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初期，王室与各诸侯国的秘书机构与人员基本上仍沿袭西周体制，也就是以史官为秘书队伍的主体。随着王室与诸侯国实力对比发生逆转以及诸侯国普遍实行变革，东周秘书机构与人员也相应地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以史官为秘书是中国上古社会的传统。在夏商周三代，各级史官执掌王朝的机要，代拟公文和诏令，追随国王以备参谋顾问，其秘书职能远大于史官本身记事记言、典藏史籍的本职。这是文化极不发达的时代，国家政治需要对秘书人员的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史官充任秘书的时代，史官位尊权重，万众仰望。有些史官如商王朝神权政治下的贞卜史官、西周王室的太史、作册内史等都是国之重臣。这种局面随着西周的灭亡和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局面的出现而终结了。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的神职史官，因为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人治观念的深入人心而失去原有的神秘与光环，从史官队伍中分化出去，成为一般的主掌祭祀和宗庙事务的小官。太史、内史等一系列担负秘书工作职能的人事史官，因为在宗法分封制下世代相袭，观念陈旧，死守礼乐之制，已很难给新兴地主阶级出身的国君和以他为首的代表新阶层、新贵族利益的政府出良谋、划善策，自身的世袭地位也受到挑战和冲击。同时，一大批学有专长、思想解放、视野开阔、志向远大的士正在寻找机会，为国君的霸业献计献策。因此史官渐渐地被国君疏离，他原来担负的秘书工作职能由国君直接任用的秘书官员所取代。史官仅仅负责与治史有关的书记、言行记录，史料收集和整理。当然这个过程是渐进的，甚至是缓慢的。史官的秘书职能也是在长期的社会政治变革中逐渐被剥夺的。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出现了一批不畏强暴，秉笔直书的良史，如春秋末年卫国的史官鱼秋（子鱼），晋国的太史董狐，齐国的齐太史和南史代都是因为其刚直不阿、坚持原则、秉笔直书而成为名垂青史的史官。自传说中的黄帝时期到西周，史官是各朝代主要的秘书官职，其社会地位一直很高。这一情况在春秋战国时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东周王室和列国仍设有太史、小史、御史、女史等史官，地方政府也设有令史、丞史、佐史等。史官的数量依然比较多，但史官地位却急剧降低，其中多数人再不能像以前那样掌管政府秘书机要了。例如太史一职，在西周是“太史寮”主官，位高权重，相当于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而到春秋战国时期，其职权削弱到仅掌记录、管理史料和天文历法。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主要秘书官仍叫史官，到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干脆另设秘书官职，例如秦国的尚书，魏国的主书，齐国的掌书，楚国的左徒等。原来在太史寮中地位较低的御史的地位则有所上升。

杨树森教授认为史官社会地位下降的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社会动荡，王室衰微。东周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大大削弱，天下出现了群雄并起、诸侯纷争的局面。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况是：“杀君三十二，亡国五十六，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王室和诸侯连自身地位也得不到保障，以管理文书档案为主要职掌的史官，其社会地位下降也就成为必然了。

二是私学兴起，文化普及。史官之所以能长期身居高位，一个重要原因是秘书职务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准，而在西周之前，由于贵族对教育的垄断，只有为数很少的贵族子弟可以在国家办的贵族学校接受教育，所以文化人的数量极少，史官的地位得以保持。到了春秋后期，孔子率先创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招收学生不分出身贵贱，他的学生达三千人；此后的墨子、孟子、淳于髡等人，弟子都在千人以上。私学的发展促进了文化的普及，文化人数量激增，于是秘书队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文化人大量补充进秘书队伍，充当国君的顾问、谋士，史官对于国君的重要意义也就减弱了。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大变革的时代，文化思潮极为活跃，是我国古代第一次思想大解放的时期。西周王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分封制，由于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既不能维护周天子对诸侯的控制，又不利于诸侯各国谋求中央集权和争雄称霸的政治要求，最终被历史所淘汰。代之而起的是以君主制和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新兴的地主阶级政权。随着礼崩乐坏局面的出现，各诸侯国纷起变法，谋求富国强兵，以吞并小国壮大势力，称王称霸。与这种全新的政治格局相适应，春秋战国时期的秘书工作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一时期各诸侯国的秘书工作伴随着变法图强和兼并争战的进程，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变化：

