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田野调查方法在微观社区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优势以及在县域研究中的适用性已如前述。这种方法同样适用于研究比县的范围更大的自然区域的社会变迁。自然区域指的是:“一个有同质地理环境与社会文化特性的比较大的地区，同质的地理环境包括差不多的气候、雨量、地形、土质以及野生的动植物等;同质的社会文化包括同样或差不多的社会制度、人口结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等。”^[60]在具有同质性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区域中，田野调查最常用的方法是典型调查。

典型调查方法强调个案对于整体的代表性，认为透过个案分析可以理解整体。运用这种方法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是选择典型个案，即确定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由于社会历史现象纷繁复杂，极少有个案能够完全体现整体的所有主要特征。为了避免以偏概全之弊，可在初步调查基础上，将所要研究的社会现象区分为不同的类型，再在不同类型之中选择个案加以研究。例如，20世纪30—40年代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满铁)上海事务所调查室在苏南农村的农家经济调查，虽然是以自然村为单位的，但“该调查采用了现代经济人类学的理论原则和学术模式，从而使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类型、不同经济状况的农村和农户的调查资料具有很高的统一性和可比性”。^[61]同时，满铁调查选择的村庄也具有很高的代表性，“满铁调查的苏南五县十一个村庄，代表了苏南农村的五种经济类型:农蚕结合型(大多数农户农蚕兼营)、粮棉轮作型、商品粮生产型、半渔半农型、亦工亦农型”。^[62]在做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研究的时候，我们也是采用典型调查方法做村庄个案研究的。我们依据初步调查的结果，将研究的村庄区分为不同的类型，比如以种植业的结构作为标准，区分出不同的类型，并以若干个个案作为不同农业区的典型，以此研究了蚕桑区、稻作区、桑稻区、棉稻兼作区和棉作区等不同类型区域的社会变迁。运用同样的方法，包含乡村工业和其他产业在内的市镇，也可依其经济特征作出类型区分。在研究信仰、风俗等文化变迁时，典型调查方法也是适用的。这样，我们选择几个有代表性的乡村和市镇实施实地调查，就可以由局部来观察整体，有助于研究区域社会变迁。

我们在江南农村宗教信仰的研究中也运用了典型调查方法。我们在南汇、常熟、新昌、桐乡、盱眙、遂昌等地采访了持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村民，也采访了一些道士、尼姑和牧师。我们发现，一些村庄的村民大部分信仰某一种宗教，另一些村庄村民的宗教信仰则不是指向某一种宗教。我们将这种单一或多种宗教信仰的构成称为宗教信仰结构。

新昌县南山村一座废弃的宗祠(停产的胶囊生产作坊，2002年9月22日)

通过实地观察和采访所得资料，依据宗教信仰结构的不同，我们划分出几种不同类型的村庄。大体而言，可以因其宗教信仰在村落中组合形式的差异，而划分为单一型、混合型、并列型等不同类型。其中，单一型又可区分为佛教型、道教型、民间信仰型、天主教型、基督教型。佛教、道教与民间信仰往往集于一村，从而形成混合型的宗教信仰结构。而在一些村庄，近代以来传入的宗教与传统的信仰并存，形成并列型的宗教信仰结构。

桐乡市濮院镇天主堂外景(2002年10月10日)

我们调查的大部分村落具有混合型宗教信仰结构，一部分是具有并列型宗教信仰结构的村落，还有少部分是单一型宗教信仰结构的村落(主要是天主教村落)。这些村庄往往是渔民村或以往的渔民村;有些则是基督教村落，如盱眙县古桑乡陈郢村(该村多数宗教信仰者为基督教徒)。以基督教、佛教、道教信仰作为并列的宗教信仰的村庄包括南汇的庙港、远征、果园等村庄，常熟的市新、凌巷等村则是天主教、佛教、道教信仰并列的村庄。混合型宗教信仰的村庄在江南地区最为普遍，大多是佛教、道教以及民间信仰混合。单一型宗教信仰体系的村庄要么信奉天主教，要么信仰基督教，以前者较为普遍。^[63]对上述不同类型宗教信仰的村庄，我们采用了典型调查方法。分别以庙港、谈家宅、南山村作为并列型、单一型和混合型信仰类型的典型个案，在这些村庄做了长期调查。

盱眙县陈郢村基督教堂外景(2002年11月9日)

