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录：

“我们是寻找原因的动物，习惯于认为一切事情都有确定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可见原因，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可选原因。”

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黑天鹅》

经验之谈：

复杂，如果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不仅会出现不能归因问题，也会出现任意归因、不可检验、不可证伪问题。

让我们重回第一章的争议：股市有无只赢不输的投资方法问题。争议的双方相持不下，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争议实际在向我们提示另外一个投资实践中经常遭遇的难题：证券投资方法、结论证伪困难问题。

股市证伪困难之一，证券世界不能用我们习惯所用的常规逻辑证伪，即逻辑正确，结论未必正确。

或然性世界并不服从我们惯用的演绎逻辑。笔者曾读过这样一个砌墙的故事。《爱丽丝漫游仙境》的作者刘易斯·卡罗尔，同时也是一位大学数学教师。一次，他给学生出了这样一道题：砌一堵20米长、10米高的墙，需要10名工人干上10小时，现有6万名工人，需要干多久。片刻，数名学生抢着回答。听了几个答案后，老师叫停。老师给出的答案与学生的答案完全不同。老师的答案是盖不成这堵墙，因为施工场地站不下6万名工人。

老师的本意是讲述这样的观点：跳出常规思维是获得创新的关键。

将这个故事用于股市解读，妙处在于说明：复杂命题，不能用常规逻辑或单元逻辑证伪。砌墙的故事按数学逻辑有正确答案，逻辑上正确，实践中错误，行不通。股市中只赢不输的方法也是这样的问题，只要“高抛低吸”，你就能只赢不输。问题在于结论的实现条件——如何做到“高抛低吸”，你是否有能力持续做到“高抛低吸”？笔者曾聆听过一位刚入市者讲述令其兴奋得近乎一夜未眠的重大发现：“我昨天观察股市，发现有些股价每天最高价和最低价能差2%。如果我每天在最低价买，在最高价卖，除去手续费，一年250个交易日，再除去部分失误，年收益翻翻不是难事。”笔者无语，只能一笑置之。你不能说人家算法不对，也不能用逻辑证明其推论错误。

许多分析师会告诉你他预测股价未来的逻辑，讲述未来股价逻辑的故事，权且把这当作故事和一种猜想。这个猜想的落实全在于你对假设条件的理解与把握。逻辑上一般不会错，但假设经常与现实相冲突，且现实遵循的不是单元逻辑。这是分析误差的主要来源之一。分析师未必错，但其建议和结论未必对。买者责任自负。如果你决策出错，那么承担的不是认知之错，而是投资损失。

股市证伪困难之二，证伪周期长。

股市中的一些重要投资经验和规则是否有效，必须经历全周期性压力测试。一种投资方法是否有效，是否适合你，只能用长期收益率证实或证伪。股市短期随机，长期有序。长期靠能力，短期靠运气。考验一个投资者的能力高低，至少要考察3～5年或以上。长、短周期是有区别的。周期与遍历性有一定的关系。遍历性是指多种情境周而复始地轮回，不同可能性的实现呈现为一定的（最低的）频率与足够的时间跨度，并非是单一情境的不断轮回。短周期代表阶段中的某种情境；长周期才能代表周期不同阶段的基本、典型情境轮回。证伪困难在于不仅要证明方法在短周期内有效，也要证明其在长周期有效，至少能证明该方法在长周期中不会带来不可承受的损失、风险，而非仅适合短周期某种情境。长周期至少在5年以上。方法的系统性、整体性评价涉及方法对多样性决策情景整体适应性的高低。方法整体评价特征之一就是避免异常值、极值打击能力。防止短期有效、局部有效，而整体低效或无效。