一是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私学的大量兴办，在社会上造就了一个专门的知识阶层——士，他们日益成为秘书工作人员的重要来源。他们充当诸侯君主身边的办文辅政的参谋助手。各国为了变法图强都采取各种办法礼贤下士，延揽人才，使士在国家政治和军事、外交斗争中的参谋作用得以尽情的发挥，在各国政治舞台活跃着一大批知识渊博，胸怀大志，眼光远大的客卿和文士。“士”出身的秘书官吏的出谋献策活动，极大地增强了古代政务秘书工作的参谋职能，并留下了极为丰富、极为珍贵的参谋经验和思想财富，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二是采用了新的文书载体，大量使用了竹木制作简牍文书，重要文书还采用了缣帛为载体。竹木书简的普遍应用和缣帛等轻便的书写材料的产生又使秘书工作所凭依的物质手段得到很大改进。它标志着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从而促进了书写载体的进步。

三是政务活动记录已形成制度，不仅要记录君主言行，而且对一切政务要事都要记录在册，并要抄录副本多份，存档保存。客观真实地反映事实真相，“书法不隐”已成传统，成为被后人传颂的秘书忠诚守职的职业美德。

四是文书种类有所发展，出现了契券文书、外交上的盟会文书、诸侯国领土的图文等。

五是在文件保密上形成了封泥制度，保密措施更为严格。

六是由于文化上百家争鸣局面的出现和社会进步的客观要求的推动，与秘书工作相关的文书档案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拓宽了文书档案利用的范围，除了作为施政的工具、凭证和依据外，还作为传授知识的教材和编写典籍、史册的材料。这一时期的秘书性工作，在我国古代起着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

从总体的趋势来看，秘书部门作为权力机构和统治手段的辅助性工具的地位得到加强，秘书在国家军事、政治、外交和各项社会事务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和认同。在秘书机构的设置方面，传统史官典掌机要、出谋划策的尊崇地位日益衰落。其职能逐渐趋向于与其名目相适应的记言、记行、整理史料、保管典籍的纯史官职掌。新的秘书机构，如尚书、掌书、主书等在不同的国家被设置。由于中央集权的加强，身为政务官员的宰相实际上也承担了部分秘书工作。总之，春秋战国时代的秘书工作较之前代有了很大的发展。

自战国时代起，虽然各朝设有史官，但除秦汉两代的御史大夫外，其余史官（如汉代司马迁担任的“太史令”）成了以保管档案为主要职掌的职务，已不是主要秘书官职，他们对国家大政的影响也就很微弱了。

史官秘书职能的削弱和地位的下降，并不说明秘书及秘书工作在新的政治体制中作用的衰减，相反在春秋战国这个天翻地覆的时代，秘书工作在政治统治和对外战争中显得越来越重要。在史官的秘书职能削弱之后，新的秘书机构和官职在各国设立起来。

左徒：楚国设立，是楚王朝廷中最重要的官职之一。从其所担负的职能来看，类似于国王的秘书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说：“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以此来看，左徒负有为国王筹划军国之事，代楚王起草重要诏令，协助楚王接待诸侯国来的重要宾客，处理日常公文等职责，无疑是一个政府秘书长的角色。伟大诗人屈原年轻时曾以辞章出众，多谋善断而受到楚怀王的信任，因而担任此职。

令正：鲁国设立，鲁国国君身边负责制作重要文书的秘书官员。

掌书：齐国设立，掌是掌管之意，掌书即掌管国家文书的官员。

尚书：秦国设立，尚为执掌之意，是掌管秦国国君及政府文书的官员。

文书：魏国设立，主管文书的官员。

在设立新的秘书官职的同时，原来史官中较低级的官员被国君提拔起来。充任了高级秘书。在西周时期太史寮中最低级的御史（柱下史）此时可以随侍国君身边，记录国君言行及国家发生的大事，负责部分文书的起草，并跟随国君出访，参加盟会等，地位较之其他史官为高。《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生动形象地描绘了蔺相如作为赵国御史随赵王与秦国国君在渑池相会时临变不惊、不辱使命的故事。春秋战国时的御史不仅有秘书的职能而且负有监督百官的责任。《史记》卷126《滑稽列传》有所谓“赐酒大王前，执法在旁，御史在后。”所以齐国大臣淳于髡因御史在场而不敢放量饮酒，可见御史权力之大。

