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8年，万年县法曹孙伏伽上奏批评唐高祖耽于逸乐。疏中提到的事实有：接受下级贡献的猎鹰、琵琶与弓箭；太常官为散伎备办衣装，准备到玄武门演出等，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高祖非常重视，下诏表彰孙伏伽，把他提升为治书侍御史。这件事为后来起了良好的示范作用，唐初的谏诤风气在统治者的鼓励与倡导下日见浓厚。唐太宗在高祖重视纳谏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总结出“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能从“君德”“治道”的高度来认识纳谏的意义，具有更强的自觉性。他的用人之道在中国帝王中是很突出的，并且具有很多特点：

唐太宗认识到：“用善人则国治，用恶人则国乱。”他对群臣说：“正主御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也。昔汉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剑定天下。既而规模弘远，庆流子孙者，此盖任得贤臣成致也。”并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得士则昌，失人则乱”“官得其人，不在员多”“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的道理。官至中书令的马周，曾因家贫寄居在中郎将常何家，他替常何写了20多条很有见地的政见上书朝廷，唐太宗看后非常赞赏。当他得知为马周所写时，便立即召见马周，委以要职。隋朝旧臣裴矩，具有一定才能，但是曾经跟随隋炀帝干过一些坏事。唐太宗能够正确对待他，不念旧恶，扬其所长，仍然让他继续做官，使裴矩在治理国家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在李建成同李世民谋夺皇位的生死斗争中，魏征曾为李建成献策，要他趁早杀掉李世民。李世民即位称帝后发现魏征为人耿直，有才干，是个忠臣，不记前仇，任用他为谏议大夫。魏征不断向李世民提出好的建议，使李世民对他十分佩服，经常将魏征请入居室，询问得失，魏征愈来愈被重用，先后被李世民提升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他为魏国公。

唐太宗最重用的“秘书”当数魏征，对这位与自己曾有重大“过节”的高级人才，唐太宗非但既往不咎，而且在玄武门之变后即委他以谏官的重任，并准许他以随时“面谏”等“特权”。魏征常常与唐太宗面谏廷争，有时言辞激烈，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他也毫不退让，往往使唐太宗感到难堪，下不了台。不过事后唐太宗能认识到，魏征极力进谏，是为了使自己避免过失。因而先后接受了魏征200多次批评规劝，还把他比作可以纠正自己过失的一面镜子，把他所写的《谏太宗十里疏》视若珍宝。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唐太宗打算大兴土木，兴建洛阳乾阳殿。给事中张玄素说，在国家还未恢复元气的时候，您这样做的过失比隋炀帝还大，甚至会得到同桀、纣一样的下场。对如此尖锐的言辞，唐太宗非但没有动怒，而且接受了意见，下令缓建，还重赏了他。

唐太宗虚怀纳谏的气度和秘书官员以进谏为主要形式所起的参谋、监督等作用，对防止唐王朝内部各种决策政策的失误、约束皇帝及其官员的行为，促进上下级关系的协调与政令的畅通等，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隋朝灭亡到唐朝建立，从李渊到李世民登基，这中间有一个过渡。李世民为了政局的稳定，使用了隋朝的旧臣立纲等人。对李渊集团的人才也恰当的安排，予以重用。李世民公布的一个“功臣”名单中，名列榜首的正是李渊的心腹裴寂。李世民征战时，广泛吸收人才，包括敌对集团的人才，瓦岗军的徐世绩、秦叔宝、程咬金等；在攻破刘武周时吸收了尉迟敬德；在攻破窦建德集团时，吸收了张玄素等；在消灭李建成集团时，吸收了魏征等。同时用人不避亲仇。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妻舅，在玄武门事变中立下大功，理当封高官，但历来外戚掌权会被众人攻击，因此，长孙皇后和长孙无忌本人为了避嫌，再三请求只当一个空头官儿。但长孙无忌确有宰相之才，李世民用人不避亲，任命他为宰相。

