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对外全行业直接投资简明统计，2019年1月至10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64个国家和地区的536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如前所述，《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8）》的研究者选择了近60个我国海外投资的东道国，覆盖北美洲、大洋洲、非洲、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我国企业在上述国家的投资额较大，占到我国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3.5%，因此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总体来看，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基础较好，政治风险较低，社会弹性较高，偿债能力较强，整体投资风险明显低于新兴经济体。例如，德国、新加坡、韩国等9个国家属于低风险级别，意大利、印度等34个国家属于中等风险级别，埃及、孟加拉国等14个国家属于高风险级别。对新兴经济体来说，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与发达国家差距仍然非常明显，政治局势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影响经济复苏进程，进而影响直接投资的环境。不过未来新兴经济体仍然是我国海外投资最具潜力的目的地，存在巨大的市场潜力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还可以满足我国对外投资中资源寻求的动机。《中国海外投资国家风险评级报告（2019）》指出，最新的评级结果中，德国依然保持着AAA评级，而风险最高的三个B级国家分别是伊拉克、委内瑞拉和苏丹。亚洲一些国家的投资风险略高于整体水平，主要的风险点在于经济基础和政治风险。鉴于当前的世界经济与政治形势以及未来变动趋势，我国的境外资产实际上处于巨大的风险之中。我国较弱的境外利益保护能力与巨大的对外资产规模明显不相称。如何利用国际关系、国际规则与自身能力，发展和建设境外利益的保护机制，是我国对外投资战略研究的一个核心任务。

在地缘政治上，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地缘上与我国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推升了我国海外利益整体面临的政治风险。除了国际法学者之外，我国国际关系学者也认为，要想维护好我国“走出去”企业的资产安全，应该完善包括双边投资协定在内的国际法保障机制。^[1]未来，在与我国经济依存度较高的相关国家投资，推动双方互利共赢，签订投资协定，将是促进我国在该国投资规模增加的一大助力。^[2]例如，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与欧盟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对于在东道国进行跨国投资的各国投资者而言，其母国与东道国间IIA规定的投资仲裁机制是维护其投资利益的主要争端解决制度。本章对我国以及我国海外投资东道国IIA的投资仲裁条款进行较为全面的总体考察，评介其纵向发展，概括其主要特点。这也是讨论其改革发展首先需要明确的基本内容。(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