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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秘书简史：历朝著名秘书人物及其事迹

时间：2023-07-1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本章选取其中的部分著名秘书人物事迹，供同学们学习鉴赏。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古代著名秘书官，当推西周初年的史佚和春秋时期的董狐。原来史佚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即以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为主要职责的文字秘书。作为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主要史官，史佚对秘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秘书简史：历朝著名秘书人物及其事迹

我国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涌现了无数的秘书，其中既有体现秘书优秀本质的直臣良史，为中华文明谱写了一曲曲绚丽的篇章；也有为了功名利禄而误国害人的乱臣贼子，在史书上留下斑斑劣迹。本章选取其中的部分著名秘书人物事迹，供同学们学习鉴赏。

仓颉，一作苍颉，姓侯冈，为黄帝的史官。其出生地在今蹼阳市南乐县吴村。因为他创造了文字，功勋齐天，被称为史皇、颉皇、颉帝，又称造字圣人。

《周易•系辞下》曰“上古结绳而治”，即用兽皮、草禾或枝条藤蔓等物编结成长绳，大事系大结，小事系小结，单结表示十，双结表示百，特别的事打一个特别的结，相连的事则打一个连环结，不同的事物有时用不同的颜色相区别，然后凭记忆查点大小和绳的数量，回忆这些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绳结所代表和蕴含的事情，以及质和量的差异。结绳记事这种方法，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为当时的社会民事活动提供了便利，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这种方法也有很大的局限性。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文明程度日益提高，社会事务更加繁杂。黄帝时是上古发明创造较多的时期，那时不仅发明了养蚕，还发明了舟、车、弓矢、镜子和煮饭的鼎与甑等，单凭结绳记事这种方法已远远不能适应生产生活的需要。于是，“圣人易之以书契”①，就是用刀或火在木、竹、石、骨、甲上面刻上（或灼上）一种符号，用以记物、记事、记时，如伏羲八卦中的八种符号，天干地支符号等。这些符号可以看作在黄帝、颛顼时代，中国社会已基本统一，社会内部各项事务也都有了空前的发展。发展的时代需要有更多更频繁的社会交流，但在当时，社会内部各个部落却独自使用自己的一套记录符号，这种情况给氏族部落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同时，这些简单的符号也极大地限制了各部族自身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统一、规范这些符号，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更加科学、丰富的符号，乃是社会发展之急需。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要求下，仓颉倾力从事这种符号（亦即后来的文字）的创造工作。

仓颉造字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创造象形的独体字。“仓颉之初作书，观鸟兽蹄爪之迹，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仓颉观察了鸟兽之迹、鸟羽、龟纹之形等，仿写而造成文字。仓颉使用的基本是图腾徽记的办法，造出的字是一种象形的独体字。如果我们将仓颉前各氏族的图腾徽记看做是文字的雏形，那么仓颉造字的第一阶段就是进行文字统一的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书同文”。

第二阶段，创造合体字。象形的独体字造出以后，许多复杂、抽象的事物还是无法表达。于是仓颉仰观奎星屈曲之势《初学记》卷21引《孝经援神契》云：“奎主文章，苍领效象。”并引宋均注云：“奎星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又俯察山川脉络之象，穷天地之变，仔细研究人们语言交流的情势，借用八卦和天干地支的办法，“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根据不同的纹理可以造出不同的字来），将形状同声音结合起来，“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创造出了合体字。仓颉究竟造了多少字，现已不可考。但秦朝“书同文”时，李斯等人书写的薄本《仓颇篇》载有3 300字，恐怕其中相当部分就是在仓颉时代创造出来的。

仓颉造字，结束了人类的愚昧，开创了世界的文明。关于文字造成后所产生的影响，神秘的说法是“天雨粟，鬼夜哭”①“龙乃潜藏”②。实在一点的说法是“百工以治，万品以察”③，更加便于治理百工，洞察事理。

总之，文字的产生是惊天动地的。仓颉为造字圣人，斯文鼻祖，深受后人敬仰。南乐县城西北20多公里处吴村，有仓颉陵、仓颉庙、造书台遗址。这些建筑始建年代不详，但据庙碑记载的“历汉唐以来，未尝稍替”可以推断，其建筑年代不会晚于汉代。仓庙山门牌坊上所刻“盘古斯文地，开元圣人家”对联和“三教之本”题字，相传为宋代寇准所书。

（本文选自《中州今古》2001年6期　作者：李尚叶）

史书上记载比较详细的较早的古代著名秘书官，当推西周初年的史佚和春秋时期的董狐。他们都以秉笔直书的实事求是精神为后人所称道。

根据近代学者杨伯峻先生考证，“史佚即《尚书•洛诰》之‘作册逸’，逸、佚古通。”原来史佚就是西周初年周王室的“作册史官”，即以记录国王言行和朝廷重大事件为主要职责的文字秘书（当时称“内史”）。综合《国语•晋语》《逸周书•世浮解》《淮南子•道应训》等典籍的记载，史佚先后为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这三代国君当过史官，由于资格老、影响大、威望高，被当时的臣民称为“四圣”之一（其他三圣是周公、召公、姜太公）。《逸周书》上说他曾代天子册告皇天后土，《大戴礼记》上说他“博闻强记”，善于对答，常侍立于天子身后，接受咨询，提示遗忘之事。

作为周王朝立国之初的主要史官，史佚对秘书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并对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一，史佚对汉字的演变发展和中国古代书法艺术作出过巨大的贡献。

史佚对汉字和书法的贡献在古籍中多有记述，其中元代学者郑杓《衍极•书要篇》刘有定注中有一段完整的描述：

虎书、禽书、鱼书皆史佚所作。佚，文王之史，历事武王、成王。当文王时，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有兽曰驺虞，白质玄章，驯于灵囿，不践生草，于是佚错综其体而作虎书；又鸑鷟（凤凰）鸣于歧，赤爵（雀）入于户，至武王时，火流于王屋，化为乌，佚乃并牧鸟瑞而作禽书；及武王伐纣，师渡孟津，白鱼入于王舟，王取以煮，故佚又作鱼书，体鱼之首为乙，尾为丙，以纪其瑞焉。

这里说史佚模仿老虎身上的花纹创造了“虎书”，模仿凤凰、赤雀等瑞鸟的姿态创造了“禽书”，模仿鱼的形体创造了“鱼书”。这“三书”包括了地上走的、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实际上是说史佚从各种动物的形貌姿态受到启示因而激发了灵感，从而创造了一种新的书法字体，这就是大篆。明代丰坊的书法专著《书诀》中说：“大篆，周公命史佚同天下之文三体，宜书箴铭，可以出入。”按照这种说法，史佚不但创造了大篆书体，而且受周公之命用大篆统一了当时社会上各不相同的文字（“同天下之文”）。类似的说法还见于古今多种书法著述，可见史佚对古代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贡献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

对文字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史官，史佚并不是唯一的一位。传说中汉字的发明者就是黄帝的史官仓颉，史佚的后人周宣王的史官史籀也对此作出过巨大的贡献。由于大篆又称籀书，过去多有人将大篆的发明者归于史籀，但是《汉书•艺文志》“史籀十五篇”后班固注曰：“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可见该书是贵族孩童的启蒙识字课本，其字为史籀所书，不能据此得出大篆的发明者是史籀的结论（课本编撰者不大会将自己发明的尚未在社会上流行的书体作为儿童识字的规范文本），可信的说法应该是史籀对推广大篆书体和普及文化知识有很大功劳，而大篆发明者则是史佚。

古代典籍中关于仓颉、史佚、史籀的传说和事迹的记载，说明在远古时代秘书曾对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史佚完成的《史佚之志》对西周和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不少古代典籍中都提到《史佚之志》这本书。志就是文字记录，所以“史佚之志”也就是“史佚留下的文字记录”。民国著名史学家张荫麟著《中国史纲》说：“周初有一位史佚，著过一部书，后人称为《史佚之志》。这大约是夹着论断的历史记载。春秋时有知识的人常常称引之书，可惜后来佚了。”①

《史佚之志》虽已亡佚，但该书在西周和春秋时期对社会产生的巨大影响却留了下来。在现存最早的史书《左传》和《国语》中就有许多引用史佚之言的记录，下面是其中的几条：

子桑曰：“归之而质其大子，必得大成；晋未可灭，而杀其君，只以成恶。且史佚有言曰：‘无（毋）始祸，无怙乱，无重怒’，重怒难任，陵人不祥。”②

秋，公至自晋，欲求成于楚而叛晋。季文子曰：“不可。晋虽无道，未可叛也。国大、臣睦，而迩于我，诸侯听焉，未可以贰。《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楚虽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③

叔向告之曰：“异哉！吾闻之曰：‘一姓不再兴’，今周其兴乎？其有单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动莫若静，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①

史佚距春秋有好几百年，他的这些名言警句被人们广泛引用，恐非“口头相传”可以解释。所以虽然以上记载中“史佚之志”只出现一次，但近代学者杨伯俊先生推测，“史佚之言恐当时人均据史佚之志也”。

古代史书上留下的“史佚之言”，内容均为精辟的治国谋政之道和为人处事之理，人们引用它们都是用来论证某种观点或说服他人接受某种主张，这些都说明史佚其人其言其书在其身后数百年时间内的巨大影响。

第三，史佚坚持“君言必录，君举必书”，为古代秘书实事求是职业道德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信息服务是秘书工作的重点内容，而真实性和准确性又是信息的生命，因此秘书最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就是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作为秘书职业道德的形成，有确切事迹记载的就始于史佚。在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晋世家》中记载了一个“削桐封弟”的故事：

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成王与叔虞戏，削桐叶为珪以与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请择日立叔虞。成王曰：“吾与之戏耳。”史佚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这个故事是说：武王驾崩，成王即位，这时唐国发生了叛乱，于是周公率军灭掉了唐国。不久后的一天，成王与小弟弟叔虞在院子里做游戏，成王随手从地上捡起一片梧桐树叶，把它剪成珪（古代诸侯举行典礼时用的一种玉器）的形状，并且对叔虞说：“给你这个珪，我封你做唐国的诸侯。”站在一边的史佚听到了，就把这件事记录在案，并恭请成王选择吉日为叔虞举行封侯典礼。成王听了感到奇怪，说：“我当时是和弟弟在开玩笑呀，怎么能当真呢？”史佚严肃地说：“天子哪能随便开玩笑？大王既然说了封叔虞为唐侯，作为史官的我就要把它如实记录下来，按照规定应该举行仪式完成它，并用歌舞来庆贺这件事。”叔虞就这样被封为唐国的诸侯。

这个生动的故事反映了史佚作为朝廷史官忠于职守、一丝不苟的尽职态度，他奉行的“君言必录、君举必书”的原则，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但对他的具体做法则应做具体分析，不能盲目学习。唐代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曾专门写了一篇《桐叶封弟辨》，文中问道：“假如成王拿了桐叶与妃嫔、太监开同样的玩笑，难道也要按这种玩笑封他们为侯吗？”我们对待古代秘书留下的文化遗产，应该学习柳宗元的批判精神，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只有这样才能从古人那里汲取有益的精神营养。

三、“古之良史”董狐

董狐，春秋晋国太史，亦称史狐。他是周太史辛有的后裔，因董督典籍，所以以官为姓氏。据说今山西翼城县东50里的良狐村即其故里。

《左传•宣公二年》记载，晋灵公夷皋聚敛民财，残害臣民，举国上下为之不安。作为正卿的执政大臣赵盾多次苦心劝谏，灵公非但不改，反而肆意残害。他先派人刺杀，未遂，又于宴会上伏甲兵袭杀，未果。赵盾被逼无奈，只好出逃。当逃到晋国边境时，听说灵公已被其族弟赵穿带兵杀死，于是返回晋都，继续执政。

当时的朝廷史官董狐以“赵盾弑其君”记录此事，并“示之于朝”，以示笔伐。赵盾辩解，说灵公是赵穿所杀，不是他的罪。董狐申明理由说：“子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讨贼，非子而谁？”意思是说赵盾作为执政大臣，在逃亡未过国境时，原有的君臣之义就没有断绝，回到朝中，就应当组织人马讨伐乱臣，不讨伐就是未尽到职责，更何况国君是被他的族人所杀，他回来后又未法办弑君的人，因此“弑君”之名应由他承担，这是按写史之“书法”决定的。

当时的史官与后世大有不同。他们既典史策，又充秘书，即协助君臣执行治国的法令条文。传宣王命，记功司过是他们的具体职责，兼有治史和治政的双重任务，实际就是具有褒贬臧否大权的文职大臣。当时，记事的“书法”依礼制定，礼的核心在于维护君臣大义，赵盾不讨伐弑君乱臣，失了君臣大义，故董狐定之以弑君之罪。对此，孔子大加赞扬，称董狐为“书法不隐”的“古之良史”，后世称之为“良狐”，以表褒美之意。这是因为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权臣掌握国命，有着生杀予夺的大权，以礼义违合为核心的书法原则，早已失去了它的威严，坚持这一原则，并非都能受到赞扬，而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齐国太史就因写了权臣崔抒的“弑君”之罪，结果弟兄二人接连被杀。董狐之直笔，自然也是冒着风险的。孔子赞扬他，后人褒美他，正是表彰其坚持原则的刚直精神。这种精神被后世正直史官坚持不懈地继承下来，成为我国传统中最为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一。文天祥在《正气歌》里也将“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天地间正气的表现。

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直笔的含义逐渐摆脱了以礼义违合为内容的书法局限，从董狐开始，《左传》《史记》均继承了求实的史学本质。一言以蔽之，就是“不虚美，不隐恶”，具备了唯物史观的实质。这一传统为后代进步史学家弘扬发展，编著出许多堪称信史的著作，是我国史著中的精华。其开启之功，实源于晋太史董狐不畏强权、坚持原则的直书精神。

无论是史佚“削桐封弟”的故事，还是董狐的事迹，都反映了古代秘书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这一点无疑值得我们当今的秘书工作者继承和发扬。

（本文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1期　作者：梅军）

战国时期，一些充当达官贵族的门客的文化人（士），实际上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私人秘书。齐国孟尝君门下的冯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史记•孟尝君列传》和《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了冯谖的完整故事：

冯谖出身贫民，穷得没法养活自己，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托人找孟尝君，希望投奔到门下做个食客。孟尝君问他：“有什么爱好？”回答说：“没什么爱好。”又问：“有什么才能？”回答说：“没什么才能。”孟尝君笑道：“那也没关系，先住下吧。”手下的人看不起他，让他吃最下等的伙食。

过了一段时间，冯谖经常靠在柱子上一边弹他的剑，一边哼着歌：“长剑呀长剑，咱们回去吧！吃饭没有鱼。”有人将这事报告了孟尝君，孟尝君发话：“给他鱼吃，让他享受一般门客的待遇。”又过了一段时间，冯谖又弹剑唱道：“长剑呀长剑，咱们回去吧！出门没有车。”别人都笑他不知足，也报告了孟尝君，孟尝君豪爽地说：“给他配车，享受上等门客的待遇。”冯谖有了车，经常驾着车举着剑去看朋友，告诉人“孟尝君非常尊重我，把我当成上等客。”可没过多久，他又开始弹剑唱道：“长剑呀长剑，咱们回去吧！没有钱养家尽孝。”别人都觉得他也太过分了，贪心不知足。孟尝君听说后就问他：“冯先生双亲还健在吗？”回答说：“还有老母在。”孟尝君就派人供给冯母的吃用，不让短缺。此后冯谖就不再唱他的“弹铗歌”了。

后来孟尝君因供养门客太多感到费用紧张，需要人帮他到封地薛邑去收债，冯谖便主动承担了这个任务，在出发前向孟尝君告辞的时候问道：“收完了债，买些什么带回来呢？”孟尝君说：“你看我家缺少什么就买点什么吧。”

冯谖到了薛邑，让经办人员把应该还债的乡民们都召集起来核对债券。凭证全部核对完毕，冯谖说：“孟尝君借钱给你们，是考虑到你们缺少本钱无以为业，要收取一定的利息是因为靠它供养那么多门客。我来之前孟尝君有交代：有偿还能力的还是按原来的契约还本付息，确实贫穷没有偿还能力的一律免除债务，把债券当面烧毁。孟尝君仁义如此，大家能够有负于他吗？”接着他把该免债的贫穷乡民的借据真的当众烧掉了，乡民们一起山呼万岁。

孟尝君听说冯谖烧掉了债券，非常恼怒，派人把冯谖召回并责问道：“我家食客有三千人，而自己的奉邑不多，难以供给，才放债于薛以增加收入；正因为许多债民不能按时给付利息，才请先生到薛邑收取。听说先生把好多券书都烧掉了，这是为什么？”冯谖说：“是烧掉不少债券，但并没有全烧。那些有偿还能力的我重新强调要如期还本付息；那些穷得根本无法还债的，即使您不免除他的债务，也只能利滚利越滚债越多，越多越是还不起，逼急了他们就只好逃亡。所以如果急于逼他还债，最终不但要不到，而您自己还会背上了贪图利益不知体恤士民的恶名，那些借债的民众也会落得背离主人抵赖债务的名声，这可不是激励您的士民、彰显您的声望的做法呀。现在烧掉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债券，捐出的是根本无法收回的烂账，这样做的目的是让薛邑的老百姓更加爱戴您并广泛传播您关心民众的美好名声。再说，我出发之前问您买点什么回来，您不是说让我看家里缺少什么就买什么吗？我看您家里珍宝无数，犬马成群，美女满院，所缺少的只有‘义’，因此我就给您买了义回来了。对此您还有什么疑问吗？”孟尝君不能理解这番高论，心里不太高兴，只好叹道：“算了吧。”

一年后，齐湣王听信秦、楚等国传来的谣言，以为孟尝君名声压过齐王而把持国家大权，就找借口免去了他的相位，孟尝君只好回到自己的封地薛邑。离薛还有百里，就看到乡民们扶老携幼等在路旁迎接自己。孟尝君非常感动，回头对冯谖说：“先生当初说为我买‘义’，我不能理解，今天终于看到了。”

冯谖说：“狡兔三窟也只能免于一死，现在您只有一窟，还不能高枕无忧。请让我为您再凿两个洞窟吧。”他带了孟尝君给的五十套车马和五百斤黄金来到魏国，对魏王说：“齐国免了孟尝君的职，等于把治国的英才往外国赶，诸侯谁先迎接他，一定能够富国强兵。”于是魏王空出了相国的位置，派使者带着黄金一千斤，车马一百套，去聘请孟尝君。冯谖抢先赶回，告诫孟尝君说：“黄金一千斤，算是贵重的礼物了；车马一百套，算是显要的使者了。齐王一定听到这个消息了。”魏国的使者往返请了三次，孟尝君坚持辞谢不去。

听说别国如此重视孟尝君，齐国的君臣都慌了，齐王派太傅送来黄金一千斤，彩纹四驾车马两套，佩剑一柄，专函向孟尝君道歉说：“我听信谗言免了您的职位，实在太不应该了，特来向您谢罪。希望您看在先王宗庙的分上，不要计较寡人的过失，回到朝廷来管理国家。为表达诚意，我再给您增加一千户的封地。”冯谖告诫孟尝君说：“请您向齐王求得先王的祭器，在薛邑建立宗庙。”宗庙筑成了，冯谖回来报告孟尝君：“三个洞窟已经凿好，您可以高枕无忧享受安乐了。”

在孟尝君被罢免相位时，原来的门客纷纷离他而去，只有冯谖对他忠心耿耿；恢复相位时，那些门客又欲投靠门下，孟尝君感叹道：“我这个人平时好客，对门客生怕有所不周，食客达三千多人，先生您是知道的。哪里想到这些人看到我一日被废，都背叛我而离去，没人为我着想。现在我依靠先生的帮助得以恢复相位，那些门客又有何面目再来见我？如有再来见我的，我一定要朝他脸上吐唾沫，狠狠地辱骂他。”冯谖听说后赶紧下拜，孟尝君问：“先生您这是代那些门客来向我道歉吗？”冯谖说：“不是代客道歉，而是因为您刚才说的一番话不够妥当呀。您听说过‘物有必至，事有固然’这句话吗？”孟尝君说：“我没听说过，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冯谖说：“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总有一死，这就是‘物之必至’；人在富贵时有许多士人投靠，贫贱时却很少有真正的朋友，这就是‘事之固然’（客观事物本来的样子）。您难道没有看到那些一大早往集市上赶的人吗？天刚亮时争先恐后来到市场抢占摊位；到了傍晚，人们路过这里时却掉着膀子对两旁的摊位都懒得看上一眼。这并不是因为人们喜欢早晨而讨厌傍晚，而是因为傍晚时人们在集市上赚不到钱。所以说，在您失去相位时宾客都离您而去，不应该成为您怨恨他们而拒绝接纳的理由。希望您还能像过去一样热情地接待他们。”孟尝君听完后，再次鞠躬称谢：“我一定听从您的指教。先生这番高论让我茅塞顿开，我哪里敢不接受您的意见啊！”

孟尝君做相国几十年，没遭受一丝半点祸殃，靠的都是冯谖的计谋。

在奴隶制、封建制社会中，社会的管理者往往是一些平庸的贵族，这些人正如《左传》“曹刿论战”故事中所言，“肉食者鄙，未能远谋”，这些达官贵族往往因为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而缺少真知灼见，就像本文中的孟尝君。但这些人如果能礼贤下士，乐于听取部下的意见和建议，也能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假如孟尝君当初把喜欢发牢骚的冯谖赶走，他大约也不会在历史上留下美好的名声。从这个意义上讲，冯谖的故事就不仅为我们留下一个参谋型秘书的生动形象，也为我们如何处好领导和秘书的关系、充分发挥秘书人员和秘书部门的参谋咨询作用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本文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3期　作者：梅军）

（一）出身低微，志向高远

李斯晚年官至“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而他的从政生涯是从基层政府的秘书开始的。

据《史记•李斯列传》记载，李斯是楚国上蔡（今河南）人，“年少时为郡小吏”。古本有注：郡小吏就是“乡小史”“掌乡文书”，可见李斯是掌管文书的基层秘书。他不满足于小秘书的卑微地位，羡慕上层社会的生活，但是怎样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他从无意间观察到的老鼠身上得到了启示。

李斯平时上厕所时，常常看到粪坑中的老鼠长得又小又瘦，只能吃到粪便中那些没有消化掉的残物，每当人、狗走近，总是表现出惊恐不安的样子，觉得它们真是可怜。有一天他办公事来到官府的粮仓，看见仓中的老鼠长得又肥又大，吃的是上等的粮食，住在宽敞的屋子里，也不受人、狗的惊扰，优哉游哉的样子与粪坑中的老鼠有着天壤之别。这个发现使李斯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他由此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有出息还是没出息，就如同老鼠一样，是由自己所处的环境决定的。”于是他立下大志，一定要改变环境，进入社会的高层。

李斯通过两种老鼠的比较，认识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很大，希望通过改变环境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这本身并没有什么值得指责的地方，关键要看他通过什么方式、采取什么手段来改变自己的环境。

（二）发愤读书，创造机会

李斯选择了一条光明正大的道路来改变自己的人生环境——发愤读书，为自己创造建功立业的机会。

李斯出身寒微，找不到关系走捷径进入官场，于是他辞去小秘书的职务，去向当时最杰出的大学问家荀子学习。对于有抱负有能力的青年来说，师从名师学习经世治国之道乃是进入上层社会的一条理想的途径。

荀子是先秦诸子中最后一位大师级的人物，虽然后人将他归入儒家，但是他的学问与孔、孟有很大差别。荀子集战国后期各家学派之大成，关注当时的政治局势，既讲授如何认识世界的哲学，也探讨如何管理天下的政治。《史记•李斯列传》说李斯“从荀卿学帝王之术”，也就是跟从他学习经世治国的政治学。

李斯秉性聪慧，几年后完成了学业，他要用自己的所学来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他本是楚国人，但是他看到楚王昏聩，觉得在楚国无法施展自己的才能，关东其他五国也差不多，只有发展势头正强的秦国才是施展才能的地方，于是决定到秦国去寻求发展。他向老师荀子告别时说道：“弟子听说一个人若遇到机会就千万不可错过……现在秦王想吞并各国做统治天下的帝王，这正是我这种平民出身的人施展抱负的好时机……像我这种地位卑贱环境困苦的士子，如果只会批评社会、侈谈淡泊功利、标榜与世无争，这实在不是士子的真实意愿。所以弟子我就要到西方去游说秦王、寻求发展了。”

当时秦国的相国吕不韦正在组织门客编修《吕氏春秋》，年近30的李斯托人当上了吕不韦的舍人（私人秘书），参与《吕氏春秋》的编纂工作。吕不韦很赏识他的才能，就推荐他当了年仅十几岁的秦王嬴政的侍从秘书（侍郎），这样李斯就得到了游说秦王的机会。他劝年轻的秦王利用强大的国力和六国尚未结盟的大好时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这些建议正符合秦王嬴政的雄图大略，李斯于是得到秦王的信赖，并被任命为宫廷秘书长（长史）。此后秦王遇事就咨询李斯，听从他的计谋，开展对六国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攻势。由于李斯本来不是秦国人，秦王除封他为宫廷秘书长外，又授予“客卿”（外国高级顾问）的尊号。就这样李斯一步步进入了秦国的政治核心。

从李斯进入秦国核心决策层的过程看，他并没有采用不可告人的阴谋手段，靠的是积极进取的精神、发愤读书获得的才能，以及对人生机遇的准确把握。

（三）公文写作，堪称一流

公元前237年，秦国的宗室贵族发现，来自韩国的水利专家郑国以帮助兴修水利为名在秦国搞间谍活动，便联名要求秦王下令驱逐六国客卿，李斯也在被逐之列。李斯不甘被逐，在离开秦国时给秦王写了一篇上书——《谏逐客书》，劝秦王收回成命。文章从秦王统一天下的高度立论，用精练而又气势磅礴的语言，列举大量历史事实，说明客卿辅佐前代秦王的功绩，反复阐明驱逐客卿的危害，力劝秦王为成就统一大业要广集人才，而不能拒绝他国来的人才。文章写得词强理直，雄辩滔滔，秦王看了深受感动，于是取消了逐客令，恢复了李斯“长史”的官职，继续采用他对国家大政的决策建议。

《谏逐客书》虽然只有短短七百来字，却是我国历史上最优秀的公文作品之一，体现了李斯极高的公文写作水平。该文作为史料被全文记录在《史记•李斯列传》中，它不仅具有重要文献价值，而且是一篇胎炙人口的代秀散文，被历代文章选本所选收。鲁迅先生说：“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现代出版的各种“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也都选录此文，新中国成立后各版中学语文课本也都把《谏逐客书》列为重点课文。

除《谏逐客书》外，《史记•李斯列传》还录有他写的几篇文章，例如他晚年写作的《上书废私学》《狱中上书》等，这几篇文章虽然影响不及《谏逐客书》，但从写作技巧看仍属公文中的上乘之作。

（四）参谋辅政，功勋卓著

在丞相职位上，李斯辅佐秦始皇采取了一系列巩固中央集权制度的措施，主要包括：

第一，建议秦始皇废除分封诸侯的制度，实行郡县制。这一制度对巩固国家统一、促进社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两千年来一直为各封建王朝沿用。

第二，主持统一度量衡和统一货币的庞大工程，对促进全国各地经济往来和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第三，根据法家的治国理念，协助秦始皇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法律，“明法度，定律令”，尤其是从法律上规定“黔首自实田”，明确了封建的土地个人私有制度。

第四，向秦始皇提出了统一文字的建议，并亲自主持这一工作。他以秦国文字为基础，废除异体字，简化字形，形成了笔画比较简单、形体较为规范，而且便于书写的小篆（也称秦篆和斯篆），作为标准文字。他还亲自用小篆书写了一部《仓颉篇》，作为文字的范本，推行全国。

第五，为了维护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他上书阐述了私学和儒术的“危害”，建议秦始皇焚杂书、废私学以统一思想控制言论，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秦始皇采纳李斯的这一建议，首开“焚书坑儒”的恶例。

以上几条，除最后一条焚书废学遭到后世的普遍否定外，其他几条都是符合历史发展方向的进步措施，加上前期在辅佐秦王统一中国过程中的举足轻重的作用，李斯不但对秦王朝来说是一位功勋卓著的贤臣，而且在整个中国历史进程中也是一个功大于过的历史名人。

（五）晚节不保，遗恨千古

从嬴政13岁即秦王位，到50岁驾崩，李斯一直是秦始皇的主要谋士，其地位也从随身侍从秘书一步步上升为“三公”（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之首的丞相。但是随着秦始皇的死去，李斯不但地位急转直下，而且其性格中丑陋的一面也暴露无遗，最终落得一个身败名裂的结局。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巡视途中暴病而死，已经得宠的宦官秘书赵高与胡亥密谋伪造遗诏，废太子扶苏，立少子胡亥为帝，但政变须得到丞相李斯的配合方能成功。《史记•李斯列传》详细记载了赵高威逼利诱李斯参加政变的过程，从一开始斩钉截铁地拒绝参与（“此非人臣所当议也”），到后来“仰天而叹垂泪太息”地表示屈从，李斯在是非极其清楚的情况下为了保住自己的功名地位而背叛了刚刚死去的秦始皇。在赵高策划的宫廷政变得逞后，李斯又受到打压，他虽然明知“二世之无道过于（夏）桀、（商）纣”，但为了保全自己竟迎合秦二世的心意主动上书鼓励他施行暴政，还为他的荒淫无度寻找理论根据。

赵高掌握大权后，指鹿为马，横行朝野，容不得碍事的前朝老臣，就找岔子诬陷李斯“谋反”，于公元前208年将其腰斩于市，并夷灭其三族。

（本文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4期　作者：唐桂兰）

程邈创造隶书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作为一个基层秘书工作者，竟能做成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自然是非常了不起的。

程邈，字元牟，生卒年不详，秦下杜（今陕西省西安市南）人。他是秦朝的一个小官，曾当过县狱吏，负责文书一类的差事。因他性情耿直，得罪了秦始皇，被关进了云阳狱中。他在狱中度日如年，无事可做，白白浪费时光觉得实在可惜，心想，何不干出一番事业来，以求赦免罪过？

