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从事史学田野调查时，我们需要为实施调查的田野地点划定一个明确的边界，但诸多田野研究的经验显示，并不存在“与世隔绝”的田野调查地点。一个在政治、社会、文化和经济上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孤立“地点”在田野研究的现实中是找不到的。^[1]这一事实要求实施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将一个特定区域或特定地点的田野研究置于整体的视野中。史学田野调查的整体视野有多重含义，它不仅仅指的是调查区域的空间关系，更重要的是强调社会现象之间的普遍联系。

整体分析方法是将人类社会及人类的活动视为整体，注重全方位地考察人的活动、考察各种不同活动之间的联系，认为如果将单个的社会生活侧面孤立地看待，整个社会就无法理解。历史学的整体研究方法是将人类及其生态环境视为整体，强调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关系。美国历史学家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提出，历史学要“全方位考虑人的活动”，并将区域史和地理环境引入历史研究。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他的《新史学》中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作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应该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写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与感情。”^[2]这一看法可以当作对整体史研究方法最为宽泛的理解。按照这一解释，即使是对个别社会现象甚至某一个人行为的分析，也不能局限于局部或个体的孤立研究，而应充分考虑构成社会的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社会现象与其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3]

年鉴学派是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倡导者与实践者，他们甚至提出了建立一种涵盖全部人类活动历史的目标。^[4]布洛赫(Marc Bloch)认为，在一种文明中，经济、政治、社会结构、信仰等所有的事情都是相互联系和相互控制的，^[5]他的《封建社会》就是从整体上研究欧洲封建社会的复杂结构，尽管他广泛运用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以及地形学、建筑学等证据，但他并未在个别的案例上过多着墨，而是对处于社会深层的基础结构做跨越时空的解释。^[6]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本人也强调这种整体史研究方法:“我们想要努力搞清某些结构和发展，并且要努力搞清维护传统秩序的巨大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三者的结合部从事研究。”^[7]他在对1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研究中，区分了环境(结构)、群体和事件三种类型的历史，但他的考察包括所有这三种类型(或三个层面)，并研究了所有的结构性力量、社会性力量和偶然的力量。布罗代尔创立的这种结构—群体—事件的分析范式体现了整体史研究方法的广阔视野。^[8]

整体视野作为一种研究取向或研究方法，并不限于历史学，也不限于史学田野研究，而是多个学科共同强调的研究方法。整体分析方法也是人类学的学科方法特征。一些人类学家甚至认为人类学是唯一的“比较与整体研究”的科学。在人类学中，整体论特别强调对人类状况的整体研究。按照整体论者的主张，对人类社会的研究应该包括过去、现在、未来、生理、社会、语言和文化等。^[9]在人类学看来，“每一民族或社会的文化是一个有系统而整合的丛体，在这整合的丛体中的每一个因素都是有机地关联着，也就是说整体的存在依靠每个因素的交相作用而维持。因此，变动一个因素，就可能牵引其他因素同时变动，变动的幅度太大时，也就可能影响整体的存在”。^[10]如在对仪式的研究中，人类学家认为“仪式的效用并不限于仪式的场合”，虽然“仪式往往会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举行。许多仪式，从个人生命转折仪式……到按时序重复举行的仪式，都标志开始和结束，这是事实。但是，在仪式上展示的一切，也渗透在非仪式性行为和心理中。尽管仪式在时间和空间上有自己的范围，但似乎也有渗透性。仪式之所以被认为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对于一系列其他非仪式性行动以及整个社群的生活，都是有意义的。仪式能够把价值和意义赋予那些操演者的全部生活”。^[11]对仪式的整体分析至少需要关注到几个不同层面:既要将仪式视为社会行为，研究仪式与非仪式性社会行为的直接关系，还要将仪式看作社会行为的“模拟”，以阐释仪式行为蕴含的社会意义;同时，应将非仪式行为当作分析对象，观察其中包含的仪式性成分。

