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非官方秘书作为一种社会职业，西方国家普遍盛行，而我国是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一个新职业。非官方秘书是相对公务秘书而言的，现代意义上的非官方秘书是指为民营企业、民办机构、个人或家庭所雇用，向雇主提供秘书性服务的社会职业人员。历史上的非官方秘书与当代的非官方秘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我们只能根据古代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将其发展的历史轨迹加以概述，以对当代非官方秘书职业的健康发展起借鉴作用。

非官方秘书的出现是伴随着文化的普及和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才出现的。现有史料表明，非官方秘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周王朝的诸侯、卿大夫家中都有“家臣”，其为首者称“家宰”，下设司徒、司马、下正、马正等。这些“家臣”都由诸侯、卿大夫自行任免，不世袭。家臣中那些善谋略、通文词的人不仅为主人掌管家政，而且常为主人出谋献策、处理一些文书事务，他们虽不是秘书，却带有私人秘书性质。

战国时期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要么称雄天下，要么失地亡国。因此，各诸侯国都迫切需要有新经验、新思想的人为自己出谋划策，参谋政事。而与此同时，随着私人办学之风的盛行，满腹韬略、善于文章辞令的“士”则成为混乱时代最受欢迎的一个群体。

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富国强兵纷纷礼贤下士，以寻求新的政治方略和斗争途径。在被国君聘用的士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是被任用为客卿之类，他们并无具体职掌，主要是为国君出谋划策、提供咨询，起辅助决策的作用。他们“论而不治”，是顾问、谋士，往往还兼起草文书和办理事务，实际上相当于国君的高级私人秘书。

春秋战国时的士不仅为诸侯所用，也为一些贵族私人所招纳。如春秋战国时的著名四公子魏之信陵君、齐之孟尝君、楚之春申君、赵之平原君都曾在门下豢养了大批士子。秦国宰相吕不韦也曾养食客数千。这些士大都有一技之长，他们为主人办理家务、参议谋划、起草文书、著书立说等，在主人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是主人的私人秘书。

士担任秘书工作的最主要特点就是时间短、流动性大。《史记•魏世家》所谓“行不合，言不用，则去之”。士一旦被授以实权之官职，就基本上脱离了非官方秘书的身份。如范睢为秦献远交近攻之策不久，即被任用为相；邹忌以鼓瑟自荐，献策于齐威王，三月而受相印。非官方秘书的出现，说明秘书工作开始向社会化发展，秘书工作的服务对象范围也大为扩展，开以后的幕僚制度之先河，为后来秘书官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唐朝三省虽然包含了皇帝的秘书工作职能，但皇帝对于中书出令权尤有戒心，为了集中皇权，常常把一些事关军国大政的机密命令，交由新的秘书官员草拟颁发，这就是翰林学士。唐玄宗开元一十六年（公元738年），于翰林院之南设学士院，以翰林学士草拟表疏批答，以备顾问，成为“天子私人秘书”，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秘书”。

《新唐书•百官志》有一段文字：“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雍滞，乃选文学之士，写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一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其后，选用益重，而礼遇益亲，至写为内相，又以为天子私人。”

可见翰林学士的前身是翰林供奉，翰林供奉的前身是翰林待诏。“待诏”一词在西汉时就已经出现，泛指各种征选入宫但又未正式授官职而等待皇帝召见的怀有一技之长者。唐初的待诏机构容纳了众多擅长各种技能之士，主要是陪皇帝消遣娱乐、应和文章等。唐玄宗为了把文词待诏与其他翰林待诏如医待诏、书待诏、画待诏、棋待诏相区别，以示重视，于开元十一七年（公元729年）将翰林待诏中的文学之士改称为“翰林供奉”。开元一十六年，又将翰林供奉改为翰林学士，于翰林院之内另建学士院，以示特别尊重。

翰林学士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具有特殊的权力。其一，专掌内命。翰林学士出现后，专掌内命，中书出令之权大为削弱。翰林学士所撰诏书，直接从禁中发出，称为“内制”用白麻纸；而中书省所出诏命，为外朝所拟，故称“外制”用黄麻纸。外制为一般诏书，需要经过门下由符宝郎盖上天子八宝方为制敕。而内制诏书，在唐宪宗以前，不仅不必经中书门下审核，而且不需盖皇帝玺印即可生效，这种文书在唐初只能算是“墨敕”，唐宪宗时却成了最重要的诏书。元和初年，专置书诏印，由学士院掌控，行使特权。其二，参与机要。安史之乱后，各种密诏，皆从中出，翰林学士的权重日益加大。《旧唐书•陆贽传》记载唐德宗时，陆贽为翰林学士，备受重用。虽有宰臣，而谋画参决，多出于贽，故当时曰为内相。翰林学士已介入决策程序为皇帝辅佐决策。