可是，在狱中能干什么事业呢？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程邈。当时正值秦始皇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为全国统一文字。其时政务多端，文书日繁，用小篆写公文固然比以前方便许多，但小篆不便于速写，还是费时费事，影响工作速度和效率。程邈以前身为狱吏，深知小篆难以适应公务，若能创造出一种容易辨认又书写快速的新书体，不是更好吗？脑子里有了这个想法，程邈便绞尽脑汁地琢磨，于是乎，他在监狱中一心钻研字体结构，做起文字学问来。

程邈把流传在民间的各种书体搜集在一起，潜心研究，一个一个加以改进，把大小篆的圆转改变为方折，同时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经过加工整理，十年后，终于创造出书写便利、又易于辨认的三千个隶字来。他把这一成果呈献给秦始皇。秦始皇年轻时，工作非常认真，是一个非常讲究工作效率的人，统一天下后，要推动的政治、文化、经济上的改革，他更是日夜不停、废寝忘食的工作着。《史记•秦姑皇本纪》上记载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换句话说，秦始皇每次批示的文书，是以石（一百二十斤）为单位，不批完一石，便不休息。当时纸尚未发明，公文都刻于竹简上，一百二十斤的竹简码起来大约有一个人的高度，秦始皇自我要求，不批示完，即使已到深夜也不能休息，可见秦始皇的确是在夜以继日的工作。

秦始皇看了程邈整理的文字，非常高兴，不仅免了程邈的罪，还让他出来做官，提升为御史。由于程邈原来的官职很小，属于“隶”，所以人们就把他编纂整理的文字叫隶书。同时，“隶入”也指“胥吏”，即掌管文书的小官吏，所以在古代，隶书也被叫做“佐书”。这种隶书的特点是扁阔取势，结构简单，笔画平直，有了波媒，与小篆相比，书写方便，易于辨认。后来为了和汉朝的隶书区别开来，就称之为秦隶。

秦隶的出现，是我国文字史乃至书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逐渐成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书体。从此，我国文字告别了延续三千多年的古文字而开端了今文字，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则从表形、表意到形声，字体结构也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但秦朝初创的隶书，结体和用笔都带有篆书的意味，长扁不一，波势也不明显，可以说只是篆书的潦草写法。到了东汉，隶书才有了大的变化，结构向扁平发展，笔画出现了雄健的波碟，更趋于工整精巧，从而形成了汉朝隶书的独特字体。汉隶结体用笔富于变化的特点，又影响和促进了楷书和其他书体的形成及风格的多样。直到如今，隶书仍然是一种常用的字体，并作为一种书法艺术而存在。

程邈创造隶字说便是书史上有关隶书起源的颇具影响力的经典传说，这一传说在我国流传了二千多年。《说文解字•序》说：“秦烧灭经典，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趋约易……泰始皇使下入程邈所造也。”唐张怀瓘在《书断》中也说：“程邈，隶书之祖也。相传递善大篆，初为县之狱吏，得罪始皇，系云阳狱中，章思十年，损益大、小篆方圆之笔法，成隶书三千字。始皇善之，用为御史，以其书便于官狱隶入佐书，故曰隶书。”

秦隶出现后，虽然为工作生活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却没有真迹遗留下来。1975年底在湖北省云梦县城西睡虎地十一号秦墓出土了一千一百亲枚竹简，字径很小，最大的不过二分，字型工整端秀，笔画纵横奔放，浑厚凝重，变化多姿，其点画有明显的起伏变化，特别是其中的“波势”已初具规模，这就是秦隶的墨迹。另外从20世纪初起，在西北和山东等地陆续出土了多批竹木简，战国、秦、汉、晋都有，湮没了二千多年的秦隶墨迹终于重现于世。

这些出土文物不仅让我们得以见到秦隶的庐山真面目，而且也对程邈创造隶字的说法有了新的更准确的认识。也就是说，程邈创造的所谓新书体，其实早在战国时就在各国民间流行使用。从考古发掘的一些先秦全文、帛书和简册遗物看，隶书的萌芽期当在周朝。如西周孝王时代的《小克鼎铭》等作品，在其笔法上就已初露隶书的端倪。到战国时期，中国的文字开始了由篆向隶的转变。这一点，从一些出土的战国中期的帛书和木简文字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如1980年在四川省青川县城郊郝家坪发掘了一处战国土坑墓葬群，在众多的出土遗物中有两件木犊，一件残损严重，另一件却较完好，字迹清晰可辨。青川战国木牍比云梦秦简约早80年，它的字体和秦简上的秦隶极为相似。这是我国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隶书。这说明，秦朝时既有篆书这样的官方文书的规范字体，也有像隶书这样非官方用的简化字体。程邈只是对当时已经存在的这些隶字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收集和系统的整理加工，“去杂取精”，进一步规范罢了。也就是说，隶书是许多人日积月累共同创造的，绝不可能是一人一时之功所成。程邈之功应为编纂整理之功，而非世人所言创始之力。

程邈创造隶字的传说虽然不完全可信，但应该承认他所做的编纂整理工作。作为一个基层秘书工作者，程邈能做成这么一件伟大的事情，自然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现在的秘书工作者应该为此感到自豪和荣耀。同时，程邈那种历经坎坷而矢志不移、精勤奋进、自强不息、好学不已的精神更值得肯定和赞赏。人生在世，谁无挫折？有的人遭受挫折而萎靡不振、自暴自弃，有的人却在逆境中“愿保金石志，无令有夺移”，把苦难和挫折当作一块垫脚石，结果在对厄运的征服中创造出了奇迹。正如一切幸运并非没有烦恼一样，一切厄运也绝非没有希望。人在顺利时不能得意忘形，在逆境中也不要一顺不振，这便是程邈献字赎罪所给予我们最重要的启示和教益。

（本文选自眭达明著《秘书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刘邦曾曰：“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子房即张良的号，是汉初三杰之一，是替刘邦夺取天下、稳固政权的重量级人物，他因体弱多病，从来不曾亲自带兵指挥作战，只跟随在刘邦身边做“外脑”，在风云激变的秦汉过渡之际，轻轻地把玩着手中的魔杖，九州大地就尽入刘邦的囊中了。那么张良这个“外脑”的谋略有何特色呢？

（一）及时纠偏性

领导的职责之一是决策，在决策时，难免因为主客观原因使决策偏颇，这时，秘书就要查漏补缺，纠正其偏差之处，以防出现不良后果。反秦战争时，刘邦率领的义军西去咸阳，一路上高歌猛进，拔下了十几座城池。走到南阳县时，和南阳太守吕齮（ｙǐ，倚）交战并大胜，吕齮逃守宛城。刘邦想率兵绕过宛城直接挺进咸阳。张良进谏说：“您虽然想赶快入关，但目前秦兵数量仍旧很多，又凭借险要地势进行抵抗。如果现在不攻下宛城，那么宛城的敌人从背后攻击，前面又有强大的秦军，这是一条危险的道啊。”于是刘邦连夜率兵把宛城紧紧围住。吕齮想要自刎，在门客陈恢的劝说下，宛城守军投降。此后，刘邦所经过的城邑没有不降服的，很快便到达了关中地区。张良能在刘邦心急气躁急于求成时，将刘邦的错误决策加以更正，避免了“宛从后击，强秦在前”腹背受敌的险境，为刘邦军事行动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领导是人，是人就有不冷静的时候，一旦不冷静，判断力思考力的正确性就大大降低，做出的决策自然也不那么对了。张良在刘邦头脑发热的时候，能果敢出马，及时纠偏，防止酿成大错，将前进的战车拉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此为张良谋略的第一特色——及时纠偏性，秀出其过人的谋略胆识。

（二）一锤定音性

在张良的谋士生涯中，还有些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同样的建议，别人说，刘邦不听，张良说，刘邦绝对听。楚汉战争结束后，刘敬劝刘邦说：“建都关中。”刘邦对此事犹豫不决，因为左右大臣都是山东六国人，多数人劝高帝建都雒阳。关键时刻张良出来说话了：“雒阳虽然有此险固，但它地区狭小，不过数百里，土地也硗薄，若四面受敌，这里不是用武之地。至于关中，左有崤山、函谷关，右有陇蜀大山，沃野千里，南面有巴蜀一带的富饶资源，北有畜牧之利，凭借三面的险阻来防守，只用东边一面来控制诸侯。诸侯安定的话，黄河、渭水可以运输天下的物资，向西供给京师，若诸侯有变，出兵可顺流而下，足以靠它运输军需。这正是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刘敬所说是正确的。”于是刘邦当天就准备车马起驾，西行定都关中。张良一席话，西汉的首都搬到了西安。

别人的建议只是告诉了刘邦怎么做，缺少理论支撑，张良分析了为什么这样做，让刘邦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刘邦立即执行其建议也就不难理解了。

（三）救危解难性

张良的谋略绝非简单的纠偏，其意义和作用还在于化解危难，甚至改变几乎必输的局面，化被动为主动、化腐朽为神奇、化死亡为重生。此类谋略经典之作首推“鸿门救主”：刘邦进入关中后不久，项羽也到了，听说刘邦要在关中称王，怒不可遏，准备次日灭掉刘邦。项羽的一个叔父项伯连夜进入刘邦的军营，私下见了张良，把这一绝密军事情报告诉了张良，张良又把情况全部告诉了刘邦。刘邦一听立刻傻眼了，成了只会问“如之奈何？”的呆瓜！因为此时双方的军事力量不在一个级别，项羽吃掉他易如反掌。还是张良临危不乱从容淡定，对刘邦分析道：沛公真的想背叛项羽吗？答：不。张良又说：沛公你自己估量一下能打败项羽吗？沉默了好久，答：当然不能，现在该怎么办呢？此时离次日天亮已不足几个时辰，命悬一线势如危卵。项伯曾经和张良有交情，本来是通风报信让张良逃命的，但是张良没有顾及个人安危，而是准备用自己的智慧挽救危局。于是，张良硬把项伯邀请来见刘邦。刘邦也是玲珑心外加演戏好手，立马恢复正常，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设酒款待、举杯敬酒、为他祝寿、缔结婚姻等，这些小花招立刻笼络了项伯，使项伯成为自己战壕里的战友，打入敌人内部的特务，为刘邦服务的内线。这一次张刘二人灵活机智的谋划和表演以及天衣无缝的配合，化解了项羽对刘邦的疑心，为次日鸿门宴虎口脱险打好了伏笔，可以说没有那晚的小酒宴，次日的鸿门宴，刘邦死定了。

张良这个智囊，在他的幕主危机丛生时，轻轻的点拨就能解危救困，显示了谋士的强大影响力，这真不得不让人感叹：历史好似就是那么几个杰出的人物信手书写的！

（四）高瞻远瞩性

项伯是个糊涂蛋，张良可不是，在鸿门宴上靠着项伯的信息，拯救了刘邦一干人马，张良深知项伯的重要性。为了继续让他为汉卖力，汉元年正月，张良转手把刘邦赏赐给他的黄金百溢、珍珠二斗全部给了项伯，既为鸿门行动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也为以后的继续合作做了铺垫。因此，当项羽大封天下时，刘邦派张良去厚赠项伯，为啥呢？使项伯为刘邦请领汉中地区。在糊涂项伯的美言下，糊涂项王答应了，于是刘邦得到了汉中地区。得到汉中有何意义呢？“汉中盆地是鱼米之乡，水运发达，可连巴蜀和荆楚，甚至抵达东海沿岸地区，同时汉中北依秦岭，南屏巴山，在秦巴间有褒斜、陈仓、傥骆、子午等近10条几千年的古道，陆上可直达陇南、关中、四川、湖北等地，且都是易守难攻，乃兵家必争之地。拥有了汉中就拥有了咸鱼翻身的机会，果然在短短的5年间，刘邦就风卷残云，囊括天下，而树起大汉雄威。”①可以这样有点偏颇地说：张良的“黄金百溢，珍珠二斗”换来了大汉的四百年基业，使汉中成为汉文化的发源地。这就是张良谋略的第四个特色——高瞻远瞩性，体现其前瞻的谋略眼光。

（五）简便易行性

一提谋略，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感觉，似乎神龙见首不见尾。其实张良的所有谋划，看起来都那么简单，化繁为简，“飞花摘叶，皆可伤人”，以四两拨千斤的巧谋，化解了种种困境和危机。比如“先封雍齿”。西汉建立不久，开始论功行赏，刘邦已封赏了有大功的臣子20多人，其余的因日夜争功不决，未能进行封赏。刘邦在雒阳南宫里，从复道上望见将领们纷纷互相坐在沙地上谈说。刘邦问张良：“这些人在说什么？”留侯说：“陛下不知道吗？这些人在密谋反叛哩。”刘邦说：“天下刚刚安定下来，为什么要反叛呢？”留侯说：“陛下出身于平民，用这些人夺取了天下，现在陛下做了天子，而所封赏的都是萧何、曹参这些陛下的故旧亲朋，而所诛杀的都是陛下平时所怨恨有仇的。现在军吏在计算战功，因天下的土地不够全部封赏，这帮人怕陛下不能都封赏，又害怕平时的过失被陛下怀疑而受到诛杀，所以就相聚在一起密谋反叛。”刘邦忧愁地说：“怎么办呢？”留侯说：“陛下平时所憎恨的，而且是大家所共知的，谁最厉害呢？”刘邦说：“雍齿和我有旧仇，他曾多次使我受困受辱。我想杀掉他，因为他的功多，所以又不忍心。”留侯说：“现在赶快先封雍齿来让群臣看，群臣看到雍齿受到封赏，那么人人都会心情稳定。”于是刘邦设酒宴，封雍齿为什方侯，并赶紧催促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群臣吃完酒宴后，都高兴地说：“雍齿尚且能封为侯，我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这次“先封雍齿”的主意，化解了一场潜在的危机，方法简单易行，立竿见影，其很能折射出张良对人情人心的把握力。可以这样说，杰出的谋士都是人情练达世事洞明者，书呆子只会贻误时机弄巧成拙。这是张良谋略的第五个特色——简便易行性，凸现其洞悉人心的谋略基础。

（本文选自《当代秘书网》作者：郭江惠　孙益2007-04-23）

在史官的厄难史上，我们不能不首先说到司马迁。

司马迁是董狐、南史这类史官最杰出的代表之一。正因为如此，他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厄运的磨难。司马迁的时代，是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在位的时代。可是就在这样的汉家盛世，司马迁却因为替人说了几句好话，便蒙受一场千古冤狱，遭受了令人无法忍受的奇耻大辱。司马迁历时十余载发愤著书，写出了涵盖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的鸿篇巨著《史记》，可是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史记》却被视为“谤书”。现实对司马迁是不公正的，历史却对司马迁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刘向、杨雄称司马迁为史之良才，鲁迅把《史记》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历史终于还了司马迁一个公道。

司马迁出生在一个史官世家，他的父亲司马谈就是汉朝的太史令。司马谈一心要写一部继孔子《春秋》之后记录“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的史书，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司马迁继承父亲的遗志写《史记》，不幸到了公元前98年，写到第七年的时候，一场大祸突然落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与北方匈奴的战争中，汉朝大将李陵奉命率领五千步兵出击，直捣匈奴单于的大本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后来，匈奴方面增加八万多骑兵将李陵部队包围，李陵在没有援兵、孤军奋战、矢尽弦绝、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到长安，满朝官员都指责李陵辱国。汉武帝询问司马迁的意见时，司马迁直抒己见，认为李陵转战千里，英勇奋战，实在是因为敌强我弱，后无援兵，不得已才暂时降敌，相信他会寻找机会再立一份与其失败相当的功劳来报效朝廷。退一步说，即使他后来什么事也没有干成，那么以前他的赫赫战功也足可以抵罪了。

司马迁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以为他是“诬罔主上”，下令将他关进监狱治罪。第二年，谣传李陵帮助匈奴练兵以对付汉军，汉武帝信以为真，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儿全家处死，司马迁也被判为死刑。汉朝的法律规定，死刑可以出钱赎罪或者改为宫刑。司马迁两袖清风，没有钱赎罪，但他要活下去，只好接受残酷的宫刑。

李陵事件，对司马迁是极为严重的打击。他所遭受的宫刑，不仅使肉体蒙受了巨大痛苦，也给他带来了无比的耻辱。由于宫刑是对人体那个神秘敏感的器官施刑，是一种不把人当人看待的酷刑，所以受宫刑也就因其人格受辱而为人们所不齿。何况司马迁是为了活命而主动请求改为宫刑的，这就更加遭到当时很多人的鄙视和辱骂。然而那些看风使舵、落井下石的势利小人们哪里知道，司马迁是为了完成一部恢弘的历史著作，为了实现一个远大的人生理想才忍辱负重的？这是司马迁心灵上一种难言的隐痛。

司马迁的受辱，本来就是一桩冤案，可是当这个冤案永远也无法平反的时候，他心里该蒙受多大的委屈和痛苦呢？当年，司马迁为李陵辩诬，如果说这只是一时蒙冤，日后还有希望说清楚的话，那么随着人们的推波助澜，司马迁蒙受的已经是不白之冤了。因为无论如何，到后来李陵毕竟是“投降”了。这个“事实”证明了司马迁的辩诬是“错”的。可是，李陵是在什么情况下才“投降”的呢？李陵被俘后，汉武帝立刻把他的全家下了狱，在听到传言说是李陵为匈奴训练部队时，又不问青红皂白地把李陵全家通通杀光。到后来查清为匈奴训练部队的不是李陵而是李绪时，已经被杀的人还能再活吗？直到这时李陵才深感汉武帝刻薄寡恩，一气之下“投降”了匈奴。从此，李陵留下了骂名，司马迁的冤案也就再也说不清楚了。这桩历史公案的罪人究竟是谁呢？这种不白之冤和巨大耻辱将司马迁逼向了死亡的边缘。但是司马迁不能死，他发现了一个辉煌的“重如泰山”的人生目标，他决心以最大的隐忍精神完成《史记》的写作。可是，隐忍比耻辱更加痛苦。在写作过程中，司马迁几乎每天都在痛断肝肠地想着这种耻辱。他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然而，司马迁终于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当时关于“君子不生于大辱”的观念。他从历代前贤发愤著书的事例中汲取力量，使自己奋发振作起来。他在《报迁安书》和《史记•太史公自序》中两次用同一段话来激励自己。他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足，《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在司马迁身上，中国史官的坚毅精神又一次大放异彩。

不错，司马迁的厄难，不是因为秉笔直书，而是由于忠言直谏；不是导源于著作《史记》，而是起因于李陵事件。然而，秉笔直书的史官，也是忠言直谏的诤臣；李陵事件的因果，磨砺了一个史官的人格。司马迁的杰出之处就在于，他能够在蒙冤受辱之后把一切灾难、耻辱、痛苦和困厄转化为发愤、抗争、信心和力量，能够以清醒的头脑思考他所面临的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这样，他的人格和精神就获得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升华，《史记》的主题和内容也由此得到进一步深化。在司马迁的心灵经过这次洗礼之后，在他的人格经受巨大考验之后，一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便诞生了。

（本文节选自《炎黄春秋》2000年第8期《史官的厄难》　作者：刘野）

王粲（公元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人。出身于东汉的上层官僚之家，曾祖王龚顺帝时官至太尉，祖父王畅灵帝时官至司空，都曾位列三公。父亲王谦是大将军何进的长史。王粲是我国东汉末年著名的文学家和幕府名士。优越的家庭条件，加上本人的刻苦努力，终于使王粲成就了自己在文学上的不朽事业，写下了著名的《登楼赋》和《七哀诗》等作品。当时，有七位创作成就很高的人被称作“建安七子”，王粲不仅名列其中，而且是七子中成就较大的一个，与曹植并称“曹王”。梁朝大文学评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才略》中赞誉王粲为“七子之冠冕”。同时，由于王粲的特殊经历和贡献，也使他成了我国古代幕府中的一名佼佼者。

（一）过目不忘之才

王粲少时即有才名，博闻强记，有过目不忘之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他“性善算，作算术，略尽其理。善作文，举笔便成，无所改定，时人常以为宿构，然正复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用现在通俗的语言解释，就是王粲的语文算术成绩都好，是一个文理科俱佳的全才。《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记载的两件小事，证明了王粲确实是一个记忆力超强的人。

有一天，王粲与几个伙伴到郊外玩耍，走到半路上，发现路旁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碑文。勤奋好学的王粲见碑文写得不错，就大声读了起来。伙伴们早就听说他有过目成诵的本领，就和他开玩笑说：

“王粲，你读完这一遍，能背下来吗？”

王粲谦虚地说：“试试看吧。”

于是，他把脸背过去，一句句地背诵起来。伙伴们一边听，一边对照原文看，他们吃惊地发现，王粲竟然背得一字不差！大家不禁为他喝起彩来。

还有一次，王粲在旁边看人下围棋，一不小心把棋盘给碰翻了。下棋的人见是王粲，就故作生气地说：“这可怎么办啦！我们就要见分晓了，本可以赢他一盘，看，却让你给搅了！”

王粲说：“对不起，我给你们复盘成吗？”说着他捡起棋子，按刚才的棋势摆了起来。摆好之后，下棋的人和观棋的人，都不信王粲摆的和原来是一样的，就用东西把棋盘盖起来，要王粲另外再摆一盘，看看两盘摆的是不是完全一样。王粲二话不说，就在旁边重新摆过了一盘。摆好后，经过对照，一子儿不差。从此，王粲惊人的记忆力便远近闻名了。

（二）进入刘表幕府

由于王粲才高名重，17岁那年，东汉朝廷便征召王粲为黄门侍郎，王粲却以长安正处在一片混乱之中为由，不应征召。为躲避战乱，他前往荆州投奔了刘表，进入刘表幕府工作，开始了他的幕府生涯。自此以后，王粲再没有离开幕府工作，可以说是终身从幕。

王粲出身于望族，又是名扬四海的才子，刘表原打算将他招为东床快婿，无奈王粲身材短小，长相丑陋，刘表又很看重外表，所以联姻之事终究未成。这对王粲来说，当然是一件不小的憾事。更有甚者，刘表在政治上也不怎么重用他，只是将他的文学才能为己所用罢了。

在荆州十余年，王粲始终只是依附于刘表的一个普通幕僚，有一个安身之处，却无法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对王粲来说，一方面是汉室丧失权柄，各地军阀割据，像他这样有才华的文人，却无法为朝廷出力；另一方面是他所依附的刘表才能庸劣，量小识浅，又不知道使用人才，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而前途渺茫，所以，是留是去，进退两难。

在荆州的十五年里，王粲虽然未被重用，但对工作，他还是积极参与的，为刘表起草了不少公文，其中比较有名的有：

建安三年（公元198年），长沙太守张羡举长沙、零陵、桂阳三郡之兵背叛刘表，刘表发兵讨伐。为了宣传这次军事行动合乎大义，就由王粲执笔写了一篇《三辅论》，以示师出有名。其中写道：“长沙不轨，敢作乱违，我牧睹其然，乃赫尔发愤，且上征下战，去暴举顺。”申明用兵乃是为了“去暴举顺”。此文被广为张贴、散发，收到了极好的宣传效果。

官渡之战后，袁绍病死，他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兄弟阋墙。刘表为了劝和，要王粲起草了《为刘荆州谏袁谭书》和《为刘荆州与袁尚书》两文。书中劝解袁氏兄弟毋作阋墙之斗，应当联合御侮，既晓之以理，又动之以情，写得“词章纵横”（张溥：《王侍中集题辞》），甚有文采。

（三）被曹操委以重任

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七月，曹操起兵，攻打刘表。刘表死后，次子刘琮继位。章陵太守蒯越、荆州府东曹椽傅巽和王粲等人力劝刘琮投降曹操。刘琮听从了他们的劝告。九月，刘琮举州降曹，王粲也来到曹操幕府工作。从此后，王粲仕途得意，官运亨通，不断升迁，一直被曹操委以重任。王粲先是因劝刘琮归降有功，被授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后又迁军谋祭酒。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加九锡。魏国既建，王粲官拜侍中。

如果说，此前的王粲一直是在失意中度日，那么，自从来到曹操幕府工作后，王粲却如拨乌云见青天，命运有了实质性改变。在短短的三五年时间里，他连升数级，最后成了“建安七子”中政治地位最高的人，是唯一的封侯者。这样的结局，恐怕是他在刘表手下工作时想都不敢想的。有为之士遇到有为之主，王粲的工作积极性于是得到空前激发和调动。《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说：王粲“博物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驰，兴造制度，粲恒典之”。也就是说，此后的王粲除了发挥自己的特长，积极参与谋议作用外，还倾注全力为曹魏新兴政权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制订了各项法律和法规，这实际上是为魏国的建立规划蓝图，奠定基础。秦朝有李斯定制，汉朝有萧何制律，魏国则主要靠王粲“兴制度”，作礼乐。此时的王粲，真可以用意气风发、春风得意来形容，对此，他自己也是不隐瞒的，如在《仿连珠》一文中，他便隐然以管仲自比：“齐用管仲而霸功立，秦任孟明而晋耻雪”。并强调说：“帝王虽贤，非良臣无以济天下”。

在曹操幕府，王粲不但受到赏识和重用，而且他同曹丕、曹植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曹丕、曹植非常尊重王粲，他们之间经常有诗赋往还。

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冬，王粲随曹操征讨孙吴，次年春，在返回邺城途中病逝，时年41岁。曹丕亲率众文士为其送葬。为了寄托对王粲的眷恋之情，曹丕对王粲的生前好友们说：“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顿时，王粲的墓地上响起了一片嘹亮的驴叫之声。这驴叫声响彻四野，并在文学史上留下了千古绝唱。葬礼之后，曹植又作《王仲宣诔》，其中说：“吾与夫子，义贯丹青。好和琴瑟，分过友生。庶几遐年，携手同征。如何奄忽，弃我夙零。”可见其交情确实非同寻常。

（本文选自眭达明著《秘书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从秘书学的角度看，杨修根本不了解秘书工作的性质，虽才华出众，却不具备领导人秘书的素质，因此难免遭杀身之祸。

杨修（公元175—219），汉末文学家。字德祖，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杨修生于官宦人家，杨氏几代人都是汉朝大官。《后汉书•杨震列传》评论说：“自震至彪，四世太尉，德业相继，与袁氏惧为东京名族”。杨修思维敏捷，头脑灵活，颇具才华，是个很聪明的人。“以名公：子有才能，为太祖所器”①。杨修担任曹操的主簿（秘书）时，“军国多事，修总知外内事，皆称意。自魏太子以下，并争与交好”②。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既聪明又能干的人，最后却被自己的聪明所误，让曹操给杀了。

（一）杨修过人的才华

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称杨修的文才“高视于上京”，不在七子之下；一般史家认为略逊于七子，但不失为一时之俊才。祢衡恃才傲物，看不起所有的人，唯独对孔融、杨修两人另眼相看。虽然不能完全以曹植和祢衡的评论断人优劣，但杨修有才，却是事实。《世说新语•捷悟第十一》所记的两件小事，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

曹操征伐袁绍的时候，整理军队的装备，还剩下几十斛竹片，都只有几寸长。大家认为毫无用处，正要让人烧掉，曹操觉得烧掉太可惜，思索怎样使用这些竹片，认为可以做成椭圆形的竹盾牌。但是他没有明显说出来，便派人骑马去问杨修，杨修应声而答，与曹操的想法完全相同。

曹操曾从曹娥碑下经过，杨修随从。看到碑的背面题着“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八个字，曹操就问杨修：“你理解不理解？”杨修回答说“理解。”曹操说：“你先不要说出来，等我想一想。”走了三十里，曹操才说：“我已经解出来了。”就叫杨修另外写出所理解的意思。杨修写道：“‘黄绢’，是有颜色的丝，‘糸’和‘色’合成‘绝’字；‘幼妇’，是少女，‘女’和‘少’合成‘妙’字；‘外孙’，是女儿之子，‘女’和‘子’合成‘好’字；‘齑臼’，是受辛辣之味的，‘受’和‘辛’合成‘辞’（辞的异体字）字。这八个字的意思，说的是‘绝妙好辞’。”曹操也记下了自己解出的意思，与杨修相同。于是曹操感叹说：“我的才智比不上你，竟然相差三十里。”

（二）曹操对杨修的重用

汉末，可以开府辟属的高官以长史为首辅，总领府务，下设诸曹治事。各曹设有主簿、掾、属、令史，以主簿为掾史之首。曹操为丞相时，属下主要有：东曹主管二千石官员的任免，西曹主管丞相府官员的任免，仓曹掌管钱粮兵库，理（法）曹掌管刑法。曹操总揽军政，其属各曹主簿掾史的职权地位皆不在郡守之下。

曹操还是司空时，刘晔为仓曹掾。征张鲁时，刘晔改任主簿。蒋济为丹阳太守、扬州别驾之后，才被辟为丞相西曹属主簿。司马朗为丞相主簿后，便得调任兗州刺史。温恢先为彭城相和鲁相（太守级别），政绩不错，才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贾逵担任弘农太守，得到曹操赏识，于是调到身边工作，出任丞相主簿。

《后汉书•杨震列传》注引《典略》说：“建安中，（杨修）举孝廉，除郎中，丞相请署仓曹属主簿。”杨修从一个三百石低品秩官员，一下子成为等同二千石官员的丞相府主簿，可见曹操对他的赏识重用。正因如此，才导致自魏太子以下，都争着与杨修套近乎，可见古人也都是势利眼。而才学名气皆在杨修之上的建安七子中，王粲为丞相掾，徐斡为司空军谋祭酒掾属，陈琳为门下督，阮瑀为仓曹掾属，应玚和刘桢为丞相掾属，地位都不如杨修。杨修被杀的原因，各书多有记载，历来众说纷纭。

《后汉书•杨震列传》中记有三条：一是曹操将出汉中撤军，但犹豫不决，而杨修由曹操的教令“鸡肋”一词，便猜知曹操心事，使曹操大为恼恨。二是杨修为曹植预作答记，皆中曹操之意，后知其情，更加忌恨。三是由于杨修是袁术的外甥，曹操“虑为后患”，于是借故把他杀了。曹操当年曾欲借袁术这个社会关系问题杀杨彪而未得逞，怀恨在心，十几年后仍以这个问题将其子杨修杀害。

