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诸侯在用人上也完全破除了西周统治下的等级制度和贵族制。各国不拘一格，招贤纳士，一些才智出众，多谋善策之士受到各诸侯国国王的重用。如商鞅因献策推行变法而受到秦国的重用；苏秦曾以游说而成为合纵长，佩六国之相印；齐桓公接纳了管仲推行政治军事改革的一系列主张，并任用管仲为相，按他的方略治理国家，因而取得霸主的地位。成为朝为布衣、夕拜卿相的典型。士担任秘书工作主要的作用在于参谋顾问，辅助政治决策，而不像其他秘书人员以掌管文书，服侍国君，出宣王命为主。当然，他们也起草诏令、法规，但这不是主要的职能。如魏文侯以士人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术为师，以李悝为相，因贤人以礼而得誉于诸侯，招致了大批的士人前来效力，最终使魏国在各诸侯国中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

从黄帝时代到西周，由于文明发展程度不高，能胜任秘书工作的“文化人”数量有限，不具备产生私人秘书的条件。私人秘书的出现是伴随着文化的普及和知识分子人数的增加才出现的。现在从典籍中有据可查的私人秘书最早出现在春秋末年，这就是一些卿大夫自己任免的“家臣”。家臣并不都是秘书，但有别于奴仆，其中文化水平高者不仅为主人掌管家政，而且常为主子出谋献策，带有秘书性质。《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曾为齐国高昭子家臣，孔子的弟子中也有多人当过季氏家臣。

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代，因社会变革对智慧、知识的需求，士的社会角色由武士转为文人。《韩诗外传》载：“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笔端；避武士之锋端；避辩士之舌端。”操笔弄墨的和鼓唇摇舌的都属文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各国国君和高官的顾问、谋士、幕僚，亦即高级秘书。战国时期活跃于各国政治外交舞台的商鞅、张仪、苏秦、韩非、李斯等，都曾经以士的身份展示自己的才能，然后被国君委以重任。

与此同时，当时上层贵族也盛行“养士”之风。著名的“战国四公子”亦即齐国之孟尝君、赵国之平原君、楚国之春申君、魏国之信陵君，以及后来秦国的吕不韦等，纳士都达数千之众，称之食客、门客或舍人。他们流品繁杂，乃至有鸡鸣狗盗、引车卖浆之徒，但仍以有文化的游说之士为主。这些门客为主人参谋策划、起草信函、承办机密事项、处理日常事务，实际上属主人的私人秘书。孟尝君门下的冯谖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赵武灵王在改革军事，实行胡服骑射之前，曾遭到贵族和大臣的强烈反对。赵武灵王对此也犹豫不决。他征求士人楼烦和肥义的意见时，得到了极大的支持。《史记》卷43《赵世家》记载，肥义看到他犹豫不决时便说：“臣闻疑事无功，疑行无名，王既定负遗俗之虑，殆无顾天下之议矣，夫论至德者不舍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愚者倒成事智者睹末形，则王何疑焉。”旗帜鲜明地支持赵武灵王推行改革，终于使赵王下定决心改革兵制，实行了胡服骑射。

春秋战国的诸侯、国君专设谏官、言官以指陈朝政得失、明察官员优劣、匡正时弊、出谋划策。充任这些谏官、言官的大都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和治事能力的士人。独特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思想背景，使得士在政治上的参谋言谏作用空前发挥。

借事而讽喻进谏是春秋战国时士人常用的一种办法。战国齐威王当政时，常作长夜之饮，不理政事，国势日衰。淳于髡便以隐语劝谏威王说：“国中有大鸟，止王之庭，三年不飞又不鸣”。齐威王回答说：“此鸟不飞则已，一飞冲天，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于是齐威王罢长夜之饮，亲自召见淳于髡，向他求教治国之策并任用他主持礼宾之事。邹忌也是齐国之士，他知道齐威王爱好音乐，便鼓琴而见威王。以音乐的节奏、弦律之和谐而指陈治国家而弭人民的道理，使齐威王很受启发。于是三个月后任他为相，推行改革刷新政治，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燕昭王即位后，发愤图强，于是卑身厚币以招贤士，问计于郭隗，郭隗向他讲述了一个以千金买千里马尸骨的故事，建议燕昭王切实起用几个人才，以表明求贤若渴的心迹。燕昭王依计而行，终于取得了成功。

