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社会现象的功能分析是以一个假设为起点的。这个假设认为，一个社会各个组成部分的最低限度的整合是这个社会存在下去的必要条件之一，在每一个社会中，结构的作用就是保持必要的整合，所谓功能就是结构维持这一必要的整合的过程。^[67]依照这一假设，各种社会制度都是一些协调一致的整体，这些整体不能接受导致矛盾结果的习惯或习俗。^[68]按照功能主义的看法，在一个社区中，人们由个人利益的纽带而组织起来，出于共同利益而共同活动，利益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织、行为协调一致。这种协调性、同一性和体系化的组织或关系就是社会结构。这些相对固定的社会关系不仅影响个人的生活，而且制约着社会性质。社会关系对个人和社会的作用就是社会功能。功能主义既强调结构，又重视功能，认为结构和功能有如生物的组织和生理，但比生物体的组织和生理更加复杂、更不稳定、更富于变化。^[69]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不能分开讨论，因此，功能主义又称结构功能主义。^[70]有学者将功能主义理论归纳为四个基本的命题，它们包括:“(1)社会是一个大系统，包括相互依存的各个部分;(2)系统总体的出现早于各个部分，只有把各个组成部分纳入社会大系统才能正确认识这些单一部分——文化信仰、法律制度、家庭组织、政体以及经济技术组织;(3)部分具有保持整体平衡的功能，社会各个部分与整体系统之间的联系是功能上的联系;(4)社会系统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存是功能上的依存，各个部分互为基础，相互一致，和谐共存，为维持整体服务。”^[71]

涂尔干把功能解释为社会现象与社会整体之间的客观联系。他使用生物有机论中关于功能、需求、必需品、正常状态以及病态等假设，将有机论融入社会学。在他看来，“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每一种社会因素、社会事实、社会结构都在发挥各自的功能”。^[72]拉德克利夫-布朗和马林诺夫斯基都主张，作为整体构成要素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是功能分析的主要内容。拉德克利夫-布朗指出，社会结构不过是各种各样的个人关系所构成的网络。马林诺夫斯基也指出，相互具有特定关系的人围绕着某些目的形成的制度或组成的团体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73]不论是拉德克利夫-布朗所说的社会结构分析，还是马林诺夫斯基主张的制度和群体分析，他们都提倡将研究对象视为各种关系互动的产物，并从整体层次研究这些关系。功能分析方法在人类学以及社会学中影响巨大，雷蒙·布东(Raymond Boudon)甚至认为，“功能分析是唯一可以用于研究某些社会学问题的方法，在解释那些唯一存在的典型现象时”，功能分析方法尤其适用。^[74]

在功能主义者看来，社会自身的功能是多向的，包含诸多相互联结的方面。社会具有维持模式的功能，“维持着建立在终极实在取向基础上的社会的最高指导原则”;社会具有整合的功能，“确保社会子系统中各个部分或各个单位与整个社会必要的协调一致，尤其是社会的整体组织和整体运行”;社会具有确定和完成目标的功能，“确定社会的总体目标和动员社会成员完成这一目标”;社会还有适应的功能，“社会对各种环境条件具有普遍适应性”。^[75]因此，与因果分析方法强调从因到果的单向关系不同，功能分析更多强调的是社会现象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76]认为“变量取决于对象”，因而，“从任何角度都能形成因果关系”，^[77]任何一方都能够引起变化。与因果分析相比，功能分析更关注社会现象和社会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回答的是“怎样产生变化”的问题。^[78]