除了这种典型个案调查式的“类型研究”方法，研究者还可以结合并运用统计资料拓展对局部研究成果的理解，从而深化对区域整体的认识。我们曾经尝试对某个历史时期江南区域农村经济做整体的历史评估。在这项研究中，我们一方面做了若干个村庄与市镇的分类典型研究，另一方面考虑运用有关统计资料以了解区域整体情况。例如，在区域农村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我们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人口与耕地问题。人口与耕地的变化固然可以在村庄的微观层面上去研究，但从数量统计的角度看，个别村庄的统计数据无法推导出区域性的结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我们决定对研究区域内的所有县做一个统计分析，以便将这种统计分析的结果与村庄、农户的个案研究的微观资料结合起来，研究区域农村经济的变化。我们从1912年调整(主要是合并)后的行政区划中，选择了49个县作为收集统计数据的地域范围。我们逐一收集了这49个县的相关统计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合计做整体的区域研究。由于这49个县覆盖的区域正是清代江宁、镇江、苏州、松江、常州、杭州、嘉兴、湖州、太仓八府一州的区域，研究这个区域可以方便地将20世纪上半期的农村经济变迁与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的明清时期的江南农村经济作比较。我们对耕地、人口数量的统计就汇集了江南49县方志中记载的不同时期的耕地与人口数据，其中讨论的农业人口比重、农村人口中劳动力的比重、劳动力在各业中的分布、种植业结构、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等，也都取材于这49个县相关文献的记载。这样，反映区域变化整体趋势的统计数据可用于解释在市镇与村落等典型个案中获得的有关微观社区经济与社会变迁的资料，反之，农家和村庄经济的微观资料也加深了我们对区域统计数据内涵的理解。^[64]

史学田野调查中的区域研究还强调全面考察影响区域社会变迁的各种因素，将地理因素、经济因素、人口社会因素、人文因素等一并考虑在内，并且将区域视为一个各种因素紧密相关的区域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对区域展开研究，具体而言，区域研究的整体方法要求研究者:“(1)重视地域环境，尤其重视地理、生态、气候、人口等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这些因素往往组成社区发展的结构性的限制，在更深的层次上制约区域和社区的社会发展;(2)重视人文社会因素，如文化观念、风俗习惯、语言等，它们也对区域或社区发生长期作用;(3)分析经济变量的作用，包括居民点体系、交通运输体系、市场等级、产业组织、就业与人口转移等。”^[65]沙莲香提出的解剖乡村地域社会的结构分析方法就强调这种整体视野。其结构分析的研究目标“是以经济结构为基础，根据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与地域劳动市场的扩大来展示农村的结构性变化……这种方法可以对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进行综合性的分析，可以对地域产业和劳动市场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进行分析，可以作为一种媒介去分析由阶层和集团为组成内容的社会结构;可以集中表现地域社会的结构，并以此掌握政治结构及其变动情况”。^[66]

在研究实践中，以区域整体社会变迁作为研究对象的田野调查往往还需要考虑区域内部的差异性，在关注能够呈现区域共性的那些特征的同时，还要充分反映区域内部不同地区、不同因素乃至不同的人口群体在社会变迁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例如，我们调查的古桑乡地处盱眙县南部起伏平缓的丘陵地带，以粮食种植业为主的农业结构无法给当地农家带来更高的收入，当地也缺乏发达的乡镇工业，到淮安、南京等城市做零工是当地农家农业外收入的主要来源。这种收入结构和常熟、南汇、桐乡等乡村工业发达地区的情形有很大差异。当地的习俗、信仰也与我们曾经调查的苏南、浙西颇多不同。盱眙是我们江浙沪系列调查过程中所到过的地理位置最为偏北的一个县，在这里所获得的堪称“反差”的农村体验，使我们关注区域内部的差异研究。事实上，如果深入到基层社区，调查者会发现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市镇似乎都有自己的个性，研究者要从这些不同的个案研究中区别共性与个性，兼顾个案特征中体现出的差异性与同一性，从而得出对区域的整体认识。

田野研究较为适宜的实地调查单位的选择，除了考虑选题之外，还要受到调查时间长短、经费数量、参与调查的人员数量等因素的制约。研究的社区可以是一个村庄，也可以是一个乡镇，甚至是数个乡镇或者是一个县(市)、数个县(市)构成的区域。一个村庄范围的微观社区比较易于实施田野调查，但所获资料往往有限;超过一个县甚至更大范围的实地调查，操作难度远远超过微观社区研究，但与微观社区研究相比，大范围的实地调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料，也有可能展开层次更加丰富的研究。^[67]

【注释】

[1]［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页。

[2]同上书，第19页。

[3]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99页。

[4]［美］卡罗林·布莱特尔著，徐鲁亚译:《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5]［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9页。

[6]同上书，第20页。

[7]［英］彼得·伯克著，姚朋、周玉鹏等译:《历史学与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7页。

[8]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9]［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75页。

[10]按照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模式，“个性作为一个系统包括三种不同但相互联系的结构。这些结构包括一个冲动系统或本我、一个认知—感性系统或自我和一个规范性惯例系统或超我。这个模式不仅比文化内在化模式复杂得多，而且它的假定的结构之一——本我——包括各种希望和欲望，这些希望和欲望中有许多经常甚至不断与文化发生冲突。此外，由于本我只是个性的一个结构，由于个性的另一个结构——超我——还包含内在化的文化价值，所以社会行动者的许多希望不仅与他们群体的文化要求发生冲突(外部冲突)，而且他们个性的一部分经常与另一部分发生冲突(内部冲突)。在后一种情况下，自我经历着寻求满足的冲动与妨碍满足的内在化文化价值之间的冲突。使这种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种冲突可能是无意识的，也可能是有意识的”。［美］M．E．斯皮罗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

