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秘书工作的历史源远流长，历朝选拔秘书的经验对今天培养和任用秘书人员有借鉴作用。

秦朝选用秘书的主要特点是世代相袭，当时秘书人员称“史”。这种专门职业，世代相袭，其后代自幼就被送入专门的学校学习，这是最早的培养秘书人员的专门学校。秦律规定，非史之子不得送入这类学校，违者治罪。同时，凡犯过罪的人也不能担任文书工作。

汉朝选用秘书人员着重业务能力。当时，中央政府机构尚书台和御史府任用秘书，需经过严格的考试。《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卷十五引《尉律》中均有记载。这些部门的秘书，年龄须在17岁以上，要能背诵书九千字以上，并考其大篆、小篆、刻符、虫书、摹印、署书、书、隶书等八种字体。每年年底，先在郡考试，合格者由郡守移送于京城，再经太史面试，取其中优秀者派至尚书台和御史府任尚书令史，掌写文书。尚书台为朝廷起草公文的尚书侍郎，要求更高，除注重其文采外，还重视实际工作的锻炼。《东汉会要•诏令》记录初入台时只能任尚书郎中，为见习官员，满一年后升为尚书郎，协助侍郎办理文书事务，三年后才能任尚书传郎。

魏晋南北朝选用秘书时要求其精于业务，以提高文书工作的质量和使文书卷面字迹美观。当时，士人中出现了文、笔之分。文即文章诗赋，须有情辞声韵。笔即公文，不须有韵，也不必具有文采，只须直言，着眼于叙事达意，施于实用。凡表、奏、书、檄等公文皆称笔，它有一定的格式，多为四字一句。能写文章诗赋的士人不一定能拟写公文。为此，产生了许多专以拟写章、表、书、奏的著名人才。统治者都竞相招纳、礼聘他们担任秘书。

唐朝选用秘书不但要求他们文化水平高，工于书法，擅长写作，还要求其娴于辞令和有制理公文的能力，且考虑到了外貌，要求已趋于全面，唐代以科举考试取士，凡应试士人须经所在学馆或地方政府初试，合格者送礼部参加省试。省试录取者为进士及第，他们还须通过吏部主持的释褐试才能接官。释褐试包括身（身材相貌）、言（口才）、书（书法文理）、判（判理政事的能力），先考书、判，即书法工整、文理通顺、判事能力强者，再看是否相貌端正、口齿清楚。四项全通过者授官，其中大多数授予九品小品，派往地方政府任文吏，日后再逐渐提升。文吏即从事文书工作的秘书人员。

宋朝选用秘书直接考试拟写应用公文的能力。选拔目的具体，要求明确，将秘书选拔制度大大推进了一步。宋哲宗时特设宏词科，专门选拔朝廷所需的文字秘书，规定只有取得进士资格者才能报考，要求考生必须博览古今、熟悉经史，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再试公文写作能力。南宋高宗时，改宏词科为博学鸿词科，并放宽报考限制，以扩大生源，不论有无出身者皆可应试。但是，考试规则愈加严格，考试的内容应用性更强。

元朝秘书选拔制度已趋于成熟，不仅要求秘书须有良好的品行、业务能力、实际经验，而且还创立了逐级升补的办法。有效地保证了上一级机构中秘书人员的素质。制订了严格选用秘书人员的条例。《元典章》卷十二《吏部》记载，规定各官衙秘书须从“年深通晓刑名、练达公事、廉慎引止、不作过犯”的吏员中挑选，其要求为“首论行止，次取吏能，又计月日多者为优。”即首先要求业务能力，再次要求曾担任过公职多年、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根据这些条件挑选出来的秘书，还须身份清白、可靠的人担保具结，最后经监察官审查合格，方可任用。而在职秘书中不符合上述条件者，一律“罢官”。

中央政府机构的秘书，要求更严。除了上述条件外，国家政务中枢中书省的秘书须从枢密院、御史台的秘书中选用，枢密院、御史台的秘书从六部的秘书中选用，六部的秘书则从诸路岁贡（各地每年按规定向中央贡献人才）中任用，“岁贡”须通吏事、知经史。

明朝科举制度臻于完善。统治者通过层层考试，将最优秀的人才选拔出来，任用为朝廷各部门重要的兼职或专职秘书，并由进士、举人担任地方政府中的秘书，普遍提高了秘书的文化素质和各级秘书工作的质量。

清朝科举考试分数级，最后通过殿试（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的被称为进士。进士的前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授予翰林院修撰、编修之职，负责记录皇帝的起居注、进讲经史及草拟朝廷册诰等公文，为带有秘书性质的官职。他们如升任翰林学士，则往往入内阁，成为朝廷拟制公文的高级秘书。其余的进士再经过一场考试，称馆选，考取者入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三年期满，成绩优秀者授编修、检讨，次一等的用为六科给事中、主事、中书告人、行人等秘书官和其他官员。地方各官衙中的秘书官也多任用进士、举人担任。

