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田野调查方法尤其是常用的访谈法和观察法，比较适用于对微观社区的个案研究，也适于对文化的局部细节的描绘与解释，但在更大范围(例如，一个县的区域)的研究中，史学田野调查方法是否仍然适用?有些学者认为，田野调查所获得的局部的细节材料，的确有助于研究者讨论更大区域社会变迁的某些问题，但它所能解决的问题仅限于区域社会和文化生活的某些方面，对于那些关注区域社会和文化整体变迁的研究，由微观社区研究方法所获得的局部的、个别的、特殊的资料就不一定能满足需要了。^[51]为了获得较大地域范围的田野调查资料，研究者有必要选择大于村庄或市镇的田野调查地点。县常常被一些研究者用来作为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社区加以研究，因为“县不仅是一个行政单位，而且也是一个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完整的社区;它还是一个包括全面的社会生活而又运行有效的整体”。^[52]对于田野研究来说，县往往不失为一个合适的调查地域。

一些以社会变迁的某一方面作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课题，需要在比微观社区更大的地域范围收集资料，以便通过田野调查取得对调查对象尽量全面的认识。这类课题适合选择大于村庄或乡镇范围的社区作为研究区域。例如，周荣德关于士绅阶层的研究即以云南省昆阳县作为一个区域。他认为，县也是一个“研究社会阶层和流动而进行选样调查的适当的单位”。他的研究成果证明，县是一个适于做有关士绅阶层研究的区域，因为它的士绅人数足够使研究人员对这一阶层的特征、阶级属性、生成方式、社会功能作充分的分析。^[53]

侧重于区域社会变迁全面调查的研究课题，也不妨尝试以县为研究区域。县不仅在行政、经济等方面被视为一个整体，而且一个县域范围内常常存在不同的社区。这种明显共存的同一性与差异性有助于研究者“还原”社会变迁的复杂过程，并对各种区域因素作出评估。《新昌之社会调查》的作者陈璞在提到他选择新昌县作为调查单位时，就说他本人在着手调查之前，曾经为确定调查范围颇费踌躇:“县乎?乡乎?镇乎?村乎?此事最费思索。查新昌各乡之特殊情形颇多，与其作部分之调查而不能代表全体，不如作全体之调查而可得一县之梗概，故即决定调查之范围以县为单位。”^[54]此次调查实施的时间是1936年，当时陈璞按照统一制定的“调查大纲规定”实施实地调查，但调查大纲并未规定调查区域，调查的地域范围由调查者本人决定。陈璞注意到各乡镇的差异，认为任何一个乡镇都不足以代表新昌县的整体状况，故而他对新昌县的研究，以整个县域为调查对象。^[55]陈璞的调查是以掌握一个区域概况为目的的，因而他选择新昌全县作为研究的区域。

我们在研究20世纪农村社会变迁时，曾经以县为单位做过系列研究。在这些系列项目展开之初，课题组将江浙沪农村区分为不同类型的区域，并在每个区域内选择若干县做不同区域的典型县调查。1997—1998年，课题组在常熟、南汇、遂昌等地组织实施了以县域为单位的农村社会变迁历史调查;随后，在2000—2002年，又组织调查人员对常熟、南汇、遂昌的个别村庄做了追踪调查，并在桐乡、新昌、盱眙等县开始新的调查。目前，我们正在从事的余杭历史文化研究仍然是以县(区)作为调查区域。我们田野研究的经验显示，以县为单位的实地调查是切实可行的。

1998年5月实施的常熟农村社会变迁调查产生了一些具体的研究成果(包括李学昌教授主编的《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及一系列论文)。此外，在常熟的实地调查还给我们提供了通过田野调查方法研究一个县域的经验。具体的操作程式是:在选定一个县作为研究对象后，在该县范围内，再根据典型性选取若干乡镇做实地调查，最后，实施实地调查的地点主要是所选乡镇辖区内的行政村及乡村各类企业。在常熟从事田野调查的操作方式，后来被反复运用到以后的县域调查中，在南汇、遂昌、新昌、桐乡、盱眙等地的调查，不仅采用了在常熟农村调查中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通过调查经验的逐步积累，也形成了县域调查的基本“模式”。随着农村调查在其他地方的延伸，在常熟调查前制定的访谈提纲被修改得愈益具体适用，调查的主题逐步扩展到越来越微观的层面，调查细目不断增加、不断丰富。在调查如何展开的技术层面，常熟调查也给课题组有益的启示。如何组织经过简短培训的非专业的调查人员(参与调查的研究生来自历史学科的不同专业)实施社会变迁的历史调查、如何做到有质有量的历史口述资料的挖掘和整理、调查人员怎样“融入”调查“情境”等问题，经过对常熟调查基本经验和缺憾的总结与反思，基本上都有了应对之道。

