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可以用于记录采访内容的技术手段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便捷。记得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做田野调查时，是用录音机采集资料的。2002年，我们到新昌、桐乡和盱眙等地做史学田野调查时，已经较多地使用录音笔。但那时由于受到经费数量限制，录音笔的使用也不够普遍。加之录音整理需要使用电脑，电脑(尤其是手提电脑)的普及程度有限，再加上操作不够熟练，也限制了对录音笔的使用效率。2011年，当我们到余杭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每一位参与调查的研究生和本科生都有一个录音设备(包括录音笔、MP3)，同时每人都有一台便携式电脑。当天完成的采访录音，晚上返回住宿地之后，就能够较快地整理成为文字稿。录音设备的普遍使用确实提高了口述资料记录的准确性，也大大提高了访谈实录整理的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研究者过于依赖这些新的设备，而轻视了在采访过程中必需的笔录。

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通常使用普通话提问，但不是每一位被访者都可以用普通话回答。如果我们采访的对象是上了年纪的村民或城市居民，我们通常很少能够听到他们回答问题的普通话录音。录音笔虽能忠实地记下他们的话语，但如何将这些方言整理成为相应的文字，还需要配合运用录音和在采访现场所做的笔记。例如，调查人员在杭州市余杭区仓前镇采访章六奇先生时，他会经常提到一些20世纪40年代后期生活在仓前老街的商店店主、药铺老板等人物，如果单单听访谈录音，调查员仅能知道这些人的名字的发音，却无法知道这些人名如何书写。这时，调查人员同时做访谈笔记就是必不可少的。实际上，在访谈过程中，当听到人名、地名以及听不懂的词语、不明白的事物时，往往当场请章先生书写出来，调查人员再抄写到自己的调查笔记中。尽管如此，在采访之后放录音、整理访谈的过程中，仍然有些访谈内容是调查人员所不能理解因而无法形成文字的。为此，调查人员还曾做过补充访谈。

章六奇(左)、叶华醒(右)接受采访(仓前老街，2010年8月25日)

以田野调查的经验来看，那些在采访过程中缺失采访笔记这一必要环节的访谈，在整理的过程中，采访者时常会发现对一些谈话内容无法完整理解。我们的一些采访者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例如，根据被访者的陈述整理的文字稿，与录音中表述的术语、地名、人名不一致。甚至有的访谈实录是在完成采访录音几周之后整理的，这就使采访者面临更大的困难。如有些片段根本无法理解，只能空缺。如果在采访的时候配合现场的记录，在整理录音过程中，可以减少这些问题的发生。李景汉在介绍调查方法时，专门介绍了记录的重要性以及整理记录的原则，即采访过程中，“不但要随时记录，也要在观察某种活动后，立刻整理笔记，补充笔记，并试作初步的解释工作，愈早愈好。因正在观察以后的印象是比较清楚的、活跃的。时间愈久，就愈模糊，也就离开原来的事实愈远了。这是一个极重要的习惯。一般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是多注意非常的事物，而忽略了普通的事物。其实愈是平常的事物，愈是与全体社会及人民生活最有关系的事物，也更宜细心观察访问而作详细的笔记，要看出平凡事物的重要性”。^[29]

此外，值得提出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访谈进行过程中要不要同步记录。是否需要一边采访一边记录，应因人而异，视具体情形而定。有些被访者十分忌讳他的话语被采访者如实记录，因而不愿回答问题，或者在回答问题时有所顾虑、有所保留。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不必当场做记录，但必须在事后及时回忆，尽快补录。有些热心的被访者，愿意采访者全程记录他的陈述，那么，采访者就要一边录音一边做详细记录，以便尽量完整而准确地记载被访者的陈述，这样做也是对被访者的积极回应。

史学田野调查还应尽可能地采集影像资料，“影像(绘画、照片、雕塑)也是物质文化的一部分，因此是撰写历史有价值的资料来源”。^[30]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有助于史学田野调查扩大收集资料的范围，也促进了影像等直观资料的采集。照相机和录像机的广泛使用，使我们收集田野调查资料的范围扩大到了影像资料这一领域，能够采集照片、音频和视频资料。在运用这些技术手段时，除了要熟悉这些设备的使用之外，影像资料的采集应配合相应的文字记录。有的影像资料是对采访过程的录像，这些录像固然在采集的过程中同时记录了采访的录音资料。但在采访过程中，应该有专门的调查人员同时辅助记下现场的其他信息，例如采访地点、具体时间、在场人员(包括这些人的年龄、性别、职业、住址、联系方式等)。采访地点和在场人员等信息有助于研究者对这些影像资料的内容作出评估。因为采访地点和在场人员都会对被访人的回答产生影响，甚至可能导致他们作出不真实的回答。记下这些信息的“影像采访笔记”有助于影像采集者鉴别自己采集的资料，更有助于以后使用这些影像资料的研究者合理和准确利用这些采访成果。

陈郢村农家之一(2002年11月9日)

影像资料的采集应注重从实物的角度反映一个社区的变迁。例如，在村落调查中，对村中不同时期的住宅、不同时期的公共设施、不同时期的文化遗迹等都应拍摄，作为村落社会变迁的“物化”的证据。在一些农村地区，不同时期的民居同时存在，一方面反映出村庄中社会生活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使调查人员得以观察农民居住条件的差异。不同民居的内部结构与家具等物品的陈设，也可以影像资料的方式加以记录。田野调查中拍摄的一张图片或一段录像所包含的“信息量”，可能远远超过数千字的文字描述，何况一些乡村生活场景并不是文字可以准确描摹的。与访谈实录等文字记载相比，一些能够反映历史变化的社会生活的场景，值得用影像形式去记录。尤其是关于社会生活史、经济史和文化史的实地调查，都有大量的影像资料供研究者在实地采集。在2002年的盱眙县陈郢村实地调查中，调查人员曾经拍摄了以下不同结构的民居。

