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言谏职能是我国秘书人员的传统职能之一，古代秘书人员在发挥参谋职能时，将参谋活动渗透到许多具体琐碎的秘书实务即办文办事之中，这是他们发挥参谋助手作用的主要方式。这种以秘书实务为秘书工作的基础和本体，参谋职能通常在完成秘书事务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参谋方式，使秘书的办文办事职能和参谋职能相互依存、相互促进，能调动广大秘书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作用，从而大大提高了秘书工作的效能。

古代秘书工作的参谋言谏方式是多样的，途径是广泛的。古代秘书工作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有的参谋与办事相融，参谋职能不是十分明显；有的秘书人员或集秘书与谋臣于一身，或集秘书与主官于一身，其身份值得推敲。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怀疑，甚至否认古代秘书人员的参谋作用和秘书工作的参谋言谏职能。

参谋言谏职能是古代秘书的基本职能，《周礼》记载，太史寮设有“五史”，即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他们各有分工，或“掌文书以赞治”或“奠系世，辩昭穆”，使太史寮成为一个具有拟制、处理公文、保管档案、组织会议、宣布政令、调查研究、了解民意、提供下情、接受咨询等综合职能的参谋部。史官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有相当大的发言权。据《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成王曾与其弟虞叔玩耍，随手捡起一片桐叶削成圭（美玉）状，开玩笑说：“我以此封你为君。”史官史佚在旁记录了此事，事后便督请成王择日封赐其弟。成王说这是开玩笑，不以当真。史佚正色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建议他认真履行诺言。周成王果然采纳了史佚的建议，赐封虞叔为唐国国君。

唐朝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古代秘书工作的成熟时期，所以在历朝历代的秘书机构中颇具典型意义。唐朝的中央秘书机构设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三省之中中书居首，职能广泛，负有拟制、发布政令，收受、批答奏章，参与朝廷各种重大活动等职责。《旧唐书•职官二》说：“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盖佐天子而执大政也”“中书侍郎掌贰令之职。凡邦国之庶务，朝廷之大政，皆参议焉”，中书舍人更是“凡百司奏议文武考课皆预裁焉”“制放既行，有误则奏而正之”。中书省上至辅佐皇帝执政，下至对敕令的查办督办，参谋作用显而易见。门下省通过“封驳审议”来发挥其参谋作用。《白居易集》卷四八说，门下封驳的范围颇为广泛：“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得封奏之，刑狱有不合于理者，得驳正之；天下冤滞无告者，得与御史纠理之；有司选补不当者，得以侍中裁退之。”《新唐书•百官二》也说“凡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门下省的这种重大作用，避免了封建统治机器在决策和执行过程中的许多失误，确保了其正常运转。《新唐书•刘之传》说：在唐代中后期，翰林学士不但“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而且号为“内相”“密与参决时政”，发挥着参与决策的重要作用。《旧唐书•职官二》曰：安史之乱后，更是“天下用兵，军国多务，深谋密诏，皆从中出”。《旧唐书•陆贽传》记载：陆贽是唐德宗时一位有名的翰林学士，深谋远虑，深受德宗赏识。朱泚叛乱时，陆贽随德宗避乱奉天，为了争取民心，平定叛乱，他果断劝导德宗引过罪己，亲自替德宗起草著名的《奉天改元大赦制》，在这一罪己诏中，以德宗的口吻痛切自责“暗于经国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察征戎之劳苦……天遣于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结果“宣谕之时，士卒无不感泣”，使民心复归，很快平定了朱泚之乱。

清朝的军机处“掌军国大政，以赞机务”，负有拟制诏旨、处理奏折、参与政务、参审大案、奏补官员等多项职守。军机大臣参与政务履行参谋职能的方式有五种：一是常侍皇帝左右，陪同皇帝出巡，随时回答皇帝的咨询，起参谋顾问作用；二是查议皇帝特交的不能裁决的重要政务，将研究结果密议上奏；三是对某些官员奏折中提出的请示，在皇帝不能定度时，会同有关衙门商议，提出处理意见；四是参加皇帝的廷议，就军国大政进行讨论，提出见解；五是就皇帝在处理政务、批复奏折时遇到的疑难提供见解。

古代秘书实现参谋言谏作用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其主要方式有参与政务、规劝进谏、校正公文、经筵讲学等。

