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之时，我国部落联盟继续向前发展，经历颛顼、帝喾等著名首领，到达尧、舜、禹三大“圣王”时代。随着社会的发展，阶级差别的逐渐扩大，阶级分化现象越来越明显，甚至出现了“家为正史”的情形，管理事务日趋繁杂。

《后汉书•祭祀志》载：“自五帝始有书契”。周时，尚有黄帝时期的文书传世。春秋战国时代的人还可以看到一些有关远古的文献资料和传闻记载，这些典籍是各类文书档案的汇编。传说中三皇五帝流传下来的典籍主要包括：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河图、洛书等。《周礼•春官》中说，春官下有属臣外史，专门负责保管三皇五帝时代流传下来的典籍，说明周时尚有远古之书传世。

“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合称坟典，是传说中我国最古老的典籍。“三坟”为三皇所作，“五典”为五帝所作。唐人孔颖达注疏《左传》时说：“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大道”与“常道”是关于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八索”是与八卦有关的具有哲学性质的典籍，“九丘”则是有关地理的记载。坟典可视为各类文书档案的汇编。“河图、洛书”，简称河洛。《易系辞上》中说：“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汉书•五行志》云：“河洛出图书。”传说伏羲时，有龙马从黄河中负“河图”而出，有神龟从洛水中负“洛书”而显，二者都是天授神物。历代经学家对河图洛书的研究很多，看法各异，但对“河洛写天意”的说法则深信不疑，其终极目的仍在于维护君权神授的合法性。“河洛”是部落联盟时期管理过程中形成的规章制度之类的文书。

在现今传世的古文献中，《尚书》中《尧典》是一篇很重要的文献，主要记载尧舜二帝的事迹。这篇古文献是依据当时的“史”（即史官）所记录下来的有关尧、舜时代的某些资料，并经历代“史官”以竹木简册形式流传下来而制成的。《尚书》中还有一篇《皋陶谟》，为皋陶和禹告于舜的言论记录，是我国最早的一种会议记录文书。

禹在位时，司法官皋陶曾作“皋陶之刑”，规定犯有“昏”（自己有罪反掠用他人美名）、“墨”（贪婪而废弃职守）、“贼”（无故杀人）三种罪行的人应处以死刑。这是古籍记载中我国最早的刑法文书。

史料记载，黄帝设置了风后、太常、苍龙、祝融、大封和后土等六相，并设立了史官，黄帝身边的史官有仓颉、沮涌、孔甲等多人。“史官”一职最早起于何时，现在已无法考证，但许多典籍记载自黄帝时代起即有了“史官”一职。《世本注》：“黄帝之世，始立史官，仓颉、沮诵居其职。”许慎《说文解字》载：“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蹏迒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臣工以义，万品以察，盖取诸夬”。陶宗义《书史会要》中说仓颉“广伏裁之文造六书”“仓颉观三才之文及意度为之”，皆尊仓颉为文字始祖。到了汉代，司马迁《史记》及班固《汉书•古今人表》都说仓颉是黄帝的史官，执掌记录言行。后人则将仓颉说成是左史，按《礼记•玉藻》：“左史记动，右史记言”的解释，说明仓颉偏重于记事。《书史会要》又载：沮诵是黄帝的右史，他与仓颉一起创制书契，并“纪纲万事，垂法主制”。《汉书•田蚡列传》载，孔甲是黄帝的史官。《归言集》说他“主书史之流”“执青纂记”。《世本•作篇》宋衷注云：大挠、隶首、宾成“皆黄帝史宫”。“史官”这一名称始见于商，黄帝设史官，可能是后人将后世最早可见之官职名称套用于黄帝时期。

史官所担负的工作大体有如下几项：

（1）组织氏族、部落、部落酋长会议及宗教活动的会务。召集会议，对会议决定的事项进行记录并发布相应的命令是史官的重要任务。除此以外，战前的动员大会、胜利后的庆祝大会以及祈祷鬼神保佑的大规模宗教仪式也需要由百揆、纳言、巫祝等史官进行周密的安排和组织。