另外，翰林学士还有着特殊的地位和待遇。翰林学士是一种既无定员，也不定职级，既无品秩，又无独立官署的“编外秘书”，但却是“我国历史上地位最高待遇最优厚的秘书”。皇帝对翰林学士恩宠有加，一年四季不断赐以美味佳肴、时令鲜果、精美用具，凡有内宴，所赐酒食都与宰相相同。唐德宗时，对文学特别崇尚，每临学士院，必嘘寒问暖，另有赏赐。每逢祭祀大典、郊游出巡以及宴饮沐浴时，常令翰林学士陪伴左右，甚至有时让他们就座于金銮殿，而为自己起草诏书。著名诗人李白就在大宝元年（公元742年）担任过唐玄宗的翰林学士。他在《赠从弟南平太守之恩》一诗中写道：“翰林来笔回英盼，麒麟峥嵘谁可见？承恩初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作为皇帝高级私人秘书的翰林学士，位尊而权重，有着独特的性质，行使着特殊的权力，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在唐朝中后期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不仅分割了中书舍人之职，且削弱了相权，加强了封建皇权。

清朝有一句话“无幕不成衙”。所谓幕，指的是幕友，又称师爷、幕僚、幕宾、幕客、宾师、西席等。“无幕不成衙”的情况表明，幕友佐治已是一种普遍现象，是清朝政治的一大特点。从实质上说，师爷其实是官员自己延请的非官方秘书。他们是主官的顾问、参谋并协助主官办理文书等事务。

秘书史专家杨剑宇先生指出，清朝的师爷“是由主官自行聘请来备顾问、当参谋和协助办理文书事务的私人秘书”“是封建社会中最为完备的私人秘书”。秘书学专家刘耀国先生曾撰文指出“从其主流来看，清朝的幕僚是一种私人秘书”。其实，这类人员早在战国时就已出现，当时称为食客、门客、舍人等。古代将士带兵出征常常以幕为府，故称“幕府”。在幕府中帮办各类事务的文人学士也就获得幕僚、幕宾、幕友等相应称呼。

魏晋南北朝时期，幕僚职能活跃。这一时期，各王朝的前身是“霸府”。由手握军权的权臣建立的一套完全在正规官制之外，自由行使权力，独自掌握的政权的机构。在霸府所任用的人员中，幕僚既是谋士高参，又是办理文书、处理日常事务的人员，相当于霸主的私家秘书。曹丕废汉建魏称魏文帝，即把幕僚组成的机构变成了中央秘书机构，命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使两人一下由王府的非官方秘书成为中央政府的首领。所以，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秘书史上出现了这样一种特殊现象：一些非官方秘书（幕友）一夜之间成为国家的高级秘书官。

在唐代，落第的文人可到节度使幕府中充当幕僚，成为他们的私人秘书，以此作为走向仕途的过渡。这一方面是因为安史之乱后，藩镇迭起，割据的节度使为壮大自己的力量而收罗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朝廷权臣排斥文人的结果。如唐代著名文学家韩愈，虽中了进士，但三次未能通过吏部的铨选考试，论荐又不成功，只好投奔到宣武节度使董晋的麾下当幕僚，替董晋起草文书。以后由董晋荐举，才被授了秘书省校书郎的职务。岑参也长期在幕府中做掌书记。

到了清朝，总督、巡抚以及省、州、县各级地方官衙中的主官聘用师爷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一般少则5至7人，多则10余人。师爷由主官私人聘请，不属公职人员，国家不支付薪俸，而由聘请他们的官员从自己腰包中付给酬薪。因此，清末的师爷较接近于当今的“私人秘书”。

清朝师爷之所以长期盛行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杨剑宇先生分析，师爷的盛行有三方面主要原因：一是相当一部分主官昏聩无能，难以胜任政务。二是科举制度日趋腐败，录取者难以胜任秘书工作。三是地方官衙一度书吏猖獗，地方官对书吏大多存有戒心，故而另辟蹊径，根据自己的需求，聘请师爷来代替。

清朝的师爷，主要是为主官当参谋和处理文书，管理档案。他们协助主官为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司法等发展出谋献策。其中“绍兴师爷”是一个特殊群体。随着师爷需求的增多，民间一些地方出现了专门培养师爷的私学，即“幕馆”。幕馆教授一些处理公文案卷和官衙日常事务的技能，介绍官场的礼节应酬、社会风气等。此种风气在浙江绍兴最为流行，许多士人以幕友为业，清朝有声望的师爷大都出于此地。清朝有句俗谚：“无绍不成衙”，绍兴师爷具有参谋、撰文、检查、劝谏等多重职能，其职掌几乎涉及本级地方政府的所有事务，全方位地辅助主官工作。从师爷所从事的幕务来看，有刑名师爷、钱谷师爷、折奏师爷、书启师爷、征比师爷等。可见清朝的师爷作为非官方秘书，其职掌宽泛，具有辅助性、综合性和差遣性等特点。

为了加强对当代非官方秘书这一新型职业的研究，我们可以把中国古代非官方秘书尤其是“绍兴师爷”作为当代非官方秘书的母体对待，继承古老的文化传统，同时借鉴西方非官方秘书的理念，构建符合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当代非官方秘书职业观，使当代中国非官方秘书的发展走上健康、成熟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