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社会理论往往并不重视社会现象的历时性变化过程，而历史研究者关注的核心通常是社会现象伴随时间流逝而发生的变化。学科研究取向的差异不免导致相互的隔膜，一些历史学者对社会理论的怀疑乃至拒斥，正是由于社会理论过于抽象，^[38]在面对生动而具体的历史现象时，时常显得苍白无力。基于同样的原因，一部分社会学家也认识到过分抽象的社会理论的局限，他们在研究社会理论时，会给予社会现象的历史特征以足够的重视。其实，关注社会现象的历时性变化实乃社会学由来已久的传统，这一社会学研究的传统与历史学重视过程的特征一起形成了史学田野研究重视历史进程分析的研究方法的基础。由于史学田野调查方法论所具有的史学根源，史学田野调查应当特别注重不同时期事物的变化。史学田野研究进程分析的研究课题包括特定制度在几十年时间内的变革，也包括整个区域社会或一个微观社区在数个世纪之间的变化，一些田野研究关注的历史进程甚至有更加长久的时间跨度。可以说，历史进程描述与分析方法适用于不同区域、不同时段、不同侧面和不同程度的社会变迁研究。

对于微观社区的田野调查来说，考察社会变迁常用的历史进程分析方法之一就是“复原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对历史文献的记载、被访人的口述记录以及研究者实地观察所得的直观影像资料的综合分析，“复原”以往历史场景乃至历史过程。在人类学研究中，批评学派(又称为历史学派)特别重视对历史上文化变迁状态的“复原”。批评学派人类学家对文化区的研究，即是依据实地调查所收集的资料，“考察各文化区的文化特质，并追踪这些特质的来去迁移……复原已往经过的历史”。^[39]一些学者在研究美洲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变迁时，即采用这种方法。他们广泛访问某些部落的年老成员，让这些成员详细叙述他们自己的经历，研究人员从这些访谈中获知并记录这些成员的经历及其前辈流传下来的事情。^[40]由此，人类学家得以“重建”印第安人社会文化变迁的历史进程。

在社会变迁研究中，历史进程分析方法还强调历史源流的追溯，通过追根溯源，明了社会制度与文化特质的历史延续性，以此深入认识社会变迁的历史动因。乔健在讨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时，强调应该重视历史根源的追踪。他以乐户研究为例加以说明。他在山西东南部做田野调查时，注意到乐户的实际收入高于一般农户，同时乐户在社会中还扮演一些特殊的角色，然而，他们的社会地位却极低，受到的社会歧视十分严重。乔健认为，若要解释这一似乎是相悖的现象，需要“从历史上去追寻”。经过研究，他发现乐户最早的形象是“巫”，北魏开始乐户变为“罪人”，唐朝时最有名的乐户施广仍然与“巫”有关系，明代乐户有一部分实际上是被处置的政治犯的亲属，清代乐户的家属从事“唱”，乐与“唱”不分。他认为这样的历史延续下来，乐户的社会地位因而极低，但这一群体与“巫”的关系虽经千年流光冲刷仍得以保留，因此，他们又可以担当社会中的特殊角色。例如，在过春节的时候协助地方政府组织“春游”、到人家家里“驱鬼”等。乔健以此为例，说明历史研究在探讨社会文化现象中的价值，因而也推崇费孝通提出的研究方法，即“社会组织不能只是平面地看待，还要垂直地看待”，因为“中国社会有很多的现象，都必须从历史中去追踪，要重视历史资料的研究”。即在研究当前的社会现象时，要重视历史根源的分析与追溯。^[41]

作为田野研究方法的历史进程分析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即在对社区或群体的研究中，应该重视历史(或传统)因素的分析。在20世纪上半期有关中国农村社区生活的经典田野研究中，学者们均十分注重历史(或传统)因素的作用，并将现实社会置于历史视野或社会变迁背景中予以分析。费孝通对江村经济的研究，就关注到这个村庄与大多数中国村庄一样，正在经历着一个巨大的社会与经济变迁过程，他的研究目标就是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面临的问题。作者在分析新的社会经济动力对人民日常生活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传统经济背景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中国经济生活变迁的真正过程，既不是从西方社会制度直接转渡的过程，也不仅是传统的平衡受到了干扰而已”。^[42]江村研究对于田野调查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价值。史学田野调查虽以历史上的社会变迁为研究重心，但当研究人员进入调查地点时，观察到的只是以往社会变迁的“结果”，是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研究人员需要透过“当下的社会情境”去探知已经发生的变化，并从历史的维度理解现实，给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以历史的阐释。

吴文藻在谈到社区研究方法时，特别强调追溯历史对于社区研究的意义:“社区本是文化在时间上和地域上的一个历史和地理的范围……时间性的认识，较之地域性的认识尤为重要，因为文化原为历史的产物。社区生活如果离开了时代背景就无法了解。”^[43]因此，研究农村社会应考虑农村社会结构、社会生活、生态环境、交通运输、作物种植等方面的历史传承性。^[44]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马西(Douglas S．Massey)指出的:“地方区域很少仅有一种经济结构形式，它们是漫长、多样历史的产物。不同的活动和各色的社会组织来来去去，建立它们的主宰优势、徘徊逗留，然后死亡消逝……每个结构并不是依直线方式层层堆叠，依次让位给下一个新结构。事实上，这样形成的地区结构往往是混合而不均匀的……这样的地方变迁及其特性不只是较广泛过程的一些简单反映，地方区域不只是消极地轻易接收一些全国性或国际性变迁。已存在于地方层次中的丰富多样条件，也会影响那些过程本身的运作。”^[45]有鉴于社会的发展具有历史性和连续性，史学田野调查需要将历史传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在对历史传统的研究中更多借重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既“从各个社会比较的角度看待传统，也从社会、经济、风俗习惯、心理素质等各个方面来分析传统，以发现阻碍社会发展的各种原因，包括隐蔽的、间接的原因”。^[46]