紧随主官或君主，参与机事，排忧解难是春秋战国时期士发挥作用的又一种方式。蔺相如是赵国宦官令缪贤的门客，经缪贤的推荐被赵惠王所用。他不仅代赵王出使秦国谈判，秦国以五城换赵国和氏璧之事，以机智和勇敢挫败秦王阴谋，保住了和氏璧，而且当秦王与赵王相会于渑池时，他疾言厉色挺身而出，不惜血溅秦王，而迫使秦王亦为赵王击缶，保全了赵王的面子。孟尝君的门客冯谖受命前往薛城收债时，看到百姓困苦，怨声颇多，毅然将所有债券一火焚尽，免去了所有薛城百姓之债，因而受到孟尝君的责难。但当孟尝君遭排挤而无处容身时，薛城百姓欢迎并接纳了他。冯谖还施展策略使孟尝君官复原职。

直接参与政务，指陈政策法令的利弊得失，受命总理国政，主持国家大计，这是春秋战国士人发挥参谋作用的又一重要途径。战国时期，秦国一度曾实行开放式的不拘一格招纳贤才的人才政策，因而使许多才智超群的士人得归，在政治改革中起到巨大的作用。百里奚、蹇叔、商鞅、张仪就是这些士人的代表。张仪曾以自己事强而攻众弱的连横之谋游说于魏楚两国，不得重用后投之于秦，任秦之大良造。秦王采纳他的连横之谋，远交近攻，最终瓦解了齐楚联盟，打败了齐国。当秦王改变延揽各国士子为己之用，欲驱逐他国士人之时，李斯向秦王上《谏逐客书》。列举了客卿为秦国发展所做的巨大贡献，简述了秦国坚持招徕客卿，不拘国别身份而重用人才的政策取得的富国强兵的成就，指出了驱逐客卿将给秦国带来的危害。他这一篇雄文使秦王政深受启发，最终收回成命，继续奉行大量重用士人客卿的政策，为秦最终统一六国创造了条件。

当然，士担任秘书工作也很不稳定，一方面，士在一国所献方略得不到认同，或受不到重用，则很快离去，改投他国。如秦穆公时的由余是晋国人，先事西戎后投秦国，商鞅也因在魏国不受重用而投奔秦国。苏秦在成名之前，曾投往几个国家都未被任用，最终在赵国施展了他的抱负。有些秘书一旦其见解、主张被国君接受，不久即拜相封侯，成为实际的执政者，如范雎向秦王献远交近攻之策，不久，即被任命为宰相，负责朝中大政。

士无论服务于国君，还是服务于一般贵族，他们与主人都是双向选择的关系。士择明主而从，主则唯才是用，人身的相对自由为士施展才华提供了宽松的社会环境，以至出现了我国历史上少见的秘书人才群星璀璨的景观。这种现象随着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的集权帝国而成为不复再现的历史。

中国人历来讲究道德（或叫德行），强调敦品立德，并强调不同行业本身特有的职业道德。纵观中国古代的秘书工作，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历代的许多秘书（史官）大都能坚持以求实为荣、曲笔为耻的职业道德和史学人格，拟文记事秉笔直书，成为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之一。春秋战国时的秘书至少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一）忧国忧民

中原各诸侯国在大“中国”观念上渐趋统一，各国之间的争斗充其量只能算是内战，周围并无强大的外患威胁，故忧国忧民之情尚不强烈。相反，“楚才晋用”“晋才秦用”“朝秦暮楚”的现象屡见不鲜。但在南方的大国楚国却出现了一位流芳千古的忧国忧民的典范，这就是屈原。虽然楚国也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而且中原文化与楚文化在屈原时代也早已有交融渗透的迹象，楚国也常有人到其他诸侯国任职。然而，楚文化毕竟是一种与中原文化迥然有别的文化形态，它有足够的条件产生一位伟大的、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秘书。

