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在对待人才的问题上是一个成功者，他爱才敬才、不计私怨、不拘小节，善纳天下之士为己所用。曹操选用秘书的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有很典型的意义。他十分注意招贤纳士，曹操选用秘书的基本思想是不问门第、不拘一格、不计前嫌、唯才是举。在曹操的秘书班子中，既有出身名门的士族子弟，如司马氏兄弟、华歆、孔融等人；也有拔于行阵，出身寒门的王粲、郭嘉等人。既有自始至终跟随他出生入死的心腹之臣，也有曾在敌方营垒后来投奔依附之人。无论对谁，只要其具备某一方面的才能就加以信用，委以重任。陈琳原本是袁绍帐下的记室令史，曹、袁争霸时，陈琳曾作《为袁绍檄豫州》一文，骂曹操是“残贤害善”“败法乱纪”“专制朝政”的汉贼，甚至把曹操祖宗三代都骂了个狗血淋头。但曹操仍能既往不咎，将陈琳招入府中，让他与阮瑀同掌记室，视为心腹。刘桢才华高绝，个性倔强，在曹丕的一次私宴上，他不肯俯首，平视曹丕夫人甄氏，犯了“不敬”之罪。曹操爱其机智，对答得体，遂不计小过，任为丞相掾属，协助自己处理军国大事。曹操的这些作为，使众多的人才竟相投奔门下，仅著名的秘书人才就有荀彧、荀攸、崔琰、杨修、贾逵、王凌、繁钦、路粹、王粲、阮瑀、陈琳、刘桢、应玚、徐干、华歆、王郎、陈群、仲长统、陃原、王必、杜袭、刘放、孙资、梁鹄等人。

曹操打破了东汉以来门阀士族狭隘的选官用人之道，使曹操身边人才云集，不仅有一大批勇猛善战的将领，又有一大批足智多谋的秘书和谋士，为曹操挫败群雄，建立霸业奠定了基础。曹操在实践中善于知人用人，并将他的选官用人之道通过法令予以颁布。他先后发布《求贤令》《论吏士行能令》《敕有司取士毋废偏短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整齐风俗令》等一系列法令，对秘书及官员的任用标准、任用办法予以阐释，为后世选官用人及秘书理论的研究留下了宝贵的财富。

曹操不仅善于招纳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知人善任。崔琰以敢于直言进谏著称，曹操就任为别驾从事，专事规谏。崔琰果然善谏、敢谏。一次，曹操拟从冀州征兵30万，崔琰认为曹军刚占有冀州，不宜立即征兵，遂谏道：“主公未为冀州百姓造福，而先征兵扰民，岂非大失民心。”群臣听了如此直言，都相顾失色，曹操却不以为忤，认为他说得有理，当即取消了征兵计划。曹操身边的秘书各施其才，成为得力助手，使他如虎添翼。值得指出的是，曹操信用秘书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度就是如果秘书忠心耿耿为他服务，他可以宠信有加，即使有过分的忤逆之举亦无关紧要。但如果一旦危及到他称王大业的时候，他就会毫不犹豫地予以处置。称衡骂曹、许攸居功，他虽然不高兴，但到底不曾杀他们，而孔融、崔琰、杨修之恃才傲物则招来了杀身之祸。曹操心胸开阔、知人善任，其用人之法值得借鉴。

诸葛亮作为蜀国的丞相，为蜀汉的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千古所称颂。在他的事业中，招纳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内容。诸葛亮在选贤任人方面也有过人之处，他在所著《心书》中曾经系统地提出了对“如何知人”的看法，也就是他选拔人才的七条标准。

一是“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即从其对是非的判断来考察其辨识能力和将来的志向。二是“穷之以辞辩二观其变”，即以尖锐问题对其诘难，考察其辩才和随机应变的能力。三是“咨之以计谋而观其识”，即就某些问题咨询其看法和对策，看对方是否有审时度势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四是“告之以祸难而观其勇”，即把面临的困难告诉他，看其有没有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处事不惊的良好心理素质。五是“醉之以酒以观其性”，即在开怀畅饮的场合，看其自制力和醉酒后显示出的本色。六是“临之以利而观其廉”，即观察其在钱财面前的表现，给其有利可图的机会，看其是否能经得起物质利益的诱惑。七是“期之以事而观其信”，即托付其办事，或与其共同约定某事，以视其是否言而有信。

以上七条标准在选用秘书方面提供了重要借鉴。一是要有准确的判断力。二是要有稳妥处理复杂事项的应变能力。三是要有审时度势的预见力和决策力。四是要有知难而进的精神。五是要有较强的自制力。六是要遵纪守法、廉洁奉公。七是要恪守信用。这些标准和能力，在今天看来仍不过时。

诸葛亮能够发挥秘书人员的主观能动性，除了要求秘书忠于职守外，还要求秘书能“违覆”“直言”“进人”。

所谓“违覆”，是指当秘书人员在发现文书中主官的批示如有与国家法律与政策相违背的地方时，秘书人员应该将原件送回主官，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重新审核，并陈述理由。秘书官董和任职7年中，勇于违覆，有时同一份文书竟反复十数次向诸葛亮提出自己的看法，建议修改。对此，一向办事认真的诸葛亮十分欣赏，要其他僚属学习董和这种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诸葛亮鼓励秘书人员“违覆”，对充分发挥秘书的作用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官员由于受精力、时间、才识等方面的限制，处理公务时难免有考虑不周之处，甚至有重大失误。秘书人员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特定性，善于发现官员的缺陷与遗漏，使官员的失误降至最低限度。

