之珍奇，殊方末俗之卑陋，可以不劳远涉而尽在目中”⁽¹⁷⁾之感。依照费信“采辑图写成帙”以及“堪记不堪图”的说法，《星槎胜览》应当是一本文图并茂的书，但现在已经无法见到这些附图。另外，费信还著有观测沿途天象、针路，记录航行里程的《天星代行录》一卷，惜已亡佚。

《星槎胜览》可视为是马欢《瀛涯胜览》之姊妹篇，这主要是因为“它补充了《瀛涯胜览》所未收录的若干亚非国家，对我们研究14世纪初亚非各国，特别是郑和使团首次访问的几个非洲国家的基本状况，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书中对郑和使团访问各国时的一些情况，也作了比较详实的记述。《星槎胜览》是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基本史籍之一”⁽¹⁸⁾。

五、通晓番语的郭崇礼

郭崇礼，浙江余杭县人，明代回族航海家、翻译家、哈吉。通晓阿拉伯语、波斯语，随郑和下西洋时任通事之职。郭崇礼从史书记载来看，他曾经以通事的身份随郑和使团，先后参加过第四、第六、第七次下西洋活动。所历20余国，最远到达过天方国。在下西洋途中，他不仅是-位“善通番语”的通事，并且也是一位“用心亦勤”、具有“使人皆得以知异域之事”的文化传播使者和有心人；他还能够将沿途各国的风土人情、地理沿革、宗教政治、物产经济等“录之于笔，毕而成轶”，可称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奇迈之士”。明代监察御史古朴，在其《瀛涯胜览·后序》中，对他的生平业绩和道德品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今观马君宗道（马欢），郭君崇礼，所纪经历诸番之事实，始有以见异域志之所载，信不诬矣。崇礼乃杭之仁和人，宗道乃越之会稽人，皆西域天方教，实奇迈之士也。昔太宗皇帝敕令太监郑和，统领宝船往西洋诸番开读赏赐，而二君善通番语，遂膺是选，三随轺，跋涉万里。自闽之五虎发迹，首入占城，次爪哇、暹罗，又次之旧港、阿鲁、苏门、南、锡兰、柯枝，极而远夫阿丹、天方，凡二十余国。每国寄往非一日，于舆图之广者，纪之以别远近；风俗之殊者，纪之以别得失:与夫人物之妍媸，纪之以别善恶；土地之出产，纪之以别轻重；皆录之于笔，毕而成轶，其用心亦勤矣。二君既事竣归乡里，恒出以示人，使人皆得以知异域之事，亦有以见圣朝威德之所及。若是其还也，崇礼尚虑不能使人尽知，欲锓梓以广其传……⁽¹⁹⁾。

据以上也可看出，马欢所著的《瀛涯胜览》一书，郭崇礼不仅做了“录之于笔，毕而成轶”的工作，同时还做了“尚虑不能使人尽知，欲锓梓以广其传”的编辑刊印等工作。

六、伊斯兰掌教哈三

哈三，陕西西安人，明代回族航海家、翻译家、哈吉。西安羊市清真大寺掌教。通晓阿拉伯语，了解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与文化。永乐十一年（1413年）四月，郑和第四次下西洋出访忽鲁谟斯以西，阿拉伯国家时，“道出陕西，求所以通译国语可佐使者”，于是，掌教哈三便被聘为了使团通事兼备顾问。这次远航，是船队开辟横渡印度洋新航线的首次航行，最远可抵达忽鲁谟斯及东非沿岸的诸阿拉伯国家和地区。其路途更远、艰险更多、安全更难保障，且又是船队第一次面迎印度洋的惊涛骇浪，途中难以想象的困难远非前三次可比。

本次远航，哈三虽然是通事身份，但其主要的职责应当为:对内是“船队穆斯林随行阿訇”兼全体人员的“长老”（即《三宝太监下西洋记》中的“国师”）；对外则是中国政府负责伊斯兰教事物的“大伊玛目”（类似于现今的中国伊协会长）。他平时负责的工作应当是:在主持船队中众多穆斯林日常宗教生活和对船队全体人员的思想心理方面进行疏导慰勉的同时，还肩负着以宗教身份而开展的各项对外联络活动。在船队中，由于官兵们长年累月地航行在茫茫无际的大海上，再加上气候不适、生活单调、路途艰险以及受疾病困扰等方面的影响，伴随有苦闷、恐惧、孤独，甚至是绝望情绪也是在所难免。因此，哈三在航海中所起的鼓舞士气、激励斗志、稳定军心、消除恐惧等重要作用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如据明嘉靖二年《重修清净寺碑》载:

海中风涛横作，凡至危险，乃哈三吁天，恳恳默祷于教宗马圣人者，已而风恬波寂，安妥得济⁽²⁰⁾。

从以上记述我们仿佛可以看到，当船队一些人在“海中风涛横作，凡至危险”的紧要关头出现惊慌失措时，而掌教哈三却是临危不惧、神态自若、泰然处之、双手正前、掌心向上，在默默祈祷真主的佑护。这是何等的鼓舞、震撼和影响力呵！更为重要的是，大凡下西洋所到的伊斯兰教国家和地区，哈三以其特有的掌教身份，再加上他又通晓阿拉伯语，在“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伊斯兰国际俱乐部”里，他能起到的增进了解、加深友谊、构筑桥梁、编织纽带的重要作用，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正是由于哈三在下西洋过程中有着如此举足轻重的作用，故郑和在第四次下西洋之前，捐资重修了西安羊市清真大寺。

七、指挥同知哈只

哈只，这位明代的穆斯林航海家，有关他的生平事迹，史料中的记载非常少，仅有的一点零星记述出自《明实录》:永乐十三年（1415年）八月壬寅，太监郑和献所获苏门答腊贼首苏干剌等……命兵部录官军战功……宽河卫流官指挥同知哈只，皆命世袭⁽²¹⁾。

从以上可以看出，能以“哈只”（朝觐者尊称，现今称“哈吉”)为名者，必定是一位穆斯林。另据“宽河卫流官指挥同知哈只，皆命世袭”来分析，哈只不是明朝军队的嫡系部队，有可能是来自（辽东都指挥使司）宽河卫（流经辽宁凌源县，即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之南）“从征”或“归附”的反元武装或起义军，因而才被任命为“流官指挥同知”（“流官”有别“世官”，一般任期五年；“指挥同知”从三品）的。及后，因有获贼首苏干剌的战功，故被攉升为了“世官”（可世袭）。

明太祖朱元璋在位期间，虽然完成了一统天下的大业，使中国走向了富裕强盛之路，但是由于他忽视了对外关系和海防，从而使得大明帝国的国际地位与其身份很不相符。及至到了成祖初年，忙于同蒙元残余势力周旋的朱棣，也没有能够使前朝的局面有所改观。从永乐三年到九年间（1405～1411年），仅苏门答腊海域发生有损国家尊严的事件就有多起，如永乐三年中国佛教徒在锡兰山受辱；永乐四年，郑和首航至爪哇，170余名士兵在登陆交易时，无故被西王士兵所杀；永乐九年，爪哇又因不满明朝政府封三佛齐麻那者巫里为国王，“诱（明朝）使者而杀害之”⁽²²⁾。

鉴于当时东南亚国家的动乱局势和以往的经验教训，郑和第四次下西洋选用哈只，恐怕是因为他“能征善战”。永乐十三年（1415年），明成祖为了实现建立一个“大一统而天下治”的大明帝国理想，同时也为了防止因苏门答腊这个迈向南洋的前沿海滩失控而被人卡住咽喉，故授命郑和平息了苏门答剌的内乱，擒获了“贼首苏干剌等”。在这次使其“诸番征服”的军事行动中，任流官指挥同知的哈只在擒“获苏门答腊贼首苏干剌”战役中表现突出，被“兵部录官军战功”，擢升为世官。

八、泉州卫镇抚蒲日和

蒲日和，福建泉州人，明代回族航海家。为南宋绍定年间（1228～1234年）温陵（泉州）通判（后升督察院）蒲宗闵之孙、度宗咸淳年间（1265～1274年）福建安抚沿海都制置使兼提举市舶的蒲寿庚之侄。由于蒲氏家族早在北宋时就已经因公务和海上贸易而通行海外，其影响之大、关系之深可谓由来已久。故出生于海事官员世家，且又在沿海为官，笃信伊斯兰教的蒲日和，在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被选为随员，一同前往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剌、锡兰、柯枝等十数国，最后到达了忽鲁谟斯。