例如，社区研究关注的文化，就需要从历史变迁的角度去认识。按照人类学者的看法，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文化的命题是传统的，也就是说，这些命题是在社会群体的历史经历中形成的，而作为一种社会遗产，是社会行动者通过各种社会传导过程(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获得的，而不是由个人的经历构成的”。^[47]因此，在研究文化时，历史分析方法“能使我们把某项制度分解成它的各个组成要素，因为它向我们展示了这些要素在时间中是怎样相继而生的。此外，历史分析还可以把其中的每个要素置于它得以产生的条件之中，藉此我们才获得了确定这些要素之形成原因的唯一手段。每当我们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中选取与人类有关的某些事件，如宗教信仰、道德戒律、法律准则、美学风格或经济体系并着手解释的时候，必须追溯其最原始和最简单的形式，尽力说明在那个时代标志它的各种特征，再进一步展示它是如何发展起来，如何逐步变得复杂起来，如何变成我们所要讨论的那个样子。很容易理解，确定我们的研究起点对这种循序渐进的系列解释至关重要，因为所有其他解释都是据此为出发点的”。^[48]正如徐平所言:“要想完整深刻地认识一个民族的文化，必须追溯这种文化逐渐形成的过程，而历史学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观点和方法。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族文化传统的积累、演进过程。特别是在研究文化变迁上，更需要深邃的历史洞察力，一个民族文化的更新，总是在传统文化基础上的更新。抛开昨天，不可能很好地认识今天。”^[49](www.daowen.com)

如前所述，功能主义强调社会的整体性与系统性，这使功能分析方法长于研究社会现实和社会整体，而不利于分析社会变迁中的文化变异。^[50]人类学者承认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文化内部的各个方面是相互影响的，人类学研究的核心也被确定为渗透于文化现象中的一般法则。按照这一目标，文化研究未必注重有关文化现象历史起源的理论，但作为一门归纳性科学，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必须依赖对事实确切的观察。由于观察和研究的文化现象归根到底都是历史现象，都有其本末源流，因而田野研究又不可避免地依赖有关文化现象历史的真实描述。^[51]斯皮罗(Melford Elliot Spiro)进一步阐释说:“文化所包含的命题是‘传统’的命题，也就是说文化是典型的历史产物。因此，任何对文化的适当描述都必定是一种历史的描述。”^[52]费孝通在文化变迁研究中，注意到文化的某一方面或某一局部的变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其他方面的变革，而且这种局部之间相互影响的文化变迁过程具有持续性和普遍性，直到整个文化的整体发生完全的改组。有鉴于此，史学田野调查在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的研究中，有必要关注社会和文化的不同方面和不同部分发生变异的顺序。^[53]在研究实践中，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强调文化是不断变异的，并以传统为背景，将传统文化在西方影响下的变迁作为关注的焦点，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则是将实地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54]

田野调查方法常常被用于研究微观社区，这些微观社区的社会结构通常相对简单，研究者甚至可以在微观社区与外部世界之间划出相对明确的边界，但这些微观社区又是更大的社会结构和历史进程的组成部分。因此，社区研究不能无视历史，研究者应该承认他们研究的社区现实与历史的关联。在一定的意义上，人类学者只有在他们的研究中关注到社区的历史层面，他们的研究才是真正实证主义的，也才是真正科学的。历史人类学家善于将地方性区域研究与宏观历史问题联系起来，并在跨文化比较的框架下加以研究。许多历史人类学家正在利用这种方法从事社区研究。弗里德利奇(Paul Friedrich)在研究墨西哥革命时期的纳兰哈(Naranja)社区时，一方面研究了政府档案和土地档案，另一方面对当地老人进行访谈，进而对该社区的现代生活进行内部分析，并将之与其他村庄进行比较，通过重建19世纪晚期的社区历史，研究了“土地改革和土地政治的起源与发展，以及农民观念和农民反抗技术的形成”。有评论者认为，这项研究是关于地方、地区和国家历史话语以及关于民族志“碎片”一般性解释的最有趣的论述。同样，一些关注“小地方—大问题”的历史人类学家正在研究文化接触、殖民主义、资本主义和国家渗透，“他们将地方性事实提升到世界历史事实的水平……以使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资本主义不平衡发展加深理解”。^[55]

有学者将依循时间维度的历史研究方法区分为剖面研究和历时研究，其中历时研究又被区分为三种不同的方法:(1)趋势研究，这是一种对一般总体内部历时变化的研究;(2)世代研究，是对亚总体或时代历时变化的研究;(3)小样本多次访问研究，是对同样的受访者进行多次访问。研究微观社区社会变迁的另一种方法是剖面分析法。这种方法是通过考察在某个时间点上人们行为、信仰与态度的变化范围来推断变迁的进程。不管是过程的复原，还是通过不同时间点上若干社会变迁变量的变化来衡量社会的进程，这种关注纵向变化的过程分析方法宜于我们了解社会如何变化、因何变化。^[56]

值得说明的是，在史学田野调查过程中，我们不应对自己研究的历史现象作出“先入为主”的理论预设，倒是应该关注不同区域社会历史经验的特殊性。在做社区历史分析的时候，要尽力避免假设存在某种社会变迁不得不依循的规范或不得不趋往的方向，同时还要避免假设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必然性与目的性。在一些地区，社会历史经历了巨大的进步，但在另一些地区，却较少经历进步，甚至发生退化。历史分析的前提就是尊重这种进步与退化的多种可能性，而不是预设一条社会进步或进化的必然路径，然后只是关注这条进步的路线而忽视了历史变迁的多样性。^[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