（2）撰拟公文和记录、整理史料。这是史官日常的也是最重要的工作。从后世史籍的追忆和考古发掘的成果来看，在原始社会后期，此项秘书业务已初具形态。

（3）进行社会调查。为了广泛听取臣民的意见，防止政令、军令的失误，尧舜时先后设置了“进善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等，让臣民自由地发表意见，由纳言等史官专门负责从民众中收集意见，汇报给部落首领，以备考查。史官担负的此项任务，是后世秘书工作中社会调查和信访工作的源头。(www.daowen.com)

《吕氏春秋•自知》载：“尧有敢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说明在尧舜时代，部落联盟的首领已知广开言路的重要性，并设有专门装置（进善旌、敢谏鼓、诽谤木——华表）和人员来受理这一活动，采纳百姓、下级对政事的建议、评论。这是我国信访工作的源头，而处理信访工作又是秘书工作的一大内容。据《尧典》载，尧帝晚年，问四岳（即部落联盟议事会的至要成员）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四岳回答：“否，德忝帝位。”尧又说：“明明扬侧陋。”尧一再问四岳谁能代替他，四岳推荐舜：“有鳏在下，曰虞舜。”于是尧就采纳和听取了四岳的意见，命“重华（舜）协于帝”。三年之后，“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史称此举为“禅让”。

这一时期与秘书工作有关的内容大体上有：

（1）进善旌。很多古籍中都曾提到，尧在位时，曾在庭前竖立一面旗帜，号召部落民众提出对政事的建议与评论。一时之间，立于旗下进善言者甚众。

（2）华表木。关于华表木的起因与形式，古籍中说法多有出入。据唐人崔豹的《古今注》中说，尧帝晚期，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帝与参加部落联盟会议的长老们产生了矛盾，结果长老们的意见占了上风，选择了以孝闻名的舜做了尧帝的接班人。尧帝仍不放心，便采取一些办法试探舜：“乃使之慎微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舜在各种工作中均能恪尽职守，胜任有余，上天也很垂爱他，尧帝放心了。同时，他也为自己的想法与其他人的想法不同而感到内疚。于是，他便命大臣程雅（一说是舜）在交叉路口竖立一块大木牌子。程雅问：“设诽谤木何也？”尧帝道：“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华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后世君王学尧帝，均在宫廷外立华表，以示贤明。华表木与进善旌一样，都是首领表达意志的一种工具，或者是处于首领与部众之间的一种媒介。

（3）敢谏之鼓。传说尧帝禅让天子之位给舜之后，舜果然十分贤明，但仍然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天都到进善旌下、华表木前去倾听或阅读部落民众的意见，使自己能充分了解各方面的情况，以便保证自己的工作不致失误。但是，由于事务日繁，他无法每天坚持这样做，于是又命人在庭前设置一面“敢谏之鼓”。凡民众要反映情况，建言陈事，只需击几下鼓，舜就马上出来接见他们，听取意见。这大约是后世击鼓鸣冤的由来。

（4）纳言。传说舜在位时，对尧帝时的政治体制进行了一些改进，设立九官以治理天下。这九官是司空（百官之首）禹、后稷（主管农业）弃、司徒（主管宗教）契、士（主管刑法）皋陶、共工（主管工匠）垂、虞（主管山川）益、秩宗（主管礼仪）伯夷、典乐（主管音乐）后夔、纳言龙。关于纳言一职，《尚书•尧典》中说得最为详细：“帝（舜）曰：龙！朕堲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孔安国解释“纳言”时说：“纳言，喉舌之官，听上命宣于下，纳下言宣于上。”龙作为纳言官，舜帝要求他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是需要，都必须认真传达他的命令，忠实地汇报民情，不让那些说坏话、做坏事的人胡作非为。可见纳言是典型的上传下达的秘书官职。

（5）典、谟。《尚书》中有《尧典》和《皋陶谟》两篇文章，是尧、舜言行的记载。它们虽然是战国时人所作，但作者当时应有所据，我们可以把典与谟作为文书名称（文种）的萌芽来看待。

由此可知，唐尧、虞舜时代，除了黄帝时出现的史官以外，还产生了新的秘书官职——纳言，并出现了典（部落联盟首领的言行记录）、谟（下属对部落联盟首领陈述事项的言论记录）这样早期的公务文书，同时形成了下级对上级的广泛辅助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