李世民曾说，一旦国君对大臣怀疑，臣下就不敢畅所欲言，下情便上传。这样，要求臣僚们尽忠报国，就不可能了！尉迟敬德，是刘武周手下的一员大将，武德七年，他和另一大将寻相投降了李世民，不久寻相叛变，有人怀疑尉迟敬德也要叛变，就将他囚禁起来，并告诉李世民，要李世民将他杀掉。李世民却说：“敬德有心叛变的话，会落在寻相之后吗？”他命人释放了敬德，并安慰敬德说：“大丈夫以义气相许，请你不要把这误会放在心上，我决不因别人的闲话而加害良士。”敬德十分感动，对李世民忠心耿耿，在历次战斗中，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李世民即位之初，就决心革除当时冗官过多的弊病，精简国家机构和政府官员。他认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在于选择官吏；而选择官吏，要注重质量。他强调“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并比喻道：“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力主裁减官员，量才授职。贞观初年，唐太宗命宰相房玄龄精简中央机构，文武官员由二千多人减至六百四十三人，对地方行政机构“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依山河形势，把全国划分为十道，共设三百余州，一千五百余县。为了长期贯彻精简官僚机构的方针，唐太宗将简政省官作为一项制度固定下来。贞观初年“省内外官，定制为七百三十员”。在唐律中对乱置机构、私设官员的人，规定了明确的惩罚条款。对精简后继续任职的官员，唐太宗还通过各种形式，择优汰劣，力求为官者人人称职。他制定了专门的考核制度，每年都对各级各类官员进行考核，以此决定升迁降免。唐太宗还亲自过问地方刺史的选用，并把全国各州刺史的姓名都写在屏风上，随时记下他们的善恶事迹，以备赏罚。(www.daowen.com)

唐太宗采取一系列措施简政省官，精简了机构，整饬了吏治，大大提高了国家各级机构的效能。同时减少了国家对冗官余吏不必要的开支，相应地减轻了人民负担。这样，就为唐朝初期出现“贞观之治”的繁荣盛世，打下了重要基础。

唐太宗非常重视中书、门下两省在中枢政务机构中所发挥的作用，他曾多次称中书门下为“机要之司”。《资治通鉴》卷192记载：他于贞观元年十二月对群臣说：“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然驳正。人心所见，至有不同，苟论难往来，务求至当，舍己从人，亦复何伤！比来或护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国之政也。”唐太宗非常注意集体的智慧，防止个人专断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书、门下协助皇帝决定大计方针，就是防止个人专断的有效措施。

《贞观政要•政体》记载了唐太宗对秘书官员提出的要求：“中书、门下，机要之司，擢才而居，委任实重。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若惟署诏敕、行文书而已，人谁不堪？何烦简择，以相委付？自今诏敕疑有不稳便，必须执言，无得妄有畏惧，知而寝默。”他认为中书，门下，都是重要部门，要选拔奇才来担任，委托的任务确实很艰巨。皇帝下达的命令如果不够妥帖灵便，都需要收回来另作讨论。如果只是签署一下皇帝下达的命令，发布一下皇帝下达的公文，这谁不会呢？所以你们要大胆工作，对诏敕中存在的问题，要直率地提出来，不能沉默了事。

唐太宗还设置了主要职责为“进谏”的众多职位，如散骑常侍、谏议大夫、给中事、拾遗、补阙、起居舍人、起居郎等。《旧唐书职官志》云：“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其禁有四：一曰漏泄，二曰稽缓，三曰违失，四曰忘误。”这四禁是专门针对从事文书工作的中书舍人提出来的。《唐律疏义》曾说：唐代规定泄密者处以绞刑。从《唐六典》《唐律疏义》等典籍中，到处都能看到对秘书工作人员的严峻律条。贞观八年，唐太宗派大臣李靖等13人为黜陟大使，到全国各地巡查，升迁廉洁有功的官员，惩处贫劣失职的恶吏。

唐太宗为了治国安邦，把“择善任能”作为“立政之本”。因此，他始终坚持选贤任能，唯才是举。由于能够重贤用才，知人善任，并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贞观时期涌现出了一大批治国治军有方的杰出的文臣武将，形成了一个相当有能力的统治集团，这对唐初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和巩固封建统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