调查人员在其他县市的田野调查中运用并发展了“常熟经验”。大约在常熟农村调查成果整理将近完成的时候，课题组又组织了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调查。与常熟调查比较，南汇调查在专题调查之外，增加了典型村落调查。在常熟调查中，调查访谈虽以村落为单位，调查内容却是按照专题划分的，意在通过单个样本考察农业、农家经济、乡村工业等的纵向变化，调查人员“走村串户”，但并未刻意把单个村落作为“独立”的整体加以研究。南汇调查保留了常熟调查的专题调查形式，对富有南汇地方特点的织袜业、缝纫业、茶馆业、宗教信仰等做了专题性的访谈调查，同时增加了常熟调查不曾有的典型村落普查，对庙港、横港、远征、果园、邱家宅、谈家宅等村进行了逐户调查，以访谈为主要方式收集了6个自然村落的社会变迁口述资料。如此，将个别村庄的完整个案资料与其他资料配合，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一个县农村社会变迁的细微之处。另外，南汇调查还增加了“人物访谈”。在常熟调查中，我们注意到个人生活史具有十分丰富的色彩，但当时并未对个别人物的生活历程作完整的记载。在南汇调查中，我们有意增加了对个别人物的访谈。这些接受采访的人物中，有些是当地重大社会变迁的亲历者，有些只是普通的村民，但他们的“生活故事”都折射出农村社会变迁的历程。(www.daowen.com)

在南汇芦潮港做实地调查(1998年11月11日)(自左至右:董建波、蔡高峰、赵正桥、李巨澜)

南汇调查亦具有方法论价值。它将县域农村调查区分为专题调查、村落调查、人物调查，在操作技术的层面上尝试对一个县域农村社会变迁做不同角度的呈现。这种分类调查是“还原”一地的农村社会变迁本有的复杂性和立体感的起点。对于一个县的区域来说，立足于村落的实地调查虽然存在“典型性”不充分的问题，但若对不同村落的特征加以把握，区分不同类型再做选点调查，反倒可以使村落调查更好地体现出“整体性”的区域变迁。南汇调查也显示，按照内容区分的调查类型并非是绝对的。分专题研究的方法，同样适用于对一个村庄的调查分析(我们实际上是按照逐户调查的方法操作的)。在南汇之后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中，我们特别注意调查村落的选择，并在调查过程中注重个人生活史、村落调查与专题调查结合，这些做法部分得益于在南汇的经验。^[56]

南汇与常熟均处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选择两个地理上如此相近的县域进行农村社会变迁调查的主要考虑，在于它们与区域中心城市——上海的距离不同。南汇农村社会变迁调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了解都市郊区农村社会变迁与都市的关联，分析这类农村地区社会变迁的时间、范围、路径有哪些特殊性。从宏观层面观察，常熟与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当然有诸多相似之处，深入到两个县域农村社会变迁的具体过程，则可以发现它们各自的个性。因此，常熟和南汇农村调查的经历以及两次调查成果的完成，使我们再次体会到无处不在的历史特殊性。这种广泛存在的差异使每一个县的研究都具有其自身独有的价值。实际上，是否以一个县为范围做农村社会变迁调查，应取决于县与县同质的程度。数个县因为社会历史变迁而形成相对独立的同质性较强的区域可能是一个更为理想的研究单元(因为县毕竟是一个行政单元，不一定与社会变迁的历史单元相符)。但在实施社会变迁的历史调查时，县确实是一个易于操作的单元。这也是在南汇调查之后，我们的社会历史调查仍以县为范围来组织和实施的原因。

尽管我们在从事以县为区域范围的研究过程中，通常设定某些具有特色的地方经济领域、地方政治事件和地方信仰体系等作为研究专题，还会选取一些典型的乡镇或村庄作为重点研究对象，甚至划定若干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实施细致的访谈调查，但在县域研究中，我们仍然重视一个区域社会变迁中不同因素之间的互动，也无法忽视不同群体的相互影响。虽然“任何社会都是分化的，都是由许多种社会群体组成的，而且由于每一种群体都为自己的成员或其他社会群体的成员发挥不同的功能，因此，每一种社会群体进行不同的活动”，但是，所有这些分化的社会群体都统一于“共通”的社会结构之中，“表现这些不同类型群体的特征的活动的结构可以称为‘制度’……由于群体中的每一种地位、角色、身份都是相互联系的”，所以，这些不同的地位、角色和身份及其活动就构成了“一种制度”。^[57]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强调制度分析，认为:“制度是普遍和稳定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种种活动被组织起来去满足主要的需求。”^[58]丁元竹在总结费孝通的社区研究方法时，也指出社区研究应该“由行为分析进入到制度分析，既研究人的行为，也研究支配人们行为的制度，将人的行为给予制度的解释”。^[59]因此，在这些县域研究中，我们史学田野调查的理想目标不仅是追踪和解释各个不同的社会“角色”、“地位”、“身份”的社会活动，尝试描绘由这些行为达成的县域社会经济发展轨迹的变化，而且还要力图阐释由它们的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制度如何起源和如何演化，探究制度发生其他变化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