作为蒲日和，为什么在前几次下西洋时没有被选用，而偏偏是在第五次才被选中呢？这主要有着两方面的因素:自内而言，蒲日和先祖远自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年）就已经开始为官于朝（在元朝时还奉命执行过“诱诸蛮臣服”、繁荣海上贸易等外交活动），并长期从事着以香料、药材为主的海上贸易。及至南宋时，“擅番舶利者三十年”的蒲寿庚，还掌管着当时被誉为“世界最大贸易港”——泉州市舶；从外来讲，在当时旧港至锡兰山海域的海盗已被剪除，东南亚地区的局势已趋于平稳，海上交通安全有了保障的前提下，下西洋的目的也已经由前几次单纯的“宣德化而柔远人”，向兼有寻求经济利益和开展贸易往来方面开始了转化。这次重大的转折，也是明朝政府为进一步改善与周边沿海及西洋各国友好关系，维护“天朝大国”“君临天下”等统治思想的一次重大战略调整。与此同时，作为在下西洋期间开展的一项重要活动——“分航行”之中，能够具有“友好使者”、“联络人”、“向导”和招徕番商，进行往来互市者，有谁能比蒲日和更合适呢？因此，郑和第五次下西洋之所以要选用蒲日和，其中以蒲氏家族原有的海外关系和影响力，为明朝政府在下西洋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而服务，应当是主要原因。

但是，对于蒲日和这位在郑和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学术界一向在姓名和年龄等方面有着某些争议和误区。例如姓名，《郑和下西洋行香碑》作“蒲和日”，故有“一人（名）说”、“两人（名）说”和“日期说”（言“蒲和日”为日期），其实这些都源自笔误——“蒲和日”。又如年龄，也多因其史料考证有误而错计了几十年，认为当时随郑和下西洋的他已经是“88岁”或“140岁左右”的老人⁽²³⁾。

九、副千户沙班

沙班，明代的穆斯林航海家、哈吉。他是郑和下西洋随员当中，为数不多的一位在官方史料中有记载的外籍官员。据《南京锦衣卫选簿》记载:沙班，本名舍班，古里国人。慕义来归，授为南京锦衣卫镇抚。宣德五年西洋公干有功，升为副千户，赐姓名沙班⁽²⁴⁾。

古里国，位于现今印度西南岸的科泽科德，为当时西洋中的大国。据黄省曾《西洋番国志·古里国》记载:王以二头目掌国事。头目回回人，多奉其教。礼拜寺有二三十所，七日一礼拜。至日，男子大小俱斋沐不治事，巳午时同到寺礼拜，未时回家，方敢交易⁽²⁵⁾。

据以上可知，沙班自穆斯林居多的古里国而来，并且:舍班这个人名，是阿拉伯语（Sha’ban）的译音，伊斯兰教历第八月份名称，亦多用作人名。赐名沙班，发音相近，“沙”字切合汉名惯用姓氏。我国元代回回人中，就有名为沙班（字子中）的诗人。从原籍与名字看，这个副千户沙班也是穆斯林⁽²⁶⁾。

沙班下西洋的时间为宣德五年，即第七次下西洋。这次下西洋，船队从古里分，由副使洪保率领七人去了天方。依其沙班曾生长生活于天方相邻之国，且语言无障碍，同时还有着远涉中国之经历，凭他如此得天独厚的条件，毫无疑问应当是这七人当中的一员。这七人的姓名，除沙班以外，目前基本可以确认的其他六人是:洪保、杨真、马欢、费信、郭崇礼、蒲马奴。

十、总旗官夏文南(www.daowen.com)

夏文南，这位随郑和三下西洋的回族官员，是官方史料中记载最少的人物之一。当今出版的《中国回族大辞典》中，对于他的记述也仅仅只有50余字:夏文南，福建泉州人，回族。福建泉州清净寺主持夏不鲁罕丁之次孙。明永乐年间（1403～1424年）郑和三下西洋时，任总旗官27。