在研究实践中，功能分析方法特别强调研究对象的整体性与完整性。吴文藻指出:“在一个特殊社区之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成一个整体。在研究任何一方面时，必须研究其他各方面的关系。因此，研究一个社会中的经济生活，若不同时考虑它和家族或氏族组织……及社会制度等的相互关系，就不能完全明了它的经济方面。这样就是说，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它的功能，而且只在发现它的功能时，才能了解它的意义。在研究任何‘风俗’或‘信仰’时，必须把社区看作一个统一的体系，然后来定它在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79]徐平将之归纳为在社区研究中应“注意社会生活的完整性，总是把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看作互相关联的整体，反对孤立片面地看问题……寻求每一种社会活动的功能，从功能来理解其意义，由此发掘出社会关系，构筑社会结构，从而理解文化的完整性和变异性”。^[80]具体而言，功能分析方法要求研究者既要重视实地考察，又要重视透过实地考察分析文化功能关系。在田野研究中，功能学派甚至为研究者确立了包括“区域、语言和文化”等要素的研究框架。所谓区域，就是选择某一个社区作为田野考察的依据(需要特别关注区域的地理和物质环境);所谓语言，不但需要了解研究对象的语言，还要通过深究语言的意义，以此作为“解释文化的根据”;与区域环境和语言思想密不可分的文化，更是关注的焦点。^[81]

同任何其他的社会研究方法一样，功能主义也有其局限，这招致一些学者的批评。有学者认为，功能分析方法的假设前提往往并不符合社会的具体情况，因为作为其理论基础之一的社会“整合”只是一个研究假设，并不是客观的现实。^[82]针对拉德克利夫-布朗提出的社会各个构成部分的“功能一致性”，有学者认为以“功能一致性”为前提的功能主义过分强调平衡状态，具有目的论性质。同样，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亦有过分强调生物性需要之嫌。批评者认为，生物性需要固然具有普遍性，但如果将这种普遍性过分推广至社会与文化研究领域，反而不利于解释不同文化间的差异。^[83]

功能分析虽然易于说明变化，但要将它所分析的变化普遍化、法则化却是困难的。事实上，由于功能分析的目标并不是探求类似于历史法则一类的东西，如果经由功能关系的研究去尝试“一般化的推论，可能会陷于内容虚无的抽象化境地”。^[84]还有学者认为:“功能主义从结构满足需要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现象，往往忽略了互动中行动者的活动过程，而且过分强调了社会结构对行动者的‘外部强制力’……这样一来，互动中的个体能动作用就被忽略了，而结构被看作是一种超脱于对它进行再造或改造的行动者之外独来独往的东西。”^[85]这样，功能主义只能是一种关于社会行为结构的理论模型，而不是能够解释社会行为的理论模型。^[86]

在历史研究中，功能分析方法也有明显的缺陷。尽管功能主义对于分析一个社会的整体特征是有效的理论模型，但它却不能解释一些贯穿于各个社会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贸易、外交以及征服等，而这些方面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却是至关重要的。^[87]在方法论上，功能主义确有排除历史的倾向，因而难以用于解释社会变动。因此，有学者主张在人类学分析更为复杂的社会时，需要在研究中引入历史分析方法。^[88]正如林耀华在评价功能学派与批评学派在研究方法上的优劣得失时所说:功能学派“并不重视历史的探讨或文化的起源，特别注意实地的调查，详细记录考察情形。该派的贡献，在于社区研究，在于叙述实情。看到社区内文化的整体以及各方面的互相关系是其长处，忽略文化间的历史背景和经过历程是其短处。实则，批评学派的纵的研讨和功能学派的横的分析，尽可以熔于一炉，互为他山之助”。^[89]可以说，如果结合历史分析方法，功能关系分析能够很好地解释历史过程中的个别现象。

