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传承与域外老年法治战略关系密切,考察域外老年法治战略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涉外传承的趋势和意义。
目前,我国正面临着“未富先老”的问题,在老龄化不断加剧的同时,经济增长却表现出下行态势。据统计,我国年均GDP增长率从1978—2011年的10.2%下滑到2012—2017年的7.2%,与此同时,养老保险系统供养人口却在不断增加,养老支出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前的0.8%陡升到4.9%,构成政府债务的重要风险。除我国外,还有不少国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比如,美国、韩国、日本、德国等。这些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中作出了很多有益的尝试,他们的经验值得借鉴和学习。
(一)美国
与我国相似,美国也存在养老金支出压力大、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不足、低收入群体保障服务覆盖不到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美国为养老服务建立了完备的法律、诚信、保险制度。[4]
第一,美国构建了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
在政府的税收政策支持下,美国设置了基本涵盖全民的全民性养老计划,从政府处获取基本的养老保障,对低收入留守家庭老人提供基本的经济保障;美国还设置了企业退休金计划,由个人和企业共同缴纳基本的养老保险并通过私募投资的方式储蓄养老金。通过构建各种养老计划,美国形成了多元的养老服务体系,而且政府税收政策为这些计划的实施提供了保障。[5]
第二,美国鼓励养老服务社会化。
美国营利性养老机构占70%以上,市场化水平很高。主要存在以下几种养老服务的形式:(1)护理院;(2)老年公寓;(3)日间照护中心;(4)家庭照护;(5)养老社区。其中,护理院面向长期护理服务,老年公寓面向生活照顾服务,日间照护中心面向健康检查等活动,家庭照护提供上门服务,养老社区主推中高端居住及配套服务。[6]美国的养老社区能够为老年人提供灵活、多层次的养老服务,能满足老年人独立生活、辅助生活、临终生活等多元的照料需求。[7]
第三,美国还形成了“时间银行”的互助养老模式。
时间银行指的是将养老服务提供者所付出的时间储存起来,使自己以后也能享受相同时数的志愿养老服务。这种互助养老模式减轻了政府的资金压力和管理压力,而且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时间银行”的运营也更加便捷,时间和地域对提供养老服务的限制逐渐减弱,缓解了老人不愿离开生活所在地所致养老的问题。[8]
第四,美国鼓励老年人继续工作。
除了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外,鼓励老年人继续就业也是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缓解社会养老压力的有效手段。为鼓励有能力的老年人继续工作,美国政府不但为年长工作人员制定了更加灵活的就业安排,而且增加了在年长工作人员培训方案方面的支出,使他们的技能可以赶上新的技术发展,充分挖掘和发挥老年人所拥有的知识、经验、资本和人脉资源。[9]
(二)韩国
韩国同样面临着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在过去20年间,韩国老龄化比重快速增加,如果按照同样的趋势发展下去,韩国老龄人口的比重将在2040年达到33.9%,于2065年达到46.1%。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韩国存在以下实践。
第一,韩国不断加强人口政策顶层设计并完善养老保障体系。
2005年9月,韩国成立直属于总统的“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委员会”,负责推行针对低生育及老龄社会的政策,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在养老制度方面,韩国政府先后颁布《育儿支援法案》《低生育及老龄社会基本计划》《老龄亲和产业振兴法》等法律,并不断健全“国民年金制度”“退休年金制度”“个人年金制度”等,完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有助于让老年人维持一定的生活质量。此外,韩国还设立了“基础老龄年金制度”和“住宅年金制度”,为部分家庭发放补助并允许老年人通过抵押住宅领取养老金。[10]
第二,实现居家养老多元主体协同供给。
韩国的居家养老项目由政府、社会和市场共同提供。政府面向老年群体直接推出普惠性养老服务,如加大文化旅游等方面的老年人优待力度、提供免费医疗诊断服务、对无依无靠的老人提供救济支援等。为鼓励社会和市场共同参与居家养老项目,韩国政府进行了双面补贴。一方面,为吸引民间资本注资,韩国政府于1970年颁布了《社会福利事业法》,规定对民间资本投资的社会福利机构予以支持;另一方面,韩国政府推出养老服务凭单制度,为居家老人发放消费券或服务券并指定兑换机构,老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居家养老服务机构兑换相应的服务,在此过程中政府实现了把居家养老服务“生产递送”责任转移给专业的社会组织和企业。[11]
(三)日本
作为全球老龄化率最高、老龄化速度曾经最快的国家之一,日本在应对养老问题上有以下几点经验。