《资治通鉴》卷六十八却有另外的说法：当初，杨修和丁仪兄弟策划立曹植为魏太子，曹王对此很担忧，把朝歌长吴质藏在旧竹箱中，用车接进府中，请他帮自己出谋划策。杨修将此事告诉曹操。曹还感到恐惧，告诉了吴质。吴质说：“没有关系。”第二天，又用竹箱载绢进入曹五的宅郎。杨修又报告了曹操。曹操派人进行检查，里面却没有人。曹操因此对杨修等人产生怀疑。后来曹植因为骄纵而被曹操疏远，但曹植却不停地主动和杨修联系，杨修也不敢和他断绝往来。每当到曹植那里，杨修都揣度曹操的心事，预先为曹植草拟了十几条答辞，告诉曹植手下的人：“魏王的训诲来时，根据他的问话，作出相应的回答。”因此，曹操的训诲刚刚送来，曹植的答辞就已送去。曹操对这样迅速的回答觉得很奇怪，经过追问，真相才暴露出来，便公布了杨修多次泄漏魏王训诲，交结诸侯的罪状，把他抓起来杀了。

《三国志•陈思王植传》写到杨修之死，主要是说：杨修在做曹操秘书期间，正在与其兄争太子地位的曹植与他交往甚深，杨修不知不觉地卷入了这场争斗的旋涡之中。他为曹植出了几个主意，效果很好，可是后来被曹操发现，心中嫉恨他，“乃收杀之”。这和《资治通鉴》写的是差不多意思。

除了上面几种说法外，另有几件小事也值得关注。

曹操曾经叫人建造花园，他看了后不给评语，只在花园的门上写一“活”字。众人皆不明其意，杨修看了，说：在门上写“活”，就是“阔”字，丞相是嫌门阔了。竟不问曹操，擅自命入把门改窄。曹操知道后，口虽称美，“心甚忌之”。

塞北送来一盒酥，曹操在盒上写了“一合酥”三个字，杨修见了，便叫人把整盒酥吃了。曹操问他为何这样做，他答：“盒上写明‘一人一口酥’，丞相之命岂敢违反？”曹操虽嬉笑，而心恶之。

曹操为了测试曹还和曹植的应变能力，便叫他们到城外去办事，暗中却叫门卫不要放人外出。杨修告诉曹植，如有人敢阻挡，便斩杀他。曹植虽然成功出外，但曹操知是杨修所教，认为这是杨修与曹植联合欺骗自己，非常愤怒，于是有了杀杨修之心。

曹操老担心别人暗害他，于是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梦中好杀人，凡我睡着，你们切勿靠近。”一天他睡午觉，被子掉在地上，一位唯恐侍候不周的勤务员马上进房把被子捡起来盖上。曹操从床上跳将起来，一剑把勤务员杀掉，又上床再睡。睡了半天后起床，惊问道：“谁杀了我的勤务员？”大家告诉他经过，曹操放声大哭，给死者开了隆重的追悼会然后厚葬。大家都认定，曹操确有梦中杀人的病症，只有杨修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在送葬时，杨修对着死者的灵柩说：“丞相非在梦中，君乃在梦中耳！”杨修因此惹恼曹操，被曹操借故杀了头。

于是有人说，曹操杀杨修，是因为杨修聪明过头，好卖弄才华并且喜欢自作主张。因此，杨修是死于“恃才放旷”。

（本文选自眭达明著《秘书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东汉末年的祢衡，是一个狂傲之士；颜之推在《额氏家训•文章篇》中说他后来“诞傲致陨”，是不足为怪的。

祢衡，字正平，平原般（今山东临邑东北）人。祢衡少年时代就表现出过人的才气，记忆力非常好，过目不忘，善写文章，长于辩论。但是，他的坏脾气似乎也是天生的，急躁、傲慢、怪诞，动不动就开口骂人，因而得罪了不少人。这么一个人物，又生活在天下动乱、军阀割据的东汉末年，所以他的悲剧命运也就注定了。

建安初年，汉献帝接受曹操的建议，把都城迁到了许都（今许吕）。为了寻求发展的机会，祢衡从荆州来到人文荟萃的许都后，为求进用，曾写好了一封自荐书，打算毛遂自荐，但因为看不起任何人，结果自荐书装在口袋里，字迹都磨损得看不清楚了，也没派上用场。当时许都是东汉王朝的都城，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当世名士有很多都集中在这里，但自视清高又不愿同流合污的祢衡一个也看不上眼。有人劝他结交司空掾陈群和司马朗，他却很刻薄地挖苦说：“我怎么能跟杀猪卖酒的人在一起！”又有人劝他参拜尚书今苟残和荡寇将军赵稚长，他回答道：“苟某白长了一副好相貌，如果吊丧，可借他的面孔用一下；赵某是酒囊饭袋，只好叫他去监厨请客。”后来，祢衡终于结交了两位朋友，一位是孔子的后代孔融，另一位是官宦子弟杨修。可能是才气学问相当并且气味相投的原因，他们三位不仅比较谈得来，而且相互之间还曾有过肉麻的吹捧，如孔融称祢衡是“颜回不死”，祢衡称孔融是“仲尼复生”。

孔融把祢衡推荐给曹操，希望曹操能够任用祢衡。谁知祢衡却不领情。他不但托病不见曹操，而且出言不逊，把曹操臭骂了一顿。曹操正当招揽人才的时候，比较注意自己的言行和形象，尽量保持宽容爱才的名声，因此虽然恼怒，也不好加害。曹操知道祢衡善击鼓，就召他为击鼓的小吏。一日大宴宾客，曹操让祢衡击鼓助兴，想借此侮辱祢衡，没想到这个才子在换装束（有专门的鼓吏衣帽）的时候，竟当着众宾客的面把衣服脱得精光，使宾主讨了场大没趣。曹操对孔融说：“祢衡这个小子，我要杀他，不过像宰一只麻雀或老鼠一样罢了！只是想到此人一向有些虚名，杀了他，远近的人会说我无容人之量。”于是想了个借刀杀人的法子，强行把祢衡押送到荆州，送给荆州牧刘表。

刘表及荆州人士早就知道祢衡的大名，对他的才学十分佩服，所以对他并不歧视，相反还礼节周到，把他奉为上宾。刘表让祢衡掌管文书，“文章言议，非衡不定”，也就是荆州官府所有的文件材料，都要请祢衡过目审定，在工作上可以说对他放手使用，十分信任。但祢衡这个才子的致命弱点是目空一切。有一次他外出，刚好有份文件要马上起草，刘表于是叫来其他秘书，让他们共同起草。他们“极其才思”，好不容易把文件写好了，谁知祢衡一回来．拿起文件草草看了一下，就说写得太臭，然后把它撕得粉碎，掷于地上，接着他便要来纸笔，手不停挥地重新写了一篇交给刘表。他写的这份文件因“辞义可观”，甚得刘表好感，但却把别的秘书得罪光了！他不但经常说其他秘书的坏话，而且渐渐地连刘表也不放在眼里，说起话来总是隐含讥刺。刘表本来就心胸狭窄，自然不能容忍祢衡的放肆和无礼。但他也不愿担恶名，就把祢衡打发到江夏太守黄祖那里去了。

刘表把祢衡转送给黄祖，是因为他知道黄祖性情暴躁，其用意显然也是借刀杀人。祢衡初到江夏，黄祖对他也很优待，也让他做秘书，负责文件起草。祢衡开头颇为卖力，工作干得相当不错，凡经他起草的文稿，“轻重疏密，各得体宜”，不仅写得十分得体，而且许多话是黄祖想说而说不出的，因而甚得黄祖爱赏。有一次，黄祖看了祢衡起草的文件材料，拉着他的手说：“处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祢衡和黄祖的长子、章陵太守黄射是要好的朋友，祢衡只要稍微收敛一下锋芒，稍微克制一下过强的个性，对周围的人稍微礼貌些，黄祖虽然是个急性子，但总不会无缘无故乱杀人吧？然而让人扼腕的是：有一次黄祖在战船上设宴会，祢衡的老毛病又犯了，竟当着众宾客的面，尽说些刻薄无礼的话！黄祖呵斥他，他还骂黄祖这个“死老头，你少哆嗦！”当着这么多人的面，黄祖哪能忍下这口气，于是命人把祢衡拖走，吩咐将他狠狠地杖打一顿。祢衡还是怒骂不已，黄祖于是下令把他杀掉。黄祖手下的人对祢衡早就憋了一肚子气，得到命令，黄祖的主簿（也是秘书）便立刻把他杀了。时为建安元年（公元196年），祢衡仅26岁。

祢衡的死使人感到惋惜，却不让人觉得意外。他太傲慢了，而且正如颜之推所说的，是一种“诞傲”，即不合情理、荒唐的傲慢。他要是能自重一些，有一点自知之明和容人之量，在态度上肯让人，在言辞上肯饶人，就不会死得这么早。特别是作为一个秘书，祢衡对领导既不尊重，对同事又不礼貌，如此恃才傲物，看不起任何人，这样的性格脾气怎么与人友好共事？祢衡是生于乱世，才遭遇了不幸；就是生在和平年代，像他这样的性子，即使没有杀身之祸，但要在社会上立足也是很难的。一个秘书如果没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得不到领导的支持和同事的帮助，不能与大家友好共事，本事哪怕再大，也是做不好工作的。骄傲使人失败，是千真万确的真理。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为旧时代的军阀们开脱什么责任，而是对秘书人员的一点忠告。

人都有性子，而且各人性子不同。作为秘书，当然不能患软骨病，一天到晚看别人脸色行事，生就一副见风使舵、奴颜婢膝的样子，但也不能目空一切、趾高气傲、出言不逊、狂傲无礼。人不可无骨气，但绝不能有傲气，这是祢衡留给我们最深刻的教训。

（本文选自眭达明著《秘书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一）根本无托，决意东还

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八月，刘裕率军北伐，攻打后秦。这次北伐十分顺利，只一年时间，汉魏以来的名都——洛阳和长安，都被东晋打下了。后秦主姚弘，被俘后送到了建康（今南京市）。自公元316年匈奴人刘曜攻陷长安以来，关中人民盼望汉家军队的旌旗，已经一百余年了。收复洛阳和长安后，刘裕本可乘胜前进，平定陇右，恢复晋朝疆域。可是在此大好形势下，他却下令停止北伐，留下12岁的儿子刘义真为安西将军，镇守长安，自己匆匆返回建康。对刘裕这种虎头蛇尾的举动，三秦父老十分失望和不解，纷纷责问他“舍此欲何之乎！”有人说刘裕“狼狈而还者，欲速成篡事耳，无暇有意于中原”。就是说刘裕之所以宁愿功亏一篑而匆匆南归，是他对夺取东晋皇帝宝座已是急不可耐了。这种说法当然有其道理。但要知道，刘裕回到建康以后，并没有马上黄袍加身做皇帝，他真正篡晋自立，是在元熙二年（公元420年）的六月，那是将近三年之后的事情了。既然如此，刘裕匆匆南归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一百一十八里，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辛未，刘穆之卒，太尉裕闻之，惊恸哀惋者累日。始，裕欲留长安经略西北，而诸将佐皆久役思归，多不欲留。会穆之卒，裕以根本无托，遂决意东还。”从这段话里，我们知道，刘裕当初是打算留在长安，继续征服西北的，后来突然改变主意，原因有二：一是东晋的各位将领因长期征战在外，思念故土，大多数不愿再留；二是留守建康的刘穆之在这年的十一月初三病死，鉴于朝中没有可以托付大事的人，刘裕怕有人会趁机夺权，才急忙赶回建康。《资治通鉴》的这段记载，显然更合情合理，也更符合事实，因而是可信的。

（二）好人散去，国家遭殃

刘穆之是什么人？他的死不但影响了东晋这次北伐的进程，而且改变了一段历史的写法，这个被刘裕寄予心腹之任的刘穆之，肯定不是平常之人。

事实的确如此。刘穆之当时的身份虽然是左仆射、前将军、丹阳尹并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但他的真正身份其实只是刘裕的心腹秘书而已。刘裕西征北伐，都让刘穆之留守京城，以免后院起火。刘穆之死后，刘裕犹如失去了依靠和主心骨，常常叹息着说：“刘穆之如果不死，一定能帮助我治理天下。真可谓是‘好人散去，国家遭殃！’”又说：“刘穆之死后，别人从此都会轻视我！”由此可知刘穆之在刘裕心目中的地位有多高，他对刘穆之寄予的希望有多大。

刘穆之担任刘裕的秘书，说来也是很偶然的。

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北府兵将领刘裕以游猎为幌子，与何无忌等收集部众，联合了魏咏之、檀道济、周道民等27人率众起兵，讨伐桓玄。初克建康后，刘裕对何无忌说：“现在急需一个主簿的人选，你看怎么能得到？”何无忌说：“没有比刘道民更合适的。”（刘道民是刘穆之的别名）。刘裕说：“我也认识他。”便马上派信使骑快马去请他来任职。刘穆之曾任琅邪府主簿，此时赋闲在家。这天，他听到京口方向人声鼎沸，于是一大早就起来，到路边打听张望，正好和前来的信使相遇。在此之前，刘穆之曾做过一个梦，在梦中，他和刘裕在大海中泛舟，忽遇大风，眼看大船就要倾覆，却见船的左右有两条白龙护卫着。不久航行到一座山前，此山山峰耸翠，林木茂密，刘穆之十分高兴。现在，刘穆之接过信，简直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他两眼直视前方，一句话也不说，呆立了很长时间之后，才返身回家，把一件布衣服撕破，改作裤子，跟信使一道去见刘裕。刘裕说：“我们刚刚举起大旗，发动这场符合道义的事变，一切从头开始，困难很多，非常急迫地需要一个在军队中负责文秘工作的人才，你说谁最适合做这种工作？”刘穆之说；“您的军府刚开始建立，所用的文官必须具有真才实学才行，在这种紧张仓促的情况之下，恐怕没有比我更合适的人了。”刘裕高兴地说；“你能屈尊亲自担当这个职务，我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于是当即任命刘穆之为主簿。

刘穆之确实是一个非常能干之人。他在内总管府中事务，在外供应军旅的给养，遇事当机立断，处理问题快如流水，一切事情没有堆积迟滞的。各方宾客从四面八方集中到他这里，各种请求诉讼千头万绪，内内外外，咨询禀报，各种材料堆满了办公室。刘穆之竟然能够眼睛看着文件内容，手写答复信件，耳朵听属下的汇报，嘴里当场答复，他同时进行这四种工作，互相之间又不混淆错乱，一切应酬自如，全都处理得当。他又喜欢宾客来往，说笑谈天，从早到晚，毫无倦意。偶有闲暇时间，他便亲自抄书，参阅古籍，校订错误。

（三）赤胆忠心，毫无保留

作为刘裕的秘书和心腹，刘穆之对刘裕可以说赤胆忠心，毫无保留。东晋在江南立国，以建康为京都，以荆（州）、扬（州）为根本。刘裕赶跑桓玄，立了大功。桓玄的司徒王谧与众人商议，准备推举刘裕统辖扬州。刘裕刚起事，不想太张扬，坚决辞谢，于是任命王谧为扬州刺史。晋安帝义熙三年（公元407年）十二月王谧去世，刘毅等人不希望刘裕进入朝中辅佐政事，因而商议任命中领军谢混为扬州刺史，也有人打算让刘裕在丹徒兼管扬州，而把朝中的政务交给孟昶管理。朝廷特意派尚书右丞皮沈带着这两个方案，前去征求刘裕的意见。皮沈首先拜见了刘穆之，把朝廷讨论的情形全部告诉了他。刘穆之假装起身上厕所，秘密地写了一张条子给刘裕：“皮沈说的话，千万不要同意。”刘裕召见皮沈后，暂时先让他出去，又把刘穆之叫进去询问。刘穆之说：“晋朝对朝政失去控制，时间已经很久了，现在上天的福命已经转移。您兴复皇家的事业，功高德勋，地位重要，在今天的形势之下，怎么还能一味谦让，而永远去做一个老守藩地的地方将领呢？刘毅、孟昶几个人，与您都是从普通百姓开始起家的，当年一起倡导大义，争取富贵。但举事的时候，有先有后，所以推举您做了盟主，但他们并不是诚心诚意服从您的。所以，当他们的力量和您相当，地位也差不多的时候，终究是要互相吞并和排挤的。杨州是可以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根本所在，决不可以再把它拱手让给别人。上一次把它交给王谧，不过是处理事情的权宜之计，这次如果再把它交给别人，可就要受到别人的制约。权柄一旦丧失，再想得到，便没有理由和机会了，那样一来，将来的危险，实在无法想象。现在朝廷这样商议，您理应表明一下态度，作出回答。但是如果说只有我自己合适，又未免难于启齿，所以只有这样说：‘中央地区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辅佐君王的宰相一级官员，地位非常重要。选定这样的官员既然如此重大，便决不可以在外地随便发几声空议论敷衍，最近我打算抽时间前往京都，再与你们一起充分地交换意见。’您到了都城，他们一定不敢越过您再把这官职交给别的人。”刘裕听从了他的话。朝廷于是征召刘裕任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他原来的徐、兖二州刺史的职务仍然兼任。

刘裕因是寒门出身，在年轻的时候自然没有念过什么书，是个文盲半文盲。后来在工作中他虽然慢慢认识了一些字，可以写些简短的命令和文告，但他的字写得极差，和他至高无上的地位很不相配。刘穆之便对他说：“此虽小事，然宣布四远，愿公小复留意。”当时军政十分繁忙，加之刘裕生性不喜读书习字，自然不可能按刘穆之的建议去做。刘穆之于是又对他说：“公但纵笔为大字，一字径尺无嫌。大既足有所包，其势也美。”（“您既然没有时间练字，那就把字写大一些，字写得越大越好。字写得大，不但能够藏拙，而且有气势。”）刘裕觉得这个意见可行，便采纳了。从此后他写手谕文告，一张纸顶多只写六七个字，这可能是当时最大字号的文告了。

刘穆之劝刘裕写大字藏拙，当然是为了维护刘裕的尊严和面子。因为在当时，那些出身大族的人，对出身寒微的人打心眼里瞧不起，哪怕你身为帝王将相，如果不是士大夫出身，他们也是看你不起的。出身士族的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而寒人却没有文化，所以寒人出身的人经常受到士大夫的讥弄和嘲笑。刘裕的字写得难看，当他的面可能没有谁敢挖苦讥笑，但背后人们肯定有所议论，作为他的秘书，刘穆之婉言相劝，要他留意把字写好，自然是一番好意。正因如此，刘裕才采纳了他的建议。

连自己的缺点，刘穆之也不想对刘裕隐瞒。刘穆之也是寒门出身，没有门户可以依傍。在得志之前，常常到岳父家里去混饭吃，受人奚落。但他的性格奢放豪迈，跟上刘裕后，身份地位提高了，条件改善了，于是吃饭一定要宽大的饭桌，一大早便经常准备10个人左右的饭食，从来没有一个人单独进餐。他曾经对刘裕说：“我刘穆之的家庭出身本来贫穷微贱，维持生计都很艰难。自从得到您的信任忝任高位以来，虽然心中常常想着节俭，但从早到晚所需要的花销，仍然稍微显得过于丰厚了一点，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儿是对不起您的了。”

从元兴三年（公元404年）二月出任刘裕的主簿，到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十一月去世，刘穆之与刘裕共事虽然不到13年时间，但对刘裕和刘穆之来说，却是他们一生中最为重要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这十几年时间里，刘裕南征北伐，打下了刘宋一朝的基业，最后成了新王朝的创立者；在此期间，刘穆之把自己的全部聪明才智贡献给了刘裕的事业，是刘裕事业的最大支持者。刘裕称他“深谋远猷，肇基王迹，勋造大业，诚实匪躬”。《宋书》的作者沈约说他是“一代宗臣”。晋元熙二年（公元420年）六月，刘裕即帝位后，即追封刘穆之为南康郡公，谥文宣公。

（本文选自眭达明著《秘书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魏征（公元580—643），字玄成，河北巨鹿人，祖籍为四川省广元剑阁人。从小丧失父母，家境贫寒，但喜爱读书，不理家业，曾出家当过道士。魏征竭尽所能，前后陈谏二百余事，提出了“兼听则明，偏听则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任贤受谏”“无为而理”“薄赋敛，轻租税”等一系列著名论点与建议，其言论见于《贞观政要》。著作有《隋书》的序论与《梁书》《陈书》《齐书》的总论，主编有《群书治要》，有《魏郑公诗集》《魏郑公文集》传世。

唐太宗时期的魏征对李世民说的一番话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良臣与忠臣的不同。有一次，唐太宗听信他人的谗言，批评魏征包庇自己的亲戚，经魏征辩论，唐太宗知道自己错了。魏征趁机说道：“我希望陛下让我做一个良臣，不要让我做一个忠臣。”唐太宗听后很吃惊，就问：“难道良臣和忠臣有什么区别吗？”魏征说：“区别很大。良臣身享美名，君主也得到好声誉，子孙相传，流芳千古；忠臣得罪被杀，君主得到的是一个昏庸的恶名，国破家亡，忠臣得到的只是一个空名。”唐太宗听了以后，十分感动，他连声称赞魏征的话很对，并送给了他好绢五百匹。

魏征生于南北朝时的北周静帝大象二年，其时，天下大乱，他刚出生不久，北周政权就为杨坚所推翻，他的青少年时代就是在隋朝度过的。魏征出身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魏长贤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人，曾经出仕隋朝，做过地方官，但年纪不大就去世了。当时，魏征还很年轻，家庭生活十分清贫，但魏征胸怀大志，总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于是，他就刻苦读书，勤奋学习，在学问和政治才干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时正值隋炀帝荒淫无道，天下英雄豪杰纷纷起兵反隋。在各路起义军中，李密的势力最大。李密原是隋朝上柱国李宽的儿子，出身于封建大贵族之家，自幼熟读史书，且卓有才华，他看到隋朝灭亡已势在所难免，就起兵反隋。一天，他接到了另一支起义军首领元宝藏的来信，拆开一看，竟被书信中深刻的见解、充沛的气势和富丽有力的文辞所吸引，觉得书信绝非出自元宝藏之手，写信之人肯定既有才华，又有政治才能。李密就派人前去打听，才知道起草书信的人是元宝藏的秘书魏征。

原来，隋武阳郡的郡丞元宝藏起兵反隋，就去寻找旧日的好友魏征。这时，魏征因天下纷乱，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从，便出家当了道士，以避一时之乱，并借此来观望天下大势。元宝藏起兵后，请他出山，让他掌管军中文书，所有与李密及其他人往来的信函，均是由魏征起草。李密见到他写的书信以后，对他非常赏识，就立即派人把他请去，让他掌管军中的文书，这时的魏征，已经38岁了。

在李密的军中，魏征的地位很低，对重大的军事决策，他没有任何发言权。当时，李密的瓦岗军声势浩大，攻占了全国最大的粮仓，也就是隋朝最主要的粮仓河南的洛口仓、回洛仓和黎阳仓，开仓救济饥民，使起义军发展到了全盛阶段。也就在这时，隋朝的大将王世充据守洛阳，与起义军展开了殊死搏斗。由于起义军发展迅速，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军中存在着速战速决的思想。

魏征清醒地看到了起义军中的许多不足，但又苦于无处进言，就找到李密的长史郑颋，对他说：“起义军虽有重大胜利，但伤亡也很大，现在军中费用紧张，储备有限，且赏罚不均，不宜于同隋军硬拼硬打。唯今之计，在于深沟高垒，以待敌军粮尽，等敌军撤兵，再行追击，可获大胜。”

郑颋十分藐视魏征，说他的话是“老生常谈”，没有见解。结果，李密决定速战，大军列营而不设垒，被王世充火攻加奇袭，惨遭失败。经此一役，瓦岗军彻底覆灭。

李密被迫率残部投降了李渊，李密开始尚受重用，后来渐被冷落。李密心有不甘，又到洛阳一带招抚旧部，重新起兵，反对李渊。不久，李密兵败被杀。当时，魏征看到李唐政权较有前途，就向李渊请求前去招抚李密的旧部，李渊很高兴，任命他为管理国家图书档案资料的尚书丞，前去太行山以东地区活动。

那时，李密的部下徐世势力很强，他就先写了一封信，对徐世说：“当初李密起兵反隋之时，振臂一呼，四方就有数十万人响应，几乎得了隋朝的半个天下，后被王世充打败，继而被杀，瓦岗军是无法东山再起了，而李渊得天下却已成定局。现在你所守的黎阳是兵家必争之地，你应该早作打算，如果不能认清形势，将来恐怕悔之晚矣。”徐世览信后，觉得也无其他善策可想，况且李密已被杀，便听从了魏征的劝告，投降李渊。李密的其他旧部见徐世降唐，也多纷纷投降。

徐世在征得了李渊的同意之后，以国君之礼厚葬李密。魏征则为李密撰写了《唐故邢国公李密墓志铭》，把他比做垓下失败的项羽，意即虽然失败，也还是一位大英雄。魏征如此评价李密，竟不怕李渊的追究，对李密，他也不以屡次拒纳正确建议为忤，而是实事求是地描述他的一生。他的这种态度和精神，得到了时人和后人的赞扬，并没有人指责他背叛李密，投降李渊。

魏征招抚李密旧部有功，但被胁入农民军中一年半，再度归唐后就很难被重用。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既有才华又有才能，就把他找来，给了他一个管理图书经籍的小官，叫做洗马。在这一阶段，魏征虽有文名，实际上并未发挥多大的作用，只是给李建成提过一个建议，让他带兵去攻打不堪一击的刘黑闼，既可建立军功，又可暗结豪杰，太子采纳了他的建议，结果取得了圆满的成功。

不久，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了哥哥太子李建成、弟弟齐王李元吉，自己当了太子。李世民也知道魏征既是李建成的心腹，又非等闲人物，就立刻召见了他，责问他说：“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间的关系呢？”魏征没有巧言机辩，而是据理回答，不管是否触怒李世民，是否会被李世民杀头，他说：“人各为其主。如果太子早听信了我的建议，就不会沦落到今天的下场了，我忠于李建成，是没有什么错的。管仲不是还射中过齐桓公的带钩吗？”

李世民听他说得既坦率又有理，尤其他举出了管仲射小白的历史故事，自己更不能显得连齐桓公小白重用仇人管仲的气度都没有，就赦免了他，并封他做掌管太子文书的管事主簿。至此魏征结束了他转来跳去更换主人的生涯，步入了他一生中真正有价值、有意义的时代。

李世民即位不久，就提升魏征为谏议大夫，这真是得其所哉！不知是唐太宗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才成就了魏征的名声，还是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才促成了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性格，抑或是二者互相作用，反正魏征的进谏和唐太宗的纳谏同样有名。

唐太宗的确是一位愿意提倡君臣之间“民主”的君主，他知道自己很容易受情绪左右，就提醒周围的大臣注意纠正他的偏激决定，并把批评朝政制度化。他建立了前朝所没有的新制度，即允许谏官、史官参加政事堂会议。这种制度不仅能够保证谏官、史官能够及时了解朝政的内幕，使得有所劝谏，还起到了一定的监察作用，使宰相及其他官员不敢谎报政绩。这种制度还规定，在会议之上，不管是皇帝还是大臣，如有过失和不当之处，谏官可当面指出，予以辩论。再者史官也了解皇帝大臣的许多情况，根据第一手材料写出起居注，对他们也是一种监督。

魏征就是在这种相对宽松自由的环境里做谏官的，他劝谏的内容从长治久安的军国大计，到皇帝个人的起居生活，涉及到许多方面，对唐太宗及唐朝贞观年间的政治，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治理国家方面，尤其是在大乱之后拨乱反正，魏征充满了信心，主张宜快不宜慢，宜急不宜缓。唐太宗即位之时，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唐太宗虽有心治理好国家，但到底该怎么办，却是心中无数。一天，他问魏征说：“贤明的君主治理好国家也该需要百多年的工夫吧？”魏征不同意他的想法，他认为：“圣明的人治理国家，就像声音立刻就有回音一样，一年之内就可见到效果，三年见效就太晚了，怎么要等百年才能治好呢？”尚书仆射封德彝认为，“自古以降，人心一天不如一天，日趋奸诈，秦朝用严刑，汉朝用霸道，都没把人心教化成功，魏征想用这些满是书生气的话来治理国家，那必然败亡。”魏征则针锋相对地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要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如果人心是如流水一般向下堕落，今天的人也都成了鬼怪，还谈什么治理国家呢？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问题是采取什么措施来治理，而不是人民是否可以教化。”唐太宗基本听从了魏征的意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只过了三两年，唐朝就出现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在对待政治对手方面，魏征坚决主张招抚，反对镇压。在“玄武门之变”过后，忠于太子李建成的部下遍布全国，他们不知道李世民杀了李建成之后会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一时人心惶惶，许多人准备造反。

魏征向李世民建议说：“要不计私仇，对他们以公处之，否则杀之不尽，祸根永远无法消除。”李世民同意了他的话，就派他为特使，给以便宜行事的权力，让他去太子势力较为集中的河北一带安抚人心。他到了河北的磁州，见到两辆去长安的囚车，里面装着“玄武门之变”中逃走的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李治安和李思行。魏征找到押解他们的负责人说：“我离开长安以前，朝廷就已下令赦免李建成和李元吉的部下，如今又把他们逮捕，岂不是自食其言、失信于人吗？如今，我来招抚还恐怕人家不愿相信我，怎么能把人押送长安呢？临行的时候，太宗让我便宜行事，我看把李治安和李思行放了，让他们跟我一起去招抚，一定会有很好的效果。”大家都很同意魏征的意见，就放了那两个人，并给唐太宗写了报告。

魏征的正确做法，很快就安抚了河北一带，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唐太宗很赞赏魏征的做法，也就越加器重他。