命题证伪有些也需要较长的时间序列。1986年笔者在研究生学习期间读过萨缪尔森的《经济学》一书，其中萨缪尔森所举的一个例证故事始终在笔者心头挥之不去。该故事讲的是爱因斯坦与玻尔就量子论中的不确定性原理成立与否存在学术争议，两个阵营都不能靠举证令对方首肯。爱因斯坦终生都没有接受量子论的不确定性原理。争议最终靠代际更替平息，靠下一代科学家认可，接受量子论而结束。当时对此种解决方式颇有些不解，大师何以至此？现在可理解为复杂问题的证伪困难以及人类对事物复杂性认知的困难。

日本核电技术的应用始于1971年，已有40多年的历史。日本建有57个核电站，提供了日本总电量的近30%。2011年3月11日9.0级大地震直接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放射性物质泄漏及爆炸，造成20多万名福岛居民离开家园，数百人被辐射。这次事件引发日本，乃至全世界对核电技术安全性的反思。德国、日本都出现了要求停止运行核电站的浪潮。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已经改变了人们对核电站收益与成本核算的结论。在某一时期，一些方法、技术不管多频繁地获得成功，但如果失败一次的代价太沉重，那么它存在的意义就成疑问。正如塔勒布所言：“如果失败的代价过于沉重，难以承受，那么这件事成功的概率有多高根本无关紧要。”^[6]从失败学角度来讲，重大的技术革命经历40年后也不算进入安全区。类似的技术还有转基因技术。人们担心若干年后发生无法预期的变异，数十年也难以下结论。

股市证伪困难之三，股市存在持续不确定状态，无法证伪。

股市判断证伪困难的一大原因在于投资者实际面对的观察值包含三类信息：真信息、伪信息和不确定信息。从测量学意义上讲，它们可能是真值、伪值及不确定值。你所能获得的观察值未必是真值。误差就是观察值与真值之间的量差。

股市的一些题材炒作仅属于讲故事，实际持续处于不确定状态，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我们可参考重庆啤酒乙肝疫苗案例。2011年12月8日重庆啤酒公布治疗性乙肝疫苗Ⅱ期临床试验揭盲结果。疫苗实验结果与安慰剂相比无显著疗效，随之而来的是11个跌停，从2011年11月25日的盘中最高价83.12元下挫至2012年1月19日的最低价20.16元，期间累计跌幅高达75.75%。这是个持续13年的故事。据统计，自1999年4月重庆啤酒公布该项投资以来，13年期间起起落落，该题材促成重庆啤酒48个涨停板。13年期间，该项目实际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你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直到结果揭盲前期，仍有研究报告对该股维持强烈推荐评级。理由在于：该疫苗有可能于2013年在国内上市，并于2015年在全球上市，面临3.5亿乙肝人口，其市场潜力巨大。事前，这也是一种不可排除的可能性，不过属于小概率事件而已。笔者所见，天相公司的分析师就比较谨慎，仅按啤酒业务对企业估值，认为其股价在20元左右。

对技术投资和动量投资而言，只有好机会，没有好股票。2012年1月19日重庆啤酒股价跌到20.16元最低价之后，一个半月之内，到2012年2月29日，股价最高回升到40.88元，与1月最低股价相比，回升了102%。从所获公开信息观察，这是私募基金利用动量投资原理与故事言犹未尽，尚存某些持续不确定性，而进行的一次成功炒作，与公司基本面变化无关。基本面不可能在一个多月中变化幅度达102%。实际上，直到2012年4月18日公司才发布公告，披露了乙肝疫苗Ⅱ期单独用药组（北京大学组）临床试验总结报告，认定乙肝疫苗治疗剂量在主要疗效指标和次要疗效指标中无显著疗效。

任何策略都可成功，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这种把控能力。这个案例也可以理解为股市中的心理战案例。不确定性，对另外一些人来讲造成恐慌，对另外一些人来讲倒成为投资机会。

