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量分析方法作为社会学中常用的研究方法，主要用于对个体差异较大的调查对象的研究，也用于对易于量化的社会现象的研究。与之相较，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现象往往是不易量化的社会文化现象，以及同质性较强的小规模社区，因而人类学家往往倾向于做定性研究，定量分析方法常常为人类学研究所忽略。一些人类学家甚至有意排斥定量分析方法。有学者在讨论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特点时，认为由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于关注微观社区的独特经验，过于侧重对于社会文化现象的定性分析，因而并不重视问卷调查，也往往忽视对政府统计资料的运用。因此，人类学的研究报告和著作往往缺乏统计数据和统计分析。缺乏定量数据和统计分析，使人类学研究仅限于定性分析，未能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有机地结合以研究社会现象。^[22]然而，随着人类学研究对象范围的扩大和研究内容的日趋多样化，定量分析方法在田野调查中也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23]

社会学的定量调查是根据初步研究，预先确定一组要素(变量)，并将这些要素转化为可以测量的指标或指标体系，通过实地调查获得有关这些要素和指标的可资互相比较的信息，相应地，运用定量分析方法研究调查资料就是观察一组可以比较的要素。在一项科尔沁蒙古族农民生活的研究中，研究者就运用了定量分析方法。这项研究的地点在内蒙古哲里木盟^[24]，鉴于这个地区蒙古族居住社区的生产与民族聚居等特征，研究者区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社区，分别展开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研究者设计了个人问卷和户访问卷两种类型的问卷，对研究的四个社区的全部人口和住户进行普查。在处理问卷资料时，研究者将相关数据输入计算机，用SPSS统计软件加以分析。研究者针对不同社区之间的差异进行统计分析，包括频率分析、交互分类分析和双变量相关分析等。通过这样的定量分析，研究者将不同社区的蒙古族生产与生活方式变迁的差异展示出来。定量分析使研究者能够直观地了解不同社区之间的异同，更重要的是，通过定量分析，研究者发现了诸多需要分析、解释和深入研究的问题。有些问题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予以解读，另一些问题则运用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所获得的资料予以进一步分析。^[25]

当然，人类学田野调查过程中对数据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不一定完全等同于社会学中规范的定量调查。人类学在运用定量分析方法之时，仍保留了自身学科方法的优势，将定量研究与访谈调查方法结合运用。这取决于人类学田野调查地域范围等特征，因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范围通常是一个规模较小的社区。对这类小规模社区的田野调查，不必采用抽样方法选择调查对象，而是运用普查方法，对社区中的所有研究对象一一展开调查，这样，人类学的定量分析就不会涉及随机抽样等社会学的定量分析方法，在对调查资料的分析过程中，也不涉及社会学中常用的统计分析与推论方法。^[26]

在史学田野研究中，由于可用于定量分析的文献资料相对缺乏，而社会历史调查也不比社会学的定量调查，通常不易获得完整而系统的数量资料，这些都限制了定量分析方法在史学田野调查中的适用范围和使用程度。但定量调查关注某些社会要素、注重采集数量资料的调查方法，同样适用于史学田野研究;定量分析的若干理论和方法也可以用于史学田野调查数据的处理。此外，提出假设、制定观察计划、构造变量、分析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定量调查的一套规范程序，也值得史学田野调查借鉴。^[27]

在史学田野研究中，我们常常面对数量资料，大凡一个社区的人口数量、人口构成、家庭的收入与支出、工业的生产、商业的经营等都会以数量的形式呈现出来。除了收集工业企业的报表、生产大队或村民委员会的账簿、家庭收支账簿之外，对于那些尚未形成现成统计数据的数量资料，研究者需要在访谈过程中加以收集与统计。

下面是一则常熟市唐市镇河西村农家经济的访谈，其中就包含一些数量资料。

1960年跟父亲分家，夫妻两个人。分了一间半老房子，是瓦房。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四口人不够住。1979年翻了楼房，三上三下，自己盖的，大约花了5000元。那时盖楼房很少，在全镇也是最早的。但高度不够，房间也不大。1979年盖的房子现在还在，放些旧家具。