在具体治理国家的方略上，魏征主张轻徭薄赋，与民休息。魏征认为，隋朝灭亡的教训在于扰民太多，国家赋税极重，徭役繁多，以致民不聊生，国家的败亡就从这里开始，因此，“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因此，在整个贞观年间，朝廷的赋税和徭役不算太重，这是贞观年间社会安定、经济发展的基本保障之一。

在执法方面，魏征主张宽缓明确。他坚决反对像秦朝那样实行严刑峻法，把人民当做鱼肉来宰割，但同时又坚决主张明正典刑，反对徇私枉法。一次，唐太宗任命卢祖尚为交州刺史，卢祖尚开始答应了，继而反悔，托病辞命，唐太宗当面劝他，他还是不肯去。

唐太宗觉得折了自己的面子，又觉得卢祖尚不识抬举，一怒之下，当时就把他杀了。事后，唐太宗觉得做得太过分了，认为没按法律办事，魏征就借议论北齐皇帝高洋，批评唐太宗说：“高洋是很残暴，但他和别人讨论问题时，觉得自己理亏了还能向别人认错，这也是他的长处。”唐太宗借机表示后悔，他说：“卢祖尚不服从命令固然不对，但构不成死罪，我一时冲动而杀他，连高洋都不如了。”濮州刺史庞相寿是唐太宗做秦王时的老部下，在任上因贪污被人告发，受到了追回赃物、解除职务的处分。庞相寿向唐太宗求情，唐太宗觉得于心不忍，就送给他一百匹绢，让他继续去做刺史，只是告诉他以后千万不可再贪污了。魏征知道后，就对唐太宗说：“您这是徇私枉法了。庞相寿犯了罪，您还给他优厚的赏赐，让他留任原官，您做秦王时的部下很多，如果他们都照庞相寿的例子犯罪，那您怎么办呢？”他还对唐太宗说：“奖赏的时候，不要忘了疏远的人；惩罚的时候，不要给亲贵留情。要以公平为规矩，以仁义为准绳，才能让人心服。”在魏征的坚持下，唐太宗不得不同意原来的处理方案。在魏征等人及唐太宗的共同努力之下，派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修改《武德律》，制订了《贞观律》，减轻了刑罚。在贞观年间，由于采取了宽柔待民的政策，虽然减轻了刑罚，犯罪的人数还是大大地减少了。

魏征还主张取信于民，不要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唐朝原定政策是18岁的男子才能参加征兵服役，有一次，为了多征兵守卫边境，唐太宗要求16岁以上的男子全部应征，魏征不同意。按照当时的规定，皇帝的命令要等与会的大臣全部签字以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法令与唐朝以前的法令相冲突，而且过于苛刻，便屡次拒签。唐太宗十分生气，当面责问他为什么阻挠皇帝的命令，魏征回答说：“把池塘弄干去捉鱼，并不是捉不到鱼，而是第二年就捉不到鱼了；烧光了树林去打猎，并不是打不到猎物，而是明年就捉不到野兽了。兵不在多而在精，何必为了充数，把不够年龄的人也弄来当兵呢？况且这也是失信于民。以前的法令是18岁才可入伍，如今改成16岁，让老百姓怎么能相信朝廷呢？”唐太宗问自己是否有失信于民的事，魏征列举了一串例子，证明他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天下的事，把唐太宗弄得张口结舌。最后，唐太宗不得不同意了魏征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原先以为你很顽固，不通情理。现在听了你的话，觉得是很道理。政令前后不一，百姓不知所从，国家怎么能治理好呢？”

在使用人才方面，魏征主张把战争时期和和平建设时期的用人标准区别开来，他对唐太宗说：“在天下未定的时候，用人的标准是看他有无才能，不去考虑他的品德操行如何；天下平定以后，在选择人才上，非德才兼备不可。”在魏征的影响下，唐太宗“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有一次，他还主动地对魏征说：“选择任用官吏，是不能轻率马虎的。用了一个君子，那么君子就会纷纷而来；如果用了一个小人，那么小人也就会钻营投奔而来。”

尤其在个人享乐方面，魏征紧紧跟踪唐太宗，经常犯颜直谏，不让他大兴土木。有一次，唐太宗想去南山游玩打猎，车马都准备好了，最后还是没敢去。魏征外出回来，听说了这件事，就问他为什么没有出去。唐太宗说：“我起初是想去打猎，可后来一想，怕你责备，也就不敢出去了。”

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决定修建洛阳宫，中牟县县丞皇甫德参上书劝阻，言辞激烈了一些。唐太宗发怒，要治皇甫德参的罪，魏征连忙拿汉朝的贾谊为皇甫德参辩护，证明自古上书言辞不激烈就不能打动君主的心，唐太宗这才作罢。

不久，河南、陕西一带大雨，泛滥成灾，偏在这时，唐太宗又要修建洛阳的正山宫，魏征听说了，赶忙上奏说：“隋朝所以很快灭亡，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隋炀帝大修亭台楼榭，百姓不堪役使，才起义反对他。如今，现有的宫观楼台已经足够居住了，如果想到隋朝的灭亡，还应该拆掉大的宫殿，住到小的宫殿里去。如果舍不得拆掉，起码不该再修大的宫殿了。如果不想到得天下的艰难，不断地扩大宫殿建筑，追求华丽和享乐，增加百姓的劳役，那就会像隋朝一样灭亡。”唐太宗接受了魏征的建议，停修宫殿，把材料运到灾区，帮灾民建造了房屋。

有一次，唐太宗到九成宫去，随行的宫女住在围川县的官舍之中，宰相李靖和王珪也来了，县令就把宫女迁到别处，把官舍让给宰相住。唐太宗知道了很生气地问道：“为什么轻视我的宫人？难道这些人是在此作威作福吗？”准备下令惩罚这个县令。魏征说：“李靖、王珪是朝廷大臣，宫人不过是后宫服役的奴仆。大臣到地方上巡视，县令要向他们请示公事，大臣回到朝廷，皇上也要向他们询问民间疾苦。官舍本当作为接待朝廷大臣的地方，这是合情合理之事，而宫人只不过管理杂物，根本不接待来访客人。如果因此处分县令，将会引起天下人的批评。”唐太宗听了魏征的话，意识到自己太情感用事，就没有处分县令。

到了贞观中期，大臣们觉得唐太宗功绩很大，都怂恿他去泰山封禅，独有魏征上书说：“皇上功劳虽然很大，但百姓受益还不多；现在虽已天下太平，可百姓还不富裕。隋末战争刚过去十年，国家元气还未完全恢复，这个时候去封告泰山，说自己功成业就，恐怕还为时尚早，而且耗费很大，赏赐很多，纵使免于贡奉，也减少不了人民的疾苦。图虚名而受实害，为了什么呢？”唐太宗觉得确是如此，就没有去封禅。

有一次，唐太宗由长安去洛阳的显仁宫，因为当地供应的东西不好，唐太宗觉得很气愤。魏征觉得如此下去将不好收拾，便对唐太宗说：“隋炀帝就是因为无限制地追求享乐而灭亡的。现在因为供应不好就发脾气，以后必然上行下效，拼命供奉陛下，以求陛下满意。供应是有限的，而人的奢侈欲是无限的，如此下去，隋朝的悲剧又将重演。”魏征的这一番话使唐太宗悚然心惊，以后很注意节俭。

对于唐太宗个人的品德修养，魏征也很重视。有一次，魏征直言不讳地对唐太宗说：“居人上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魏征还引用荀子的话对唐太宗说：君主似舟，人民似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句话对唐太宗震动很大，他牢记在心，并用这句垂诫太子，让他永世不忘。

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好的鹞鹰，自己非常喜欢，就把它架在手臂上玩耍，远远地看到魏征来了，十分紧张，赶紧把鹞鹰捂在怀里，怕魏征看到或是听到。其实呢，魏征早就看到了，他为了不让唐太宗贪恋声色犬马，就故意没完没了地禀奏公事，估摸着鹞鹰差不多憋死了，他才离开。等魏征走了，唐太宗赶忙从怀中取出鹞鹰，拿起一看，早已闷死了。

有一次，唐太宗问魏征怎样才能做一个“明君”，而不要成为一个“暗君”，魏征就给他讲了隋朝虞世基的故事。隋朝的虞世基专门投隋炀帝之所好，专说顺话，不讲逆耳之言；专报喜，不报忧，结果隋朝灭亡。由此，魏征得出了一个著名的结论：“兼听则明，偏听则暗。”

当然，唐太宗对魏征的劝谏并不是每一次都能愉快接受的，有时是既恨又怕，甚至还想干脆杀掉他！

有一次，唐太宗罢朝回来，气冲冲地对皇后说：“我应当杀了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赶忙问要杀谁，唐太宗说：“魏征这家伙老是在朝廷上折辱我”。皇后听了这话，连忙回去换上一身朝服，恭恭敬敬地站在庭院里。太宗见了，十分惊讶，问她这是在干什么，皇后说：“我听说只有圣明的君主才能有正直的臣下；现在魏征正直敢言，全是由陛下的英明所致呀，我怎敢不表示我的祝贺呢？”太宗听了，觉得很高兴。

唐太宗毕竟是一位明君，他虽然也像常人一样，喜欢听顺耳谀辞，不喜欢听逆耳忠言，但他还是能克制住自己的情绪，保持较为清醒的头脑，所以，他对魏征既尊重，又保持着良好的感情。

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

“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魏征与唐太宗之间进谏与纳谏的事迹，给后人留下了无穷的启迪与教益。魏征在贞观年间先后上疏200余条，强调“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这对唐太宗开创的千古称颂的“贞观之治”起了重大的作用。

（本文选自《读史有学问》南海出版公司2008年2月3日　作者：冷成金）

武则天的秘书上官婉儿是个颇富传奇色彩的女性。要了解上官婉儿，还得从她的祖父上官仪说起。上官仪，陕西陕县（今河南）人，初唐著名诗人，贞观进士，曾任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宰相）等职。他的诗婉媚工整，在宫中颇有影响：“工于五言诗，好以绮错婉媚为本。仪既贵显，故当时多有效其体者，时人谓为‘上官体’。”

武则天得志之后，恃势专权，唐高宗想有所作为，常为她所牵制，使得唐高宗难以忍受。有一个道士叫郭行其，武则天常引他进宫，并让他施行用诅咒害人的“厌胜”邪术。在宫中服务的太监王伏胜揭发了这件事。高宗听后，十分愤怒，打算把武则天废为庶人。他秘密召来宰相上官仪商议这件事。上官仪说：“皇后专权自恣，使天下之人失望，应该废黜她以顺人心。”唐高宗于是立即命令上官仪起草废后诏书。上官仪是秘书出身，写得一手好文章，他不假思索，不一会儿便把废后诏书写好了。

然而武则天毕竟不是寻常女子，她为了牢牢控制唐高宗，早就在他周围安置了密探。现在高宗要将她废为庶人，这些密探便跑去向武则天通风报信。废后诏书的初稿这时还在高宗处，武则天一说此事，唐高宗便羞愧畏缩起来，并后悔不该废黜她。唐高宗还怕武则天为此事而生怨恨，于是哄骗她说：“我本来没有这个想法，都是上官仪给我出的主意。”武则天从此便深恨上官仪和王伏胜，非将他们置于死地不可。麟德元年（公元664年）十二月，武则天以上官仪、王伏胜与废太子李忠同“谋大逆”为借口，把他们一起杀掉。同时被杀的还有上官仪的儿子即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庭芝等人。

上官婉儿刚好在这一年出生。按照封建社会株连亲属的做法，这个女婴一出生就面临灭顶之灾。只因婉儿尚为乳婴，母亲郑氏又是太常少卿郑休远之姊，武则天终于发了慈悲，免婉儿及其母亲一死，罚为宫中奴婢，算是带罪管制的犯官家属，受到无情的冷落及役使。上官婉儿娘儿俩真算得上是劫后余生了。

婉儿的母亲生在书香门第之家，是大家闺秀，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困境中出人才。婉儿自幼就在母亲的教育和熏陶之下，刻苦读书，钻研学问。缘于天赋，加上受文学修养较高的母亲郑氏的影响，少年时代的婉儿文学才华就初露锋芒，14岁便能写出不同凡响的诗文，其诗词风格与祖父上官仪颇为相似，并将祖父绚丽浮艳的“上官体”发扬光大。这些诗在宫中广为流传，有一天竟传到了武则天那里，武则天十分爱赏。上官婉儿是罪犯的后代，按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不能做官的，能保住性命就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但武则天识才爱才，毅然启用婉儿做自己的贴身秘书，让她负责文件起草和批阅奏章。婉儿不但文章写得好，而且“明习吏事”，也就是熟悉政务，很会处理事务，因此婉儿很快就成了武则天身边非常得力的帮手。有一次，婉儿因某件事触犯了武则天的旨意，论罪当杀头，武则天因爱惜她的才华，只在脸上刺墨而免其死罪。武则天执政有二三十年之久，上官婉儿始终追随在她的身边，是一代女皇最得力的助手和参谋之一。

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政变，逼武则天退位，李显继为皇帝，是为唐中宗。婉儿是武则天时期的红人，一朝天子一朝臣，按一般常理，婉儿也会随着武则天的黯然消失而退出政治舞台。但婉儿有着卓越的政治才干，她长期跟随武则天，耳濡目染，早已锻炼成为一个中庸狡黠、八面玲珑的女官。她学会了左右逢源，学会了随机应变，因而具有不偏不倚、不亢不卑地应付着一切事变的非凡能力。正因如此，唐中宗即位后，上官婉儿在政治上不仅没有失势，反而更加得宠。《旧唐书•列传第一•后妃上》说：“自圣历（公元697年）以后，百司表奏，多令参决。中宗即位（公元705年），又令专掌制命，深被信任”。可见武则天下台后，上官婉儿又成了唐中宗的秘书，由此不能不惊叹这位女性的超常应变能力。不久，唐中宗又按照武则天早有的意愿，封上官婉儿为昭容，使她成了后宫高级嫔妃之一。如果说武则天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女皇帝，那么，上官婉儿无疑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嫔妃兼秘书的女性。

当初，唐中宗被武则天废为庐陵王，在房州有十五年之久，备尝艰辛。可是，复位以后，他丝毫不知艰难，朝政荒疏。中宗软弱无能，韦皇后乘机参与政事。其女儿安乐公主也颇有政治野心。上官婉儿为讨好韦后，巩固自己的权势，便把武则天以后的武家代表人物武三思引荐给韦后，使他们苟合成奸。韦皇后和武三思便由私通发展到政治上的互相利用。韦后又把自己的女儿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的儿子武祟训，结成韦武集团。专掌制诘的上官婉儿则与之相呼应。她们和外廷宰臣宗楚客、纪处纳、韦巨源等朋比为奸，排除异己，左右政局。

韦后的野心不是一般的干政，而是想步武则天的后尘，重温女皇的美梦。还在中宗复位的头一年，上官婉儿便给韦后出主意，要她仿效武则天的做法，改易制度，以笼络人心，树立自己的声望。韦后于是“上表请天下士庶为出母（被父亲休弃的妻子）服丧三年”。按照封建礼仪，只有为父亲服丧三年的，而武则天当时尚未去世，所以这一着也是有意做给武则天看的。在起草和发布诏书时，上官婉儿也是常常推尊武氏族人而排斥和贬抑李唐皇家。由此可以看出，就是在武则天下台以后，上官婉儿也是处心积虑地维护着武则天的威信和照顾武氏的利益。她对武则天可谓忠诚之至。《旧唐书•列传第一•后妃上》记载韦后按照上官婉儿的主意，请“百姓年二十三为丁，五十九免役”。为丁者，即国家以法律形式规定的成人年龄，人一旦成年了，即要承担为国家纳租税服劳役的义务。唐制原先规定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韦后此请，主观上是为了笼络人心，客观上对百姓也是有利的。上官婉儿在长期协助武则天处理政事中，耳濡目染，对于政治上如何搞花样儿，是颇为精通的。

母行女效。安乐公主虽然不懂政治，却也野心勃勃，跃跃欲试。她死皮赖脸地要唐中宗立自己为皇太女，以便有朝一日也能登上女皇宝座。昏庸的中宗虽未答应安乐公主的无理要求，但也从未加以谴责。由于中宗的宠溺，安乐公主在朝卖官鬻爵，势倾朝野。更有甚者，安乐公主还自制公文，送给中宗签发时故意把内容遮住，中宗居然笑而从之。

唐中宗又听任武三思为首的武氏势力和皇后韦氏、女儿安乐公主势力相互勾结。据《旧唐书》卷五十一中宗韦庶人传记载，武则天死后，武三思之所以能很快得到唐中宗的信任重新掌权，并与韦皇后私通而互相利用，皆因有上官婉儿从中穿针引线。武三思和韦后互相利用，结成武韦集团后，严重威胁太子李重俊的地位，李重俊心中愤愤不平。

景龙元年（公元707年）七月初六，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等，发动兵变，杀死武三思、武祟训父子及其党羽10余人。然后引兵从肃章门斩关而入，直冲中宗所住宫殿，声言要捉拿上官婉儿。这时，上官婉儿和中宗、韦后、安乐公主正在一起，上官婉儿即向中宗说：看太子的意思，索要我是次要的，他们主要是想捉拿韦皇后和皇室全家。于是激怒了皇上和皇后，带着婉儿登上玄武门城楼逃避兵乱，保护了婉儿。兵乱被平息后，婉儿劝皇上设立诗文馆，广召天下诗文才子，邀请朝中善诗文的大臣，多次以皇帝名义举办游宴活动，以赋诗唱和为主。婉儿自己常常代皇上、皇后、长宁公主、安乐公主作几首诗以应唱和，所作诗词辞藻十分绮丽，一时广为流传，引得当时朝野吟诗作文蔚然成风。

唐隆元年（公元710年）六月初二，唐中宗被韦皇后和安乐公主毒死。韦后秘不发丧。次日，韦后亲总庶政，分派人员守备东都，匆匆立中宗的第四子温王重茂为皇太子。上官婉儿负责起草中宗遗诏，原商定的内容是：“（韦）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参谋政事。”由于大臣宗楚客和韦温极力反对相王辅政，韦氏私党遂改遗诏的内容为：“罢相王政事，由韦后临朝称制，专断军国政事。”

六月二十日，即中宗死后的第十八天，临淄王李隆基发动政变，起兵诛讨韦皇后及其党羽。上官婉儿见李隆基带兵入宫，知已发生政变，遂手执灯烛，率宫人相迎，冀免一死。她拿出自己起草的中宗遗诏原稿给李隆基的亲信刘幽求看，想以此证明她并不反对相王（相王李旦是李隆基的父亲）辅政，以求李隆基保住她的性命。刘幽求为之转呈李隆基，李不许，遂斩于旗下。上官婉儿这位一代才女，最终成了封建皇室争权夺利的殉葬品，她的死无疑是一出历史悲剧。

（本文选自《当代秘书网》2006年12月13日　作者：眭达明）

十五、唐代华籍日人秘书——晁衡

唐代有一位知名秘书，与当时陆贽、顾况、褚无量等辈不同的是他不是中国人，而是大和族人（即日本人）。比至青年，西渡求学，负笈中国，任职半百、历仕三朝，最后擢升为唐朝秘书监（从三品），死时追赠正二品。这个人就是晁衡。

晁衡，日本名字叫仲麻吕华，生于公元698年，当时属日本文武帝二年。他的父亲中务大辅，正五品官位。他18岁时被日本政府选拔为赴华留学生，那年是唐玄宗开元五年。

抵达长安后，晁衡被分配到唐朝国立贵族子弟学校——太学求读。晁衡勤勉好学，日有长进，出类拔萃。尤其是对当时的教师，如四门助教的赵元默、褚无量等硕儒敬仰恭慕，孜孜以求。

经过大经、中经、小经、小学、道德五类课程的九年留学学习，晁衡顺利毕业。鉴于他的品行、学业被分配到政府机关——太子左春坊，任司经局的校书郎（正九品下），主要工作是校理刊正有关经、史、子、集等四库之古籍。这是晁衡进入秘书队伍的开端，尔后他的一生始终未离开秘书这一岗位；他的一生自从负笈求学后，始终未离开中国版图的疆域。

晁衡任职校书郎，虽只有九品，但按唐朝秘书制度规定：“进士非科弟者，不授校、正；校、正欠资考者，不署畿官。”而且，“每经三考听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

在秘书校理工作之余，晁衡开始在长安广交学友，尤其与一些汉人学者交游甚密，如王维、储光羲、王昌龄等。《全唐诗》中有一首储光羲赠送晁衡的诗——《洛中贻朝校书衡》：万国朝天中，东隅道最长。朝生美无度，高驾仕春坊。出入莲山里，逍遥伊水旁。伯鸾游太学，中夜一相望。落日悬高殿，秋风入洞房。屡言相去远，不觉生朝光。看来，晁衡这段时间还是清净、逍遥的。从事秘书工作，对他也比较吻合，“美无度”“生朝光”等就是他这时的写照。校书郎一职，在《新唐书•百官志》中曾叙述到：“弘文馆学士掌详正图籍，教授生徒，朝廷制度沿革，礼仪轻重，皆参议焉。校书郎二人，掌校理典籍，刊正错谬。”“崇文馆学士二人，掌经籍图书，教授诸生课试举送知弘文馆。校书郎二人，掌校理书籍。”然而在当时，唐朝乃至于以前，所藏之书是空前的、浩大的。据《新唐书•艺文志》载：“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两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些工作，都得靠晁衡等一般秘书们去整理、保管与守藏。

不久，因秘书工作政绩突出，晁衡被升为左拾遗（从八品上）。第二年经京兆尹崔日知推荐，晋为左补阙（从七品上）。《白居易集•策林二》载：按唐朝秘书制度规定，“御史、遗、补、郎官之器，选于秘、著、校、正、畿赤、簿、尉。”从唐太宗改进秘书制度，设置了以进谏为主的带有秘书性质的官职，如拾遗、补阙等，并且给予他们许多进谏的权力与途径。唐代秘书制度承传隋制，形成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三大核心机构制度。其功能发挥不一，“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换言之，由中书省草拟诏敕，门下省审复，然后交尚书省执行。在唐代秘书制度中，左右拾遗、左右补阙属谏官，其中“左”属门下省，“右”属中书省。晁衡任左补阙时，常常供奉讽谏，扈从乘舆，凡发令举事确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大则廷议，小则上封。若贤良之遗滞于下，忠孝之不闻于上，则条其事情而荐言之。也就是说，左拾遗、左补阙的职位“侍从赞相，规谏讽谕”，提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同时“朝廷得先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事，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争”。左拾遗、左补阙属唐朝政府的中级秘书官职。

随着晁衡的才学、人品的日渐鹊起，唐玄宗第十二子仪王请他去做幕友兼太子讲学（从五品下），后升为卫尉少卿（从四品上）。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擢升为秘书监（从三品），兼卫尉卿，亲宠任事。当时晁衡任唐朝政府的秘书监，掌全国的经籍图书，并管辖著作局、太史局二个机构。唐代史馆是专修国史的部门。史馆中保存了大量的文献档案，秘书监就根据档案修成纪传体史书。从唐代开始建立了正史均由政府主持监修这一制度，并保留至今。《新唐书》曰：”朝衡多听该识，久乃还。天宝十二载，朝衡复入朝“。

公元735年，这年日本派来了一个以藤原清河为首的大型代表团访华。晁衡作为唐朝对日接待组的首领，带领代表团参观长安的三教殿以及皇室有关的档案文库。那年的元旦，唐玄宗在蓬莱宫的含元殿召见各国使节，其中首批接见的就是日本代表团。在唐玄宗与藤原清河交谈中，晁衡作为秘书兼翻译，列坐其间，场面甚为欢快、友好与热烈。

元旦朝贺后，藤原清河一行准备回国了。这时，晁衡见日本同胞东归，不禁思亲羁族之情悄然涌起。于是，晁衡向玄宗打报告，请准返国。这时晁衡已56岁了，在唐已36年了。最后玄宗皇帝思其绩、念其情，恩准了他的请求。

晁衡要返国的消息传遍长安官邸时，秘书学友们无不依依不舍，赠诗话别。晁衡为感谢好友的情谊与诗篇，他特意买了一本诗笺，一一执笔抄录，留作纪念。嗣后，与清河等人离开首都长安。11月19日朝东漂流出海，12月6日在琉球群岛遇大风，最后吹到越南河静省，上岸后徒步走到出发地——长安。

不久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用武力平反后，任命晁衡为左散骑常侍（从三品），职责是侍奉规讽，备顾问应对。北方战火刚灭，南方狼烟烽起。为了镇压南方少数民族叛乱，肃宗又任命他为镇南都护（正三品）。这时，日本又派来了遣唐使代表团，晁衡知悉后未与他们接触，表明他已决意不返日本了。不久，又任命他为镇南节度使。为此，他马不停蹄地与少数民旅首领进行政治谈判，劝说归降，亲善安抚。如他成功地进行了林符部落降归、潘归国部落新置等政治活动，维护唐朝的国威与版图，政绩世昭，有口皆碑。公元765年，晁衡职满返回长安。五年后（公元770年）的正月离开了人间，享年73岁。唐朝政府赐谥他为潞州六都督（从二品）。

日本天皇也念及晁衡是中日友好使者，特颁敕文：“前学生阿部朝臣仲麻吕，在唐而亡。家口单乏，葬祭有阙。其赐东绝百匹，白绵三百屯。”恤其晁衡在日本之家人。迨至晁衡去世57周年（公元836年），日本仁明天皇派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赴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代表天皇追认晁衡为日本的正二品官衔（与中国相匹配）。

历史就是如此，晁衡生前万万没想到，他死后，随着历史车轮的推移，他的秘书事迹深深地烙印在中日两国秘书界仁士的心中，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永铭史籍，垂教后人。

（本文选自《当代秘书网》2007年2月12日　作者：何坦野）

欧阳修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与历史上许多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文人一样，欧阳修最初的职务是秘书——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掌管文书的幕僚）。欧阳修一生除了担任过滁州、扬州、颍州（今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等地的主官外，还担任过许多秘书性质的官职，如：景佑元年（1034年）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庆历三年（1043年）以太常丞知谏院，授右正言知制诰，负责草拟皇帝诏令；至和元年（1054年）受命纂修《新唐书》，不久被提升为翰林学士，这一职务的主要职责就是为皇帝出谋献策，是皇帝的高级秘书。

（一）刚直率真　敢于言事

欧阳修性格刚直率真，他当谏官时给朝廷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受命知谏院不久，就提出改革吏治、废除宋太祖时制定的任职年限一满就能提升官阶的旧制、建立审官院等主张。

当时，范仲淹推行新政，其反对者诬陷范仲淹及其支持者是“朋党”。欧阳修支持新政，特地写了一篇《朋党论》，针对保守势力诬蔑范仲淹等人结为朋党的言论，旗帜鲜明地提出“小人无朋，唯君子则有之”的观点，有力地驳斥了政敌的谬论，显示了革新者的过人胆识。

当时包拯任御史中丞，其主要职责是对官员进行监察。包公铁面无私，两任三司使都被他以巨额家产来路不明和生活奢侈的理由弹劾下台。掌管财政大权的三司使是个重要的职位，派谁去接任呢？因包拯以清廉出名，皇帝和宰相们商定派他去当，包拯领命，准备赴任。欧阳修认为朝廷此举不妥，立即写了《论包拯除三司使上书》给朝廷。欧阳修认为，包拯连续将两任三司使弹劾下台，如让包拯自己取而代之，会引起大臣们怀疑他弹劾人家的动机，为了保全包拯公正清廉的名节，不应让他去接任该职。

欧阳修上书建言非常注重调查研究，他的奏章内容极其详实。庆历八年（1048年），黄河决口改道北流，其后引起了黄河是否恢复故道东流的争论。欧阳修极力反对回河东流，连上两疏陈述不能回河的理由。两文列举了大量详细的调查数据和历史事实，得出结论：回河东流“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为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胜其患，而又故道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耳，是皆智者之不为也”。可惜欧阳修的奏疏未被采纳，朝廷命加紧堵口。嘉祐元年（1056年）四月，决口塞而复决，回河失败。

（二）亲民廉洁　为政“宽简”(www.daowen.com)

欧阳修23岁入仕，64岁退休离开官场，一直与老百姓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这从《醉翁亭记》中就可以感受一二：“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时任参知政事（副宰相）的欧阳修回故乡祭祖，由于对沿途地方官员接进送出、兴师动众的做法十分反感，他决定改走水道，从运河南下入长江进鄱阳湖再转赣江，日夜兼程回到故乡永丰。为不惊动地方县府，他直接投宿于码头客栈，“享受”农家伙食。

欧阳修在地方为官，对政事实行的是“宽简”政策。所谓宽简，就是宽容和简化，办事遵循人情事理，不求博取声誉，只要把事情办好就行。这是他一生为政的风格，他继包拯后任开封知府，包公重典严法，注重打击豪强劣绅，而欧阳修实行“宽简”政策，注重创造宽松和谐的社会环境。他从建章立制入手，从制度上约束官员的行为，同时加强教化、引人向善。欧阳修办事往往不动声色，同样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后人曾将他与包拯相比较，在开封府衙东西侧各树一座牌坊，一边写着“包严”，一边写着“欧宽”。两位名臣，都成为后世为官的楷模。

（三）怜才爱士　奖掖晚辈

欧阳修善于发现人才，乐于提拔晚辈。《宋史•欧阳修传》评价他：“奖引后进，如若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宋代释惠洪《冷斋夜话》曾说“欧公喜士为天下第一”。

嘉祐元年（1056年）三月，长于古文、笔力雄健的苏洵携儿子苏轼、苏辙进京参加会试。欧阳修见到苏氏父子的文章后，极为赞赏，立即将苏洵的文章上献朝廷，并呈奏《荐布衣苏洵状》称：“眉州布衣苏洵，履行醇固，性识明达……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经欧阳修的推荐，苏洵名声大振。