西周王室在宫中设立的宦者之人，在春秋战国时期已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一部分宦者被国君委以政事，出则代宣王命，入则咨询顾问。秦国的赵高就是一个宦官，被任用为中车府令，管国君车马，后又兼符玺令，掌管国君的大印，在诸官中地位迅速提高，最后位居宰相之上，威逼李斯假诏诛杀公子扶苏而立胡亥为帝，自己则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这也是宦官参与政事的开始。

（一）书写材料的改变(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在书写材料方面占主导地位是竹木简牍。以竹木为材料的简牍，因其材料普遍，制作简单，刻写容易且便于整理保管而受到青睐和广泛使用。秘书工作人员经常用竹木简牍进行公文写作，国君向国内颁布的法令和诏诰以及大臣用来表达意见、反映情况的奏章大都用竹木简牍来书写，在湖北云梦出土的大量竹简，就是这一时期简牍流行的物质证明。

在竹木文书之外，缣帛开始被应用于公文写作。缣帛为丝织品，具有绵软轻便、易于书写的特点，是上好的文书写作材料，此时已开始应用于文书的写作。但是，由于缣帛十分珍贵，制造工艺复杂，价格昂贵，因此只是偶尔为之，还不能成为书写的主要材料。

春秋战国时期，甲骨文仍作为公文书写材料而占据一席之地，但已失去了原来的广泛性和重要性。金文文书由于耗时费力，制作工程复杂而逐渐地被废弃，各国虽然也铸鼎，但重要的已不再是记载文书而是用于礼仪。

（二）公文文体的变化

春秋战国时期，周天子已经衰落到一个小国诸侯的地位，名义上虽为天下共主，但实际上国土狭小，人口减少，土地被诸侯国和受封贵族大量夺占。西周初年那种朝觐和贡纳制度完全废弃，周王偶尔得到一点贡品也只是处于诸侯的恩赐或某种政治上的需要，因此，西周时大量使用的公文种类如命（册命）随着分封制的废除而告终结。与此同时，各诸侯国间相互征战，时而结盟，时而为敌的状态司空见惯，用于战争的公文，用于订立协议的盟约等新的公文文体发展起来。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公文种类有：

檄文：帝王、诸侯在讨伐敌方之前表明理由、痛斥敌国舞士气的公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因为土地人口或其他原因发生的战争数不胜数。每战之前，进攻一方都要拟制檄文，表明自己顺应民心，替天行道，以博取邻国友邦的理解和民众的支持。《史记•张仪列传》记载张仪曾做《为文檄告楚相》，这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檄文。檄文不仅要送达敌国一方，而且还要在沿途和国内大肆张贴，古语中有“传檄而定”之说，因此，檄文对于战争的进行有很大的影响。

令：与命相似，这是春秋战国时期新出现的公文，是一种指挥性的行政公文体裁。令可以由王发布，也可以由重臣或军事统帅发布，用于颁布法令及指挥军队。如商鞅的《魏国变法之令》，李悝的《习射令》，吴王夫差的《礼越王令》等。

载书：载书即协议，又称盟书，是记载盟约的文书。《左传•襄公九年》云：“同盟于戏……晋士庄子为载书。”春秋战国时的载书类似西周时的盟约，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诸侯国国君为首的地主阶级为了壮大力量，联合起来向旧贵族夺权而订立的协议，如《侯马盟书》即是春秋末年晋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赵简子为盟主，与晋阳赵氏订立的盟书，相约赵氏集团联合起来，讨伐旧贵族荀寅、范去射等人。

书：臣僚之间表达意见、阐述政见、商讨国事的公文。书体的应用比较广泛，有国君对臣下而作的，如燕王喜的《遗乐闲书》，齐泯王的《遗楚王书》；也有臣下对国君上奏之书，如李斯的《谏逐客书》，乐毅的《报燕王书》，黄歇的《上书说秦昭王》，范雎的《献书昭王》等。书后来也成为私人信件的一种，如司马迁曾有《报任安书》等。

移书：各诸侯国之间、官员之间平行的公文。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随着郡县制的推行和中央政府中官僚制的实行，以及社会国家管理事务的增加，需要经常互通情况，沟通了解，移书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新的公文文体，如《吴越春秋》中载有吴王夫差之左校司马王孙骆《移记公孙圣》一文。

计书：郡县官员向国君报告下一年度民户、赋税的项目、数量的公文。这种公文刻写在木牍之上，一式两份。国君将木券刻为二份，自己与郡县主官各执一份，年终用以勘验完成情况并以此考核官吏的政绩。