第一,构建医养结合社会福利体系。
由于老年人往往存在对长期康复护理和基础医疗的需求,因此为其提供疾病预防、诊疗、康复护理等服务是重要的。为满足这一需求,日本于2000年率先建立了“介护保险”制度,即养老护理保险制度,强制40岁以上的全体国民加入养老护理保险,形成了医养结合的社会福利体系。[12]这种医养结合的体系能有效地将老年人的养老与医疗需求联系起来,从而更高效地满足老年人的需求。(www.daowen.com)
第二,制定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
为保障养老服务的有效性,日本政府先后通过了《生活保护法》、《国民健康保险法》和《国民年金法》,从而推动了全民养老以及医疗的广覆盖。1999年,日本政府先后制定和出台了《今后5年老年人保健福利政策的方向》《推进老年人保健福利10年战略》等重要政策文件,致力于促进养老服务全社会参与,兼顾老人的生存与发展需求。[13]完善的法律体系为养老服务的高效运行提供了基础,也为养老服务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第三,日本有发达的金融养老服务。
2019年,日本的养老基金投资规模达3万亿美元,占全球的近8.0%,足见日本金融养老的规模。目前日本的金融养老服务产品包括传统银行、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经营的住房反向抵押贷款产品等。住房反向抵押贷款养老服务是一种以信托为手段,以住房设定抵押进行财产管理,为有需求的老年人按照各自不同的意愿提供特定的养老生活保障。如今日本的金融服务养老非常普遍、发展水平非常高、养老者获得服务满意度也很高。[14]
(四)德国
德国的老龄化形势十分严峻,1991—2019年,德国65岁以上人口数量从1200万增至1800万,占总人口的比例从15%升至22%。[15]据预测,21世纪60年代初,德国有护理需求的人数将增加到450万人,这对德国的养老服务体系是不小的挑战。为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德国有以下几点尝试。
第一,推行护理保险制度。
老龄人口的增加带来了养老资金的短缺,为解决资金问题,德国于1994年通过了《护理保险法》,规定德国正规的长期护理服务资金通过征税和强制性缴纳社会保障费获得。国家、企业、个人和医疗保险机构是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承担超过三分之一的资金,雇主和员工平均分担占税前工资总额的1.7%。由于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2008年通过的《护理继续发展法》将缴费率由1.7%上调到1.95%,为养老护理服务提供了更多资金。[16]
第二,实行弹性退休制度。
德国将退休年龄从60岁调整到65岁,规定工作满45年的劳动者可以选择在62—67岁的任意时间点退休并领取养老金。在养老金的计算中,65岁之前退休的人,每提前退休一个月,养老金减少0.3%;每延迟退休一个月,养老金增加0.5%。弹性退休制度能够激励老年人延迟退休,达到社保资金增收和节约开支的作用。[17]
第三,打造智能技术平台。
德国于2007年制订并实施环境辅助生活系统计划,它可以通过现代化的感应传输装置,将智能仪器共同连通在一个具有扩展性的智能技术平台上,对老年人的身体状态和生活环境作出即时反应。该系统适合养老院、社区和家庭的环境,老年人可以遥控房间的设施,而且该系统可以生成老年人日常健康日志,方便家属和护理人员查看老人的身体情况。[18]这种智慧养老的模式能够提高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指数,方便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等各种养老模式,节约机构养老的成本。
(五)总结
以上介绍了国际上有代表性的几个国家为应对人口老龄化采取的不同策略和方法,其中有很多值得我国借鉴,我们可以从中获得如下启示和经验。
第一,构建多元化协同养老服务体系。
仅由政府负责提供养老服务是不够的,需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协同参与。政府可以通过直接提供部分养老服务以及为民间资本提供补贴等方式,构建协同养老服务体系。而且,为满足不同类型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需要提供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如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医养结合等不同形式。
第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与政策构建。
不同国家在应对老龄化问题时都十分关注配套法律设施的构建。合理有效的法律法规不但有助于养老体系的高效运转以及养老服务的有效提供,而且能够为养老制度提供未来发展方向。
第三,大力发展精准化养老。
通过对老年人群体的精准定位与评估,可以了解当前所需的养老服务类型,从而及时进行相应的服务建设,有效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通过对养老服务体系的精准监管,可以保障养老服务的质量,实现高效服务。精准化养老服务体系相比于常规养老服务体系,能够有效避免资源浪费,提高服务质量与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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