所谓“直言”，就是要求秘书人员对主官能直言不讳，凡发现主官在处理公务、行为言论有不当之处，都要及时指出。诸葛亮本人心胸开阔，待下属诚恳，又一心为国，故身边的秘书人员都敢于进谏，也乐于进谏。诸葛亮自己就曾说过，崔州平能指出他的“得失”，徐庶能给他“启诲”（总结经验教训），董和能“尽言”，胡济能“谏止”。(www.daowen.com)

所谓“进人”，就是要求秘书人员，如主簿、椽史，要主动向主官推荐人才。诸葛亮作为丞相，并以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感召许多人才投奔蜀国，并以其呕心沥血的奉献精神促使所有秘书人员认真工作。

诸葛亮一生过于谨慎，事无巨细他都力求亲自处理，连“校簿书”、罚二十板这样的琐事也要过问。事必躬亲的工作作风使他避免了不少失误，但作为丞相来说，完全没有必要，主簿杨颙就曾向诸葛亮指出过这种作风的缺陷。主要问题是：一是使自己陷于事务性圈子中，减少了想大事的时间和精力；二是代劳秘书人员的事，使秘书们产生一种不信任感和依赖感；三是给人造成专断的印象，致政敌以口实。诸葛亮过于费心劳神，以至于早逝，对蜀汉事业是一个深重打击。这是官员处理与秘书人员关系的沉痛教训。

汉末，因天下兴兵，人口流动，百姓离乡背井，漂泊不定，察举制度无法进行下去，于是九品中正制应运而生。这一制度创始于曹魏，发展成熟于两晋，衰落于南北朝时期，废除于隋朝，随之科举制形成。

汉代以举孝廉、辟除、征召等为入仕途径。至汉末，不少名士常自视清高，隐逸山林，不应征召，使自己获得更大的名声。至魏晋，此风大长，尤以寒士为甚。曹操为求人才，提出“唯才是举，以备录用”的方针，先后发出了《求贤令》等三道命令，强调选拔人才，不问出身贵贱，不计德行操守，只要有治国用兵之术，即一律收用，并评定其优劣，予以相应官职，擢用了不少庶族平民出身的有才之士。这个大胆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是，汉魏之际已是世家大族左右政局的时代，他们控制社会经济与文化，构成包括曹魏在内各政权的统治核心。曹操恢复集权统治的措施在一段时间里对世家大族有所限制，但不能根本触动世家大族的利益。曹操死后，曹丕以魏代汉，需要争取世家大族的支持，压抑豪强的政策逐渐被废弃。曹丕时的尚书令陈群鉴于此，首倡九品官人法，又称九品中正制，目的在于为朝廷选拔有用之才。

九品中正制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对官员职位进行从上上至下下九品区分，并据此规定其任职者所需的人才品级；二是相应地把人才的品级分为九级，以为各种官员职位提供合格的人才。当时，人才品级的具体办法是，由中央政府选派中正官负责。中正官是掌管一个地区评选人品的负责人。州设大中正，郡设中正，他们皆由在中央或州郡任职的有德有才的本地人担任。中正官通过平时的访问、调查、根据国家颁布的世、状、品三个标准把本地的人才评为上上至下下九个品级，并造册上报给中央的司徒审核，最后由吏部根据中正的品第选士授官。

一般来说，人才的等级与官员职位所需要的品级是一致的。曹魏初期确实能做到不拘贵贱，唯才是举，赢得了时人的好评。但到了魏晋之际，随着王朝的没落、世家大族势力的膨胀，中正之职多为世家大族把持，品评人物逐渐只看门第，不及才行，完全“计资定品”。九品官人法在重才识之余，又过分重视门第，以门第划分等级，按等级高低授官，其结果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高级官员都由门第显赫的世族充任，形成“虽无世袭之制，实有阶级之分”的局势。出身低微的寒门子弟即使再有本事，也只能充任僚属和低级官吏。居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之昆弟”，非治国贤才者多也，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徇私枉法、吏治败坏的社会现象。于是，南北朝以后，便对这种选官制度进行了改革。

南朝实行的是士族政治。南朝的开国皇帝皆戎马出身，在易代之际需要士族上层人物为之点缀。皇帝对自恃门第清高而骄人的士族高门，既有隔膜又存防范，这就导致了天下易姓、士族依旧现象的反复出现。士族高门不屑于有忠君殉国之念，以不影响自己家族“平流进取，坐致公卿”的官场利益为重。再加之他们高标放达，以躬亲吏事为耻，不愿意讲究治国经世之道，更不屑于统兵打仗，使得他们丧失了乱世之中承担社稷重任的能力。这就决定了皇帝对士族的根本态度：只能在形式上借重，不可能在实际上倚重。

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寒门掌机要”作为南朝重要的历史现象，便应运而生。出身寒门、受门阀政治压抑之士，愿意借皇帝之力而谋求仕途发展。于是，他们成了皇帝最信任的政治力量。皇帝也需要依靠这些人来做事，于是皇帝便任命寒门之士来担任官品不高、机要性却很强的职务（如：中书舍人、典签），让他们参与各种核心机密，以削弱士族对皇权的控制，特别重用寒门之士理政。如此一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类官府中，办理具体事务的大都是寒门之士，从而使整个国家的实际权力掌握在寒士手上。这些寒士大都是饱学之士，又从具体事务工作中学到了丰富的社会政治经验和官场周旋能力，精明强干，成为了实际的决策者。寒门之士的崛起，对士族政治形成很大冲击。有作为的皇帝，如宋武帝、齐孝武帝等，希望巩固自己的政权，既深知士族的无能，又十分戒备其做大，故而特别重用寒门之士理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