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访谈可分为结构式和非结构式。非结构式的深度访谈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中特别受到重视^[3]，而在史学田野调查中，这个环节甚至决定着一次调查的成败。在一些调查过程中，这种调查方式有时会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4]这种访谈之所以被称为非结构式的，是因为它不完全受调查提纲中所列问题的限制，它依循事先设计的调查提纲，并以提纲中的问题为中轴展开，同时还应涉及调查提纲未能涵盖的其他内容。因此，这种深入而彻底的访谈也被社会学家视为最重要的实地调查方法。^[5]

尽管在访谈开始之前，采访者已经制定了一份系列访谈问题，但在访谈过程中，被访人有时不一定会遵照采访者的问题提纲予以回答。他们可能从个人的特殊经历或特别兴趣等角度，谈论一些超出采访者设计的问题提纲范围的事件或人物。在这种情况下，采访者不应因这些话题超出自己的问题提纲范围而将其打断，而应循着被访人回忆的线索，继续追问，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回归自己已经编订的问题提纲。这样做是出于几项考虑。其一，在一项口述历史采访开始之前，采访人往往并不能确切地知道被访人能够提供多少自己想要了解的事实。只有在采访的过程中，才能逐步清楚地知道被访人的所历所见所闻。直到采访结束之后，采访者才能明确地评价被访人提供的口述史料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己预定的采访目标。换言之，采访者在采访之前不应对要进行的采访内容作出过分的限定。其二，在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应该敏感地捕捉那些由被访人提供的陈述中超出自己事先判断的有价值的信息，以免错失重要的资料。其三，口述史料的采集过程也是采访者修正问题提纲乃至修改整个研究计划的过程。随着采访过程的展开，采访者可能会发现自己预设的问题有诸多缺陷或偏颇。事实上，也只有在采访的过程中，这些调查提纲本身的问题才会渐次被发现。这时，正确的选择是依据采访内容调整自己的问题提纲甚至研究设计。

人类学的实地研究中常会遇到这种现象，凌纯声称之为“自愿的陈述”。他认为这种被访者自愿的陈述是至关重要的，采访者在遇到被访者自愿陈述的时候，“立刻便要追求上去，脱离询问的本路，而向这支路走去。假使他所说的是很晦涩而不易了解则尤妙，这支路可以领你到一件完全新鲜而未曾想到的事情，而你的本路仅能引到一部分已经明了而可预测的地点”。^[6]这种方法具有两方面的优势:一方面使采访者找到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陈述，另一方面也可发掘出一些具有个性的案例。这样，我们了解的历史过程才可显示出其原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非结构式深度访谈还包括另一种形式，那就是我们常称之为“聊天”式的访谈。这种访谈多用于参与式调查的过程中。当研究者深入地介入研究对象所居住的社区，并被接纳为“局内人”时，常常可以参与被访人的“闲聊”，这些闲谈一般没有预先设计的主题，也不受研究者的控制，甚至研究者也不必故意对之加以引导，只参与谈论或倾听即可，但如果这些闲谈的内容契合了研究者想要研究的问题，研究者应该将对这种闲谈的参与视为自己田野调查和采集口述史料的组成部分。徐亦如在谈到他研究自己家乡的乡村组织时，提到过这样的经验:“乡人无事的时候甚好闲谈，闲谈的资料不是评述现在，就是追论既往，一件小小的事他们能反复地叙说，不厌其烦，不厌其细，而且多半要加以评断，这正是作者所愿欲知道的。无意之中闲谈可以得到过乎愿欲知道的事实，如果你有意地揣诚探问，他们反而不愿意说了。”^[7]这段经验之谈说明，“闲聊”不闲，看似不着边际的谈论中，往往包含着研究者甚至通过有意设计的“正式”访谈所不能掌握的信息，因为“有一些问题是无法问出来的，聊天就会把很深的问题聊出来。这样访谈得到的材料当然很深，往往是短期访问所得不到的”。^[8]研究者应该善于捕捉这样的时机，获得研究课题的重要资料。值得提醒的是，研究者在“闲谈”过程中，“可以参加谈论，但绝不应与任何人争论或对抗，态度须温文随和;说话不应触犯别人”。无论被访人所说的“是对还是错”，研究者都要注意倾听，^[9]并忠实地记录。

理想的非结构式深度访谈，首先要求访谈的内容要有时间纵深，关注一代人甚至数代人的经历。做这类深度访谈时，每采访一个个体，通常至少要往前追溯“三代”，不仅要了解他自己，还要了解他的父辈、祖辈。不仅要询问他个人的职业生涯，还要问他个人及其祖父辈的生活状况、社会交往、日常活动、婚姻关系等等。以周荣德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对云南省昆阳县士绅阶层的研究为例。他在1943—1947年间，搜集了昆阳县47个士绅家庭的生活史，随后又由他的助手补充，直到1948年底才最终完成。这些持续多年收集的资料包括了总计至少1200人的生活史。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的单位是家庭而不是个人，他们搜集的个人生活史中的每个个案历史都至少包括五代人的生活经历，所以，所谓的个人生活史实际上成为家庭的世代生活史。尽管关于上代人的资料或许仅仅涉及他们事业经历的片段或只是单独一件事，但包含五代人的生活经历(有的只是主要经历或关键经历)的资料，足以构成他称之为“家庭和世代的历史”。他注意到，尽管极个别的农民可能会在个人生命历程中(即一代人之内)完成了社会流动，但普遍发生的社会流动不是在一代人之内完成的，多数农民最终在其个人生活的时代上升至新的阶层是此前数代人不懈努力的最终结果。^[10]