屈原（约公元前340—公元前278年），名平，出身于贵族家庭，与楚王同姓。屈原生活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横则秦帝，纵则楚王”。屈原学问广博，善文章辞令，又熟悉各国的情况，所以20多岁时就被楚怀王任命为左徒，成为王宫秘书工作的首脑。屈原年轻而登重位，使本来已有的理想主义更加浓郁，很想干一番事业，但时常招致旧贵族的怨恨。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是由于在内政外交上屈原与楚国腐朽贵族集团发生了尖锐的矛盾，由于上官大夫等人的嫉妒，屈原后来遭到群小的诬陷和楚怀王的疏远。据《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记载，上官大夫靳尚出于妒忌，趁屈原为楚怀王拟订宪令之时，在怀王面前诬陷屈原，怀王于是“怒而疏屈平”。有一次，屈原奉怀王之命起草一份重要文告，刚拟成草稿，旧贵族、上官大夫靳尚就抢着要看。屈原说：这是草稿，未经大王审阅，不能公开。一口回绝了靳尚的无理要求。靳尚恼羞成怒，便在怀王面前挑拨说：大王太宠信屈原了，一直让他草拟文告，可是，每一次公布法令之后，屈原就到处夸耀说这是他写的，还说除他之外，无人能写出这样的文告！昏聩多疑的怀王轻信谗言，逐渐疏远了屈原，罢免了他的左徒之职，让他担任管理贵族事务的三闾大夫，并最终将他流放。

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后，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怀王十五年（公元前304年），张仪由秦至楚，以重金收买靳尚、子南、郑袖等人充当内奸，同时以“献商于之地六百里”诱骗怀王，致使齐楚断交。怀王受骗后恼羞成怒，两度向秦出兵，均遭惨败。于是屈原奉命出使齐国重修齐楚旧好。此间张仪又一次由秦至楚，进行瓦解“齐楚联盟”的活动，使齐楚联盟未能成功。怀王二十四年，秦楚“黄棘之盟”，楚国彻底投入了秦的怀抱。屈原亦被逐出郢都，到了汉北。(www.daowen.com)

怀王三十年，屈原回到郢都。同年，秦约怀王武关相会，屈原力劝不可，但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怀王亦不听屈原等人劝告，结果会盟之日即被秦扣留，三年后客死异国。在怀王被扣后，顷襄王接位，子兰任令尹（相当于宰相），楚秦邦交一度断绝。但顷襄王在接位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

在屈原多年流亡的同时，楚国的形势愈益危急。到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预示着楚国前途的危机。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屈原眼看自己一度兴旺的国家已经无望，也曾认真地考虑过出走他国，但最终还是不能离开故土。屈原历尽磨难，于悲愤交加之中，最后满怀忧国忧民之情自沉汨罗江，殉了自己的理想。

（二）正直敢谏

春秋战国时正直敢谏的传统仍有过之而无不及，具有这一特点的秘书不计其数，在史籍中有名有姓的就是一个庞大的群体，春秋末年卫国史官史鱼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史鱼，又名鳅，字子鱼。他在世的最后几年里，卫灵公在位。卫灵公任用佞臣弥子瑕，而疏远贤臣蘧伯玉。史鱼屡次劝谏灵公去佞任贤，灵公均置之不理。史鱼在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此事，感到自己未能尽到做史官的责任，于是嘱咐儿子说：“我生不能劝国君肃正朝纲，死后也就没有资格按照礼的规矩下葬，不能在正室里治丧，就将我的遗体放在窗户下面吧！”他死后，他儿子依言而行。卫灵公前来吊丧，见此情景，大为诧异，少不得要询问原因，史鱼之子就将父亲临终前的话告诉了灵公。灵公听了，为史鱼的忠贞敢谏所感动，幡然醒悟，便罢免了弥子瑕，重新起用蘧伯玉。对这件事，孔子赞叹不已，称誉史鱼无偏无党，品格如箭杆一样笔直。孔子以“礼”的标准来评判史鱼的行为，这种标准在已逐步实行“法治”的春秋战国之际已是落后的观念了。但这并不妨碍孔子以其独特的政治立场来弘扬史官的忠直人格，并以此来支撑他的“克己复礼以为仁”的政治理想。