揭贴：将自己的政见和对国事的看法书写并张贴出来进行公开讨论的一种文体，类似以后的大小字报。

（三）档案的编纂、整理和利用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都有了自己的档案管理机构，但是由于战乱不止，兵燹连年，许多小国被大国吞并，在战争中大量的档案被焚烧或流失。战胜国在瓜分灭亡之国的财产时，已将档案的接受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将灭亡之国的档案转移到国内，这样就使得档案在大量流散的同时有了一定程度的集中，为档案的整理研究和汇编创造了有利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又是各种学术和政治思想大交锋的历史时期，各个学派为了阐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都需要从已有的档案资料中寻找有利于加强自己观点的材料和论据。另外，各国的统治者为了推行变法，富国强兵，也需从已有的历史档案中借鉴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以推行新的政令条令，这就使档案的研究和整理成为必要。

孔子是研究和整理档案的大家。他在聚徒讲学的同时致力于收集流散于民间的档案材料。为此，他也曾到西周王室访问过做西周王室守藏史的老子。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收集得鲁、周、宋、祀等国的大量档案。在收集档案典籍的基础上，孔子和他的弟子怀着对西周礼乐制度的无限向往和当时社会礼崩乐坏局面的无比痛心，对这些档案进行了修订和汇编。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最后删定了六经——《诗经》《尚书》《礼经》《乐经》《周易》《春秋》。这些典籍成为中国文化的珍贵遗产，也为我们研究上古社会的历史、社会、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六经中的《尚书》就是上古社会公文档案的汇编，是秘书工作中文件法规汇编的开山之作。

春秋战国时期，文书已经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书的普遍使用，必然导致文书工作制度的形成。

（一）拟文

《论语宪问》云：“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这里所描述的是郑国在颁布“命”这一文种时，要经过起草、讨论、修改、润色四个环节才能最后定稿，而且每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大体形成了拟文的制度。这一制度不仅郑国有，其他诸侯国也有。鲁襄公就曾设有专门负责修正文告辞句的官员。拟文制度的形成，使文书的文字大有改进，文书的文字更精炼、语言更准确、逻辑性更强、更富有表现力。结合孔子“辞，达而已矣”^①一类的说法，说明春秋战国时人们对文书写作已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与认识。

（二）用印

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鲁大夫季武子攻取了卞邑，襄公派公冶去了解情况，公冶出发了，却未带任何可以代表国君的凭信，于是“玺书，追而与之”。这件事说明春秋时代已经开始使用玺印，而且受到了特别的重视，使用已经非常普遍。而到了战国时代，玺印已完全成为权力的象征。春秋战国时代的玺印大致有双重功能。其一，直接以印表明身份。战国时甚至有专门用来调动军队的印信符。虎符以铜铸成，一分为二，国君存其一，另一半授予统兵出征的将领。国君如有命令，须派使臣携带自己所执的半边虎符传令，将领以另一半验之，如吻合无误，命令方能生效。公元前247年，秦攻赵，赵求救于魏，魏王惧秦而不敢出兵。信陵君在魏王宠姬如姬帮助下，从魏王卧室中窃出半边虎符，赶往边境大将晋鄙军中，假传王命，并击杀晋鄙，方调动十万大军击败秦军，解了邯郸之围。其二，以玺印加盖文书封泥或封存机密物件。

（三）密封

《淮南子》云：“若玺之抑埴，正与之正，倾与之倾。”埴是可以陶器的粘泥，“玺之抑埴”即在“封泥”上铃印。由此可知，春秋战国时代已有了公文的密封制度。密封的方式是将成篇的简牍卷起，在“检”的结绳处糊上粘泥，在粘泥上加盖玺印，显示印文，称“封泥”或“泥封”。

（四）传递

《孟子•公孙丑上》云：“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强调各级官员必须具备统一的政治信仰、德行操守，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比不停地颁布命令迅速得多，有效得多。这句话从侧面说明春秋战国时代的驿传已较为发达。“置”在这里指供行人休息及替换车马之用的驿站，与“邮”同义。“置邮”亦称“邮置”或“置传”，也就是用车马传递文书讯息，即驿递。《周礼•秋官》云：“行夫，掌邦国传遽之小事……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说明西周时已有专门负责传递文书的机构与人员，而且要求不管多么困难，都必须送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的往来文书更频繁，战争不断的形势要求更快地传递文书，故而，进一步发展文书传递是理所当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