股市证伪困难之四，如何证明差错率的合理性？只有相关规则，没有固定、量化标准。

一般而言，股市方法、命题有效性检验标准是检验其预测的准确度。股市以成败论英雄，说什么都没用，要看实战成败。对方法、复杂模型如何裁决，可参考霍金2006年在香港演讲所谈的标准：“人们总可以将历史往更早的时刻延展，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所谓的宇宙开端都是人为的。我将采用所谓的实证主义方法来对付这些问题。在这个方法中，其思想是，我们按照我们构造世界的模型来解释自己感官的输入。人们不能询问这个模型是否代表实在，只能问它能否行得通。首先，如果按照一个简单而优雅的模型可以解释大量的观测，其次，如果这个模型作出可能被观察检验、也可能被证伪的明确预言，这个模型即是一个好模型。”

方法、模型的有效性检验在于：对已发生的事实作出合理解释；对未来作出明确、可检验的预测。然而，对证券市场和对或然世界的推断、命题而言，预测检验演变成对概率值真伪的检验：其命题是对不确定度的刻画，验证不确定值的可靠性。这种证伪难度高于演绎法证伪。它不是出不出错的问题，而是确认公认、正常的差错率问题。它不是验证世界有无黑天鹅，而是要验证黑天鹅出现的概率大小。埃德加·彼得斯在《资本市场的混沌与秩序》中深度感叹证券市场证伪难，大家对市场有效和无效的争议，举证双方都面对证伪困难：“几乎没什么其他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会如此地不一致。”

如何认定合理差错率？这没有固定的量化标准，一般采用业内共识。这种共识仅是一套可以共同接受、认可的规则。复杂问题的验证规则，不妨参照美国高等法院1993年设定的科学证据取证规则——道伯特法则。(www.daowen.com)

道伯特法则规定：应采用以下四种方法来检验专家证言是否具有可采用性和可靠性：第一，专家证言的内容是否能通过科学方法来加以检测；第二，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理论或技术是否已发表，并且经受住同行严格复查的检验；第三，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研究方法或技术的出错概率有多大；第四，就作为专家证言基础的技术、方法和理论而言，在某个特定的科学领域中，有多少学者能加以认同和接受。

股市证伪困难之五，股市命题证伪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

证伪，需可检验，那就要有检验标准。股市命题、方法验证标准特殊。证伪标准各自不同。只有相对标准，没有绝对标准；只有主观、个性的标准，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

混沌理论一个著名案例——英国海岸线有多长。看似一个中学生提出的简单问题，其结果却十分复杂，答案更是匪夷所思。早期，英国数学家路易斯·弗赖·理查森最先关注和研究一些欧洲国家不规则的海岸线应该如何计量的问题。他查阅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时与荷兰的有关数据，发现在计量同一个国家的海岸线长度时，竟然有20%的误差，路易斯·弗赖·理查森认为，这种误差是因为他们使用不同长度的量尺所导致的。

在路易斯·弗赖·理查森论文的启发下，法国数学家曼德尔布罗特对海岸线问题进一步深入研究，1967年，曼德尔布罗特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英国的海岸线有多长？统计自相似性与分数维数》的论文，关于英国海岸线有多长的问题，曼德尔布罗特得出了令人震惊的结论：没有精确结果，不知英国海岸线有多长。无论你做得多么认真细致，你都不可能得到准确的答案，因为根本就不会有准确的答案。海岸线的不规则性，导致英国的海岸线长度是不确定的！不同的衡量尺度会有不同的结果；它依赖于测量时所用的尺度，用公里计量和用米计量，结果不同。

混沌理论针对复杂系统不规则状态的计量创造了分形维数概念，也揭示了传统的阿基米德几何整数维世界划分之外的分形维数世界的存在。在传统的阿基米德几何中，直线或曲线是一维的，平面或球面是二维的，具有长、宽、高的形体是三维的；对于分形如海岸线这样的复杂性，无法用维数等于一、二、三这样的整数数值来描述。分形维数揭示：在三维空间之外，还存在无穷多的分形维数空间。分形维数反映了复杂形体占有空间的有效性，它是复杂形体不规则性的量度。