第二年，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的身份主持会试，苏轼、苏辙参加考试。欧阳修见到苏轼的文章《刑赏忠厚之至论》，认为其文超凡脱俗，深为赏识，欲判为第一，但因欧阳修并不知道此文作者是谁，怀疑是出自自己的门生曾巩，为避嫌而将其列为第二。之后，欧阳修又见到苏轼在试策中所作的《春秋对义》一文，激赏之下，还是将其提升为第一。直到发榜之时，欧阳修才知道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两篇文章的作者是苏轼。后来，欧阳修对另一考官梅圣俞道：“读轼书，不觉汗下，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欧阳修如此推崇原本毫无名气的苏轼，令许多人都感到不可理解。随着苏轼的出名，人们才叹服欧阳修为真正的伯乐。

在这次会试中，苏轼的弟弟苏辙也中了进士。除了“三苏”外，北宋的许多大政治家、大文学家都得到过欧阳修的帮助和举荐，如梅尧臣、苏舜钦、王安石、曾巩等。这些人都是在尚未出名时，就被欧阳修广为扬掖，“谓必显于世”；他写奏状推荐人才，常常担保说所荐之人假如“不如所荐”“但有一事败误”，自己就“并甘连坐”“并甘同罪”“甘当朝典”。欧阳修对后辈人才的栽培和奖掖，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四）文风简练　惜字如金

欧阳修所写的议论文说理透辟，抒情文优美俊逸，而他所有文章的共同点是文风简练。

欧阳修写文章非常注重修改。据说他写成著名散文《醉翁亭记》后，曾让衙役把文章分别贴在各个城门上，让行人为他修改。一位50多岁的老樵夫对欧阳修说：“你的文章字里行间充满了实情，就是开头太啰嗦！”原文开头是：“滁州四面皆山也，东有乌龙山，西有大丰山，南有花山，北有白米山，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欧阳修根据老人的建议改为“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醉翁亭记》言简意丰的开头。

欧阳修在翰林院任职时，一次与下属出游，见路旁有匹飞驰的马踩死了一只狗，欧阳修提议：“试书其事。”有人说：“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另一个人说：“有马逸于街衢，卧犬遭之而毙。”欧阳修听后笑道：“像你们这样修史，一万卷也写不完。”从者连忙请教：“那你如何说呢？”欧阳修道：“‘逸马杀犬于道’，六字足矣！”下属都为欧阳修行文的简洁所折服。

欧阳修曾与宋祁共编《新唐书》，他自己编写的《新五代史》篇幅只有原本《五代史》的一半，其记述的内容却比原书更丰富。

（五）改革文风　功勋卓著

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在我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师承韩愈，主张文章应“明道致用”。他所讲的“道”，主要不在于伦理纲常，而在于关心国计民生。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他反对文章“务高言而鲜事实”，大力提倡简约、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

欧阳修主持进士考试时，鼓励考生写质朴晓畅的古文，凡是内容空洞、华而不实、语言险怪者一律不予录取。与苏轼同时参加考试的一位考生叫刘几，平日爱写险怪文章，欧阳修决定拿他开刀以整饬文场风气。于是，他用大红笔将刘几的试卷从头到尾横抹一杠，批上“大纰缪”三字，予以张榜示众。此举虽然遭到落第举子们的围攻、辱骂，但欧阳修不为所动，坚持打击文坛险怪文风，毫不动摇。与此同时，他又通过科举考试，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批人。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代平易文风逐渐形成。

（本文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9期作者：梅军）

耶律楚材是一位汉化的契丹人，从成吉思汗起历经四朝，为蒙古国初期的政治策略殚精竭虑、拾遗补缺，立下汗马功劳。他胡子很长，成吉思汗曾对儿子窝阔台说：长髯人是上天赐给我们家的，你以后要把治理国家的大事委托给他。窝阔台即位后，一些贵族认为，得到汉人也没什么用处，不如全部驱杀，使草木畅茂，成为牧地。对于这种明显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而又异常残酷的建议，耶律楚材坚决反对。他说，在这样广大富饶的地方，只须有所作为，什么东西求不到？怎么能说没有用呢？他提议在中原地区维持原有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方式，赖以征收地、商、酒、醋、盐、铁和山泽等税。窝阔台同意试行。他还针对当时诸路长吏兼领军民钱谷、恃强豪夺的事实，主张对军、民、财实行分职管理：“长吏专理民事，万户府总军政，课税所掌钱谷，各不相统摄。”这些都遭到蒙古权贵和汉人世侯的强烈反对，但在窝阔台的支持下推行了下去。第二年，当如约定数的银、绢、粟放到窝阔台眼前时，窝阔台大喜，当即授耶律楚材以中书印绶。

耶律楚材还特别注意在严重的战争破坏中保存人口。按照蒙古人的传统，征伐中凡是遇到抵抗的城市，城破之日即行屠城。当蒙古主将速不台即将攻下长期困守的金朝都城汴京（今开封）的时候，派人报窝阔台，并主张按惯例屠城。耶律楚材闻讯急驰入朝上奏：“我军将士辛劳数十年，争的就是土地人民。今天得到了土地而没有人民，又有什么用？”窝阔台还在犹豫，他又进言道：“那些能工巧匠和官民富贵人家，都聚集在此城中，杀之则一无所得，徒劳无功。”在他的再三劝说下，窝阔台终于决定只向金朝皇族问罪，其余人口得以幸免。河南初破，亡金人口大量被俘；等到蒙古大军北还，这批人口又大批逃亡。蒙古方面下诏令：收留逃民及供其饮食的人一律处死，不管城郭村社，一家犯禁，其余连坐。结果逃民流离失所，大批死亡。耶律楚材又进言，认为百姓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不该横加摧残，最终使窝阔台觉悟，收回了成命。

耶律楚材还劝止了不少苛政和扰民之举。

侍臣脱欢奏选宫女，诏令中书省执行，耶律楚材却按下不动。窝阔台召他去责问，耶律楚材说：“以前已经选了宫女28人，尚在燕京，足够后宫使唤了。而脱欢又传旨刷选，恐怕会侵扰百姓。”窝阔台沉默良久，只得罢手。又有人想在汉地搜刮马匹，耶律楚材再据理力争：“汉地丰产的是茧丝和五谷，并不是马匹。如此之举，只会徒然侵扰天下。”最终制止了这种无理征发。

但耶律楚材的劝说也并不总是成功的。当时蒙古国实行“扑买”制度，即把国家税收分门别类承包给西域商人代收。那些商人花了代价从政府获得收税权，必然千方百计搜刮百姓以图得到加倍的利益。耶律楚材说：“此皆奸人，欺下罔上，为害甚大。”但蒙古政府出于自身考虑，仍然命令推行。耶律楚材反复争论，不能挽回，叹息说：“扑买之利既兴，后来必有看样学样的，老百姓恐怕要从此贫困了！”耶律楚材刚正不阿，言及国家安危和百姓休戚，辞色严肃恳切，有时连窝阔台也感到不耐烦，曾经说：“汝又欲为百姓哭耶？”

窝阔台死后，耶律楚材更失去了支持，但仍利用自己先帝老臣的地位努力抗争。乃马真后专权时期，耶律楚材对她宠幸的权臣奥都剌合蛮交代的许多事都抗命不办。乃马真后因此下旨：凡奥都剌合蛮奏准的事情，令使若不填写颁布，就斩断他的手！耶律楚材断然表示：“事属合理，自然遵行；如果不合理，我死都不回避，何况断手呢？”字字句句铁骨铮铮。

（本文节选自《秘书》2005年第4期《元蒙时期的杰出“秘书群体”》　作者：黄建华）

法兰克人爱薛，来自遥远的西方，就仕于中国。尤为使人惊奇的是，一个外国人竟被元世祖忽必烈任命为掌管国家藏书的最高官员——秘书监。

史载爱薛为拂林人，元代“拂林”为Farang的音译（现代中文译作“法兰克”），当时泛指整个通行基督教公教的欧洲地区。爱薛于儒略历1227年生于法兰克一个贵族世家，父亲博罗•穆苏擅长历学、医药学，为当时名流。忽必烈之母唆鲁禾帖尼请求当时执政的蒙古定宗贵由遣使邀请，但博罗•穆苏因年老辞谢未行，而爱薛被传说中的东方世界所吸引，便代父东来。爱薛首先以医术和历算奉献于唆鲁禾帖尼，后与唆鲁禾帖尼的克烈部的信奉基督教的族女呼实尼沙结婚。不久，爱薛被推荐给定宗。由于爱薛敢于直言进谏，深受当时还未即帝位的年轻的忽必烈所器重。

十多年后，忽必烈登基，便在1263年任命爱薛掌管新创立的西域星历、西域医药二司。由于爱薛通晓历学、医学和西方多国语言，经常被忽必烈召随身边。他常常对忽必烈的铺张挥霍、耽迷佛事、行猎游畋的行径进行规劝谏阻。

1283年，爱薛奉命辅佐丞相李罗出使伊利汗国。到达不久，因伊利汗阿鲁浑想联络欧洲基督教国家夹击信奉伊斯兰教的叙利亚等地，爱薛又受阿鲁浑之命，出使罗马教廷与教皇霍诺留斯四世晤谈。1286年，完成西使之命的爱薛历经千辛万苦回到中国，忽必烈超授他为平章政事，爱薛却固辞不受。因爱薛通天文、历学、医学、语文，又考察了西方地理，元世祖便派他去秘书监（元代秘书监既是官名又是机构名），襄助著名的伊利汗国援华科学家扎马剌丁主编《大元大一统志》。此书是中国地志编撰工作最为繁重的一部巨著，首开一统志体例之先河。

1287年7月，忽必烈正式任命爱薛为大元秘书监。7月13日（至元二十四年六月十四日），爱薛正式就职。大元秘书监，秩正三品，职掌历代图书典籍，包括机密禁书。秘书监大小官员有30多人，如校书郎、秘书郎、译史等，统率职员甚众。秘书监的工作甚纷杂，除模画、抄写、校勘、裱修古籍、整理译稿及编纂《大元大一统志》外，还雕印、发行新的汉蒙等民族文字的图书和历书。元行两都制，每年四月，皇帝便往上都避暑，八九月秋凉再返回大都。秘书监还须拨出图书随驾，以备皇帝和诸臣途中用书之需要，这有点像今日之流动图书馆。另外，司天台当时亦属秘书监管辖。爱薛的工作确系千头万绪。由于他兼理事务过多，影响了《大元大一统志》的编纂，元世祖免去爱薛和扎马剌丁对汉儿司天台的兼管。但过了一年，爱薛不得不受命兼管专司在华基督教徒的祟福司。

1294年，爱薛被授予翰林学士之衔并承旨兼修国史。由于他宏达于学，卓识于政，1297年，元成宗还是加任爱薛为平一章政事。《元史•百官志》谓平章政事“从一品，掌机务，贰丞相。凡军国重事，无不由之。”爱薛虽然已是国家重臣，但他仍然继续担任秘书监的职务，并极其认真地从事这一工作。次年，爱薛次子塔尔哈被任命为秘书少监，于当年12月11日就职，以协助年事已高却理事纷繁的父亲。1307年，元成宗逝世，皇后卜鲁罕趋混乱之际，命宦官去秘书监私索属皇帝亲览的机密文献。爱薛冒着杀身之险拒不提供，说“非其任不得与焉”。武宗即位后，对爱薛这一忠于职守之举大为赞赏，加封他为正一品文散官金紫光禄大夫，并晋封为三等爵位秦国公。

1308年7月4日（至大元年六年六月十四日），爱薛溘然长逝于上都的私塾。元三宫为之震惜，武宗赐黄金四百余两，白金七百五十余两，钞币十五万，另赐大量水晶、玉器、衣冠等物，为之盛重安葬。1312年，元政府又追赠爱薛为拂林王的称号。爱薛的6个儿子也都留仕中国。

元秘书监藏有一批来自西域的图书，目前已能知道书名的有希腊、阿拉伯和北非的图书22种。爱薛东来献技时，随身携带一些外文书是合乎情理的。他1283年出使伊利汗和1285年出使罗马，又为他提供了一次搜集西方图书的机会。秘书监里的外文书至少有一部分是爱薛带来的，这样的判断是近乎实际的。由于他懂得多国语言，这些外文书必然通过他而发挥一定的效益，起到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作用。

后世人修史时，盛赞元秘书监藏书的丰富，说它“规模之富，不下于唐宋”。《明史•艺文志》记述明初接收元遗书情况时说：“秘阁书籍皆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这就是后人所说的蝴蝶装。从这段记述可见元秘书监对藏书的保管是非常慎细而周详。在元《秘书监志》里，有着当时对监内藏书如何进行管理的丰富记载，这与爱薛所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他为欧中文化交流和保存中国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将永远为后人所铭记。

（本文选自《图书馆杂志》1989年第4期《元秘书监——法兰克人爱薛》　作者：羽离子）

虞集（1272—1348），字伯生，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南宋丞相虞允文五世孙。虞集以文章享誉元朝，被称为“当代之巨擘”，号称一代文宗，一时朝廷制作，以及公卿大臣碑文行状，多出其手。

（一）仕途坎坷

延祐元年（1314年），43岁的虞集被任命为太常博士。太常礼仪院（由太常寺改名并升格为正二品机构）的负责人拜住，推崇儒学，尊重儒士，每参议处理国家大政，总要问问是否合于典故。虞集是有名的儒学之士，又是拜住的部下，拜住因而经常向虞集请教礼器祭仪等问题，虞集总是非常详尽地向他说明先王制作之本、天理人情之实以及古今因革治乱之迹。拜住听后非常钦佩和敬重虞集，更相信儒者可用。延祐六年（1319年），虞集被任命为正五品的翰林待制兼国史院编修官。元仁宗去世，元英宗硕德八刺继立后，力行改革，于是任命年轻敢为的拜住为丞相，推行新政。拜住极力推荐虞集，说他才堪重用。1323年8月5日，朝廷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南坡政变，元英宗、拜住被铁失等人杀死，虞集只好在途中折回，再次失去了获得重用的机会。

（二）帝师兼秘书

泰定帝也孙铁木耳即位后，恢复经筵制度，虞集被任命为国子司业，主要工作是为泰定帝讲授汉文经典。泰定二年（1325年），虞集自国子司业迁任秘书少监，四年，又拜翰林直学士奉仪大夫知制诏同修国史，但仍以前职兼任经筵官。致和元年（1328年），虞集又兼任国子祭酒。同年七月，泰定帝在上都病逝。八月，留守大都的元武宗亲信燕铁木儿发动兵变，迎立武宗次子图帖睦儿为帝。九月，图帖睦儿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元文宗的即位诏书是虞集起草的。

（三）文宗宠臣

文宗做藩王时，就已知道虞集的大名，即位后，命虞集仍兼经筵官。虞集以“先世坟墓在吴越者，岁久湮没，乞一郡自便”。文宗婉言相劝说：“你的才能做什么都可以，只是如今不可离开朝廷。”坚决不放他去地方上做官。第二年（1329年）二月，文宗在大都建立奎章阁学士院，虞集被任命为奎章阁侍书学士。奎章阁学士院为正二品机构，侍书学士上面虽然还有大学士，但虞集明显受到重用，这也是他得到的最高职位。此时虞集已年近60岁。

虞集侍从文宗于奎章阁，常常“辨色入直，日未三刻始退就舍”。当时关中发生特大饥荒，百姓枕藉而死，有些地方甚至百里无人迹。文宗问以对策，虞集回答说：“大灾虽然是坏事，但却是君子进行革新的良好时机。如果派遣一两位有爱民之心又懂得治理的人，适当放宽各种法令的限制，使他们能有所作为；同时在州、县中选用可用之人，在原来百姓居住的地方，确定城郭、整修里坊、浚治沟渠，划分土地界限，减轻赋役，招徕留在当地的老弱病残，利用他们的力量逐渐加以治理。这样到远方流亡的人就会逐渐回来，不出一两年，安定幸福的日子就会出现。”文宗很赞赏。虞集趁机提出：“如果能让臣负责一郡，试行上述方法，坚持三五年，一定可以做出成绩，向朝廷报告。”左右侍从说：“虞集是想借此离开朝廷。”文宗于是就不再考虑采用他的建议了。不久虞集又以祭酒之职事繁，难于同时兼任，请求罢免此职。文宗以奎章阁之事最为切要。因此同意他不再兼任祭酒之职。虞集又请求免除自己担任的同修国史之职，文宗没有答应。至顺二年（1331年）五月初一日，《经世大典》修成后，虞集又以眼睛患病为由请求解职，文宗不允。虞集又上章推荐治书侍御史马祖常自代，御史中丞赵世安也为虞集说话：“虞集久居京师，又病目，幸假一外任使得便医药，他日后诏用未晚也。”文宗终不令其去，并迁怒于赵世安，说：“一虞伯生，汝辈不容耶！”

虞集屡次要求辞职，与当时的险恶政治环境有关。文宗在即位诏书中，就已明确宣布，他做皇帝只是暂时的，等他哥哥和世（王十束）到来后，即把帝位归还给和世（王十束）。前朝的宠臣往往是新朝的罪臣，这一点虞集不能不虑。同时，当时皇帝与宗族藩王之间存在严重隔阂，功臣过分奢侈，朝廷的刑赏和教化没有制度化，政局混乱。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在人分四等的元朝，汉人尤其是出生在南方的汉人受到严重歧视，而文宗又如此礼遇虞集，因而引起很多人的嫉妒、刁难和仇视，在这种环境里工作，虞集心里多有不安。

天历二年（1329年）八月，文宗迎和世（王十束）（元明宗）于旺忽察之地（今河北张北北），几天后元明宗暴崩。文宗立即返回上都，再次即位。虞集赶赴上都，奉命撰写即位诏书。

（四）多次遭人陷害

在文宗朝复杂多变的政局中，尽管虞集处处小心谨慎，但还是因其受到文宗所谓的“知遇之隆”而被许多人嫉妒，从而多次遭人陷害。据史载，“时世家子孙以才名进用者众，患其知遇之隆，每思有以间之。既不效，则相与摘集文辞，指为讥讪，赖天子察知有自，故不能中伤，然集遇其人，未尝少变”①。虞集对害人者虽然不心存芥蒂，但陷害他的人仍不罢休，继续干着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一天，元文宗要虞集起草一份文书，封文宗皇帝乳母的丈夫为营都王。向虞集传达皇帝旨意的是朝中亲贵大臣阿荣和嵕嵕。这两人平素非常妒嫉虞集，为了陷害虞集，便谎称要虞集起草制书封皇帝乳母的丈夫为营都公。虞集按要求写好稿子，丞相亲自来索取时却发现其中有误。非常惊讶，问其原因，虞集才知道是阿荣和嵕嵕这两个人在故意欺骗他，当即请求重新写一篇稿子呈进。当时如果不是上面要稿子非常急，丞相自然不会亲自来索取，也就不可能在文书正式公布前发现问题并及时予以纠正了。倘若文书正式公布后才知道把“营都王”写成了“营都公”，出了如此大错，虞集怎么能够承担得起责任？阿荣和嵕嵕这两个宵小之徒，到时可真要把虞集害惨了。为了求得安宁，虞集始终忍气吞声，从不对人提起此事，倒是两个害人者自己内心不安。于是，当时的人都说虞集“有雅量”。

（五）品行学问和文章

虞集待人处世非常讲究孝友。他弟弟很早就死了，虞集把弟弟的遗孤当作自己的儿子抚育成人。他有一个哥哥曾因管库输赋京师，亏损数千缗，虞集乃尽力借贷帮其偿还。虞集交友以“尚德”为准则，对上不倨，对下不傲，平易近人，一视同仁。归老后，虞集家贫，靠卖字画糊口，一个富甲一方的南昌富民伍真父死后，其子使人求虞集作墓铭，并以中统钞五百锭为赠，虞集不许而罢。

虞集于经学，博洽精深，其为文。好“究极本原，研精探微”，其诗赋亦是“质而不惺，华而不靡”，被时人列为“元诗四大家”之首。著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

至正八年（1348年），虞集病逝，终年77岁。赠江西行中书省参知政事、护军。封仁寿郡公。躲过了那么多的明枪暗箭，最后能够寿终正寝，虞集的一生虽然活得很累，尤其是精神负担很重，但他毕竟还是幸运的。

（本文选自眭达明著《秘书政治》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

刘基（1311—1375），字伯温，浙江青田（今属温州）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主要谋士。后人将他与汉初张良、蜀汉诸葛亮并称为古代三大谋略宗师。古人说“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是人生追求的三大目标，以上三个历史人物的共同点仅在于“谋”，即为主人出谋划策建功立业（立功）；诸葛亮忠心耿耿、廉洁自律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德行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立德），但除《出师表》外并无著作流传；而刘基则是三人中唯一一位既立功、也立德、同时还留下大量著作的（立言）的“三不朽”的伟人。

（一）立功——辅佐朱元璋统一中国完成帝业

刘基23岁考中进士，在元代先后担任高安县丞、江西行省椽史、浙东元帅府都事、江浙行省郎中、处州路总管府判等官职。当时反元起义此起彼应，刘基看到腐朽的元政权无可救药，加上自己在官场受到压制，便于1348年毅然弃官回到了家乡青田。

不久，朱元璋攻下金华、括苍（今丽水），多次盛情邀请刘基出山辅佐自己。刘基看准朱元璋是各割据势力中的佼佼者，于1360年来到应天府（南京）。他见朱元璋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大有知遇之感，便向朱元璋陈述《时务十八策》，全面论述天下大势和朱元璋宜采取的战略、策略。他对时局精辟的分析，使朱元璋看清了战略方向，从此刘基就成为朱元璋的主要谋士。朱元璋成就帝业，走的正是刘基给他设计的道路。

刘基的主要功绩有四点：

第一是在政治上力劝朱元璋废小明王而自立。小明王是早期红巾军首领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在刘福通拥戴下在亳州建国称帝。朱元璋本是另一支起义军首领郭子兴部将，郭死后成为该部统帅，在安徽东部建立割据政权并攻克应天府（南京）后，朱元璋被手下奉为吴国公，名义上仍受小明王节制。刘基看出韩林儿没有统一中国的气魄，就力劝朱元璋取而代之。朱元璋采纳了这一建议，树立起统一天下建立新王朝的雄心壮志。

第二是在战略上协助朱元璋制定先西后东的正确路线。朱元璋占领应天后，势力范围局限于江浙一带，东西分别有张士诚、陈友谅的割据政权，均为劲敌。许多人认为应该先收复东边的张士诚以占据富饶的苏州、湖州地区，只有刘基持相反意见。他对朱元璋说：张士诚胸无大志，只想保住那块地方，是个“自守虏”，对我不构成威胁；而陈友谅船坚兵强，地据上流，是主要危险。我们应该集中力量先除掉他，陈氏既灭，张氏一举可定，然后再北向中原，帝业可成。朱元璋接受了这一战略主张，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危险。

第三是在重大战役中屡用奇谋帮助朱元璋消灭劲敌。刘基谙熟韬略，“遇急难，勇气奋发，计划立定”。1360年，陈友谅率精兵30万，战舰5千只，直逼金陵。朱元璋金陵守兵仅10万。由于力量对比悬殊，军中文武大臣多主张投降或逃跑，独刘基主战，并定下遣人诈降、诱敌深入、劫船断退路的作战方案，结果全歼陈友谅主力。陈友谅败退汉阳后重整旗鼓，1363年率60万水军与朱元璋20万水军在鄱阳湖展开决战，战役中刘基始终和朱元璋在一条船上参与指挥。在一次激战中，刘基从水鸟惊飞现象判定敌军正在集中火力向朱元璋的指挥船开火，立即拉起朱元璋换船，还未坐定，原来的指挥船已被火炮打得粉碎。双方相持多日，刘基又建议移军湖口断其退路，并用火攻计大破敌军，陈友谅在突围时中矢毙命。鄱阳湖之战是我国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

消灭陈友谅后，朱元璋自称吴王，次年又消灭了张士诚，接着乘胜北上消灭元军，占领大都（北京）。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正式称帝，建立大明王朝。

第四是在大明建国过程中，帮助朱元璋制定相对开明的治国策略。立国前，就有臣子上书称颂功德，劝朱元璋及时行乐，刘基当即指出“是欲为赵高也”，劝朱元璋“居安思危”。开国后，刘基任御史中丞，提出“宽以待民与严惩贪吏”的主张，他肃纲纪，整吏治，严惩贪枉。中书省都事李彬坐贪纵罪，虽丞相李善长出面说情，刘基仍将李彬奏斩。刘基还谏止朱元璋在凤阳营建“中都”，指出“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也”，在此大兴土木只能劳民伤财，徒耗国力。刘基告老还乡时，还劝朱元璋“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明初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这些历史进步与刘基是分不开的。刘基既是杰出的开国功臣，也是难得的治国良臣。

（二）立德——清廉正直，不贪爵禄，光明磊落

几百年来，人们对刘基的人品评价都很高。刘基良好的道德操守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为官清廉正直，敢于秉公执法。刘基在元代任高安县丞时，就以为官清廉正直、敢于打击权贵而名重一时。后来多次辞官，皆因不能与官场腐败同流合污。明朝建立后，他行使御史中丞的职责，不顾丞相李善长情面，按律法奏斩中书省都事李彬，更说明他不畏权势、疾恶如仇、秉公执法的高贵品质。

二是有功不贪爵禄，适时急流勇退。刘基为朱元璋打江山立下汗马功劳，但他从不居功自傲。朱元璋曾请他为丞相，但刘基再三推辞，仅授御史中丞兼太史令、弘文馆学士等职。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为37位功臣封爵，35位被封公、侯爵位，刘基仅为伯爵，年奉240石，是公爵的十分之一。刘基深知自己疾恶如仇得罪了许多权贵，也深知“伴君如伴虎”，因此于洪武四年（1371年）主动辞去一切职务，急流勇退，告老还乡。临终时他还嘱咐儿子只修土坟，不建石墓，因为他认为，“墓字上草下土，若用石铺，怎么生草？人不能靠造坟墓立牌坊流芳百世。”

三是为人光明磊落，不搞拉帮结派。有史家说洪武年间朝官分淮西和浙东两派，分别以李善长和刘基为首，但考诸史书，并未发现刘基有结党营私的派别活动。刘基曾因奏斩李彬得罪李善长，后朱元璋欲罢李善长相位来征求刘基意见，刘基却说：“李公是功臣，且能调和诸将，不可罢免。”朱元璋问：“李善长多次想加害于你，你却还为他讲好话？”刘基说：“调换栋梁，必先得大木，如用小木捆扎起来代替栋梁，大厦马上会倒塌。”此细节说明刘基为人襟怀坦白，光明磊落，他不计个人恩怨，不搞私仇公报，不拉私人关系。

（三）立言——丰富的学术著作和杰出的文学成就

刘基不但是一位杰出的谋略家，也是一位杰出的学问家、思想家和文学家。

据说刘基自幼“颖悟绝群，读书过目辄诵”。他一生酷爱读书，对我国古代文化的各个领域都有过较深刻的研究，在政治、军事、天文、地理、文学等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现留存的主要著作有《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诚意伯文集》（20卷）等。

在刘基的诸多著作中，流传最广最为后人称道的是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和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卖柑者言》。

《郁离子》写于刘基在元代辞官以后、应朱元璋邀请出山之前的隐居期间，该书继承了先秦诸子以寓言比喻政事、阐发哲理的传统，用许多生动的寓言故事反映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表达作者为解决这些社会矛盾所作的种种政治设想。例如：在《天地之盗篇》中提出治国如治圃，告诫统治者要轻徭薄赋，扶持百姓，如果“知取而不知培之”，则“圃匮也”。在《楚有养狙者》中提出役民如役狙，以养狙者无度役使导致众狙觉醒逃亡，讥刺世上只知“以术使民”而不关心百姓疾苦的统治者，要求君主揣度民情，不可滥使苛役。在《灵丘丈人》中提出养民如养蜂，提醒统治者要关心、爱护百姓，若不管民众死活，一味榨取，必然会走上末路。

刘基的散文名篇《卖柑者言》通过卖柑小贩之口，有力地抨击了那些坐高堂、骑大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当世权贵，揭露他们“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丑恶本质。该文不但被清人收进了《古文观止》，而且成为现当代中学语文课本的重点课文，其名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早已成为普通百姓皆会使用的常用成语。

（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10期　作者：杨柳）

洪武二年（1369年）十一月，解缙出生在吉州吉永（今江西省吉永县）的一个书香门第之家，从小受到良好教喜，7岁能写文章，10来岁便诗文俱佳。洪武二十年（1387年），解缙参加江西乡试，名列榜首（解元），次年赴京参加会试，又得第七名，被取为三甲进士，留选中书庶吉士。明成祖夺取帝位后，解缙便入值文渊阁，进翰林学士，参与机务，成为明朝内阁成立以后首批学士和内阁名臣。后又兼任右春坊大学士。

解缙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为人耿直，不畏权贵。他屡次上疏，大胆进言，针砭时弊，弹劾奸佞。他光明磊落，疾恶如仇，但在为人行事方面颇有不足，由此演绎出时而得宠，时而失宠；时而升迁，时而被贬谪的坎坷人生。解缙初入仕时甚受明太祖朱元璋宠爱，常侍奉其左右。洪武一十一年（1388年）四月的一天，明太祖来到光禄寺大庖西室，对跟随其后的解缙说：“论名分，朕与你是君臣，论关系，就像父子一样亲近。你有什么想法和意见，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①少年得志的解缙正有满腹经纶要向皇帝陈述，当天便上呈长达万言的《大庖西封事》。太祖看后连称解缙是个奇才。不久，解缙又献上《太平十策》，再次陈述自己的政治见解。这一次解缙没有得到明太祖的当面夸奖，但他仍充满自信，感觉十分良好。当时的解缙尚不足19岁，那些惯于见风使舵的朝臣们对这位少年得志、前途无量的江南才子极尽甜言蜜语热情吹捧之能事。在一片奉承声中，感觉极度良好的解缙就像腾云驾雾一样飘飘然了，于是发生了向兵部索要“皂隶”（衙门里的差役）事件。遭到兵部拒绝后，这位轻狂的才子居然大耍威风，口不择言地骂起人来。当明太祖听了兵部尚书沈溍的汇报后，很不高兴，当即改命解缙为御史。①这是解缙在仕途上遭受的第一次打击，可是解缙并未从中吸取教训，次年又发生了代户部郎中王国用起草奏疏，为韩国公李善长辩冤之事。李善长是明朝开国丞相，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明太祖借胡惟庸案将已退休的丞相李善长赐死，并杀戮其亲属70余人。当时朝廷内外都觉得李善长太冤，但无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不知天高地厚的解缙却大冒傻气，代户部郎中王国用起草了一份奏疏，公开为李善长鸣冤叫屈。明太祖看后虽然不高兴，但因奏疏写得极为精彩，无可反驳，只好默不作声。事后听说是解缙代笔，不由心生怒气，嫌他多管闲事，但仍未发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解缙又草疏弹劾都御史袁泰。袁泰是解缙的顶头上司，刚刚以左都御史同理都察院事，却遭到了属官的弹劾，因此恨透了解缙。