清朝的军机处人员精干，除若干名军机大臣外，具体处理文书等事务的秘书官称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名额仅为36人，任用条件有四：“人品端方”“年富力强”“字画端指”“庶官之傲慎者”^①。即品德良好、相貌端正、年富力强、字迹端正。由于军机处办事以迅速、缜密为准则，所以，特别要求“敏”，即处理事务敏捷，拟写公文迅捷；“慎”，军机处为掌管国家核心机密所在，军机章京必须是办事谨慎、守口如瓶者。同时，为防止结党营私、泄漏机密，还规定凡曾跟随过三品以上官员者，不得任用为军机章京；如现任者其原来跟随的主官已升为从三品，则令其退出军机处。

清朝的军机章京，以区区36人，协助皇帝处理着庞大的封建王朝的军政事务，其精干程度、效率之高，实为历朝皇帝机要秘书处之最。这表明了清朝秘书选拔制度的完善。

古代的秘书选拔制度是由低级至高级、由简单至复杂逐步完善起来的。就其选拔方式而论，有学校培养、科举考试、聘用、从有实际经验的职官中精选和从下级机关秘书中提拔等。就其选拔标准而论，有政治上可靠、文化水平高、博学多才、工于书法、业务能力强（包括拟写、处理文书和办事等）、实际工作经验、年富力强、敏捷、保守机密等要求。这些宝贵的经验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我国古代对秘书素质要求很高，各朝都有标准，唐朝和清朝的要求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一）秉笔直书，“书法不隐”

西周起，史官在记录天子言行和朝廷政事时，必须“书法不隐”，“书法”的核心是“君举必书”和“秉笔直书”。“君举必书”是指凡天子、诸侯的言行都得直录，“秉笔直书”是指凡政事都得如实记载。这一规则使秘书官吏的记录保持了事件的原貌，具有真实性和可靠性。这一优良传统体现于“在晋董狐笔、在齐太史简”，代代相传。(www.daowen.com)

（二）德才兼备，学识广博

古代秘书还有知识广博、富有谋略、敢于直谏等优良素质。这些素质造就了秘书的良好品行，往往为皇帝、主官所赏识，成为不离左右的得力助手。秘书工作的锻炼，使他们承担起重任，自秦朝始，皇帝身边的亲近秘书升任为本朝或下一朝的丞相者比比皆是。唐代，宰相多自翰林学士中提拔，至明代，“非翰林不得入内阁”成为定例，清朝的军机章京升任为军机大臣的数以十计。同时，由于秘书官员涉足政界，见多识广，能查阅各种典籍、档案，洞察社会，往往容易出成果。司马迁写《史记》、刘向编《汉书》，蒲松龄写成《聊斋志异》，都得力于他们的秘书生涯。所以，历朝秘书官职是招纳人才、储存人才和造就人才的岗位。

（三）业务熟练，制文神速

拟写公文是古代秘书的主要职责之一。秘书具有很高的文字修养，拟写公文的技能过硬，落笔神速。阮瑀擅长拟写公文，曹操礼聘他掌管记室。有一次在大军待发之际，他奉命作檄文《为曹公作书与韩遂》，在马背上飞笔疾书，文不加点，一挥而就，一气呵成。曹操审阅时不能增损一字，大加赞叹。南朝任昉写公文，也是不加点窜，下笔即成，令人叹服，与当时著名诗人沈约并称为“沈诗任笔”。清朝军机处的秘书官员，在挑选时就要求具有撰文迅速的能力。他们承办谕旨的拟写，讲究时效性。有时遇到紧急谕旨，当时交下，他们必须立即撰拟，动笔千言，从起草到誊清只需一个多时辰；有时遇到夜间送来的紧急军报，皇帝宣他们入宫授意，命他们当场撰就，由皇帝审阅后立即发出。古代秘书的落笔神速，对今天的秘书人员颇有借鉴。

（四）忧国忧民，崇尚气节

具有民族气节是我国古代秘书优秀素质之一。古代秘书官吏大多来自士大夫阶层，以治国安民为己任，两宋时期表现突出。

两宋时期处于辽、金、元的威胁之下，人民遭受了深重的灾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秘书官员处于中央政府内，比其他官员更了解政治内幕和国家形势，受传统的尊汉贬夷思想熏陶，大多忧国忧民，崇尚民族气节，反对屈膝求和，主张抗敌，渴望收复大宋河山。