英国海岸线有多长的疑问，是从混沌理论的新视角对证券市场解读的启发。第一，描述和度量复杂世界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到目前为止仍处在不断探索之中。事物的不规则性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事物“非标准化”状态，也就是事物难以精确的模型化状态。解读证券市场的一大困难，正在于缺乏系统性描述各类股市“非标准化”状态的语言（概念）与分析类工具。这造成沟通与解读上的困难。且这种状态还在不断的变化，原先的“概念”、结论——事物主观特征值的概括、描述与“真值”在不断偏离。或许这就是投资家提出要尽可能对一切重要概念和结论，能检验都要进行“验证”的原因。第二，在复杂系统中，主客观互动的作用十分突出。关于海岸线有多长的问题，没有客观、统一、正确的标准，只有个性标准，只有符合某种主观需求的标准。测量结果因主观需要而选择的衡量尺度不同而不同。第三，答案因人的客观需要而异，存在多重解，不存在最优解，也不存在唯一解。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该问题的答案没有精确的最终结果。没人能算出英国海岸线到底有多长。你可以说是N公里，他可以说是Y米或H厘米。但折算到一个标准单位会是相互冲突的不同的结果。

尺子不同，无统一、客观的标准，无单一解，导致证伪困难。在股市，不同的方法均可成功。在股市投资，可以作为抢帽子游戏，也可以作为选美标准之博弈，这是种客观存在。如果你擅长玩这种游戏，有能力捕获机会，也无可厚非。不过，能获胜者仅为少数人。对同样的事件、同一结果，因不同的理念、不同的规则，有不同的标准，不同的结论。例如一波行情，你说是反弹，他说是反转，短期与长期评价可能完全不同。从短期看，冲高又回落，说反弹者正确；半年或一年后看，一波一波逐步走高，说反转者也准确。这就引发了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没有统一、标准的答案，如何证伪；第二，各有各的参照系，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如何证伪；第三，或有发生，确证度证伪困难，又该如何。

股市证伪困难之六，证伪困难与归因困难有一致性。

证伪的含义是理论或命题由于经不起相关事实观察和实验的检验而遭到失败。检验是将待检验的命题与有关经验事实相比较，以确定二者是否相符合，符合属证实，不符合属证伪。证伪的困难多在于命题的“可检验性”上存在困难。如果不可检验，无法证伪，那么，命题就不属于“科学”的范畴。人们认为：投资不是科学，而是艺术，证伪难确实为其提供了佐证。科学、理论始终在追求“普适性”，在揭示动乱中的“秩序”。股市则充斥着不规则运动，每项决策都是“个案”。或许复杂性的别名就是证伪难。就复杂系统而言，归因困难与证伪困难相伴相生。

第一，证伪困难在于投资者不习惯于非因果思维模式——概率思维模式。因果思维、线性思维、归因分析，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人是归因动物，习惯于因果思维。一方面，人的本性和本能是在相对确定性的情境下决策。即使在不确定性情境下，也要谋求相对确定。另一方面，人们习惯的因果思维范式，常常本能上就不接受非因果关系，不接受随机性。凡事总有个缘由、因果，才能满足、止步。依据因果关系模式：有因必有果；有果必有因。投资者要失去因果思维，直面不确定性世界，犹如身心悬在空中，始终不踏实，情绪不稳定。概率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或然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有果未必对应有因。随机波动，属非因果波动。复杂性导致归因困难。然而，即使复杂、混沌系统因果关系模糊或失效，也不能简单用因果模式证伪，也有多数人仍在寻求闭环因果解释。

2010年南非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诞生了一位预测明星——章鱼保罗。它对德国队的6场比赛预测准确性为100%。幸亏章鱼的寿命仅为3～4年，不能经历下一届世界杯的证伪。在2012年欧洲杯期间冒出的“驴保罗”、“乌龟保罗”均遭失败。案例只是证明：人们热衷于接受结果高于一切，热衷于找出两个不相关世界之间的关联。“我们是寻找原因的动物，习惯于认为一切事情都有确定的原因。实际上没有可见原因，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没有可选原因。”^[4]