由于功能分析侧重于解释维护系统整体的各个部分的相互联系，强调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因而，在功能分析中有关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常常变得模糊。^[90]有学者提出，如果将功能分析与因果分析两种方法结合为用，就可以弥补功能分析方法在因果分析中的局限。从根本上讲，因果分析和功能分析并不是两种相互对立的研究方法，因为在因果关系中包含着功能关系。“所谓因果关系即‘A带来B’，所谓功能关系就是‘A与B相伴而出’。功能关系是一种静态的把握，而因果关系则是一种动态的把握。”^[91]因果关系和功能关系都是具有普遍性的倾向，而且，两者是并存的。因果关系与功能关系的内在统一性，对史学田野研究中的功能分析具有方法论意义。研究者在分析社会变迁时，既需要从相对稳定的结构关系的角度分析一个社会各个构成部分的功能关系，又需要从动态变化的过程把握社会现象的因果关系。同样，因果关系与功能关系所反映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动态与静态的一致性，对史学田野研究的整体研究方法和过程描述方法也具有启示意义，它说明，史学田野调查的整体研究和过程研究，要求研究者既要从社会变迁的各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去理解社会历史的进程，又要将社会变迁的各个要素置于历史演变的过程中加以研究，从而在时间与空间(社会空间)的整体视野中深化对区域或社区变迁的理解。

总之，田野调查的资料来源、收集研究资料的方法、分析资料的适用模式以及理论是相互影响的，而且需要研究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反复琢磨，往复求证。不同的研究课题，应有不同的研究策略。田野调查资料的分析方法当然并不限于这里讨论的几种，研究者自可根据所研究的问题和收集的材料，选择其他适当的理论与方法。从某种程度上讲，“史无定法”也适用于史学田野调查。史学田野研究运用理论需要考虑理论的适用性，还要充分顾及理论自身的局限，并在运用理论的过程中有意弥补理论自身的缺陷，尝试以田野研究的成果对理论作出反思和修正。

【注释】

[1]Roger A．Berger．From Text to(Field)Work and Back Again:Theorizing a Post(Modern)-Ethnography．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93，66(4):174—186．

[2]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3]同上书，第227页。

[4]［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5]［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周辉荣、井建斌等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6]同上书，第56、209页。

[7]［法］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1993年版，第2页。

[8]Fatma Müge Gek．Whither Historical Sociology?A Review Essay．Historical Methods，1995，28(2)．

[9]［美］康拉德·菲利普·科塔克:《人类学》(Anthropology:The Exploration of Human Diversity)，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10]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页。

[11]［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50页。

[12]［日］绫部恒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03页。

[13]［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48页。

[14]［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0页。

[15]同上书，第72页。

[16]［日］绫部恒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0页。

[17]［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800页。

[18]［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周辉荣、井建斌等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19]同上书，第92页。

[20]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449页。

[21]同上书，第23页。

[22]同上书，第366—367页。他认为:习俗的意义可能因时而异、因地而变。因此，叙述每一习俗时，除引用乡人解释的意义外，还应尽量追溯习俗源流，与现行说法互相参照。

[2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24]同上书，第22页。

[25]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2页。

[26]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页。

[27]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28]同上书，第177页。

[29]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30]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31]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2—183页。

[32]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4页。

[33]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34]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9—270页。

[35]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开挖武林港至江涨桥运河河道，历时十年，始告竣工，名新开运河。大运河走向自此改变，舍自长安经临平至杭州的旧河道，转经塘栖至杭州，塘栖遂成为大运河上的交通重镇。参见《塘栖镇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年版，第17页。

[36]［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周辉荣、井建斌等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

[37]另有学者认为，历史阐释的目的“不是呈现什么规律、动力，而是还原惯例、行为、风俗，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客体本身……这些促使我们深刻理解社会秩序、历史变化和总体心灵”。［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74页。

[38]［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页。

[39]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40]［美］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8页。

[41]乔健:《谈中国研究的一些方法论问题》，《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当然，并不是说社会学和人类学研究的所有课题都需要关注历史层面，实际上，一些学者的研究较少涉及历史分析，甚至需要特意回避历史分析，因为他们主要关注社会行为和相互作用，这些研究较少提及某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或时代。这些学者的研究领域涉及诸如理性选择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乔健曾提到他本人的研究经历。他在研究计策行为的时候，并不考虑这种行为的时代性，因为不管是古代还是近代、传统还是现代，计策行为都是一致的，具有很强的延续性。据此，他认为一些文化现象具有高度的历史一致性，并不因朝代的更迭而变化。因此，在研究这些文化现象时，就不需要运用历史分析方法。同样，在中国悠久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不变的制度和观念，历史分析方法也可能是不适用的。(www.daowen.com)