宋朝官居六品的起居舍人和起居郎，欲发表政见，须先得到中书省长官的允准。面对民族危机深重，兼修注王存就请求给予起居舍人和起居郎向皇帝面陈政见这一权利。南宋苟安于江南一隅后，面对山河破碎，这一要求更为强烈。建炎三年（1129年），起居郎胡寅上疏，不顾个人安危，直言不讳地指责皇帝，慷慨激昂地陈述复国之策，拳拳爱国之心溢于言表，痛切地指出：目下二帝被俘，国家蒙辱，陛下理应纠合义师，北上收复失地。他提出七大建议：“罢和议而修战略”“大起天下之兵以自强”“存纪纲以立国体”“务实效、去虚文”，整顿内政，修明政治，然后恢复大宋故土，实为可嘉。胡寅为此而被免职。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高宗终于答应了这一要求，《宋史•联官一》明令：“用起居郎洪遵言，起居郎、舍人自今后许依讲读官奏事。”自此，他们同其他高级秘书官一起，积极向皇帝面陈政见，力图说服皇帝抗敌复国。

绍兴八年（1138年），金国派使者入临安，要南宋以称臣的条件谈和，高宗、秦桧接受条件，命翰林直学士院曾开起草国书。曾开极力劝谏，无效，乃请求辞官，拒绝起草。并反诘秦桧为何要南宋称臣求和，秦桧恼羞成怒，将曾开降职，曾开继续联络了许多朝臣，联名上书，反对屈膝求和，表现出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历任起居舍人、起居郎、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翰林学士等秘书官职的洪迈，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受遣出使金国，国书中对金国持强硬态度，以敌国相称，高宗亲手将国书交于他手，寄予厚望。洪返至金后，金主见国书不悦，命令他删改，并须以臣礼拜见，洪迈坚决拒绝，金国遂封锁使馆，三日不供应水食，洪迈仍不屈服，金人无奈，只得放他回家。洪迈出使敌国，不辱使命，维护了民族尊严，为时人所赞誉。

（五）临危不惧、处变不惊

处变不惊是我国古代秘书的又一素质要求。遇变不乱，临危不惧，能以高超的专业技能补救窘局或以聪明才智化解危机。

天授元年（公元690年），寿春郡有五兄弟出就藩封。武则天在朝堂上举行仪式，同时授予册命。朝廷各部门作了许多准备，待百官到齐，仪式即将开始，才发觉忘了制作册文，宰相们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教得知此事，处变不惊，立即召来五名书吏，命他们各执毛笔，由自己口授，书吏分别录写，不一会儿，就写成五份册文。册文既合礼仪，文辞又美，宰相们审阅时大为叹服。令狐楚任节度使郑儋的掌书记时，负责起草奏章和公文，他随机应变的能力相当强。郑儋死时，因未能及时处理后事，深夜，郑儋的部下持刀胁迫令狐楚至辕门，要他立即拟写成满意的遗表。眼见悍将环立，兵变一触即发，令狐楚面对凶神恶煞之将士，冷看刀光剑影之威慑，神色不变，喘息均匀，镇定自若，在白刃相迫的险境中，“搦管即成，读示三军。无不感泣，军情乃安。”^①军心稳定下来，将士们安心等候朝廷的安排，一场暴乱就此被制止。这是古代秘书处变不惊的典型例子。

（六）忠于职守，严守制度

各朝都有相关的秘书工作制度，许多秘书官吏忠于职守、严守制度，一丝不苟，令人钦佩。西汉昭帝，皇宫中出现了异常现象，群臣整夜惊恐不安。执政重臣霍光担心会发生变故，命掌管御玺的符节令将御玺交给他保管。符节令按照制度予以拒绝，霍光发怒，欲自行去取，符节令猛然拔剑，挡住他的去路，说：“要想夺走御玺，除非先取走小臣的头颅！”霍光觉得符节令的做法是忠于职守，严守制度。第二天，他特地奏请皇帝，赏赐符节令。

古代不少秘书官吏为了严守制度，忠于职守，甚至对皇帝的不合理要求也敢于拒绝。唐德宗贞元年间的门下省给事中李藩，掌文书封驳之权，每当皇帝下颁的制诏有失宜之处，他都在上面批改意见，其敢于尽职的精神令人感动。唐文宗李昂在位时，统治集团骄奢淫逸，为此，文宗特地召集宰相们讨论此事。起居郎郑朗在场记录，宰相们的谈话涉及不少内部丑闻，郑郎都一一记录下来。事后，文宗担心这些丑闻日后见诸于史书，会受后人耻笑，想查看一下记录。郑郎据理拒绝道：“微臣所记录之事，要编入史书，按照制度，陛下是不能索取去看的。”文宗只得作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