解缙疾恶如仇，不讲究斗争方式，到处代人草疏。明太祖觉得他缺乏涵养，不够稳重，不懂得做人的道理，必须加强修养，先学会做人。此时恰好解缙的父亲解开以近臣亲属的名义来朝觐见皇帝。明太祖一心要将解缙培养成为一个符合统治者需要的，官僚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官吏，便对其父说：“你这个儿子将来必能成大器。但大材必需长期栽培并加工。你先将解缙带回家去读书，增加学问和修养。他还年轻，十年以后再重用不迟。”解缙因此回到江西吉水家乡。

解缙回到老家度过了最初一段极度失落苦闷的日子后，情绪慢慢稳定了下来。此后，他闭门不出，一心向学，还奉命校改《元史》的舛误，又补写《宋书》，删定《礼记》凡例。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驾崩，建文帝朱允炆继位。消息传来，解缙又悲又喜。悲的是太祖死了，重用自己的承诺无可兑现；喜的是可以借吊唁之机重返朝廷。然而，聪明过人的解缙这回大大失算了。对他的擅自入朝，理解的人并不多，昔日的政敌们更是弹劾他有三罪：一是有违诏旨；二是母丧未葬；三是父年九十，不应离家来京。这种指责，当然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所谓的“有违诏旨”根本不是事实：当年明太祖只是允诺他十年后再用，并未禁锢其身。至于“母丧未葬、父年九十”，不是更能说明他悼念先帝之情甚切吗？然而建文帝听信谗言，将解缙贬为河州卫吏。

君命难违，解缙只好秋凉登途，孤身西行。到达河州卫后，由于受精神与生活的双重打击，解缙病倒了，茶饭不思。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不得不暂时放下文人的清高，提笔给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董伦写了一封言辞凄楚的书信，希望唤起他的怜悯之心，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董伦被这封书信打动，在建文帝面前为解缙说了不少好话。不久，解缙被召回，授官翰林待诏。虽然只是一个九品小官，远非解缙所愿，但比起在河州卫为吏还是强多了。当时解缙已到了而立之年。

建文帝统治时期，解缙的人生虽有悲喜，仕途也有起落，但相对平缓。随着“靖难”役起，建文帝被他的叔叔燕王朱棣赶出皇宫（一说建文帝自焚而死），明朝再次迎来新天子，解缙的人生悲喜剧也进入了全剧的最高潮，上演了极其精彩悲壮的一幕。

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当燕师攻抵京城（今江苏南京）时，许多官吏趁夜缒城而逃。解缙没有走，而是选择了另外一条完全相反的路：连夜赶至燕营，主动迎附朱棣。这也无可指责，因为在建文帝统治的四年时间里，解缙不但吃了远贬河州卫的大苦头，被召回后又一直不得志，始终做着翰林待诏这样一个九品小官。因此，解缙希望受知于一个新的朝廷，找到能给自己提供舞台的新主子。从朱棣方面来说，在方孝孺等大批朝臣拒不合作、更不投降的僵局之中，能得到名满天下的解才子的竭诚拥戴，无疑是令人高兴的事。方孝孺被杀、楼琏自缢而死之后，朱棣便决定让解缙起草登极诏书。①解缙得旨后运笔如飞，很快写就，朱棣看后相当满意。

解缙为朱棣起草了意义非常的登基诏书，不久便从翰林待诏升为本院侍读，由九品小官一下变成六品官员，连跳数级。过了一个来月，明成祖又命解缙与黄淮到文渊阁办公，参与机务。从此，作为明成祖的心腹重臣和机要秘书，解缙整天与明成祖形影不离，共同商讨处理重大机密事情。当年九月间，胡广、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胡俨等5人也进入文渊阁参与机务，明成祖赐给7人每人金织罗衣各一件，表示他们可以享受五品官的待遇。虽然只是官居五品，无行政权力，也没有自己的僚属，不过是皇帝的顾问和秘书，但由于他们的地位和作用特殊，又因为他们日后都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所以后人视他们为内阁名臣。

在以后的4年多时间里，解缙除了参与机务、起草朝廷重要公文而外，还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担任《明太祖实录》重修总裁官，二是负责编《永乐大典》。《明太祖实录》在建文朝就已纂修完毕，其中有许多涉及朱棣起兵夺位之事，这次重修主要是去掉这些不利于朱棣的文字。《永乐大典》是一部大型类书。明成祖即位不久，便命解缙编纂《文献大成》（《永乐大典》的初名），试图把历代文献分门别类地搜集起来。经过数年艰苦努力，这部大型类书终于编成，由明成祖改名《永乐大典》正式刊印。让解缙出任《明太祖实录》重修总裁官和《永乐大典》总编辑，不仅意味着他曾是明成祖最信任的阁臣，而且表明他是当朝学界泰斗。重修《明太祖实录》，尤其是编纂《永乐大典》，无疑是解缙一生中最值得称道的大事业、大功绩。解缙之所以能在中国文化史上享有重要地位，原因即在于此。但让人痛惜和遗憾的是，解缙虽然得到了明成祖的高度信任和宠爱，但他刚直耿介的性格始终未改。他不仅好臧否人物，招致同僚的反感和仇怨，还因直言得罪了明成祖，尤其是在选择太子一事上。永乐五年（1407年）一月，《永乐大典》一书编纂工作还未完全结束，解缙便被外任为广西布政司参议。临行前，礼部郎中李至刚因与解缙有宿怨，诬陷其心生“怨望”，明成祖听信谗言，改任解缙为交阯（今越南境内）布政司参议，督饷化州。他的厄运由此开始。永乐八年（1410年），解缙又办了一件大蠢事，亲手推开了地狱之门。这一年，解缙进京汇报工作，入京才知明成祖已率师北征，只留下皇太子总理国事。既然皇帝不在，应赶紧回去，以避嫌疑，但书生气十足的解缙去拜谒了皇太子朱高炽。明成祖北征回京，听了“二太子”朱高煦添油加醋的汇报后，怀疑解缙有阴谋，十分恼怒，当即下令逮捕解缙，并株连多人。永乐十三年（1415年）正月，锦衣卫指挥纪纲向明成祖上报锦衣卫监狱在押囚犯名单，明成祖见了解缙的名字，冷冷地问了一句：“解缙还在么？”纪纲马上明白其意，当晚备好酒菜，将解缙灌醉，然后把他埋进厚厚的积雪中活活冻死。这一年解缙才47岁。

（本文选自《秘书》2007年第1期　作者：眭达明）

（一）少年立志，中年入阁，难圆改革之梦想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江陵（今湖北沙市）人。张居正与战国时期秦国的商鞅、北宋的王安石并称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中期与后期最具盛名的三大改革家。他出身寒微，但自幼“颖敏绝伦”，年纪轻轻就立下经世济国的大志，梦想以自己的才能革除社会弊端，复兴大明王朝。他16岁乡试中举，23岁考中进士。两年后，还是一个见习秘书的张居正就给嘉靖皇帝上《论时政疏》，指出当时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五种积弊，分析了它们的根源，提出改革时政的主张，但是未受到重视。43岁时，已晋升为内阁大臣的张居正又向隆庆皇帝上《陈六事疏》，系统提出了自己的改革纲领：“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刷新政治，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这一改革主张仍然未被采纳。

由于没有掌握必要的权力，张居正美好的改革梦想一直没有实现的条件，他的治国才能也得不到施展的机会。

（二）晚年掌权，全面改革，推行新政见成效

1573年，年仅10岁的万历帝登基，48岁的张居正不久当上了“内阁首辅”。明代的“内阁”并非“中央政府”的意思。原来，明太祖朱元璋为加强皇权杀掉了丞相胡唯庸，自己兼任宰相，并敕谕群臣：“以后嗣君，其勿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为适应这种集皇权、相权于一身的绝对的君主专制体制，明初设立了一个辅助皇帝的秘书机构——内阁，它相当于中央政府办公厅，其主管“内阁首辅”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内阁作为秘书机构，本来权力不大，但如果皇帝无能、昏聩、懒惰、幼小或宠幸权臣，那么内阁的实际权力就有可能很大。隆庆帝驾崩前遗诏命高拱、张居正、高仪共同辅佐10岁的小皇帝朱翊钧（神宗，即万历帝），张居正通过权力斗争，迫使高拱退出政治舞台，高仪不久也去世，张居正便升任内阁首辅。由于他是明神宗的老师，又得到太后的信任，年幼的万历帝对他言听计从，这位“秘书长”在神宗登基后的前10年实际上掌握了朝廷的大权，为他实现救世济国的改革梦想提供了权力条件。

张居正在掌权的10年内，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全面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

第一，严肃法纪，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

封建社会的改革都是自上而下进行的，这就要求加强对各级官衙的控制权，否则改革就是一纸空文。要发挥中央政府的权威职能，就要以法理政，取信于天下。当时张居正少年时代的恩人江陵辽王作恶乡里，鱼肉百姓，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不敢如实上报，张居正甘冒“谋产害友”的骂名，废去辽王，惩办了江陵一霸。不久，内廷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张居正当上首辅曾得到冯保的支持，而张居正不徇私情，不但革掉冯的侄子的官职，还杖打四十大板，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伸张了法纪。他还依法惩治了违法乱纪的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孔尚贤和世袭贵族黔国公沐朝弼。就这样，张居正用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限制了皇亲贵戚的特权，并一再宣告：“强宗豪民敢有挠法者，严治不贷。”

张居正认为当时朝野贿赂成风、懈怠拖沓的主要原因是“吏治不清”，他以“课吏职”（即加强官吏考核）为手段，淘汰并惩治了一批官员。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用内阁控制六科，以六科控制六部，层层考核官员的业绩，明确责任，赏罚分明。考成法的实行，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在他执政期间，“百官惕息”“一切不敢饰非，政体为肃”，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为改革创新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扫清了政治上的障碍。

第二，改革赋役、厚商利农，减轻百姓负担。

明朝后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税源衰竭。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三项措施。张居正先以福建为试点，后在全国清丈土地，重绘土地图册，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清丈，查出漏税土地80余万顷，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全国范围内实行已在江西、广东等地试行成功的“一条鞭法”赋税制度，把各种田赋和徭役归并和简化，一概折银征收。这是中国自汉以后田赋征收由实物税转为货币税的一个历史转折，它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削弱了农民对土地的人身依附关系，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张居正十分重视人民的生活，万历十年，国家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好转，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至万历七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张居正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提出“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的农商并重的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负担，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

第三，摒弃旧规，躬行实效，倡导思想解放。

张居正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改革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他认为：“法制无常，近民为要，古今异势，便俗为宜。”也就是说凡不能顺应时势而违背民众要求的，可不必因循；只要顺时利民的就是合适的，都应该遵从。他要求各级官员摒弃旧规，面向实际，躬行实效，以富国强兵为首要任务。宋以降，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成为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培育出的文人学士只善谈玄说虚，鄙薄民生实事。为了批驳迂腐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张居正总结历代兴亡盛衰的教训，提出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针对顽固守旧势力对他的批评“今观其议论，不过富国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张居正坦然接受：“过誉我矣！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他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求躬行之实效”，提出“如果不体察民情，就是学问不到家”的见解，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他要求当官、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面向实际，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合起来，这对当时陈腐守旧的思想界也是一种深层次的革新。

除了在政治制度、经济政策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改革外，张居正还采取了一系列具体举措，试图振兴大明王朝，如起用名将戚继光等镇守北方，保持了边疆在政治经济上的稳定；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修治黄、淮，致使两河流域多年无大患，保障了生产，稳定了政府的财源；整顿驿站管理制度，堵塞各级官员利用国家的邮驿设施滥用公款吃喝旅游的漏洞，等等。

张居正主政10年，使奄奄一息的明王朝重新获得勃勃生机。《明通鉴》说：“是时帑藏充盈，国最完富”“起衰振隳，纲纪修明，海内殷阜，居正之力也”。这是清人对张居正的公允评价，张居正也因其巨大的历史功绩被誉为“宰相之杰”。

（三）人亡政息，改革失败，功过自有后人说

张居正于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病逝，同年十二月反对派开始发难，已20岁的万历帝也一改对他言听计从的态度，宣旨称其“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张居正家被满门查抄，他的积极支持者统统被削职，苦心经营的改革新政很快被废除。张居正英明一世，却落得人在政在，人亡政息的结局。明王朝也从此一蹶不振，几十年后便寿终正寝。

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有攻击他专权残暴的，有攻击他结党营私的，也有攻击他为儿子会试暗通关节的，但没有多少人攻击他贪腐。纵观张居正的一生，他在公正廉洁方面并无明显瑕疵，死后抄家也没有抄出多少不法财产。张居正曾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他锱株必较，寸步不让，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生活有所收敛。张居正自己在生活上更是力戒奢华，他纂修先皇穆宗实录，按惯例可得天子赐宴一次，张居正提出辞免，他说：“一宴之资，动之数百金，省此一事，亦未必非节财之道。”张居正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要儿子自己雇车（不用公车）；父亲过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乡祝寿；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免费使用驿站的“勘合”，他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对于明王朝来说，张居正确实是忠心耿耿克己奉公的治国之才，正如他临终前不久写过的一偈：“愿以深心奉尘刹，不予自身求利益。”

无论是从才能、业绩，还是从个人品行上看，张居正都不愧为封建末世的一代英豪。他的悲剧告诉我们，有效的社会改革必须顺应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依赖人民群众的觉醒，必须伴随根本制度的变革，而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个别政治家的聪明才智和胆识魄力。

（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11期　作者：陈俊）

在明代三大才子之中，徐渭论博学不如解缙，论博览不如杨慎，他却是三人之中名声最大、传说最多的人物。他不仅在诗文、戏剧、书画等方面独树一帜，还是一个懂得兵法，在军事谋略上有创见的智囊。

（一）徐渭的坎坷人生

徐渭（1521—1593），字文长，号天池、青藤道人等，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明代杰出的书画家、文学家。

他自幼聪慧、文思敏捷，且胸有大志，8岁被塾师赞为“谢家之宝树”。后来拜同乡季本为师，考上秀才后就很有名气。他虽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有着强烈的功名事业心和报国愿望，在“仕途”上却并不顺利，自20岁考中山阴秀才后，连应八次乡试都名落孙山。他又因性气高傲，蔑视传统，不为“礼法”所拘，故每为道学家们所摈斥，终身不得志于功名。他不得已在胡宗宪麾下做了一名幕僚。

（二）风光的幕府生涯

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四月，胡宗宪出任浙江巡按监察御史，后升任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又加直浙总督。当时徐渭已蜚声江南，因写了许多抗倭诗文以及对战事分析到位的文章，很受胡宗宪欣赏。胡多次邀请徐渭入幕，甚至礼贤下士亲自去请。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冬，徐渭成了胡总督府的一名幕僚，开始了他人生中最得意的一段生活。从此，徐渭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府地——一处可以以文会友、“醉而咏歌”的所在。

徐渭乃一介寒士，遇上懂得赏识自己、真心实意地对待自己的胡总督，就产生了一股“士为知己者死”的志气，以求报答知遇之恩。他不仅在战略谋策上鼎力相助，更是发挥自己的特长替胡宗宪草拟奏折之类的公文。由于他文笔极好，所拟公文又能切中要点，所以胡宗宪的一切公文都由他撰写，胡因此还多次得到严嵩的书信表扬。

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胡宗宪在舟山得一白鹿，便想向嘉靖皇帝呈献祥瑞。徐渭倾其毕生所学撰拟了《进白鹿表》，呈上之后，嘉靖皇帝大喜，赐胡宗宪宝钞彩缎，这使得胡宗宪对徐渭更加倚重。更奇的是，第二年军中又得白鹿一头，徐渭又作《再进白鹿表》，由于把帝王的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彻，胡宗宪又由二品晋为一品，犀带改为玉带。自此胡宗宪对他更加赏识。徐渭巧用手中的三寸毛锥三言两语便获得了朝廷的重赏，在军中传为奇谈，此时他也走向了幕府生涯的巅峰。

徐渭不仅是一个会舞文弄墨之人，还是一个懂得兵法，在军事谋略上有创见的智囊。他虽然身无一职，却几次换上短衣，冒险随军队来到前线，观察形势，然后记录下战事的经过，分析成败的原因，向有关官员提出破敌的方略。这些文章大都写得比较切合实际，不同于一般的书生议论，对胡宗宪影响极大。

当时，东南沿海倭寇为患，侵扰越东地区的主要有汪直、徐海这两股势力。袁宏道在《徐文长传》中写到：“公（胡宗宪）所以饵汪徐诸虏，皆（与徐渭）密相议，然后行。”《明史•列传•徐渭》中也说：“渭知兵，好奇计，宗宪擒徐海，诱汪直，皆预其谋。”汪直，原先只是从事海上贸易，后来索性干起了海盗。徐渭帮胡宗宪出谋划策，对付这样一个强大的对手。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十一月，胡宗宪派出使者去日本找到汪直，告诉他，他的父母儿女都在自己手上，自己会好好对待他们。在汪直义子毛海峰的引见下，蒋州、陈可愿见到了汪直，较为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徐渭又建议胡宗宪收买毛海峰，使他怀着对胡宗宪的无限好感回到了领地，并把所看到的一切告诉了自己的养父。事情正如徐渭所预料的那样，汪直终于露出了破绽，打开了一个致命的缺口。后来，胡宗宪又设计使毛海峰带信给汪直，以通商入贡的名义诱得汪直上岸归顺，并最终系敌酋入狱。

徐海这个彻头彻尾的海盗，徐渭建议只能用强硬的手段。徐渭和胡宗宪作了详细的计划和分析，终于制定出一个详尽的方案。最后，对徐海团伙没有作大规模的进剿，也没有刀光剑影的拼杀，就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一心腹之患。

（三）偏激的复杂心理

徐渭以一介书生得到浙江总督胡宗宪的重用，自是荣耀无比。可以说，涂渭在胡宗宪幕府生活的5年，是他一生之中最意气风发的岁月。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胡宗宪受到参劾，徐渭离开了总督府，礼部尚书李春芳请他入幕，徐渭不能忍受其苛刻的待遇，断然拂袖而去；后又在翰林编修张元忭府从幕，“元忭导以礼法，渭不能从，久之怒而去”。

徐渭在佐幕之前提出在总督府内不担任职务，只是以宾客的身份出入其间。胡宗宪应允了他的请求。他这样做，目的是不想受制于人，要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维护自己的尊严。即便这样，徐渭的心情也是抑郁不安的。

首先，当时的明朝朝堂利益斗争激烈，以严嵩和徐阶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矛盾十分尖锐。这种形势之下参与任何一派于徐渭这种文人都不是明智之举。但是，倭寇入侵，百姓陷于水火之中，任何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想杀敌报国的。此时，胡宗宪给了徐渭这么一个保家卫国的机会，他心里虽然矛盾，还是带着担惊受怕的心境去了。

其次，他替胡宗宪撰写了不少青词（又称绿章，是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一般为骈俪体，用红色颜料写在青藤纸上。要求形式工整、文字华丽。多无实在内容），却不能实现理想中的自我价值。他带着满腹的军事谋略去，却发现做了个“典文之士”，大多只写一些给皇帝或达官贵人的应酬文章。正如他在《徐渭集》中所说：“渭于文不幸若马耕耳，而处于不隐不显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可见其不愿为而为之的痛苦与无奈。他在《锦衣篇•答赠钱君德夫》中也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南州有士气不羁，应科赴召靡不为。围中幕下岂所志，有托而逃世莫知。”徐渭有青云之志，但现实没有给他可供施展才智的舞台，这使他落入始终纠缠其心的命运情结中。

再次，徐渭撰写的白鹿双表使得胡宗宪加官又晋爵。他投笔从戎的初衷是为国效力，期望在军事上有所作为。他苦读兵书、设计战术、撰写种种攻守之策，为的是杀敌报国。想不到的是，他仅是在主帅的授意下，靠两只白鹿，写了两篇应景的浮文，就赢得主帅加封，朝堂侧目，自己也在军中树立起赫赫名声，被传为奇谈。这显然有违其初衷，壮志难酬之感可想而知。

另外，徐渭为后人诟病的另一篇文章是代胡宗宪作的给严嵩祝寿的贺表。严嵩80寿辰之际，胡宗宪送大礼并写贺表《贺严公生日启》表示忠心。贺表中言：“知我比于生我，益征古语之非虚；感恩图以报恩，其奈吴天之罔极。”前者把严嵩比作再生父母，后者则出自《小雅•蓼莪》，说的是父母之恩深厚无尽。

清高的徐渭写出这样一篇谀辞实在有愧于心，这种内心不愿却又不得已而为之的矛盾心理，既暴露了徐渭性格中软弱的一面，也对其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

徐渭是绍兴师爷的早期代表人物，他的幕僚生活不同于一般绍兴师爷。因为有一位比较赏识他的东家，再加上与世无争的官场观念，声名在外、生活有依的他，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在官场上平步青云，而是如何来享受文人的乐趣。这一点足可见他的独特与超然。

（本文选自《秘书之友》2008年第10期作者：钟小安）

（一）沈文奎的官幕经历

沈文奎（1598—1654），字清远，会稽县曹娥村（今属上虞）人，母亲王氏。少年时文奎曾寄养外祖父家，因此又叫王文奎。沈文奎20岁时为明朝生员，23岁时只身出门游学，北游辽东。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清太宗皇太极兴兵入关，攻克遵化。当时沈文奎正在遵化，因城被攻破归清，贝勒豪格带其见皇太极，命于文馆任职。沈文奎开始为清军入关献谋设策，渐为皇太极看重。崇德元年（1636年），甄别文馆诸臣，沈文奎列第二，被赐人户、牲畜，授内弘文院学士。清兵入关后，沈文奎历任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兵部右侍郎等职，颇受清廷信任。

清初，满族八旗子弟进入中原，只会骑马打仗，却不懂怎样做官，缺少治理国家的才能。武士在战场上的作战功夫，到了官场上就派不上用场，老百姓可以怕你，但不一定服你。这种现象引起了最高统治阶层的重视和警觉，清太宗皇太极提出不仅在朝廷中枢要用汉族文人，也要求各级衙门都这样做。统治者从建立国家官职机构，平定边疆叛乱，发展生产，安定社会大局出发，改“排汉”为“溶汉”，利用汉族知识分子协助统治。尽管这一政策曾经受到满族贵胄的反对，但是清太宗皇太极还是告诫这些贵胄，使用这些汉臣：“譬诸行道（就好像走路），吾等皆瞽（盲人）。今获一导者，吾安得不乐？”由此，以范文程、沈文奎等为代表的汉族文人终于踏上政治台阶，纷纷投入各级政府衙门，开始参与清廷政事，凭借聪明才智，发挥其熟谙政治、经济、文化乃至风俗习惯之优势，加速汉、满一体之进程。沈文奎为皇太极出了一系列高明的点子，疏请定衣冠之制及不拘族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选拔人才诸事，其中包括要靠四书、五经去治理天下，不靠《三国志》，要广开才路多起用汉人，要废除苛捐杂税等建议，对清统治者稳定人心、坐稳江山均极有用，绍兴师爷由此崭露头角。沈文奎可称是清代第一“绍兴师爷”。

（二）沈文奎的治国之策

在清朝夺取天下的过程中，沈文奎曾多次上疏，进谏忠言，为击败明朝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天聪六年（1632年）六月，皇太极将伐察哈尔，因略宣府边外。明文武大吏请盟，皇太极还师。天聪六年八月，皇太极召见沈文奎等人，赐以肉食，面询对明言和等朝政大计。沈文奎等皆言明朝朝纲日紊，中原盗贼蜂起，民困於离乱。劝上宣布仁义，用贤养民，乘时吊伐。

沈文奎为皇太极出了一系列高明的点子，对清统治者稳定人心、坐稳江山极为有用。天聪六年九月，沈文奎又上疏皇太极，提出了最高当权者的勤学问题。他指出皇太极只读《三周志》是不行的，因为这本书中关于治理国家的知识是很有限的，应该认真阅读《四书》《通鉴》等书。沈文奎开门见山地提出：“臣每叹源之不清，而欲流之不浊，是何不务本而务末乎！”如何才能务本呢？他认为要读圣贤之书。他指出：“上喜阅三国志，此一隅之见，偏而不全。”而帝王治平之道，微妙者载在《四书》，明显者详诸史籍。这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及传统史书。他提出皇帝进学应主要学习以《四书》为核心的“帝王治平之道”，并建议建立侍讲制度，对皇太极作了倾向于程朱理学的思想引导。为此，他建议整顿文书房，设置专门的翻译和讲解的人员。建议选择“伶俐通文，老成明察”之人，于每天当皇太极“听政之暇”“进《四书》两章，《通鉴》一章”。通过讲解、翻译，请皇太极“观览默会，日知月积，身体力行，作之不止，乃成君子。”这样，“君心清而天下治。”

另外，在奏疏中，他围绕文书房的状况谈到了用人应该详审的问题。他指出文书房就等于明朝的通政司，出纳章奏，其职责是重大的。然而，从达海去世，龙什免职以后，文书房是混乱的，五个管理奏事札子的满族官员不懂汉字，三位汉族官员又没有明确的职责，遇到有大臣们的章奏，互相推诿，动不动就扣留十天半月，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皇上正在积极的征求各方面的意见，但是却使喉舌不通，这与想让人家进来而又把人家关在门外的做法有什么不同呢？对人应该是根据他才能的大小给予任用，有的分别给他一定的职务，让事情有人专管，有的单独给他一定的职务使事情有人总的负责。至于文书，宫中通晓文义的，现在只有用国泰一个人，应该再选拔一、两个，来帮助他解决力所不及的事情。文书房应该建立档案制度，使大事不超过五天，小事不超过十天而得到处理，每人分别负责一个方面。延误章奏，阻塞言路而使喉舌不通。他在进谏中提出要广开才路，要废除苛捐杂税等建议，告诫皇太极不可有“乃公从马背上得之，乌用此迂儒之常谈”的想法，天下是靠战马驰骋而夺来的，但治理则要靠文臣，应尽量搜罗人才，多起用汉人。文馆初设，尚需完善制度和组织，他建议量才任用，人尽其才。有的人让他分管某项事情，有的人可以让他负全面责任。

“课勤惰，察能否，而从以赏罚，则政柄不摇，贤愚并励矣。”对每个人的表现要进行考核，在考核的基础上进行奖励和处罚，特别是要考核官员的勤奋或懒惰，观察他们对自己的职务是否能够胜任，而后给以相应的奖赏或惩罚，那么朝廷的权力就不会动摇，不论是聪明的或愚钝的都能得到勉励了。无疑的，这种意见对于巩固清廷的政权，督促大臣尽心尽力方面是有好处的。

（三）沈文奎的用人之道

当时后金在与明朝的战争中比较重视武将，而不重视文人，尤其是清太祖只重满人，不用汉人。沈文奎认为后金“不乏冲锋破敌、战胜攻取之人耳”，现在急需的是有文化、通典籍的汉人来做朝廷的辅佐。他强调古来成事业者，要求实用，不贵虚名，而欲求实用以图事功者，尤必以得人为第一。

天聪之时，正值战乱年代，加上后金偏居东北一隅，文化落后，故时人多以为人才难得亦难寻，皇太极本人也同样有这种顾虑。正是因为有这种思想障碍，因此也就很难发现、得到人才。针对这一现状，沈文奎明确指出：“我国虽小，金、汉官民犹可百万也，其中不乏中才之士，而汗不知所以作兴成就之，则习俗移人，同流合污，安望其有人拼才调哉！”他反复强调“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的道理，并说明，只要认识到这一点，“真正怀才抱德之士，安知不继此而自至哉！”沈文奎列举历史上成功的君主用人之例说：“舜有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有定乱之臣十人，成汤三聘伊尹而成王业，齐桓独任管仲而伯诸侯。此数君者，虽时异势殊，而其最吃紧处，随才器使，不求备于一人，不调停于流俗。”

他郑重指出：茫茫人海，才俊无数，能为将相者何止千百人！只要人主能用其中之数人，那么，人才绝无匮乏之虞。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何世无才，愿君主思之、行之。关键在于君主能否真正识别人才并推行正确的用人政策。这是沈文奎向皇太极一再建议的。沈文奎上“广开言路，选拔人才”之策，提出一系列针对性策略，多被采纳且付诸实行。其中，沈文奎最大的贡献就是向皇太极系统地论述了用人之道，这对于清朝夺取天下是至关重要的。为此，沈文奎于天聪七年（1633年）七月特向皇太极上疏，详细阐述了他的用人之道。

在这篇奏疏中，沈文奎明确提出选拔人才必须注意几个原则问题：一是要有好的政策，选拔人才不必论出身贵贱，哪怕是奴隶、商人，只要有才能照样任用。这是一个打破满族旧的传统习惯势力而广招人才的政策，又是一个平等用人的政策。按照这一政策，“虽不能拔十得五，于百千中得数人而已足为用矣”。二是用人者要拓宽眼界，多渠道、多方面开科取士，这样才能发现人才。三是注意选拔方式，在选人用人的实践中，既要破除论资排辈的陈旧意识，做到“不拘一格”，又要避免任人唯亲，严格强调“破格”的基本标准。沈文奎阐述了自荐与保举的必要性，认为常格不破，难得大才，每个当权者都应不拘一格选人才。皇太极很重视沈文奎的意见，在其选拔人才，特别是重用汉人方面确实打破了许多旧框框，以致人才济济，这对于最后战胜明朝起到了重要作用。