[4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43]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44]周天游、葛承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新趋向》，《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45]［英］詹姆斯·史密斯(James J．Smyth):《柯科迪的社会变迁与经济生活，1891—1987》，［美］S．肯德里克、P．斯特劳、D．麦克龙编，王幸慧等译:《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历史社会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46]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

[47]［美］M．E．斯皮罗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4页。在这里，文化被认为是“一种认知系统，即一系列被纳入相互连结的有较高度秩序的网络和结构中的关于自然、人和社会的‘命题’(这些命题既是描述性的，又是规范性的)”。

[48]［法］爱弥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49]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50]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76页。

[51]同上。

[52]［美］M．E．斯皮罗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9页。

[53]费孝通:《江村经济》，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84页。

[54]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276页。

[55]［美］卡罗林·布莱特尔著，徐鲁亚译:《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56]［美］克莱德·M．伍兹著，何瑞福译:《文化变迁》，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9—90页。

[57]保罗·金里奇(Paul Gingrich)认为，采纳历史方法的最佳途径是不要事先假定人类历史有一个特定的方向，或者必然进化到更高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而且，或许也不存在历史变迁的必然性或目的性。变迁的确会发生，但变迁只是许许多多影响因素相互作用以及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是人们计划中的，另外一些则是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因为它们只是人们未能预见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只是巧合或偶然的结局。肯定存在主导社会朝向特定方向变化的社会力量(例如市场、交换)，也肯定存在强有力的个人或群体，他们试图对变迁施加更多的影响，但在社会中的芸芸众生也可能抵制甚至改变这些力量。一些当代的研究假设全球化和民族国家的衰落是具有必然性的主导力量。尽管这种力量是强大的，也存在另外一些力量(比如传统文化)抵制变迁。因此，有学者认为，在理解“现代化”变革的过程中，如果忽略文化多样性，就会把现代化简化或降格为“西化”。这一观点对历史分析具有启示意义。回到历史分析的讨论，就是说历史分析应该尽力避免陷入民族中心主义(或其他中心主义)的误区，也不能误入某种必然性的陷阱。相反，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分析研究社会变迁的多个选项和多种可能的路径，以推进不同文化与不同区域之间的沟通与相互理解。

[58]［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59]［法］Raymond Aron(雷蒙·艾宏)著，齐力、蔡锦昌、黄瑞祺译:《近代西方社会思想家:涂尔干、巴烈图、韦伯》，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第222页。

[60]［美］伊恩·罗伯逊著，黄育馥译:《社会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6页。

[61]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62]同上。

[63]［法］雷蒙·布东著，殷世才译:《社会学的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56页。

[64]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65]同上书，第19页。

[66]Timothy Jenkins．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Man，New Series，1994，29(2):433—455．

[67]［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68]［法］雷蒙·布东著，殷世才译:《社会学的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3页。

[69]［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

[70]同上。

[71]［美］胡格韦尔特著，白桦、丁一凡译:《发展社会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

[72]董进泉、王建华等编著:《历史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73]［日］绫部恒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0页。

[74]［法］雷蒙·布东著，殷世才译:《社会学的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3页。

[75]［美］胡格韦尔特著，白桦、丁一凡译:《发展社会学》，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9页。

[76]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77]同上书，第178页。

[78]同上。

[79]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

[80]同上。

[81]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4页。

[82]［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2页。

[83]［日］绫部恒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页。

[84]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78页。

[85]［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38页。

[86]Elizabeth Tonkin．Investigating Oral Tradition．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86，27(2):203—213．

[87]同上。

[88]［日］绫部恒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34页。

[89]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90]［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2页。

[91]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