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社会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在方法和路径上的学科差异，如何做到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有关史学田野调查学科性质的争论，即田野调查的属性是科学的，还是文化的?实际上，这一分歧广泛存在于人们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性质的认识中。由于田野调查源于(社会)人类学，并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学科发展中逐步成熟，这些学科有关其学科性质的争论，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对田野调查学科性质的看法。

早在社会学形成之初，社会学家就对社会学学科性质的判断莫衷一是。社会学的创立者孔德、斯宾塞(Herbert Spencer)都认为:“社会是自然的构成部分，社会关系是客观存在，因而，应该运用研究自然的科学方法即实证主义的方法研究社会。韦伯的观点则与他们不同，他认为社会是个体即人有意识的行动建构出来的……社会学的任务即在于诠释(理解)主体人的行动怎样建构这个社会……诠释就是要理解主体和主体间的意向即动机，又要理解他们行动的成果即客体，而重点是探讨其因果关系。”^[32]如何看待韦伯所谓的“诠释”(理解)?按照沙莲香的阐释，由于“韦伯的研究对象是唯意志论意义上的行为，即首先重视动机，但动机是一个内在的过程，这种过程从外部无法观察，只能从状况、行为及其结果来推测。这种推测又需要站在行为者的立场上，这就是韦伯所说的‘理解’……韦伯主张，理解有两类，一类是像‘2乘以2等于4’那种合理的判断;另一类是以感情共鸣后的体验去理解。前者是从外部进行的理解，后者是从内部进行的理解，而且，前者带来的是普遍性规律，后者带来的则是对个别事物的阐释。他强调，在以人类为研究对象的科学领域，后面这种理解正是我们必须予以追求的”。^[33]

与社会学实证研究的方法不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类似于韦伯所谓的“理解”。伊莎贝拉·C．麦克罗林(Isabella C．M cLaughlin)认为社会学对“人类行为法则”的理论研究是经由分类研究和典型研究归纳所得，但它的起点却是一系列假设，这种研究侧重于“解释”，更类似于自然科学。历史学则不然，它的起点是历史事实，侧重于理解个别现象而非一般法则，因此历史学侧重于“理解”，更类似于“文化”。^[34]由于路径和目的不同，两者在取舍材料上也有不同的标准，历史学往往以“价值”标准有选择地取舍材料，社会学理论研究则囊括全部材料，不以“有价值”或“无价值”作为标准加以取舍。材料取舍标准的差异甚至使社会学理论研究难以从历史学家收集的文献中得到资料。由于历史学在材料选择和价值取向上的偏好，使它不可能做到完全实证，因此也无法像科学那样予以研究。而作为“科学”的社会学却易于做到“价值中立”，较少受到民族、政治、审美等因素的影响，因而易于做到实证研究。^[35]史学田野研究借鉴社会理论研究取舍资料的标准，以“价值中立”的姿态运用展示事件整体的材料，并以社会理论研究常用的归纳、个案方法研究这些材料，它像社会理论研究那样以基本的理论假设作为前提，同时又像历史学那样立足于个别的、具体的、活生生的事实。

在人类学界，田野调查到底是科学研究还是人文研究至今仍莫衷一是。一些学者主张，人类学以田野调查为基础，以追寻普遍法则(或者“隐藏在可观察的现实背后的一般的结构关系”)为目标，人类学的案例研究最终目的是归纳普遍的理论。因此，人类学应该算是科学，相应地，田野调查也是一种科学研究活动。^[36]回溯人类学的发展历史，可以发现早期的人类学所向往的正是学科的科学性。20世纪初期人类学的大师都将科学性作为人类学的追求目标。之后追求田野调查科学性的学者在发表其田野调查成果时，都刻意减少个人的主观色彩，以突出田野调查成果的科学性与客观性。一些学者认为，人类学(包括田野调查)以及其他基于实证的社会科学如果借鉴那些更接近自然科学或数学的研究方法，将会取得更快的学科发展。借鉴的方式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使用更接近自然科学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其二是运用更加系统和客观的方法收集实证资料。^[37]

