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古就有调查的好传统，相传部落联盟时期，尧在四通八达的地方，设进善旌（即幡），谁有好主意，都可以站在旌下发表。尧又根据舜的建议，命舜在土阶前树立一根木柱，让百姓在上面书写意见，指出自己的过失，以修明政治，称为诽谤之木，由于此木是舜受命而立的，舜又名重华，所以又称华表。封建制度确立后，随着阶级和国家的产生，帝王到各地巡视，调查民情的记载更加多。这些巡视对帝王了解社会、了解民情以更好地统治国家、稳固江山都有重要的参考作用。

社会调查的出现，最早在西周，这种制度与政权的建立和巩固有密切联系，当时主要是从观政和观俗两方面进行。

观政的原因是周初统治者吸取商朝之教训，一再警惕自己要以殷商为鉴。《尚书•大诰》说：“威不可信，民情则大可见。”天意就在民情中，民心向背可以决定天命之去向，一旦失德，天命即转向他人。西周确定了轻鬼神、重人治的治国方略。重视人治，就需要掌握民情，进行社会调查，了解民情，安抚民心，认识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并善待人民，致力于改善并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

观俗主要是周王朝实行“尊礼尚施”的宗法礼制，《周礼》上说的“治国八则”之一即是“礼俗以驭其民”。了解各地民俗，有针对性地实施治理方策是“修其教不易其俗，其政不易其宜”，亦即用礼制教导人们敬让亲和，根据不同的习俗施行相应的政令，使人民安居乐业。唯其如此，才能达到“礼俗以驭其民”的目的。

西周统治者虽然祭祀神灵和祖宗，但更加重视人治。《礼记•表记》云：“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西周以前，统治者的神权意识都非常强烈，多笃信鬼神。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社会的进步，人们能解释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逐日增多，科学知识也日渐丰富，神权统治削弱，官员的宗教色彩淡化，统治者重人治而轻鬼神，他们勤于政务，谨慎于民事，如此重视人治的统治者，必然要求了解、掌握民间动态。

社会调查真正形成制度的要属西周的采风制度。在西周立国之初，即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社会调查制度——采风制度。所谓“采风”即帝王派专人负责采集四方风俗善恶，代语歌谣。

周王室设有不同层次的“采诗之官”，全国主管调查工作的是太师。调查是定期的，经常性的。周天子每五年要从镐京出发东巡，视察各诸侯国，所到之处都要太师把所采集的民歌拿给他看。各诸侯国内都设有专门收集民歌的官吏称“行人”，行人每年春秋两季出去收集民歌，沿途摇着木铎，让老百姓知道采诗的官吏来了，于是他们把诗歌献出来。行人收集到的诗歌再送到乐官“太师”那里，谱成曲子，唱给周天子听。(www.daowen.com)

何休注《公羊传》里记载民间的采风人员，因礼治制度规定的身份等级，不能将采风之所得直接面交天子，必须由“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天子”。即从乡野上到城邑，由城邑上报至国都，再汇报于天子。太师是周王室主官调查工作的，行人采集之民歌俗语因而也有的献给太师。而职位高的官员可以直接将调查情况向天子陈述，如“公卿至于列士献诗”^①。

采风作为周朝行政管理工作一大创举，采风调查的范围几乎遍及周王朝整个统治区域。《诗经》中十五“国风”的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山东、湖北一带，涉及黄河流域及长江流域，采风范围相当广阔。《诗经》中所收民歌，年代从西周前期、西周后期和东周，从公元前11世纪延续了五百多年，不仅盛行于整个西周，也为东周沿袭。

《诗经》采集的民情包括各方面的内容。有反映人民对连年不断的战争的厌恶和战争造成的妻离子散、田园荒芜的惨景，如《何草不黄》《击鼓》《伯兮》《东山》等篇；有反映人们对统治者的仇恨，如《节南山》《正月》等；有反映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如《雨无正》《巧言》《召》等篇；有反映劳动人民生计艰难，贵族对他们剥削、压迫和他们的愤怒，如《七月》《硕鼠》《黄鸟》等篇；也有反映人民对家庭生活和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如《氓》《十亩地》《野有蔓草》等篇。《诗经》主要内容，是一部西周社会调查材料的汇编。采风的内容包罗万象，涉及社会各个方面，是对社会现状的综合调查。

西周开始创立的采风制度规模之大、范围之广、时间之久，都可以说是我国古代国家管理的有效举措。采风是我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一个创举，采风的主要责任官“行人”就是古代的调查员，采风所得的材料就是古代的调查材料。采风制度通过形象思维来反映民意，并用形象思维分析方法以了解民意；今天的民意调查是通过逻辑思维，主要是借助于判断“是”或“否”、“赞成”或“反对”来反映民意，明智的统治者可以从这些第一手资料里“知天下”，觉察到潜伏着的危机，制定出相应的政策来缓和社会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巩固自己的统治。我国秘书工作者有着注重社会调查、广泛搜集第一手资料以供领导者决策参考的优良传统。古代观风俗、知得失的调查之法可以看作今天秘书工作中调查研究工作的起始。

西周采风制度影响深远，采风之制不仅为东周所继承，如《墨子•公孟篇》所说：出现了“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的盛况，而且对后世也颇有影响，后代统治者也经常由秘书人员随行，巡查地方民情。虽然早期的采风、采诗等社会调查，不能与今天秘书工作中有目的、有对象、有专题的社会考察和调研相提并论。但是由政府组织，由太师、史官、行人等秘书人员从事具体工作的调查工作，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将民间诗歌、风俗采集起来以供欣赏的简单文化艺术活动，而是从采风中了解四方诸侯及广大领土上的民情风俗，在具体的歌谣中反映各地政治的善恶，人心的背向，百姓的好恶，从而反映出官吏的清浊和政绩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