（三）多智善谋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需要智慧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智慧的时代。成千上万脑袋里盛满了智慧的谋士，来去匆匆，到处兜售他们的计谋与学问。在这个庞大的队伍里，秘书的身影也备受瞩目。早在西周后期，史伯等人就为后来者昭示了一个智者所应该做的事情。老子（任过保管王室档案的守藏史，据说还担任过负责传递文书的柱下史）无疑是春秋战国时代智者的化身，但他似乎只对智慧本身感兴趣，而对运用智慧搏击于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时代浪潮则很漠然。不过，像老子这样超然物外的智者并不太多，大多数人都难以拒绝能大展才华的现实政治舞台的诱惑。就连孔子也不例外。他周游列国，到处碰壁仍不灰心，无非是要找到一个能逞其才的用武之地。事实上，有心于现实政治的智者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像孔子这样不走运，社会为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活动空间。关键在于你的智慧能否让处在剧烈兼并战争状态下的诸侯在短期内收到效益。

史伯是宣幽二王时的太史，极富谋略。周宣王曾封自己的弟弟姬友为郑侯。宣王死后，幽王继位，任命叔父姬友为司徒。姬友看到幽王昏庸荒唐，使得本已日簿西山的周王朝更加江河日下，担心自己会为之“陪葬”，便向史伯请教。史伯与姬友深有同感，对天下大势则更为了然于胸。他为姬友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之后，建议他在济水、洛水、黄河和颖水之间建立基地，将财产、部众迁至此地，并厚贿当地的东虢、郐两个小国，必能站稳脚跟，不仅能免受西周灭亡的牵累，还能有大的作为。姬友依计而行，果然成为实力雄厚的郑桓公。其子武公则进一步灭了东虢和郐，雄踞四水，使郑成为春秋初年最强盛的诸侯国。史伯的行为无疑是审时度势的结果，但它使史官传统发生了根本性位移，或者也可以认为是在史官传统中注入了新的内容。

（四）秉笔直书

秉笔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官（秘书）遵循的道德准则，也是他们坚持真理的精神支柱，被誉为中国史学和秘书文化中最重要的道德价值与优良传统，推进了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纯洁和社会历史的进步。

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大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大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董狐笔”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607年，晋灵公是个昏君，而晋国正卿（宰相）赵盾（赵简子）是个正直的大臣，经常谏劝晋灵公。晋灵公嫌赵盾碍手碍脚，多次派刺客去暗杀赵盾。赵盾只得逃亡，不过在尚未逃亡出境外时，赵盾的族人赵穿便起兵弑杀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便在史书上写道：“赵盾弑其君”，并且“示之于朝”。赵盾对董狐说：“我并未弑君。”董狐说：“你是正卿，逃亡没有出境，国君就被杀了，你回来后又默认事实，并未法办弑君的人，当然就等于是你弑君了。”赵盾毫无办法，只好长叹一声，听任董狐书写自己弑君了。后来孔子称董狐为“古之良史”“书法不隐”。同时，孔子也认为，赵盾不干涉史官秉笔直书的权力，也是“良大夫”。董狐这种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坚持直书实录的史笔精神，自古以来，都是史家和士人学习的典范。

齐太史的故事，见于《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大臣崔杼弑其君齐庄公，齐太史乃秉笔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要求史官立即删改，史官坚决不改，崔杼大怒，杀了齐太史。齐太史的两个弟弟继承兄长遗志，前仆后继，仍然秉笔直书，也遭到杀害。接着，太史的小弟又大义凛然，直书如故。崔杼慑于太史兄弟仨的浩然正气，无可奈何，只好由他直书下去。为了维护记史的直书实录传统，对历史和后代负责，齐国的太史一个接一个地不畏强暴，不惜以身殉义，视死如归，成为秘书史上秉笔直书的著名范例！

董狐和齐太史这样“宁可枝头抱香死，不随落叶舞西风”的史官，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他们这种不为权势所动摇，不为淫威所屈服的直书精神，开创了中国古代史学精神之先河。秉笔直书的精神，千百年来，始终成为史家效法的传统，从而成为中国史学文化、秘书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诸多大国，其秘书工作的情况大体能够反映此时整个秘书工作的基本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