另一些学者认为，既然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对象是人，而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也是人，研究者必然会从个人的视角去理解同样具有个性的研究对象，事实上研究者不可能真正做到客观与科学。尽管这类学者也以田野调查是否科学以及田野调查的客观性作为衡量的标准(即他们与那些主张田野调查应属科学的学者所持标准相同)，他们不得不承认以田野调查作为学科核心方法的人类学不可能做到完全客观。有学者曾经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实证科学的方法加以对比，认为如果将田野调查看作是实证“科学”，则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就是衡量或测量研究对象的“工具”。既然这个“工具”具有主观性、易变性和巨大的弹性，当然无法准确地测量研究对象。因此，田野调查所获得的结果自然也不会像科学研究结果那样具有客观性。更何况，田野研究需要研究者花费较长时间从事实地调查，在调查过程中，主观因素必然会制约研究者获得精确而可靠的资料。有鉴于此，一些人类学家像埃文斯-普里查德(Edward Evan Evans-Prichard)和克利福德·吉尔兹放弃了通过田野调查追求精确的科学性和寻找科学法则的尝试。^[38]克利福德·吉尔兹提出的重新探讨文化之源的新方法就是“深度描写和地方性知识”，这种方法要求调查者通过观察、移情和认知等方法研究调查对象，强调研究者要“自觉地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并重建新的知识结构”。运用这种方法，以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学“就不再是寻求规律的实验性科学，而是探寻其底蕴的阐释之学”。^[39]随着人们对田野调查科学性怀疑的加深，阐释人类学等追求田野调查人文特性的研究领域的影响日益扩大。人类学(包括作为其主要研究方法的田野调查)也正因为其兼具科学性和人文性，同时又在两者之间“徘徊”的不确定性而具有了独特的魅力。史学田野调查也像人类学的田野研究一样，不必再以田野调查是否算是精确的科学而自我困扰。^[40]

史学田野调查因其课题及所提出的社会问题的差异，不一定拘泥于是科学的还是文化的，换言之，它可能是以实证为基础的分析因果关系及其普遍性的“科学”，也可能是注重阐释的“人文学科”，同时，它也可能兼具科学性与人文性，既探讨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又以“通感”或“体验”去理解它们。史学田野调查不仅要“还原”社会变迁的真实状况，确定社会变迁的起因、经过与结局，还要给社会变迁以因果解释。当然，史学田野调查还可以对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个人行为与群体行为，乃至对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作出“理解性解释”。^[41]史学田野调查具有科学—人文双重性，它既是追寻社会文化的历史法则的“解释”之学，也是以主观体验为基础的“阐释”之学。

【注释】

[1]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6页。

[2]［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3]John R．Hall．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Formsof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Sociological Theory，1992，10(2):164—193．

[4]John R．Hall．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Sociological Theory，1992，10(2):164—193．

[5]［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6]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7]［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8]［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周辉荣、井建斌等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159页。

[9]同上书，第50、68页。

[10]同上书，第119、213页。

[11]胡鸿保、陆煜:《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胡鸿保、陆煜以族谱研究为例，比较了历史学与社会学在理论取向上的差异对各自研究方法的影响。他们指出:“历史学家对于族谱的研究往往局限在考辨真伪，辨明之后则对其中的所谓‘虚构’成分不再作进一步的思考;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者正是从‘虚构’里发掘出了隐含的社会意义或族群认同。无论是真实的或虚构的记载，其根源都在于人们对自身及所属群体的现实处境的理性或感性思考，都是编纂者的族群意识的忠实反映。重要的不是这种虚构可能带有多少真实性，问题在于，对宗族历史的虚构行为本身就是有社会意义的。”

[12]John R．Hall．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Sociological Theory，1992，10(2):164—193．另参约翰·R．霍尔、玛丽·乔·尼兹著，周晓虹、徐彬译:《文化:社会学的视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405页。

[13]John R．Hall．Where History and Sociology Meet:Forms of Discourse and Sociohistorical Inquiry．Sociological Theory，1992，10(2):164—193．

[14]［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Anthropology: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页。他认为，尽管理论无法证实，但却可以证伪。举出反证是评估理论的主要途径。

[15]Jack A．Goldstone．How to Study History:The View from Sociology．Historical Methods，1986，19(2)．

[16]［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封积文等译:《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17]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18]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www.daowen.com)

[19]郭志超:《田野调查和文本写作例评》，《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

[20]同上。

[21]同上。

[22]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23]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20页。

[24]同上书，第316—317页。

[25]同上书，第318页。

[26]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7]同上。

[28]何星亮:《人类学民族田野调查的历史与未来》，《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9]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30]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31]［美］查尔斯·蒂利:《在社会学与历史学交叉点上》，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32]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8页。

[33]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21页。

[34]Isabella C．McLaughlin．History and Sociology:A Comparison of Their Methods．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26，32(3):379—395．

[35]Franz Adler．The Basic Difficulty of Historical Sociology，Sociological Quarterly，1961，2(1):3—20．

[36]Frank A．Salamone．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ieldwork and Their Consequenc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1979，81(1):46—60．

[37]J．A．Barnes．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The British Journalof Sociology，1963，14(2):118—134．另参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Crisis 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38]Frank A．Salamone．Epistemological Implications of Fieldwork and Their Consequences．A-merican Anthropologist，New Series，1979，81(1):46—60．

[39]［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页。

[40]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另参李彬:《社会文化变迁对田野调查的挑战》，《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41]［法］Raymond Aron(雷蒙·艾宏)著，齐力、蔡锦昌、黄瑞祺译:《近代西方社会思想家:涂尔干、巴列图、韦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