沈文奎认为要想取得事业的成功，得到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接着他阐述了取得人才的多种途径。他说科举制度不是最完美的政策，应该在科举制度之外通过保举和自荐的方法广泛地收揽人才。在等级森严，民族歧视盛行的清王朝，他提出选拔人才“不拘族类，不限贵贱，不分新旧”的口号，是有进步意义的。

顺治元年（1644年），清世祖定鼎，沈文奎又上疏曰：“赏罚出独断，有功虽贱，虽仇必赏，有罪虽亲必罚，若不振奋鼓舞，必且习为泄，弛已成之业。创国之君，不欲过刻，亦不欲宽。用人听言，审察其可否，中夜而思，如何使人畏，如何使人喜，而后可以驱使。倘信虚誉而毗于仁厚，必误上英敏矣。君虽圣，必赖贤臣以调燮之。正直者多贫贱，贪佞者多富贵。”强调用人一定要慎重、赏罚须分明。

沈文奎的治国之策具有独到见解，他的用人主张在实践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得到了清初统治者的充分肯定，他本人也因此受到重用，其不拘一格选人才的用人之道得以流传后世。

（本文选自《秘书之友》2008年第6期作者：钟小安）

二十五、善于建章立制的秘书长——张廷玉

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原为清朝皇帝的祖庙——太庙。当年太庙中除供奉大清历朝帝后外，前殿西庑还列有清代历朝功臣的牌位。这些能够享受皇帝每年一次祭祀的功臣中仅有一位汉族大臣，他就是曾经为康熙、雍正和乾隆三朝效力的秘书官张廷玉。

（一）张廷玉的主要功绩

张廷玉，字衡臣，安徽桐城人。生于康熙十一年（1672年），28岁中进士，在康熙朝历任检讨、值南书房、洗马、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刑部侍郎、吏部侍郎等职。雍正朝历任升礼部尚书、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国史馆总裁、文渊阁大学士、翰林院掌院学士、保和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等职。雍正病逝前诏命张廷玉与庄亲王鄂尔泰为顾命大臣，乾隆即位后命其总理事务，又在朝廷供奉10多年。

张廷玉在朝50余年，主要工作是担任皇帝的机要秘书，他对大清王朝最主要的贡献是建立和完善了军机处的规章制度。

军机处是中国历史上以精干高效闻名的秘书机构，它办事效率高的最重要原因是有一套相对合理的运作规程。《清史稿•张廷玉传》说：“军机处初设，职制皆廷玉所定”，张廷玉作为首任首席军机大臣，按照旨意对军机处的性质、官职、职能、纪律等都作了严格规定。

军机处的组建制度比较特别，仅设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两职，由皇帝在朝官中选任，前者主持工作，后者具体承办，两者都是兼职，官籍（犹今天的“组织关系”）仍在原衙门。军机大臣对军机章京只有工作关系，没有隶属关系，很难结成同党，这就保证了军机处忠实执行皇帝旨意，不会形成威胁皇权的势力。

军机处有一套完备的保密制度：皇帝召见军机大臣太监不得在侧，严禁各衙人员在军机值房附近停留，王公大臣非奉特旨不准进入。军机章京严格执行交接制度，手续缜密完备；不许过问不由自己经办的事项；撰写寄信谕旨、办理朱批奏折，都必须在办公房内进行，等等。

除了创设军机处的办事规程外，张廷玉对秘书工作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完善了中央政府处理上行公文的“奏折制度”。

奏折是清初出现的一种上奏文书的名称，常与题本、奏疏相混。为避免差错，提高处理文书的效率，张廷玉定下规制：陈请正常公务用“疏”，由通政司接收交内阁处理；涉及军国机要大事的用“折”，一律送专门收受密奏的机构奏事处，再交军机处转皇帝亲自批示处理。这表面上是公文处理程序的变革，实际上是将内阁处理重要政务的大权转移到军机处，不但极大地提高了处理政务的效率，而且强化了皇帝对国家大政的控制权。

（二）张廷玉的成功之道

中国自古有“伴君如伴虎”的说法，张廷玉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50年一直在朝廷核心担任要职，最后还能享受“配享太庙”的殊荣，这在中国古代是绝无仅有的一位，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秘书官了。探讨他的成功之道，对我们今天如何当好秘书不无借鉴价值。

1．公文写作，水平高超　公文写作能力是秘书的看家本领，在这方面张廷玉具有明显的优势。他的父亲张英是康熙初年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文华殿大学士，被首选入值南书房，成为康熙的机要秘书。张廷玉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工于书法，精通文义，32岁授翰林院检讨，康熙晚年入直南书房缮写上谕。雍正即位后，特命张廷玉“协办翰林院文章事”“凡有诏旨，则命廷玉入内，口授大意，或于御前伏地以书，或隔帘授几，稿就即呈御览，每日不下十数次”，任首席军机大臣后，更是“晨夕内值，宣诏不时……每奉密谕，筹划机务，羽书四出，晷刻不稽”（《清稗类钞》）。雍正和乾隆对他的写作才能给予极高的评价，雍正说他“遵旨缮写上谕，悉能详达朕意，训示臣民，其功甚巨”，乾隆皇帝也在《故大学士张廷玉》诗中称赞他“述旨信无二，万言顷刻成”。

2．忠于职守，坚持原则　张廷玉为官50余年，无论任何职，皆能“殚心竭力，务求平允，不敢一事疏忽”“赞画军国大政难于数计”，遇事总是为朝廷着想，较少考虑个人利弊。他任吏部侍郎时，得知蠹吏张某舞文弄法，刁钻霸道，被人称为“张老虎”，张廷玉将他重惩，朝中显贵多方营救，亦不为所动，后被人们称为“伏虎侍郎”。他担任刑部左侍郎时，山东盐贩王美公等以邪教倡乱，聚徒骚扰地方，巡抚李树德逮捕150余人，均拟请斩杀。康熙命张廷玉前往济南勘查处理，张廷玉到济南后，“穷日夜之力检阅卷案”，得出“此盗案，非叛案也”的结论，仅戮其为首者7人，罚35人戍边，其余无辜牵连者尽行释放。此事不仅得到民众的拥护，也深得康熙和朝中大臣的好评。雍正为政以严猛著称，朝臣投其所好，执法用刑唯恐不严，一时冤假错案遍于国中，张廷玉认为这样对国家不利，上疏朝廷奏请“慎刑”，反映刑部办案不问罪重罪轻，不分首犯从犯，“皆收禁，累无辜”，请求朝廷敕令都察院和大理寺驳正，对办案中营私舞弊草率从事者严厉处分。

3．严谨自律，乐善好施　张廷玉为官清廉，性情淡泊。他办事公正，不结党营私，即使是经他推荐而受提拔重用之人，也始终不让当事人得知。他主持会试时，有人想试探打通关节，他赋诗以辞：“帘前月色明如昼，休做人间暮夜看。”张廷玉对子弟要求亦十分严格，雍正十一年，其长子张若霭参加廷试高中一甲三名探花，张廷玉闻知后，以“天下人才众多，三年大比莫不望鼎甲，官宦之子不应占天下寒士之先”为由，恳请将其子列为二甲，雍正从其请将张若霭改为二甲一名。康、雍、乾三帝赐给他白银近万两，张廷玉或用于激励士子发奋学习，或寄回家乡购置公田以资助乡里穷人和灾民。他用雍正所赐白银近五千两在桐城东门外建石桥一座，大大方便了过往的商旅行人，得到乡人的称赞，此桥后被人称为“良弼桥”。乾隆五年，张廷玉闻知家乡受灾歉收，便令家人捐谷一千石以救济贫民。

《清史稿•张廷玉传》说“张廷玉周敏勤慎，尤为上所倚”。这个评价概括了张廷玉的才能、品质和他在朝中的地位。据说张廷玉患病时，雍正就对近侍说“朕连日来臂痛”，近侍们惊问其故，雍正说：“大学士张廷玉患病，非朕臂病而何？”可见张廷玉确实被雍正视为股肱大臣，古代的秘书官能当道这个份上，也算是值得了。

（选自《秘书工作》2007年第12期　作者：杨树森）

汪辉祖，字焕曾，号龙庄，归庐。生于雍正八年（1730年），卒于嘉庆十二年（1807年）。其父汪楷曾任河南杞县狱吏8年。他11岁时，父亲去世，由嫡母、生母守寡抚养长大，不得不为生计和赡养家庭而奔波。他17岁中秀才，21岁入岳父江苏金山知县王宗闵幕府，开始涉足官场，研习刑名案件。以后在江苏、浙江各地16位官员幕内充当刑名师爷长达34年之久。其间他多次应试，8次落第之后终于在31岁时中举，直到46岁时再经3次落第之后，才中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几十年的幕府生涯，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致使他做起官来颇为干练。史书中讲他“治事廉平，尤善色听，援引比附，律穷者通以经术，诀狱者皆曲当”“两署道州，又兼署新田县，皆有惠政”。不幸的是，由于汪辉祖秉性正直，嫉恶如仇，“持论挺特不可屈”，反遭恶人暗中抵毁，终被夺职，不得不以足疾告老还乡。作为一名刑名师爷，他在江浙两省州县衙门应聘作幕，办了不少疑案，声名鹊起，为州县官争相聘请。他的言行很好地体现了其佐幕思想。

（一）汪辉祖的佐幕思想

还在汪辉祖师爷生活的最后一年，即乾隆五十年（1785年），在浙江归安作幕时，汪辉祖的外甥因学幕请教于他，于是便将自己几十年的研究心得、游幕经验写成40则，交于外甥阅读，名之曰《佐治药言》。又过数月，汪辉祖在老家待缺，深感意犹未尽，又补前书之不足得26则，定名为《续佐治药言》。这两书最初是给外甥学幕作参考的，但后来实际上成了学幕的教材，游幕的指南，以至成了官场学的重要读物。在不长的时间内，流传到各地的官衙和幕府，“实为幕学传授心法”。后来汪辉祖应其二子继坊、继培之请，将自己平日从政治理的经验整理出124则，编为《学治臆说》。“师爷佐治”是他整个幕学思想亦即师爷理论的核心。主要体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一是补阙。王宸在《重刻佐治药言序》中说：“夫吏非素谙律令，其不能不藉于幕宾也。”鲍廷博在《佐治药言跋》中也说：“夫在官之身，百务丛焉，簿书期会之繁，势不能不分寄于幕宾之手。幕宾之责，实佐官以理民。”这里一说是不谙律令，一说百务丛焉，抽不出身。在这些委婉说法中，反映了清代官场上两种情况：一是清人统治全国，虽在马上得天下，但难以在马上治天下。满族人本来文化水平低，有的连字也不识，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何以做官，何以驾驭地方治安的问题。“不谙律令”是当时官场上普遍现象，唯有依靠师爷佐治，才能补上这一缺陷。二是科举取士，不少人初入官场没有实际经验，“百务丛焉”，就无法招架支撑，这就需要有丰富治理经验的幕宾为其左右，补上这实际治理的一课。汪辉祖在文中引用古谚说明师爷的这一补阙作用：“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以师爷之一得就可以补上为官者之一失。特别是刑名、钱谷两种师爷，任务繁重，条例丛集，加以历史情况各地殊异，风俗习惯每有不同，故尤非干练者不能胜任。久困书房之儒士，驰骋沙场之武夫，哪能熟谙，又何能操作？因此师爷的“佐治”首先是这一补阙作用。

二是正误。汪辉祖在《虚心》节中说：“幕之智，非必定贤于官也。特官也利害所拘，不免摇于当局，幕则论理，而不论势，可以不惑耳。”《立心要正》中说：“谚云：官断十条路，幕之制事亦如之。操三寸管，臆揣官事，得失半焉，所争者公私之别而己……”这就是说在官事处理中，主官者往往为私利所拘，或亲属故吏所托，迷于当局，因而发生误判误断，这时师爷就可据理力争，以利害相告，让其明白全部，及时改正之。《词讼速结》云：“听讼，是主人之事，非幕友所能专主，而权事理之缓急、计道里之远近，催差集审，则幕友之责也。”又说，理讼是为官者之第一要务，而平时启其善心，临事鼓其兴致，以其民事渐了，官声渐振，而主宾亦同受其福。其中煞费苦心，有循循善诱之意者，“佐治最宜领略”。所以正误纠谬是师爷佐治的又一重要功能。

三是救弊。封建社会中，吏治之腐败是一个难以痊愈的症结，而师爷却可以有一定的察吏救弊作用。汪辉祖在《检点书吏》节中说：“幕友之道，所以佐官而检吏也。”他认为在官衙中，长官统率群吏，而群吏往往以其精力，乘长官之隙，或因长官事繁，不能事事明察，于是这些吏相沿陈规陋习，巧立名目，搜刮百姓，鱼肉乡里，骚扰百姓，从而肥私增收，甚或勾结地方豪绅、恶棍，霸占一方，民众苦不堪言，却又控告无门。长官虽贤明而廉洁，但无法一一察知，所谓“清官难逃猾吏手”。但师爷却不然，他生活于官衙僚属之中，对这些吏胥内外两手较能尽快知晓，他又是全为主人着想，故对这些败坏官声吏治之风气和为恶之人，必然深恶而痛疾之。汪辉祖云：“幕友各有专司，可以察吏之弊。”“幕之与吏，择术悬殊，吏乐百姓之忧，而后得藉以为利。幕乐百姓之和，而后能安于无事、无端……故约束书吏，是幕友第一要事。”检察吏胥之舞弊行为是为官者很感为难、却是师爷能够完成的事。尽管在实际工作中，这些网络中的人事纠葛，是很难处理的，但却是一个正直的师爷应尽的责任。察吏救弊是佐人以治的又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论述正是对汪辉祖师爷佐幕观的具体概括。补阙、正误、救弊从三个不同的侧面，论说了佐治的具体功能，当然还有其他方面，如代行出巡、文牍往来、迎接宾客等。

（二）汪辉祖佐幕实例

汪辉祖在30多年为幕为官的从政生涯中，自始至终把老百姓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主张尽心尽力为民办事，使他们少受无辜的牵累，认为为官为幕者在处理民事时应多花心力，不仅要为民除暴安良，更要对老百姓有体恤、怜爱之情，与现今提倡的“执政为民”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例亦可见佐幕观之一斑。

1．非分之财不可得　汪辉祖初入幕道时，在长州县做刑名师爷。刚至署，就有个大胡子的幕中同事向他传授收受贿赂之术，并且对他说：“非此不足以济贫。”汪辉祖心里虽然很反感，但想到自己是后进新学，不能顶撞前辈，所以只是虚与委蛇一番。

大胡子在列举了前几任师爷的例子后，话锋一转，就开始向汪辉祖介绍某位愿意送贿的诉讼当事人（被告）。汪辉祖新来乍到，也不愿意张扬，只是笑笑，未置可否。大胡子还以为他同意了，当晚就介绍那位被告前来送贿银。结果汪辉祖当场将对方赶出。贿赂者不知就里，还以为汪辉祖嫌钱少，第二天晚上增加银两，再度上门行贿。汪辉祖见状大怒，把他赶走后，立即起草一个拘押被告的批文。正巧大胡子前来观察动静，见了批文大吃一惊，连问汪辉祖是为何缘故。汪辉祖为保全他的面子，只推说是主人的意思。

当年七月，汪辉祖向主人告假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主人于是找了个师爷暂时代理。大胡子见状故伎重演，又去兜售他那一套伎俩，结果那位代理师爷欣然接受了，照计施行，才两个月时间就捞了一大笔钱。可是好景不长，等汪辉祖考试完毕回署，这件事就已败露，江苏巡抚派员前来追查，大胡子只得携同那位代理师爷仓皇出逃，落了个被通缉的“劣幕”下场。汪辉祖由此事而“悚然于法之不可试、利之不可近”。

2．引典立嗣　汪辉祖在乾隆二十五（1760年）首次以刑名幕友受聘，在江苏长洲县（今吴县）作幕，当年就遇见一件棘手的案件：当地有个富孀周张氏，19岁守寡，抚养遗腹子继郎长大至18岁，正准备为继郎完婚，不料继郎染病身亡。按古代的礼教和法律，应该为没有后代的死者“立嗣”。

周氏宗族打算为周张氏的丈夫立一个嗣子，但周张氏却提出要为继郎立一个嗣子，并且双方都已选定了具体承嗣的人选。由于无法和解，形成诉讼。而前几任知县都批由房族公议，可公议又久久不成，累积案牍厚达数尺，一拖竟拖了18年。新知县上任后，双方又来打官司告状。汪辉祖问明情况，就起草一个批文，批驳周氏宗族“继郎无娶，嗣子无母，天下无无母之礼”的说法，认为儒家经典从无此说，相反倒有“为殇（未成年而亡称殇）后者，以其服服之”的说法①，并不以嗣子是否有母为前提。因此确认批准周张氏的请求。

幕中同事都劝汪辉祖，事关巨室，舍律引礼（清代法律规定立嗣纠纷原则上应由房族公议），过于冒险。东家郑知县见了此批也吓出一身冷汗，再三要求汪辉祖改拟。但汪辉祖当时31岁，血气方刚，说：“为民父母而使节妇抱憾终生，大不可。为主人代笔而使主人造孽，于心不忍。我不管其为富为贫，只论事理。这个批文不能改，要改就请换一位幕友。”于是向郑知县辞行。

郑知县不得已，只得采纳。以后周氏族人反复起诉，都不予受理。过了三个月，县里忽然收到巡抚衙门的公文，命令将此案卷宗全部送交巡抚衙门。阖署幕友、书吏都为之震动，汪辉祖却说：“我无私心，上可对天，何况对上官？”几天后郑知县应召去苏州拜谒巡抚，回来时满脸笑容。原来本县一个秀才为此案上诉巡抚衙门，巡抚陈弘谋是清代著名的清官，事无巨细都亲自处理，所以才下令调取全案卷宗，亲自查看。当他看见汪辉祖的批文，大加赞赏，连说：“此批得体。”并下令把秀才押到苏州府去严加惩罚，同时召见郑知县，询问此批由来。郑知县逐一回答后，陈弘谋听说是一年轻幕友所拟，赞叹不已。

事后陈弘谋还下令嘉奖郑知县。从此郑知县对汪辉祖言听计从，再不怀疑，而汪辉祖也因此案而名扬江南。①

3．为救人命顶总督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已做了5年师爷的汪辉祖在浙江秀水县当刑名幕友。这年正月初五黄昏，有个叫许天若的中年男子喝醉了酒，经过邻居虞姓寡妇家时，见虞氏恰好站在门口，就仗着酒劲，拍拍自己的钱袋，大声叫唤，要请虞氏一起喝酒，结果被虞氏臭骂了一顿。

两人对骂了一阵后，各自返家。第二天，虞氏到县衙门递诉状，告许天若调戏。知县虽受理了案件，但“官无三日急”，并未马上传讯和审理。而两家人倒也相安无事。

二月初一日，虞氏到县衙门去递交催促办案的状子，返家路上又和许天若吵了起来。对骂一阵后，虞氏因在声势上吃了亏，当晚竟想不开，在家里上吊自杀。按照清朝法律，调戏妇女致使其“羞忿自尽”者，要处以绞刑；但如果仅仅是污言秽语辱骂导致妇女轻生自尽，就应处以流放。

汪辉祖认为，许天若和虞氏是对骂，彼此都说了很难听的话，可见虞氏并不那么贞洁，许天若的辱骂和虞氏的轻生并无直接关联，可以分别处理，即按一般的辱骂案件处许天若杖刑和枷号，而以普通自杀案件处理虞氏自杀一事。如此一来，本县就可结案，无须上报上级衙门。幕中其他的幕友得知汪辉祖的决定后，都认为他这样做太危险，但孙知县信任汪辉祖，同意照他的想法来处理，但仍要他按照人命案件发出“通详”。

然而案件一经通报，闽浙总督马上下令将许天若逮捕关押，同时严词斥责秀水县办理此案援引法律错误，予以驳回。孙知县闻讯大为紧张，但汪辉祖却不屈不挠，拟定“顶复”。他首先列举了有关此类案件的全部法律条文，详细解释说这些条文的主要立法意图是惩治罪犯“奸淫之心”的罪恶动机，即儒家经典所谓的“诛心”。而在本案中，许天若并没有诱奸的意图；且即使许天若在正月初五晚上属调戏行为，可虞氏相隔28天后才自杀，显然并非因为“羞忿”。自杀当天双方是吵架，而非调戏，故虞氏是死于“气愤”，而非“羞忿”，在此没有必要按照调戏致死的法律来处理。

这个顶复先是在嘉兴府被驳回，再经力争后总算得以照转；以后报到省按察使司，又被驳回，多亏汪辉祖再三说明，才得以通过。虽然最后闽浙总督那一关过不了，仍然命令按照因调戏羞忿致死的法律办理，但部分接受了汪辉祖的意见，将许天若按辱骂导致妇女轻生罪名处理，并且再减刑一等，判处杖一百、徒三年。这个案子由于汪辉祖的坚持，许天若才得以活命。

（三）汪辉祖佐幕观的现实意义

1．一心为民　汪辉祖认为为官者处理政务要以尽心为本，佐幕更应如此。“称曰‘父母官’，其于百姓之事非如父母之计儿女曲折周到，终为贪官，终为负心。”地方官对百姓的事要像父母为儿女那样周到地计划，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身上的责任，对百姓也就无愧于心了。因为做一天官，就吃了一天老百姓的饭，如果不把治理百姓、办好公务放在首位，整天只知吃喝玩乐，老百姓一定会对他产生怨恨情绪。身为一县或一州的官员要先了解本地的民情、民风，遇事细心安排，这样才能把老百姓的事干好，才能做个好官。

2．廉洁奉公　汪辉祖认为官贤与不贤，当他离开之后，老百姓的评判是最公平的。要得到好的官声，第一便是要有好的品德，为官一方，必须“严治诬扰，使无赖不敢借端生事”。要达到四境平安，为官者自律“洁己”非常重要。“官不洁己，则境之无赖借官为孤注”，可见为官者要有一身正气，以身作则，成为表率。俗话说“苍蝇不叮无缝的鸡蛋”，官正民风清，否则“小人道长，官为民仇矣”。汪辉祖谆谆告诫为官者“办赈勿图自利”“地方不幸遇歉岁，自查灾以至报销，层层需费，不留余地，费从何出？”因此要靠国家赈灾款留下一定的费用是必要的，“但克减赈项，以归私橐，被灾之户，必有待赈不得，流为饿殍者，上负圣恩，下伤民命，丧心造孽，莫大于是”“不实力救荒，其尚有人心也哉！”师爷应帮助幕主立“信”。有了信义，才可以规劝别人。同样的道理，幕主在外的口碑好坏在于师爷是否做到了尽心、勤事，是否为幕主树立了“信”的形象。汪辉祖认为当官贵为守信，作幕者更应如此。想要当官的人守信用，作幕宾的人首先就要避免失信于人。

3．坚持原则　汪辉祖认为辅佐他人处理政务要尽心尽力，但所谓尽心，并不是让主官的意见来左右自己。汪辉祖认为，“宾之佐主，所办无非公事，端贵和衷商酌，不可稍介以私……以主人意见不同，稍为迁就，便是私心用事。盖一存迁就之见，于事必非斡旋，不能适得其平”。“公事不宜迁就”，即坚持原则。幕友佐官为治，于公事处理，意见不可能事事一致。关键在于主官善于纳言。但官如以“利害”理公事，而佐幕则坚持以“是非”论公事，则官幕间龃龉无可避免。虽然官幕间无“势分之临”，然宾主之礼却不足以制官。既然幕友“持正不挠，不为所夺”，则只能以去就相争，迫使主官采纳意见。如主官依然一意孤行，便只好“不合则去”“且负心之于失馆，轻重悬殊，何如秉正自持，不失其本心之得乎？”幕宾辅佐自己的主官，所办理的一般都是公事，应该和主官秉公商量，应以尽心为本，而不能带有私心。

4．勤谨办事　汪辉祖认为处理幕府政务，最重要的是勤勤恳恳地做好每一件事。他将宋代吕本中的为官“清、慎、勤”三字以“勤”为本，自谓“凡余《臆说》，力求称职之故，固无一不恃乎勤也”。他所说的“勤”，就是处理日常政务的工作能力和方法。“办理幕务最要在勤一事。入公门伺候者，不啻数辈。”因为身在衙门中的人，代表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而是一个牵扯面极广的“小社会”。要做一名好官，不仅清廉是立品之基，还要勤政，到社会实践中去锻炼，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丰富知识，增长才干，实践中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提高思想水平，深入社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乡土民情，摸清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剖析各种问题的来龙去脉，从而提高观察、分析问题的能力。

为官廉正爱民，佐幕勤勤恳恳，这是汪辉祖一生的真实写照。《佐治药言》和《学治臆说》比较明显地表露了汪辉祖的师爷佐幕观内容，较好地体现了汪辉祖对百姓的体恤和怜爱。他站在百姓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为百姓利益考虑，其中也饱含着对为官为幕者中肯的劝诫，值得我们秘书研读。汪辉祖的幕学理论，对当代秘书如何成为德才兼备的好秘书，恪守其职，可谓金针度人，学之不尽。

（选自《秘书之友》2008年第2期　作者：钟小安）

魏源，名远达，字良图，号默深，取“默好深思还自守”之意，生于1794年4月23日，他一生勤奋好学，学识渊博，思想开明，著述甚丰，卷帧浩繁。魏源仕途多桀，很不得意，长期充任地方督抚的高级幕僚，颇有建树。1857年3月26日，病逝于杭州，享年64岁。

1822年，魏源中举后，应直隶提督杨芳所请，教其子弟，住在长城古北口提督府。教读之暇，他经常外出访求古战场遗迹，考察山川地理形势以及关隘险要之处。魏源对军事、地理的留意和研究同他忧虑国家前途的志向是分不开的。这是魏源从幕的开端。

1825年，魏源被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入幕，负责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后又入江苏巡抚陶澍之幕。陶、贺二人都是湖南籍的“经世派”官员，魏源襄助他们在漕粮改海运和推行盐政改革等方面所取得成功，是魏源“经世致用”实践的开始。由于洪泽湖高家堰溃决，导致运河淤塞，漕运不通。为了确保京师粮食供应，在魏源的建议下，陶澍与贺长龄等筹划改河运为海运，将江南的漕粮由吴淞口经海道运往通州，魏源不仅提出建议，而且参与了从大局到具体各项事务的筹划，结果，海运大获成功。道光六年二月至六月，江南漕粮150万石全数海运抵达通州，粒米无损。“万艘溟渤如搴涉，官民歌舞海商悦。”魏源还撰著《筹漕篇》，对海运进行充分肯定，并有力地驳斥了种种反对意见。

1826年，魏源完成了《皇朝经世文编》的编辑工作，并代贺长龄作序。魏源编辑这部书的目的是“经世致用”，在编纂《皇朝经世文编》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改革社会的思想。1831年，魏源因父亲去世，辞职回江苏奔丧，寓居金陵。不久，两江总督淘澍邀请魏源入幕，请他帮助策划淮北盐政改革事宜。在魏源的筹划参议下，陶澍将明清两代沿袭已久的纲盐引法废除，在淮北地区推行票盐，长期困扰国计民生的盐政问题被解决了。

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打破了魏源的书斋生活，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局开始了。向来关心时务的魏源深深地注视着这一场还远在广东的战事，八月，攻占定海的英军军官安突德在浙江海面被俘，魏源应邀至军营审讯安突德，根据口供，又旁采其他材料，撰就成《英吉利小记》。通过这件事，魏源对英国有了初步的认识，萌发了师夷的想法，“欲师夷技收夷用，上策惟当选节旌。”

1841年正月（道光二十一年），魏源主动入两江总督裕谦幕府，当时裕谦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专办浙江攻剿事宜。二月五日英军退出定海，七日，魏源就随军队一同前往定海，办理善后事宜。魏源本想以自己的满腹韬略来报效国家，可是朝廷和战不定，而前方也是兵骄将怯，指挥无方，一片腐败，魏源的一腔热情竟付之东流，数月之后便辞归扬州。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消息传来，魏源受到极大震动，他敏锐地意识到，清政府必须进行改革，否则是难以长治久安的。他想通过研究清朝开国以来的历史，找出盛衰之由，兴替之渐，再提出匡时济世的治国良策。于是“尽发其椟藏，排比经纬，驰骋往复，先取其涉兵事及所议论若干篇，为十有四篇，统四十余万言，告成于海夷就款江宁之月。”这就是著名的《圣武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已有初步体现。

遵照林则徐嘱托，魏源在其编译的《四洲志》和《澳门月报》等资料的基础上，增补其他材料，编成《海国图志》50卷本，于1842年底刊刻印行，后又两次增订，扩成60卷本和百卷本，“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得以完整表达出来。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底，长江中游盐业转运中心的汉口塘角发生大火，烧毁盐船四百余只，盐商亏损白银五百余万两，极为惨重，纷纷破产。第二年，两江总督陆建瀛请魏源和姚莹等共同筹划盐政问题。当时陶澍的票盐改革仅限于淮北一地，淮南广大地方仍行纲盐。陆建瀛接受了魏源的建议，在扬州设立总局，任命魏源担任淮北盐运司海州分司运判，将淮北盐场的食盐调济给淮南。魏源到任后，督责各盐场严稽扫晒，堵塞偷漏，于是淮北产量大增。魏源又从淮北调济二十余万引盐给淮南，弥补其不足。这样南课充足，而北课又倍之，魏源趁机筹银30万两，以其利息作为高宝湖堤的每年修缮之费。魏源的突出表现，受到了朝廷的嘉奖和升叙。

魏源不仅是个思想家，也是一个实践者。他对于当时事关国计民生的各种重大问题，都有极深刻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并且在作幕僚和地方官时，加以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然而，他的济世泽民、拯救国家危亡的思想，很少被当时的统治者所采纳。其“经世致用”的社会改革思想主要介绍以下三方面：