噪声与证伪困难有一定的关系。随机，在一定意义上讲就属于噪声。费歇尔·布莱克在《噪声》一文中写道：“更为常见的是，噪声使我们很难对金融或经济市场的运作实践或学术理论进行测试，所以我们被迫在很大程度上摸黑行动。”^[25]

第二，复杂系统、相关关系并非简单的因果关系。相关关系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现象存在相互依存关系，但数量上不存在确定的对应关系，其数量关系要用统计科学确认。

复杂系统的一大特征是非线性关系的存在。系统中要素和主体之间的关系不是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关系。这种相互作用包括系统内的正、负反馈作用。这种非线性作用过程、机理，属于认知盲区、黑箱过程，事先无法归因，只能后验，才知其真正市场效应。市场不能被准确预测与认知盲区、黑箱过程等价。这种等价，反而使我们对过去事件的解释存在很大的自由度，存在巨大、主观、任意的归因空间。

相关未必能归因，却又无法证伪。这就为错误归因、八股式股评、任意相关且不可证伪的股市分析提供了广泛的生存空间。广播、电视至少九成以上的股评存在模糊性与任意相关问题。股价变化，其相关因素众多，你可以找到数十种因素。如果再加上各类因素的各类模式组合，可达数百种。这其中包括短期作用因素、长期作用因素，随机因素、因果因素。这些因素、模式与股价之间的相关关系成立，但相关程度、作用权数无法确认——堪称高度模糊。这就会形成“八股文式”的通用股评模式——找个相关因素就能当作当下股价变动的解释。这是个“任意相关”的通用模型。除了给听众找些“确定性”的理由安慰不确定的心境之外，没有其他疗效。

第三，证伪难或许属于可原谅的无知之错。如《清单革命》所述：“人类实践活动为何遭遇失败？一类原因是我们所做的事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范围，必然失败。”《清单革命》的作者阿图·葛文德引用了哲学家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人类的错误分为两大类型。无知之错，可以原谅；无能之错，不可原谅。或许我们犯错，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知识（不存在这样的知识）；或许，我们犯错，不是因为没有掌握相关知识，而是没有正确使用这些知识。第二个观点是世界上的问题分为三类：简单问题，复杂问题，极端复杂问题。简单问题属具有明确解决方法的问题；复杂问题属没有直接解决方案，需要分解、需要不同专业人来合作解决的问题。例如火箭发射，它需要多部门资深专业人士合作。极端复杂问题属每个问题都独一无二；过程极为复杂，专业知识、技术很重要，但不是获得成功的充分条件；结果高度不确定。葛文德认为抚养孩子就是属于这类极端复杂问题，这是个不可逆的个性化发展过程。

对照这两个观点，更能体现证券决策难度的等级。“无知之错”，很符合“不确定性情境决策特征”。证券投资由于涉及学科知识过多而形成自身可用的“知识匮乏”。它涉及的不是掌握知识多少、应用多少的问题，而是知识、经验共同起化学反应，转变为特殊技能的问题，即创造性解决非标准决策的问题。它没有完备、清晰的知识清单与之匹配。

在三类问题的归属上，股市属极端复杂问题。因为它：第一，不可准确预测，结果不确定；第二，没有标准答案，每次都需创造性决策。

复杂，如果超出我们的理解能力，不仅会出现不能归因问题，也会出现任意归因、不可检验、不可证伪问题。

证伪困难=归因困难。这是因为两者有以下相似性；第一，存在非线性反应；第二，过程黑箱，事先无法归因，只能后验，才知其真正市场效应。第三，无模型、无公式来准确计算。模型归因困难体现在：其一，因素权数不明，高度模糊；其二，过程黑箱，机理不明；其三，各类因素和多元逻辑呈现出综合效应、余数效应。

错误归因属投资经验积累过程中的误导性反馈，属噪声干扰。错误归因的后果表现在：其一，导致歧路慢行、歧路续航，错误归因会导致错误的经验积累；其二，规则之纠正比初始建立和强化正确规则更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