夏文南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首先，他是元代皇庆年间（1312～1313年）自波斯（伊利汗朝卡泽伦）随本国贡使乘海舶来泉州定居，后任泉州清净寺掌教达60年之久，享年142岁高龄，家族世袭掌教达300余年的奇迈之人夏不鲁罕丁（世界著名的摩洛哥大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当年路过泉州时就曾见过他）之次孙。其次，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八月，受明朝政府使臣郑和（下西洋期间）的邀请，前来中国访问的苏禄东王在山东德州游览时不幸病逝，苏禄东王之子温哈喇、安都鲁及王妃并仆从10人便留在德州守陵。后明朝政府在赐给“祭田二顷三十八亩”的同时，还专门从历城（今济南市）县调“拨回回夏乃马当、马丑斯、陈咬住三户，同原东王子安都鲁等相兼守坟”⁽²⁷⁾。此后，东王之子及随从与夏、马、陈三户回回联姻通婚，由此便形成了有苏禄和中国血统相结合的回族“温”、“安”两姓氏。与此同时，夏乃马当在与东王族人“互为婚姻”的同时，也“遂成为了北营夏姓回族祖先”⁽²⁸⁾。山东的这一支夏氏，乃是夏文南之后裔。从世系关系上讲，夏文南乃夏不鲁罕丁幼子夏敕次子，夏乃马当为夏文南之子。夏文南约卒于永乐十五年（1417年）之前。

夏文南随郑和三下西洋的确切时间，据江苏镇江《回族夏氏族源考略》记载是永乐三年（1405年）至永乐九年（1411年），即参加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下西洋，前后历时6年。夏文南在第三次下西洋回国后，郑和被命名为南京守备。27800余人之船队人员因此也进行了一次大整编。夏文南因年龄较大不堪重任，而被裁减就近屯军于山东，夏文南一户从此在山东成为了编民⁽²⁹⁾。

综观夏氏家族，先有夏不鲁罕丁仰慕中华文化留居不归，为中国和波斯两个文明古国的传统友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再有夏文南随郑和三下西洋，为中国明朝初期的对外友好事业做到了鞠躬尽瘁；后有夏乃马当为中国和苏禄两国世世代代的亲密友好继续谱写着传世之歌。作为随郑和三下西洋的总旗官夏文南，正是这个伟大家族中当之无愧的一员。

十一、试百户蒲马奴

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两册计103类的《卫所武职选簿》中，其《福州右卫选簿》里记载有福州右卫试百户，晋江人蒲马奴因随郑和下西洋有功，被攉升为“袭试百户”的事迹:宣德九年十月蒲荣年17岁，系福州右后卫所试百户，蒲马奴（晋江县人）嫡长孙。祖（蒲马奴）原系总旗，因下西洋公干，回还升除前职，钦准本人乃袭试百户⁽³⁰⁾。

在《福州右卫选簿》里虽然没有注明蒲马奴的民族，但首先可以“圈点”的是福州和晋江县——此两处乃泉州蒲寿庚后人繁衍生息和为官从政所在地。据福建龙溪《蒲氏族谱》载，蒲氏第九世祖蒲崇谟（蒲寿庚四子蒲师斯长子）之后多在晋江。尤其是蒲崇谟，其子孙中确有任职“泉州卫军”及“以武功官百户”者。按其辈分，蒲马奴应当与蒲崇谟为同辈人，即晚于泉州镇抚蒲日和一辈。其次，“蒲马奴”为“中姓阿名”的取名方式，即“蒲”为中国姓氏，“马奴”为回回人阿拉伯语经名。“马奴”，大概是阿拉伯语Ma’mun（现今译为“马蒙”）的早期音译，意为“值得信赖的”，多用于人名，阿拔斯王朝第七任哈里发就叫马蒙。“马蒙”在中国古代还可能被译作“买奴”，如元代回回人答失蛮（中书参知政事、宣徽使）长子其名便是买奴。蒲氏这种“中姓阿名”的取名方式在元明时很常见，如“金阿里”、“唐哈散”、“夏乃马当”等。根据蒲氏——福州——晋江县——阿拉伯语经名，这条脉络来进行分析，蒲马奴应当是泉州蒲氏家族后裔。作为蒲马奴跟随郑和下西洋的时间，依据蒲荣宣德九年十月“钦准本人乃袭试百户”看，他应当或至少是参加了第七次下西洋（宣德九年返回），即去天方的那一次。