按照整体分析方法，对人类社会中某一现象或某一制度的研究，应重视整体理解。莫斯(Marcel Mauss)在研究一种制度时，从未把它视为孤立的制度，总是把它作为一种整体的社会现象加以把握。当他研究外婚制度时，没有停留在婚姻规则之类的单一现象的层面，而是从制度与规则之中发现了蕴含于其中的女性交换。《馈赠论》发展了这种有关婚姻交换的观点，并以交换这一概念作为依据，进一步分析了赠予行为中所表现的社会、宗教、法律、经济和道德的意义，“从中抽取出其背后所潜藏的互酬性原则”。^[12]对制度的整体研究使他能够探索到那些潜藏在社会现象深处的文化法则。关注所有因素的制度分析方法有着坚实的实证基础，因为“在社会生活中，各种制度是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一个起了变化，就会对其他的制度发生深刻的、往往是预料不到的影响”。^[13]因此，制度分析不仅应涵盖不同制度之间的互动，而且应包括制度内部不同因素的相互影响。

涂尔干(Em ile Durkheim)强调社会整体，认为社会整体呈现的种种特征不可还原为构成整体的个体特征。基于他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功能分析方法吸引了一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14]人类学中的功能学派特别强调整体分析。早期功能主义以系统的观点来认识世界，将社会看作一个系统，认为社会是由彼此联系的各个部分组成的。功能主义对社会中相互联系的各个部分的分析集中在它们怎样满足系统整体的需求，从而使系统保持正常状态和平衡状态。^[15]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lfred Reginald Radcliffe-Brown)都认为:“文化或社会是由相互关联的要素构成的统一体。这种统一体的最小单位是个人，而个人则以种种形式与他人相结合，一方面保持一定关系，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占据一定位置。即使当事者即特定个人可能死亡或忽然中断，这种关系也至少要在相当一段时期长期持续。”^[16]

涂尔干等人实践并倡导的整体分析方法对社会学也有深刻的影响。社会学中的理论流派，包括功能理论、结构理论、冲突理论、互动理论等，无不强调整体分析方法。例如，在社会学家看来，即使是能够对社会行动施加影响的相对独立的“思想”，也多是来自某种特定的社会条件，“人们一般都愿意接受在他们看来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信仰体系”，进而，思想还是引起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因为我们总会尽量按照我们理想中的世界的样子塑造未来，以至于思想决定着我们心目中的必需，而为了满足这些必需，我们又会采取社会行动以实现必要的变革”。^[17]

在具体的应用中，整体分析方法强调不同层次的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强调在人类社会或社区内部各种因子的相互影响。例如，历史社会学的社会变迁研究并不局限于“上层研究”，也不局限于“下层研究”，而是强调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重视野观察社会历史的整体变化。因而历史社会学者所做的社会变迁研究往往涉及国家、劳动过程、人口趋势、城市化、犯罪甚至艺术等诸多重要方面。^[18]他们所做的社会革命研究同样是将不同层次的政治行为上下贯通。斯考科波(Theda Skocpol)从群体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角度考察社会革命，主张革命是由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国际关系体系和现存的社会经济塑造的，而不是由任何一个处于主导地位的群体塑造的。由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国家和阶级结构的迅速而根本的变革伴随着自下而上的阶级冲突。^[19]