参与政务是古代秘书主要的、直接的参谋方式。秘书在皇帝或主官召集的会议中就某一专门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陈述自己的建议，也包括随时随地的策划。古代缺乏科学决策的条件，决策大多是经验性决策，谋士的作用非常大，在这些智囊谋士当中，相当一部分是秘书，他们在决策者身边，熟悉情况，看问题很准。《三国志•荀彧传》载“建安元年，太祖击破黄巾，汉献帝自河东还洛阳”时，洛阳一片废墟，献帝发出勤王令，而响应者寡。苟彧高瞻远瞩，及时向曹操谋划说“昔晋评论以纳周衰王而诸便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稿素而天下归心……，奉主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桀，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使曹操及时作出了“奉迎天子都许”的正确决策。曹操之所以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取得争霸中原的政治优势，秘书荀彧功不可没。

谏政是古代秘书参与政务，发挥参谋言谏职能的重要途径。秘书的直言谏政能使君主和主官修正自己的言行，避免作出错误的决策。三国时曹操的别驾从事崔琰，是位敢谏、善谏的秘书人员。《三国志•崔琰传》记载，曹操刚占冀州时，想从冀州征兵三十万，兵源固然解决了，但未曾好好地治理就征兵扰民势必造成百姓反感，导致民心大失。崔琰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于是坚决反对曹操的这一决策，果断进谏说：“未闻王师仁声先路，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校计甲兵，唯此为先，斯岂鄙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使曹操取消了征兵计划，避免了与民冲突，失去民心。

开明的君主、主官大都是主张、鼓励秘书直言进谏的。开创贞观之治的李世民，就是十分重视秘书的进谏作用的。在他当政时，以进谏为主，甚至以“规谏”为业的秘书职官竟然有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事中、拾遗、补阙、起居舍人、起居郎等七八种之多。他虚心求谏、诚意纳谏，对敢于进谏的秘书十分称赏。谏议大夫魏征，以敢于犯颜直谏而著称，太宗对他十分欣赏。他曾把自己比作金矿，将魏征比作良匠，不无感慨地说：“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宝”。魏征死后，李世民如断一臂痛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殁，朕亡一镜矣！”同样，凡有所作为的秘书，也都是以直言善谏为己任的。宋光宗时中书舍人陈傅良，是一位敢于直言谏政的秘书。当时光宗以有病为借口，深居简出，不理朝政。陈傅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无畏上疏，恳辞劝谏，终于说动光宗上朝。可是，当光宗行至御屏后面时，又遭皇后阻挡。陈傅良竟然冒死拉住光宗的衣襟，磕头哭谏。(www.daowen.com)

文字工作是古代秘书最基本的工作，而撰制校正公文的过程也是秘书进行参谋活动的最通常的途径。秘书往往在撰制校正公文的过程中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将自己的思想、想法、建议等融进公文中，以实现参谋的作用。许多圣明的君主，精明的主官还特别要求秘书在拟制公文时要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贞观政要•政体》记载唐太宗就曾对身边的秘书官员说：“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便皆须执论”。诸葛亮也对秘书人员提出了“违覆”“直言”等要求，大凡有所作为的秘书也以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为荣。苏辙《龙川特志》记载，宋仁宗时宰相晏殊失宠，仁宗“欲重黜之”，学士宋祁觉得不妥，在起草处分晏殊的诏书时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和看法，使仁宗改变初衷，仅将晏殊“降二官知颖州”了事，秘书在制文校正时的参谋作用可见一斑。

经筵讲学是古代秘书人员发挥参谋言谏职能的又一途径。《历代职官表》有“唐以前无陪侍君主讲论经史之专官”，秘书经筵讲习，通过讲经论史的手段来达到参谋目的的事例还是不绝于史的，像商朝巫史“托鬼神以陈政事”，秦李斯《谏驱客书》，便是经筵讲学意义上的参谋。唐朝设立了由翰林学士等秘书担任的侍读，侍讲，《历代职官表•经筵日讲》记载“宋代始，以每年春秋，差侍从官充讲读官以时入迩英阁轮班讲读。元始有经筵之名，明遂定经筵为内廷之经常典礼，以大臣知经筵事，以翰林官充经筵官”。在清朝，内弘文院的主要任务就是为皇帝、皇子、亲王讲课，学士们常常考察历朝历代帝王的所作所为，讲释历代帝王行事的善恶、得失等，深得君主的重视。

思考与练习

1．试论封建时代秘书机构周期性“由弱转强”的特点。

2．古代对秘书素质有何要求？

3．试述唐、宋两朝通过相关考试选拔秘书的制度。

4．简述秘书发挥参谋言谏职能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