顺便还需要说明的是，在《卫所武职选簿》中，《福州中卫选簿》里还记载了一位随郑和下西洋的江苏武进人，百户郑伯颜⁽³¹⁾。“伯颜”（拜颜），元明时多有回回取此名，疑似回回人。

除了上述有名有姓的回族穆斯林外，其实还有不少跟随郑和下西洋的穆斯林都因“职微名轻”而无籍可考，但祖国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他们对中华民族和世界人民所做出的杰出贡献，将会与世长存，与日月同辉。

【注释】

(1)〔港〕曾波:《郑和下西洋考略·三宝垄考》，第105页。

(2)黄素封:《南天乐园》，转引自罗岩:《明代航海家王景弘史事初考》，见黄瀚、曹木旺等主编:《明代大航海家王景弘》，第178页。

(3)孔远志《印尼三宝垄的三保庙与华人》，见《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第3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4)孔远志《印尼三宝垄的三保庙与华人》，见《郑和·历史与现实——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集萃》，第314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

(5)〔美〕LouiseLevathes（李露晔）著，邱仲麟译:《当中国称霸海上》，第228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书中该小段全文是:“王景弘还对当地的百姓宣传伊斯兰教信仰，旋即受到当地人崇敬，尊称他为‘伊曼’，（imam，译按:伊斯兰教祭司）及‘三宝大人的舵手’。”“imam”（伊玛目）为阿拉伯语音译，确切的意思应当是“领袖”、“表率”、“率领者”、“教长”等。在本文中的“imam”应当是指“率领者”或“教长”。

(6)有关王景弘宗教信仰问题更详尽的论述，可参见本人已发表的文章:《王景弘宗教信仰初探》，载2002年第2期；又载于范金民孔令仁主编:《睦邻友好的使者——郑和》，第384页，海洋出版社，2003年。

(7)〔明〕张寅纂:《太仓州志》卷10·《通蕃事迹碑》。

(8)引自1993年在云南召开的“首届郑和研究国际会议”论文《郑和与穆斯林》。

(9)〔明〕马敬:《瀛涯胜览·序》。

(10)〔明〕马欢:《瀛涯胜览·序》。

(11)〔明〕马欢:《瀛涯胜览·序》。

(12)〔明〕费信:《星槎胜览·自序》（前后集本）。

(13)李传元:《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文苑》卷30《费信传》。

(14)〔明〕费信:《星槎胜览·自序》（4卷本）。

(15)李传元:《昆新两县续修合志·文苑》卷30《费信传》。

(16)〔明〕费信:《星槎胜览·自序》（4卷本）。

(17)郑一钧:《论郑和下西洋》，第41页，第62页，第71～72页，海洋出版社，1985年。

(18)〔明〕马欢:《瀛涯胜览·后序》。

(19)明嘉靖二年《重修清净寺碑》，转引自冯福宽著:《陕西回族史》，第9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明成祖实录》卷97。

(21)〔清〕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119《海外诸番·爪哇传》。

(22)有关蒲日和姓名和年龄方面的误考可参阅本人:《关于“蒲日和”与“蒲和日”问题的探讨》，载《伊斯兰文化论丛》，第246页，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

(23)《南京锦衣卫选簿》。转引自张鸿翔:《明代个民族人士入仕中原考》，第129页，载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年。

(24)〔明〕黄省曾:《西洋番国志·古里国》。

(25)《郑和的伊斯兰教信仰剖析》，参见林松等:《回回历史与伊斯兰文化》，第126页，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

(26)杨惠云主编:《中国回族大辞典》，第806页、第819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93年。

(27)《温安家乘要录·附录》，《明宣德德州帖文》。

(28)邱树森主编:《中国回族大词典》，第1018页、第128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

(29)夏承厚撰:《回族夏氏族源考略及镇江夏氏家谱注校》。

(30)〔日〕松浦章作王海燕译:《关于郑和下西洋的随员》，转引自《郑和研究》1996年第2期。

(31)徐恭生:《郑和下西洋与〈卫所武职选簿〉》，转引自《郑和研究》199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