1979年盖房的钱是很多年攒下的，还不够，借了2000多元。借亲戚的钱，大都是弟兄姊妹的，条件好一点儿的，不去借其他人的。他们造房时，也向我借钱。改革开放后，挣钱好挣了，盖房时借的钱，慢慢还给人家了。

这个房子(访者按:指新房)是去年(1997年)造的，上下11间，还有3间卫生间(建筑面积是14m×12m，即168m2——翻译徐应洛帮助计算)，花费二三十万还不够。大约造房15万，装饰10万多，承包给当地人盖的，造房工钱3万，装修2万块，连漆工3万块。一块玻璃(访者按:指客厅做屏风用的喷漆荷花玻璃)要600元。(向导龚小妹插话:他的房子在村里算是好的，还有另外几家差不多，都属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大多数像我们家，也是楼房，但是老房子，也没有这么装修。)

去年跟新房配套，买的新家具。开车到苏州蠡口家具城买的。车是儿子厂里的。沙发一套1300元，有3件，2只单人，1只3人。还有一张餐桌，带6把椅子，一套是800元。那张八仙台不是新做的，是新漆的，1987年自己做的，花了100多元，原来用的是小方台，自己做的。这张圆桌(红漆已大部分剥落，有点儿晃动——访者)是上山下乡的知青用的，他们在这里插队，离开时，桌子卖给我，当时值二三十元。(www.daowen.com)

以前做饭用土灶，烧稻草。买液化气不过七八年。刚买时，还用土灶。液化气费用大，稻草是自己种的，不用浪费，算算还是烧稻草划算。年轻人不喜欢用土灶，有功夫的老人烧稻草。这种新房子不能烧稻草，会熏坏的。^[28]

这段访谈记载了家庭人口、收入、家具价格、建筑费用、物价等数量资料，都是需要访谈者在整理和研究过程中去分析的数据。

在采集访谈资料与整理访谈实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直接将有关数据列表以便于统计。例如，1998年常熟农村社会变迁研究课题组曾在河西村实地调查农村经济变迁，在一个位于村庄的小店内，调查人员对店主王奎林做过访谈，据这位店主讲，“小店是1984年开的，向供销社代销，资金、商品都是供销社的，100块钱货给我们4．5元手续费，不拿工资的，多卖掉多得的。商品价格是供销社定的，不能卖多卖少，一年收入六七百块(翻译徐应洛插话:当时村干部的工资是八百余元)。在大队那个地方开的，干了四年，回来自己开店，小房子不在内，有两千多块本钱。现在这里面的货也不过两千多块，差不多的。进货从唐市的批发老板那里进的，都是经销，不代销。货是自己去进的，卖完了，再进一点，卖完了，进一点，大体上四五天进一次”。在询问的过程中，店主还谈到小店中各类商品的销售情况:“来我的店买货的都是张家基的(访者按:张家基为自然村名，河西村是行政村名称，下辖十余个自然村，张家基为其一)。河西村有六家小店，张家基41户，就我们一家小店。夏天啤酒、汽水最好卖，还有冷饮、小吃。啤酒、汽水都是村民来买的，招待客人的。平时他们吃白酒、黄酒。黄酒在夏天是烧菜用的，烧鱼烧肉，不是吃的。”在访谈过程中，调查者请店主对商店的商品一一作出介绍，并对小店经营的所有商品做了数量统计。统计包括商品类别、商品名称、零售单价、年销售量等。下面是由调查者询问、店主回答，由翻译帮助询问和提示而列出的这家小店1997年销售情况的统计表格:

表6　河西村王奎林小店商品销售情况表

(续表)

(续表)

说明:表中小吃类的销售数量为每天的销售数量，其他各类为1997年的销售量。
资料来源:李学昌主编:《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2—384页。

用表格形式记录的这些访谈数据，由于经过分类统计，可以说是已经过初步整理，方便之后进一步的数据分析。

访谈过程中收集的数据资料的价值主要取决于数据的真实性。所以，在访谈过程中，对数据的可靠性要反复核实，尤其要注意被访者使用的数量单位。另外，数据资料的价值还取决于其连续性和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