1．“师夷长技以制夷”　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主要体现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怀着对国家民族的巨大历史责任感，他克服困难，殚精竭虑，1842年底《海国图志》50卷本刊刻于世。经过思索，魏源逐渐形成了制夷——悉夷——师夷的思路。魏源批判了清政府的闭关政策，指出，清政府多年来不去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书，不学习西方船坚炮利的长技，更不知利用西方各国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以致造成战不能战、守不能守的败局。他明确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只有了解熟悉“夷情”，“才能以夷攻夷、以夷款夷、师夷之长技以制夷。”魏源指出“是书何以作？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具有划时代的启蒙意义，此后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了向西方寻求真理的过程。他提倡创办民用工业，允许私人设立厂局，自行制造与销售轮船、火器等，使国家富强。他主张革新，要求“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阐发了“变古愈尽，便民愈甚”和“及之而后知，屦之而后艰”的主张，实为近代中国改良思想的前驱。

魏源在编撰过程中，认识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并不等同历史上远远落后于中原的“夷狄”，他们的制度文化和器物有高于中国之处，要想抵抗侵略，御侮图强，就必须先承认自己落后，向西方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立于不败之地。“师夷长技”主张，主要是针对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而提出的，不是一时权宜之计，更绝非浅见，而是一种包含有深意的远见卓识，是一种浸透了改革意识的经世之道。

2．兴利除弊的富民观　魏源是主张富民的。在利国与利民的关系上，他强调利国必先利民，益上必先益下，并且强调“保富”的重要。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认为重税破坏了纳税人的财产，也就破坏了国家赖以生存的基础。《默觚下•治篇十四》指出：“使人不敢顾家业则国必亡。善赋民者，譬植柳乎？薪其枝叶而培植其本根；不善赋民者，譬则剪韭乎，日剪一畦，不罄不止。”“王者藏富于民，譬同室博弈而金帛不出户庭。”他指责苛重税敛，“彼贪人为政也，专朘富民；富民渐罄，复朘中户；中户复然，遂致邑井成墟，”“有因何不种稻稷？秋收不给两忙税，洋银价高漕斛大，纳过官粮余秸秷。”

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至下户流亡而国非其国矣。”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一直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的。但是，在魏源眼里，无田之富民经营形式多样、手段灵活，其效益和境遇远远要比有田之富民好，因而极力提倡“末富”，亦即主张大力发展民营工商业。魏源的这个看法，一方面源自于他对封建重赋的切肤之痛，另一方面源自于他对民间商品经济优越性和生命力的深刻认识。他所强调的富民主要是指工商业者。这一主张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魏源的这一观点在我国19世纪以前的经济思想中是极为罕见的。

3．道用结合的人才观　在人才的作用、成长、使用等方面，魏源提出了精辟见解，反映了他忧国忧民的可贵思想和开眼看世界的远见卓识，要做到“用人者，取人之长，避人之短”“所用必所养，所养必所用”，即知人善任，量才叙用，这是魏源选用人才的根本原则。

魏源认为封建社会人才模式的核心内容是“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成才养士的目的在于经邦治国，这就需要有专门之才，有专业知识与技术。为解决人才匮乏问题，他建议在得风气之先的福建、广东二省增试水师一科，有能制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飞炮、火箭、水雷、奇器的人，给予科甲出身；有能驾驶飓涛、熟悉风云沙线、会使用洋枪洋炮的人，给予行伍出身。他们都由水师提督考取，会同总督选拔，送京验试，分发沿海水师教习技艺。他还主张聘请法国、美国、葡萄牙等国技师，传授技术，楚材晋用，以便能“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长技”。

魏源指出，奋发图强是事业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愤与忧”既是挽救“天道”“人心”“人才”的动力，也是“师夷“能否取得成效的保证。国以人兴，功无幸成，只要励精图治，重视人才，就没有不富国强兵的道理。所以，一个国家的贫弱，并不是看它的财用充足与否，而是看它有无人才，“财用不足国非贫，人才不竞之谓贫。”在《海国图志》中，魏源不仅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历史沿革、物产矿藏、宗教信仰、风土人情等内容，还着重讲解了船、炮、枪、水雷等武器制造图、西洋技艺、望远镜做法资料、用炮测量方法及测量器具等，还收集了仿造战舰的议论和设计图样、炮模图样。这些炮模图样绘有分解立体图，并介绍了如何用象限仪和勾股定律测算用炮诸数据，给人们掌握近代科学新知识及运用知识解决技术难题提供了详实的资料。这种轻说教、求实功、重实效、求实用的人才培养模式，对于我国今天的人才培养目标仍有很大启示。

魏源的一生处在清政府由盛转衰的关键时期，历经乾、嘉、道、咸四朝，是中国封建时代和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的交替时期，也是有史以来变化最为剧烈的时期，亲眼目睹了这些变化，感触很深。魏源身负济世之才，一生为改革而呼号，亲身实践，但仕途坎坷，对其思想观点的形成影响巨大而深远。面对当时的外侮内患，魏源大声疾呼：“衣垢必浣，身垢必浴”，提出改革社会弊端、改革用人制度等许多主张。正是这种思想使他成为近代中国率先放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先进人物之一，也成了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驱。

（此文由钟小安编辑）

陈布雷（1890—1948），原名陈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浙江慈溪人。1911年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早年，他醉心于新闻事业，历任上海、杭州、宁波等地报纸主笔，特别是在任辛亥革命时期《天铎报》的论说栏目编辑和北伐战争前后《商报》的编辑主任时，顺应历史潮流，高举反清、反帝、反军阀大旗，用如椽之笔写出了大量顺乎民意的政论，备受世人的推崇和景仰。中年，他步入蒋介石的幕府成为最出色的文字秘书。但就陈布雷的秘书生涯而言则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27年南昌遇见蒋介石开始至1934年初，他身为蒋介石的幕僚，但在外地办报或任职，每有重大事情时，才被招徕代笔撰文；第二个阶段指1934年初至1948年底的15年时间，陈布雷跟随在蒋介石左右，虽先后任国民党中常委副秘书长、国府委员、“国策顾问”等，但最主要的工作是为蒋介石起草文告。陈布雷作了蒋介石22年的秘书，经历了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西安事变、解放战争等重要历史事件，参与机密和决策，深受器重。令人没想到的是，他却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党统治大厦将倾的1948年底，怀着极度失望与苦闷的心情，以“油尽灯枯”为名服药自杀“殉主”，结束了悲剧性的一生。陈布雷一介颇有才华的记者，因为错误地选择了人生道路，成为国民党的“文章机器”和蒋介石的“御用文人”，最后落得如此下场，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教训。

陈布雷如果不成为蒋介石的秘书，他很可能是一位有名的新闻工作者，他的人生也将是另一番面目。

1927年，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迫切需要一位才思敏捷、文笔犀利、温和谦恭、没有野心、政治中间的幕僚为他出谋划策，撰写文电。因此，力邀陈布雷到江西南昌一见。南昌见面后，蒋介石对陈布雷恩宠有加，亲自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但当蒋介石要他留在身边时，陈布雷却以“只愿办报”为名，执意回了上海。不过，在临行前蒋介石还是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秘书，以便有理由随时召陈布雷前来为自己捉笔。

1929年，应张静江之邀出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0年，出任教育部次长；1931年任中宣部副部长，官是越做越大。不料，“九一八”事变爆发，国民党内部权力争斗，蒋介石被迫下野，陈布雷也被贬为浙江省教育厅长。1932年1月，上海爆发“一•二八”抗战，蒋介石重新上台。国民党南京政府随即任命陈布雷为军事委员会秘书长。但是陈布雷并未到任，还在杭州当教育厅长。直到1934年5月，才在蒋介石的授意下，辞去教育厅厅长之职，来到南昌蒋介石的行营任设计委员会主任，但不理会中事务，专心起草文告。从1927年以来，陈布雷就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幕僚之一，为蒋代撰文字。但是这一时期，陈布雷毕竟在蒋身边的日子少，在外地当差或办报的时间多。1936年，陈布雷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蒋介石侍从室这一机构，过去是非常惹人瞩目的。因为它不仅是蒋介石身边的一个机要部门，得悉最高机密与内幕，还在于它直接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办事，权力很大。凡是下面要呈报情况，打通关节，最便利的捷径便是通过侍从室；而侍从室放出的人员，也大多在国民党军政界担任要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提升他任“国府”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但仍让他随侍左右，继续留任“总统府”“国策顾问”。

陈布雷自从成为蒋介石的文字秘书后，就替蒋介石写下了无数文章。其中，不乏鼓舞全国军民抗敌御侮，讨伐日寇侵略行径，抨击汪伪政权投降卖国的战斗檄文。最为著名的有《八•一三告沦陷区民众书》、“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告人缅将士电稿》《驳斥近卫东亚新秩序》《告空军将士书》及《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等。这些文章或文告昂扬振奋，酣畅淋漓，以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名义发表，在当时起到了动员全国军民同仇敌情，奋勇杀敌，推动局势发展的重要作用。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在庐山的谈话，是陈布雷引为骄傲的名篇。这篇谈话以“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一句最著名。这篇“抗战宣言”不仅被人民广为传诵，也使蒋介石蒙上了“抗战领袖”的光环。1938年，抗日战争爆发一周年，陈布雷替蒋介石写了《抗战周年纪念告全国军民书》。这篇文章与张子缨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友邦人士书》和郭沫若写的《抗战周年纪念告日本国民书》一起被时人称为抗战光明象征的“三联壁”。他在文中写到：“要达到抗战胜利，摧毁敌寇暴力，协同作战和团结精神，更是十二万分重要……，一切言论动作，完全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为前提，以军事统一，胜利第一为目标……，我们同是黄帝的子孙，当前的命运只有一个，不奋斗，即灭亡，能团结，即有前途；生死利害既是绝对的共同，还有什么不可以牺牲？”“……若我们在目前情形下求和平，其结果无非使子子孙孙永为奴隶，永为牛马。……”这篇文告以中外五种语言广播，海内外各报，一致头版头条刊出，连海外侨胞也无不感奋。据说，日本听此文告后，加紧了对武汉的轰炸，企图以轰炸迫使蒋介石投降。

历史给了陈布雷不少机会来报效国家，但他的主人——蒋介石却不给他机会。因为，蒋介石一生都在反共、剿共、打内战，甚至在抗战期间也还向日本做出种种暗示。陈布雷作为这样一个人的秘书，所起草的文电，必难逃骂名。如1928写的《祭告总理文》，此文虽为蒋介石击节赞赏，但内容多违心之论，牵强成篇。再如1936年写的《西安半月记》，文中替蒋介石编造内容，歪曲历史。在陈布雷所写文章中，名声最臭的一篇是1934年10月写的《敌乎，友乎？》的汉奸文章。鲁迅先生当时骂得最切中要害：“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了。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当然，他还起草了很多反共、反人民的文电。

实事求是地说，这些文章的观点，无不出自蒋介石之口授，陈布雷不过是依样画葫芦罢了，最多也只是一个添枝加叶的作用。但是，陈布雷作为蒋介石的代言人，其反共和反革命立场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还做过诸如镇压学潮等反革命活动。

陈布雷把自己和一支笔缚在“领袖”身上，举国上下，一会儿把他比作“领袖文胆”，一会儿誉为“总裁智囊”。但他深知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四分五裂的现状，不过为报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又不得不为蒋氏政权苦苦支撑。当他看到国民党统治确已日薄西山，大势已去时，用“殉主”的方式把自己的生命和内心的苦闷一起埋葬了。

（本文选自《当代秘书》2002年第8期作者：黄少华）

罗尔纲，广西贵县（今贵港市）人，著名的太平天国史专家，一生著述甚丰，享誉中外。他的入门导师是胡适先生。1930年初夏的一天，即将从上海中国公学毕业的罗尔纲去见时任该校校长的胡适。胡适对他说：“我知道你，你去年得到学校奖学金，你有文化史论文很好。我读了你的信，知道你的情形。你毕业后，如果愿意到我家来，我是很欢迎你的。”罗尔纲没有想到竟会有这样的好事，他说：“我当初只希望适之师介绍我去研究所，而今却出我的外望，适之师叫我到他家去，使我得以置身于一位当代大师的家庭，终日亲炙师教。”从此，不论是在胡适门下的五年中还是在别的岗位上，罗尔纲都以胡适教导的“不苟且”三个字作为自己“治学任事的信条”，并且不断“有进步”“有成就”“有追求”。

在“初入师门”期间，罗尔纲每天的主要工作是抄录《胡铁花遗稿》。《胡铁花遗稿》辑录的是被罗尔纲称为“太老师”的胡适之父胡铁花的手稿、日记以及有关的文书函牍，它是光绪年间有关外交、边疆、内政、军政、河工的重要史料。这一巨著，胡适搁置了许多年还不曾找到一个适当的人整理，待罗尔纲来了，才交他抄录整理。

《胡铁花遗稿》从内容上分为年谱、文集、诗集、申禀、书启、日记六类，约有八十万字。要抄录并整理好这部巨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首先是抄录问题。因为铁花先生平时太忙了，所以他那堆积如山的底稿不但写得很潦草，而且改来改去，东涂西沫，左添右补，十分难认；再加上年久破损，要校对补正更是难上加难。胡适曾几次请人抄录，都没有做得下去。开头，罗尔纲拿起来也是抄不下去。后来，他先把那些草稿细看了几天，认识了“太老师”的字体，摸清了其中的语法，又发现了他把同一事件分别记在各种草稿中的情况，于是就采取互相对核以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法。有时，还要有校勘的方法，如在抄申禀时常遇到一些字句实在看不清楚，就拿书启或日记里面那些记同一事件的部分来对勘，这样才可以寻得铁花先生改前的线索出来。罗尔纲从1930年6月开始做抄录整理工作，到1931年3月始成。正如罗尔纲先生所说的：“我伏案做了这一件繁难的工作。”

征得胡适的同意后，罗尔纲于1931年秋天回乡探亲。由于他母亲希望他留在家乡教书，所以他便在当时的贵县中学当了一年半的“国文”教员。有一天，他教到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时，其中有一句说：

呜呼？自王播、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名虽不同，其惑一也。

罗尔纲告诉学生，这一句话里面共用了四个典故：①长舆是晋和峤字，峤富拟王者，而性很吝啬，杜预说他有钱癖。②元凯是晋杜预字，预曾作《春秋元传集》，自己说有《左传》癖，所以李清照说“长舆、元凯之病，钱癖与《传》癖何殊”。③胡椒是用唐元载故事，《新唐书•王播传》称载伏法，籍其家，胡椒至八百石。④考《新旧唐书•王播传》，说王播终于位，无被罪籍没的事，也没有记他爱好书画的事。所以历来注释客观家对李清照所用书画这个典故都注不出来。罗尔纲又告诉学生，宋人叶某《爱日斋丛钞》记有唐人王涯藏前代名书画，及被祸，为人破垣剔取奁轴金玉而弃书画于道的故事。“难道是李清照错把王涯作王播了吗？因检《新旧唐书•王涯传》，果然是王涯的故事。王涯爱书画，元载爱胡椒，及被祸，书画与胡椒同样遭。李清照这句话本应作‘自王涯、元载之祸，书画与胡椒无异’才合。”

又有一次，罗尔纲教到袁枚《祭妹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汝之疾，余信医言无害，远吊扬州，汝又虑戚吾心，阻有走报。及至绵缀已极，阿奶问：“望兄归否？”强应曰：“诺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心知不祥，飞舟渡江，果予以未时还家，而汝以辰时气绝，四肢犹温，一目未瞑，盖犹忍死待予也。呜呼，痛哉！

对这段话里“诺已”一词的解释，许多教材和文先都是把其分开来读的：“诺”字边上文读作“强应曰诺”，“已”字则连下文读作“已予先一日梦汝来诀”。罗尔纲告诉学生这是大错的。他认为只有当一个人勉强做了自己不应承或不愿做的事情时，才会“强应曰诺”；如果自己想要做的事无法遂愿却给人家问着了，那就只有无可奈何地叹息了。这“诺已”一词原是春秋时齐国人的方言，《公羊传》里就有“此奚斯之声也，诺已”的句子。这是一个人无可奈何时常使用的悲叹词，与现在的“罢了，罢了”意思一样。袁枚写他的妹妹临终时望他归来而不可得的惨状，用“诺已”一词表达，是十分恰当的。编造文章的人把“诺已”一词分开去解，便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

罗尔纲重入师门后，胡适只叫他自己看书，并不像以前那样给他安排固定的工作。但他是一个重“狷介”——“一介不苟取，一介不苟与”的人。“为愿不劳而坐受师家的款待”。于是，他请胡适给介绍一点事做。其时，胡适兼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过了许久，才叫罗尔纲去“当时无人主持”的北大研究院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任务是整理艺风堂金拓片，职位是助理，月薪是有60元。罗尔纲觉得这是一种研究工作，同自己想到一个研究机关去的志愿相合。因此“就很喜欢地答应去干”。去考古室工作之前，罗尔纲在胡适家里作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他一边把《说文》拿来复习，每天学篆书、隶书，学认各种字体，以便能够辨认金石文字；一边赶读《语石》《金石萃编》等金石类书籍，“使略知金石学的门径”。

罗尔纲将胡适所定的目录表印成卡，用以登记每一种拓片、地域、碑主姓名、碑的高度、碑文行数与字数，以及碑文漫漶剥泐部分等内容。按照这个“表”去编制每一种拓本的目录，是一项很细致的工作。罗尔纲每天独自一人在考古室的长桌子上摆那些拓本，用尺去量它，沿着桌边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它，然后坐下来去登记它，偶然有所发现，“真是喜欢得要跳起来哩”。他每天通常可以登记6种拓本，而要登记完那1万8千多种拓本就需要6年时间，这是一桩多么道远途长的苦工！他却乐此不疲，说：“我究竟给这件工作训练，使我养成一种更大的忍耐，一种锲而不舍的精神去从事我此后所要做的任何一种工作，不消说，自是我学习过程中一件值得纪念的大事。”

罗尔纲在北大考古室工作的头两年，一家4口，租一间小房子，只有60元的月薪，而每月最低生活费用得90元左右。儿子上学路远跑不动，要包一部黄面包车，只这车钱就占去了他月薪的1/4。本来，胡适可以帮他一把，他母亲也可以接济他一些，但这个重“狷介的人”既不愿向老师借钱（他在胡适家做事连工钱与零用钱都不要，叫胡适“一百分不安”），又不肯让老母知道手头拮据。为生活所迫，他决定写文章以补不足。那个时候，每千字稿费一般为2元，每月拿30元稿费得写1万5千字。写什么文章呢？他犯难了。犹豫了好久，他才叹了口气，把那些已经包裹起来的太平天国史研究重新打开来，说：“我还是再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去卖稿吧！”为此，他把自己的工作“一分为三”：考古室办公时间整理艺风堂金石本，星期天及假期到图书馆去继续搜集太平天国史料，晚上回家在荧荧煤油灯下赶写太平天国史文章——“常常写到午夜不得休”。

罗尔纲先生“重狷介”的人格与“不苟且”的美德，值得秘书朋友回味思索。

（本文选自《秘书之友》2002年第3期　作者：黄越）

田家英自26岁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18年。

新中国成立前，他从当时能够找到的毛泽东著作中，摘录大量成段的论述，按编排，整整齐齐地编了5大厚本，并一直带在自己身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青年出版社作为《一个同志的读书笔记》印成内部读物出版，这是第一部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他参加并负责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的编辑与注释工作，有几篇重要讲话，如《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都是他根据记录稿整理的。每一卷出版时，田家英都写评介文章或代新华社起草篇目介绍。1964年，田家英觉得“毛选”的分量太大，不适合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在他的建议和主持下，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和乙种本，分别供一般干部和青年学习。

毛泽东爱好书法，平时工作、看书累了，总要提起笔来练一阵子，作为一种休息；有时情绪特别好，也要泼墨挥毫。毛泽东的书法，轻若寒烟，重如崩云，点像沧海，划似银河，气势磅礴，堪称古往今来书法艺术中的珍品。田家英喜欢欣赏书法艺术，收藏了上千件清代学者的墨迹。他常将自己收到的书法价值高的草书送毛泽东欣赏。毛泽东也让田家英代找各种草书字帖。1958年10月16日，毛曾为此致信田：“请将已存各种草书字帖清出给我，包括若干拓本（王羲之等）、于右任千字文及草诀歌。此外，请向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是否郑振铎？）一询，可否借阅那里的各种草书手迹若干，如可，应开单据，以便按件清还。”在田家英的收藏中，最受珍视的是毛泽东的手迹。哪怕是片纸只字，他都从不放弃。他把毛泽东练字或为人题词选剩下的废页零张收集起来，拓裱整齐，收集了一大本。

毛泽东练字时常常书写自己过去的诗词。田家英收藏的毛泽东手迹也以毛的诗词为多。现存中央档案馆田家英收藏的《毛泽东诗词手稿》，是1964年装裱成册的。一次，田家英在杭州雪夜访史莽，看到史莽正在翻读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刻印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不禁动情地说：“当代人中间，学识称得上博大精深的首推两个人，一是毛主席，一是鲁迅。”

1958年和1968年，田家英协助毛泽东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和《毛泽东诗词》（三十七首）两个诗词选本。他不仅对搜集、整理毛泽东诗词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为毛泽东诗词写作提供材料方面也做了许多重要的工作。

《诗刊》1957年创刊号上，由于发表了毛泽东诗词18首，出现了排队买《诗刊》的热烈场面。1958年1月，《蝶恋花•答李淑一》在湖南师范学院院刊上公开发表。在田家英参加下，经过对以上19首诗词的编辑，文物出版社于1958年9月出版了刻印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12月，毛泽东在广州看到这个刊本，在书眉上写了说明和12条批注。1958年10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毛泽东《送瘟神》七律二首。至此，公开发表的毛泽东诗词已有21首。

1961年初，《人民文学》编辑部周明等在邓拓那里看到邓拓保存的毛泽东1929年至1931年于马背上哼成的词六首。他们抄录下来带回编辑部。主编张天翼、副主编陈白尘读后，击节称赞，很想在《人民文学》上发表，遂呈送毛泽东审阅，请示并要求准予发表。这年，毛泽东倡导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田家英在毛泽东布置与安排下率一个调查组于1月下旬去了浙江。4月下旬，在杭州，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浙江调查的情况，毛泽东要田家英将《人民文学》编辑送来的他的词六首填上词牌，并查找“共工怒触不周山”的典故。田家英很快完成了任务。毛泽东在田家英查出的“共工怒触不周山”典故的基础上，为“不周山下红旗乱”句作了一条长达400多字的注。《词六首》和作者原注在《人民文学》1962年5月号上发表。田家英为作者原注的写成所作的查找资料的贡献是不应忽略的。

1963年12月，文物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毛主席诗词》（三十七首）。其中首次公开发表的有10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到韶山》《七律•登庐山》《七绝•为女民兵题照》《七律•答友人》《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七律•和郭沫若同志》《卜算子•咏梅》《七律•冬云》《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在出版之前，先出了个征求意见本。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了一个有20余人参加的会议，好几位中央负责同志和文艺方面的领导人都出席了。毛泽东用大粗铅笔写了张条子：“请同志们一议。”与会者对毛泽东的诗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诗人臧克家托田家英代转了23条意见，其中有13处为毛泽东所采纳。在编辑过程中，田家英还经常同诗家交换意见，共同探讨毛泽东诗词的用典及含义。有一次，他在电话中告诉臧克家：毛泽东同志有首词的起头，是有意仿照辛稼轩（辛弃疾）《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在唐诗中，毛泽东最喜欢李白、李贺、李商隐的诗。在宋词中，毛泽东最喜欢苏东坡和辛弃疾的词，《稼轩长短句》是毛泽东经常放在身边的一部书。田家英的话对帮助理解毛泽东诗词有着重要意义。从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开始，田家英就注意收集毛泽东诗词。这次新发表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由于田家英的收集才得以保存和流传下来的。1949年春天，党中央、毛泽东由西柏坡迁到北京香山。4月13日晚上，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南京“总统府”，结束了蒋介石22年的统治。消息传来，毛泽东感到由衷的喜悦，焕发了浓郁的诗兴，当即吟出《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诗一首。田家英抄录收集下这首诗。

这次编辑毛泽东诗词，田家英把这首诗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忘了还有这一首。于是，毛泽东根据田家英提供的抄本，经过核对，随即书写了这首诗。中央档案馆张景堂同志说，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毛泽东诗词手稿，有田家英保存的，有从江青处交来的，每首诗词都有重件，有的诗词毛泽东多次书写，唯独《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一首只有田家英的一件。

中国向来有“诗国”之称，诗词艺术传统深厚，源远流长，数千年间，作者如云，名家辈出。毛泽东和田家英都酷爱中国古代诗词。毛泽东对《诗经》以下中国历代的诗词曲赋差不多都广泛地阅读过，其中读得最多的是《楚辞》、唐诗、宋词和元曲。他能全文背诵的诗词不计其数。田家英也读过很多古诗词，且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许多古诗词，工作疲倦时，他常以背诵古诗词为娱乐，既换脑筋，又陶冶情操。

1964年12月29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

近读五代史后唐庄宗传三垂冈战役，记起了年轻时曾读过一首咏史诗，忘记了是何代何人所作。请你一查，告我为盼！

他凭记忆写下来附上三垂冈诗一首：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粱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犹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最后，他还注明：“诗歌颂李克用父子”。

这首诗是清代人严遂成所作。毛泽东默写的与原诗对照改了两个字：将“且”字改作“犹”字，将“畔”字改作“下”字，但却与袁枚的《随园诗话》所引的《三垂冈》诗一字不差。有人认为有可能毛泽东本来就是从《随园诗话》中读到并记下这首诗的。无论怎样，毛泽东对古诗词熟读的功夫，由此可见一斑。无独有偶，田家英对古诗词的熟悉也非一般。他接到毛泽东的信后，很快就查出了《三垂冈》诗的作者及所处的朝代。

田家英对历代诗词的品味和鉴赏能力很高。无疑，他受到毛泽东的巨大影响。1949年5月10日，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田家英来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但是，这种影响不是单向的。在他们对历代诗词、书法欣赏的交流中，田家英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着毛泽东。田家英常把自己喜欢的对联、中堂挂在毛泽东卧室供其品味。60年代初，田家英从杭州购到一幅清代大书法家邓石如写的行草体对联：“海为龙世界，天是鹤家乡”，字体笔酣气畅，磊落不羁。田认为邓石如以篆隶著名，其行草书能写得这么好，实不多见。他将这副对联送到毛泽东处，毛果真也很喜欢，挂在墙上欣赏了很长一段时间。

20世纪50年代，田家英常常在晚上被毛泽东叫去，交办完工作之后，就说古论今地谈起来，从历史、文学到典故、人物，从正传到野史轶闻，每次都有新的话题。一次，谈得畅快，毛泽东对田家英戏言：“将来待你死后，墓碑上什么字也不要留，我送你五个字——‘读书人之墓’，你看好不好？”共同的爱好、共同的追求，使他们的关系融洽无拘。

田家英敬佩毛泽东的学识博大精深，同样，毛泽东也很器重田家英的才华。早在1942年，田家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的文章就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毛还特地叫田去谈了一次话，说田的文章写得旗帜鲜明，切中时弊，有气魄，有锋芒。当年田家英才20岁。1948年10月，田家英任毛泽东秘书，12月，毛还要田担任毛岸英的语文教员。后来，毛又让田家英担任毛岸青的语文、历史教员。1956年，田家英代毛泽东起草“八大”开幕词，写得十分出色，尤其是“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毛泽东非常满意。毛致开幕词后，在休息室里大家都称赞开幕词写得好。

毛对大家说：“开幕词是谁写的？是个年轻秀才写的，此人是田家英。”毛泽东器重田家英，但又十分重视引导这位“读书人”“年轻的秀才”。这可以从毛泽东要田家英读班固《贾谊传》的信中看出一二。这封信是1958年4月27日写的，全文如下：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鲁迅曾高度赞扬过贾谊的《治安策》是“沾溉后人，其泽甚远”的“西汉鸿文”。毛泽东与鲁迅的评价可谓异口同声。毛泽东赞扬贾谊，在其早年诗句“年少峥嵘屈贾才”中已见端倪。后来在评价初唐诗人王勃时曾说：“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在这封信中，毛泽东的目的在于引导他的年轻的秘书像贾谊那样文必切于时用，像贾谊那样发挥自己的才华，像贾谊那样做一个有骨气、有创见的人。

田家英敬佩毛泽东，但又敢于犯颜直谏，从不迷信盲从。对毛泽东搞“大跃进”，搞人民公社，田认为是脱离实际，急躁冒进，犯了“左”的错误。在庐山会议上，田直抒胸臆，险些被划到彭德怀“军事俱乐部”里面去。20世纪60年代初，田对毛泽东把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提到严重的地步，一直持保留态度，而毛对田家英主张包产到户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对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人谈话，谈到《海瑞罢官》时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彭德怀是海瑞，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田家英在整理毛泽东这个谈话纪要时认为重要的内容是关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而并不是《海瑞罢官》和其他问题。于是删掉了这句话。这个删掉了“《海瑞罢官》的要害”的纪要，在江青、陈伯达、关锋等人的陷害下，成了田家英的一项重要罪状。

“苟利国家生死以，敢因祸福避趋之。”田家英以此为座右铭。他没有对毛泽东“左”的错误采取迎奉拍马的态度，他没有向包围着毛泽东并受到毛泽东重用的陈伯达、江青这伙丑类们低头，而是尽其全力直谏、抗争，直到1966年5月23日含冤离世。

惊悉田家英去世后，他的好友曾彦修作诗一首：侦骑汹汹戚耗传，锦城风雨忽凄然。贾生地下迎新客，世上如今革命难？

田家英确实像贾谊，他没有辜负毛泽东让他读《贾谊传》。

（本文选自《解放日报》2006年12月31日作者：杜导正廖盖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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