上图所摄算得上是陈郢村最好的农舍，其特殊之处在于房屋为砖混结构，建有前檐与门廊，房屋前后跨度较大，房屋前面有独立的小院。院子旁边有种植蔬菜的田地和养殖水产的池塘。另一种农舍虽亦为砖混结构，但没有前檐和门廊，房屋前后跨度亦较小，门前亦缺乏与院外空间隔离的围墙或篱笆，因而也缺乏独立院落的空间区分，房屋内部结构亦较前一种农舍简单。如下图所示:

陈郢村农家之二(2002年11月9日)

陈郢村第三种农舍是草房，泥土筑墙，稻草覆顶，窗户狭窄，没有封闭的院落。无论是采光、通风状况还是内部结构的合理性，都不如前两种房舍。如下图所示:

陈郢村农家之三(2002年11月9日)

这样的草房现在仍在使用当中。2002年11月，当调查人员在陈郢村做访谈时，一个农户正在建草房。其情景如下图:

陈郢村村民正在盖草房(2002年11月9日)

另一种影像资料是拍摄的实物资料录像，如街道、建筑、遗迹、遗物等，这些影像资料最好能够录入相应的解说词。如果在拍摄过程中不具备配以解说词的条件，则应由专门的调查人员同时记录建筑、遗物等的名称、所在地点、录入的具体时间等信息。在拍摄完成后，整理出对影像资料详细的解说词或说明。一些图片资料本身不能显示拍摄地点及其具体内容，需要研究人员在整理图片时录入时间、地点等基本信息。如果图片中出现人物，还应一一注明人物的姓名、身份等信息。同样，这类图片资料，也应采写相应笔记。对其中需要补充的细节予以说明和解析。田野笔记是对影像资料的补充说明或是对采集过程的记述，以及对采访观感的记录和思考，是影像资料采集和整理过程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完成影像资料的制作过程时，最好能够同时完成与之配合的田野笔记。

照相机在采集档案和民间文献中起到节省时间的关键作用，但照相机的运用也受到限制。有些文献因其载体的特征，并不适宜于拍照。在对宗教的研究中，有些宗教场所禁止拍照，而一些摹写在墙壁上、张贴在门柱旁的文字，就需要当场抄录。有过田野调查经验并且关注碑刻资料的研究者，常常发现一些字迹或图像模糊的石碑或石刻，不管是像素多么高的数码照相机，都不能拍摄出清晰的效果。在没有拓片可资利用的情况下，抄录石碑上的文字，以及描摹石刻上的符号、图像等，是唯一能够记录这类民间文献的方法。同样的方法适用于那些无法拍摄或未能获得拍摄许可的文献资料。例如，费孝通在研究禄村的农田分配时，曾经用一个星期的时间，绘制耕地图、抄录耕地册，最终准确掌握了禄村各家农户的耕地数量。^[31]

如果有可能的话，采访过程应该全程录像(包括录音)。由访谈录音转录的访谈实录尽管以文字的形式记载了录音内容，方便了录音的传播和利用，但这种转录也同时减少了录音资料本身所包含的许多特有信息。有些信息是附着在被访者的声音中的，一旦声音被转录成文字，这些只是附着在声音中的信息就无法体现出来。被访者的语气、语速以及音调变化在录音被转录成文字的时候都无法呈现和保存。^[32]相较而言，采访过程的录像资料可以完整地保存这些信息。

【注释】

[1]Mary Ann Villarreal．Finding Our Place:Reconstructing Community through Oral History．The Oral History Review，2006，33(2):45—64．

[2]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3]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4]Stockard，E．Janice．Daughters of the Canton Delta:Marriage Patterns and Economic Strategies in South China，1860—193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9:5—7．

[5]［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6]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7]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

[8]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页。(www.daowen.com)

[9]［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3页。

[10]［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11]Linda Shopes．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Problems，Paradoxes，and Possibilit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2，89(2):588—598．

[12]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13]上述案例来自2011年暑期“1949年:我与我的家庭”实地调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8级本科基地班同学参与。

[14]参阅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4级基地班:《京杭运河(杭嘉湖段)暨沿岸乡村市镇考察报告》，未刊稿，2007年9月。

[15]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6页。

[16]同上。

[17]秦懋:《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18]Timothy Jenkins．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Man，New Series，1994，29(2):433—455．

[19]Linda Shopes．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Problems，Paradoxes，and Possibilit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2，89(2):588—598．

[20]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21]Linda Shopes．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Problems，Paradoxes，and Possibilit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2，89(2):588—598．

[22]张继焦:《人类学方法的特点、不足和改进方向》，《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3]包智明:《定量方法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的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4]哲里木盟，旧盟名。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清初设盟。1999年撤销，改设通辽市。

[25]包智明:《定量方法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的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6]包智明:《定量方法在人类学调查研究中的应用》，《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7]［法］雷蒙·布东著，殷世才译:《社会学的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7—28页。

[28]口述资料:许仁岐，男，57岁，1973—1976年任生产队长、唐市镇农机公司退休职工。1998年5月1日上午，常熟市河西村许仁岐家新居客厅。

[29]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179页。

[30]［美］卡罗林·布莱特尔著，徐鲁亚译:《资料堆中的田野工作——历史人类学的方法与资料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01年第3期。

[31]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2页。

[32]Linda Shopes．Oral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Communities:Problems，Paradoxes，and Possibilitie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2002，89(2):588—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