[11]［美］卡罗林·布莱特尔著，徐鲁亚译:《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12]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21st Century:Crisis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13]［美］保罗·康纳顿著，纳日碧力戈译:《社会如何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14]同上。

[15]［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4页。

[16]Linda Shopes．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Problems，Paradoxes，and Possibilit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2，89(2):588—598．

[17]田野调查中的“社区”(communities)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这里我们采纳一种看法，即社区不仅是一个有明确边界的特定空间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还包括这个空间及人群负载的文化与历史。参见Linda Shopes．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Problems，Paradoxes，and Possibilit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2，89(2):588—598．

[18]［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9]同上书，第35—36页。

[20]张雄:《译者序言》，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1]杨懋春著，张雄、沈炜、秦美珠译:《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4页。

[23]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5页。

[24]同上书，第24—25页。

[25]同上。

[26]同上书，第26页。

[27]据周荣德统计，仅英文著作就有十八部之多，包括丹尼尔·库尔普(Daniel H．Kulp)《华南乡村生活》(Country Life in China，1925年)、费孝通《江村经济》(1939年)、陈达《华南侨乡》(Emigrant Communities in South China，1939年)、菲茨杰拉德(C．P．Fitzgerald)《五福塔》(The Tower of Five Glories，1941年)、杨懋春《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AChinese Village，1945年)、林耀华《金翼》(The Golden Wing，1948年)、西德尼·加莫波(Sidney D．Gamble)《定县，一个华北农村社区》(Ting Hsien:A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1954年)、杨庆堃《社会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村庄》(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1959年)、戴维·克鲁克(David Crook)和伊莎贝尔·克鲁克(Isabel Crook)《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十里店》(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1959年)等。参见［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5—36页。

[28]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www.daowen.com)

[29]乡村社区是指“聚集在农村地域范围内，以从事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群体和社会组织，根据一套规范和制度结合而成的社会实体，是一个农村地域社会生活共同体。也可以说，是一个农村区域社会”。参见王少哲:《农村社区及其发展》，《湖南社会科学》1993年第4期。

[30]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31]Roger A．Berger．From Text to(Field)Work and Back Again:Theorizing a Post(Modern)-Ethnography．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1993，66(4):174—186．

[32]［日］绫部恒雄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51页。

[33]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3页。

[34]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35]庄英章:《林圯埔:一个台湾市镇的社会经济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36]同上书，第2页。

[37]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0页。

[38]黄淑娉、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161页。

[39]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371页。

[40]［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11页。

[41]［英］丹尼斯·史密斯著，周辉荣、井建斌等译:《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2页。

[42]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20页。

[43]傲东:《参与观察、类型比较和文化变迁的经验基础——评费孝通与利奇之间的理论分歧》，《青海民族研究》2002年第1期。

[44]J．A．Barnes．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2):118—134．

[45]［英］雷蒙德·弗思著，费孝通译:《人文类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77页。

[46]郭志超:《历史人类学视野的畲族村落经济变迁研究》，《三峡论坛》2011年第1期。

[47]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48]同上书，第5—6页。

[49]同上书，第7页。

[50]费孝通:《从实求知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54页。同时费孝通也强调，在划分类型的时候，还要兼顾不同类型的共性。他以市镇类型的划分为例，指出“提出类型的目的，是为了突出市镇的特点，但在突出特点和个性的同时，不能忽视市镇所具有的共性性质，即是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市镇具有的某种特点，只是指它在市镇共有的许多职能中所表现的突出方面”。另参费孝通:《小城镇四记》，北京:新华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页。

[51]Philip Carl Salzman．Is Traditional Fieldwork Outmoded?Current Anthropology，1986，27(5):528—530．

[52]［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53]同上。

[54]陈璞:《新昌之社会调查》，《新昌地方史志丛刊》第一辑，浙江省新昌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1994年。

[55]陈璞:《新昌之社会调查》，《新昌地方史志丛刊》第一辑，浙江省新昌县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1994年。该调查全文约4万字，手稿现藏于新昌县档案馆，全文共计七章，包括历史及地理概况、人口调查、土地调查、劳工调查、教育调查、卫生调查、四大特产调查等，对20世纪30年代前期新昌社会状况有全面的记述。

[56]南汇调查也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包括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7]［美］M．E．斯皮罗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58]［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6页。

[59]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50页。

[60]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0—151页。

[61]曹幸穗:《旧中国苏南农家经济研究》，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12—13页。

[62]同上书，第15—18页。

[63]李学昌主编:《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另外依据2002年、2005年两次实地调查，部分成果未刊。

[64]相关数据及其分析参见李学昌、董建波:《20世纪上半叶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与市镇状况评估》，未刊稿，2011年。

[65]丁元竹:《社区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153页。

[66]沙莲香:《现代社会学:基本内容及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

[67]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