中国的人类学家在对社区的研究中，成功地运用了功能学派的整体研究方法。吴文藻指出:“现代社区的核心为文化，文化的单位为制度，制度的运用为功能”，“功能的观点，简单地说，就是先认清社区是一个‘整体’，就在这个整体的立足点上来考察它的全部社会生活，并且认清这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是密切相关的，是一个统一体系的各部分。要想在社会生活的任何一方面求得正确的了解，必须就这一方面与其他一切方面的关系上来探索研究”。^[20]按照功能学派的观点，一个社区中各个方面的社会活动都是有连带关系的，不同的社会活动在功能上相互影响。社区研究不管以社会活动的哪一个方面作为起点，总会不可避免地涉及其他方面，因而，从社会活动功能关系所作的分析，可以“透视社会文化的整体”。^[21]林耀华在福建省义序村的田野调查中采用的研究方法，可以作为这种整体分析的范例。他在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注意了以下四点:“第一，社区基础。对宗族乡村的基础条件，如地貌、地名来源、人口、物产、职业等做全面考察。第二，社会结构。社区内的宗族社会组织，叙述生活的法则和规条等……第三，实际生活。有了整个宗族结构的形式，尚须逐一予以充实，如祠堂的功能和活动、亲属关系的作用、戚属朋友的往来等……第四，心理状态。即族人精神或心理活动，主要指他们的态度、意见、理解习俗的方式和形态。从功能论的角度看，这些习俗必有意义。”^[22](www.daowen.com)

费孝通的农村社区研究也是整体分析的典范。他所著《江村经济》“是对一个农村社区的社会结构和其运作的素描，勾画出一个由各相关要素有系统地配合起来的整体”。这项研究描述了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其目的在于说明农村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与社区社会结构的关系。^[23]《江村经济》既关注到了传统因素，又关注到了新的变化;既分析了经济活动，也充分关注到了文化、社会制度、人际关系等，^[24]并且将全部这些因素视为一个整体，由它们的相互关联研究乡村社区。费孝通认为:“如果要组织有效果的行动并达到预期的目的，必须对社会制度的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而且要同它们意欲满足的需要结合起来分析，也要同它们的运转所依赖的其他制度联系起来分析，以达到对情况的适当的阐述。”^[25]

人类学者在从事社区研究时，是将社区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尽管出于调查和研究的需要，他们会在整体之中选择某一个局部作为研究的论题，但他们不会因为以局部为研究中心而忽略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尤其强调要从整体的视野来理解局部。费孝通和张之毅在《云南三村》中提到，他们研究禄村、易村和玉村经济时，都不是孤立地研究这些村庄的经济，而是将它们与所在地的山区经济和山区人民联系起来进行研究。^[26]林耀华在谈到乡村社区结构的研究时，也同样强调“整体”研究方法，他说:“乡村社区的基础条件，不先认识，就无法进问社区结构。乡村的地理形势，与人文的关系，不得不谙熟;人口分配问题，整个影响社会结构，亦须详细调查;他如土地物产、物质器具、人民职业等等的经济条件，乃是人民命脉所系，尤须彻底考查。”^[27]运用整体研究方法研究社会组织，并不只是研究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而是同时考虑社会组织与物质因素、精神因素的关系，研究其与家庭伦理、道德观念和经济的关联。通过发掘某一局部与构成整体的其他局部之间的相关性，可以对研究的课题有更深刻的认识。^[28]

整体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特别强调研究对象是一个系统的整体，即要关注到“人类社会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它本身的完整性”。^[29]徐亦如在《实地研究与局内观察》一文中关于“事实必要连缀成整个的体系”的论述，精辟地说明了透过个体研究观察整体的方法。他说:“从小的个体要看出大的世界，在大的世界里也要知道小的地位;正如研究一个人、一个领袖或一个罪犯，其研究范围不止限于他的本身、他的生理与心理状态，更要顾及他的家庭背景与社会环境，一个人的问题即等于看成整个社会的问题，整个的社会问题要从研究一个人表现出来。个人如此，一个家庭、一种制度、一个社区，皆莫不如此。”他认为这种对“个体”的“缜密的探讨”，“言深则深无止境，言大则大无止境”。^[30]正如丁元竹所论:“文化因素不是孤立存在与发展的，只有在实地研究中发现其功能时，才能发现它的意义。在研究风俗和信仰时，把它们看成社区统一整体的一部分，并确定它们在这个整体中所处的地位”，并且，“把文化放在社会制度的关系中加以说明”。^[31]王铭铭曾批评那种忽视整体性的村庄民族志“缺乏对整个社会及社会与社会之间关联性的把握，更缺乏对上下关系的重视”。在他看来，“中国的村庄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如果村子之间不能互通有无的话，村子内部的基本生活都成问题”。^[32]

尽管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主要研究的是社区，但人类学者主张应将相对微观的社区放在更加宏观的结构性的历史场景中加以研究。目前越来越多的人类学研究者正在透过田野调查观察“比传统民族志包罗更广的‘局部知识’，比如，阐述制度性的或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或跨国家的政治结构对社会的影响……这与传统民族志的要求(诸如以当地话语描述文化现象)有了相当大的区别”。^[33]人类学者甚至建议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将民族志放在近代世界历史的背景中考察。一方面，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借鉴了历史人类学的方法，将非西方的历史与历史观念纳入世界近代史的研究;另一方面，人类学者也将整个世界近代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已经超出了人类学以往认为只有民族志才是人类学的局限。^[34]

我们在做京杭大运河杭州段沿岸市镇研究时，曾以余杭区的塘栖镇作为研究对象。在塘栖研究中，我们也提醒自己，应充分关注到这个市镇与它所在的区域整体之间的关联。塘栖镇地处杭嘉湖平原的中心，具有这一水网平原地区共有的地理特征。我们注意到其所处区域地理环境的长期变化是塘栖乡村社会变迁的重要因素;塘栖是京杭大运河岸边的一个市镇^[35]，在塘栖，大运河由东西向折为南北向，东苕溪与大运河在此交汇，塘栖乡村社会变迁又与运河沿岸自然环境和经济兴衰变化息息相关;塘栖南近杭州，是杭州水上交通、商业贸易的北部门户，因而其社会经济变迁长期受到杭州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塘栖社会变迁又须从城市—乡村关系的视角观察;作为一个与远距离贸易密切相关的商业市镇，塘栖社会变迁的步履甚至远远超越杭嘉湖平原乃至江浙等区域因素的局限，而涉及更为广袤的空间范围。对塘栖这一个案的田野研究，当然不能忽略上述个体与整体的时空关联。

建成于1498年，连接塘栖运河两岸的广济桥(2002年12月18日)

我们在桐乡市的实地调查亦注重整体研究。虽然始于2002年9月的这次调查侧重考察文化演进，主要目的是采集有关宗教信仰、观念、意识、习俗等变迁的口述史料，并收集相关的档案文献资料。然而，在实施调查时，我们并不限于对“文化”的考察，按照调查准备阶段的设想，我们须将文化置于社会变迁的情境中加以理解。因此，在实际调查过程中，农村社会变迁的整体过程仍是我们调查的目标。每到一村，村落人口数量和人口结构、人口流动和就业状况、种植业结构、农家生计等社会变迁的诸方面都是我们关心的内容。不管史学田野研究的对象是社区、机构、群体或其他自然单位，还是个人或群体与其所处的社会领域的关联，抑或是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整体分析方法都是适用的。

这类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给予我们的方法论启示是，史学田野研究不应将人们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人为地切断，将某个区域、社区或人群的经济生活、政治行为、伦理关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割裂来看。相反，研究者应该对一个社区中居民活动的各个方面做全面观照。对于史学田野研究来说，社区的整体史研究不是对人的活动做事无巨细的展现，而是强调人的不同活动领域之间的关联，强调社区乃至社会是人与环境关系、经济生活、社会等级、政治和文化等领域的组合，并且各个领域、群体、范畴之间的界限并非截然分明，它们的关系也具有流动性，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拥有对另一个领域的永久优势。^[36]进而，整体分析方法要求研究者对田野调查所获得的材料做“立体”的阐释，既要追溯源流，还原习俗、行为、惯例，又要透过曲曲折折的历史过程和纷繁扰攘的细节事实，发现深藏在所有这些“表象”背后的社会与历史演化的机理。^[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