其次，要求访谈掌握一个“社区”的全貌。不管是研究一个社区社会变迁的概况，还是以社区为个案研究社会变迁的某一个侧面，调查者需要调查不同职业、不同经历、不同个性的“个人”。在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京杭运河杭嘉湖段沿岸乡村市镇社会历史调查中，调查人员就接触到了形形色色的被访者。在拱宸桥，他们采访了对城市发展过程中拆迁政策有自己看法的城市居民，采访了工厂改制后的下岗工人;在龙井村，他们采访了杭州郊区两个茶叶生产村不同经济收入状况和不同心态的茶农;他们还采访了生活状况长期不为人知的大运河上的船工。对不同职业群体和不同社会阶层的个人生活经历的采访与记录，使调查者有可能对这一区域的社会文化变迁做立体的呈现，进而经由对各种群体生活变化的综合考察，获得对区域社会变迁的较为深刻的认识。

第三，研究者在访谈中还需要明确界定自己所进行的社区历史访谈的主题。有学者建议，访谈主题最好是以一个历史问题为核心，而不是在问题不明确的情况下做一系列的生活史访谈。如果研究者需要做系列的个人生活史访谈，这类访谈也应该是为他所要解决的问题服务的。因为一个社区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空间，它更是居住在一个区域中的人们社会生活的交集，研究者需要了解的是:个体之间的关系结点是什么?人们之间关系紧张或疏离的关键又是什么?什么样的历史问题定义了这样一个社区?通过对个别被访者的采访如何探索这一问题?同时，限定明确的主题并不意味着研究者的视野仅仅局限在社区内部。在实地调查中，研究者还需要尽量扩大被访者所述历史的范围和领域。如果研究者只是倾向于采访一个社区的“局内人”，以及其他和这个社区有长期联系的人，对社区具有重要影响的“局外人”就可能被排除在研究的视野之外，那些制约社会变迁的至关重要的外部因素就可能被研究者所忽略。因此，研究者特别需要关注社区之外的人物和事件对社区的影响。学者还提醒我们，研究者需要以批评性的眼光看待实地调查过程。研究者不必回避那些可能引起不快的问题，他们可以提出被访者难以回答或者富有争议性的话题，正是这类话题可能揭示出社区内部的深层矛盾。有时，研究者可以与被访者共同探讨相关问题，这实际上是引导被访者与研究者一同讨论正在研究的课题。^[11](www.daowen.com)

在塘栖镇政府与镇政府工作人员交谈(2007年7月9日)(左一为李炜菁，左三为董建波)

尽管非结构式深度访谈要求话题的深度和广度，但访谈过程需要由浅入深，切忌直奔主题。拉拉家常，谈谈被访家庭的房子、院子、孩子(如果被访者的孩子恰好在旁边的话)，都是一种让访谈顺利开始的方式。李景汉曾将访谈成功的要点归纳为三个方面:“第一，要会问，即能在适当的时间，以适当的问法，发出适当的问题。第二，要会听，即能在对方散漫的谈话中，抓住与问题有关的材料。第三，要会谈，即在与对方继续互相谈话间，造成很自然而有兴趣，并且热烈的空气。”^[12]另一方面，作为田野调查方法的访谈，又需要调查者特别重视对细节的挖掘。在向被访者提出问题时，能够专注于某一个具体的问题，做尽量细致的提问。换言之，提问不应是发散式的，而应关注单个具体问题的系统梳理，注重前后提问的相关性。我们的调查者在做土地改革历史访谈时，一位被访者提到解放前自己生活困苦，曾被迫离家到上海做学徒，还提到当时的地租占到年产量的一半等。调查者在访谈的时候，可以就此问题再继续深入。其一，继续就地租问题提问，比如，这种“对半分”的地租数量是否是当地乡村的一般情况?如果不是，其他地租数量是多少?是否容易租到土地?原因有哪些?其二，继续就家庭经济生活状况提问(因为这是决定其离家到上海做工的原因)。可以向被访者提问，除了农业以外，他的家人是否从事副业和手工业?其三，继续追问被访者在上海的学徒生活。通过何种途径到上海的?当学徒的商店是经营什么的?学徒收入有多少?(也可能没有其他收入，只得温饱。)其四，计算家庭收入。如大致回忆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这里需要问清楚家里的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收入结构(数量、来源)、支出结构。了解这些事实是重要的，因为调查者所做的是土地改革访谈，访谈需要展示出土地改革的历史前提(如果说“历史前提”这个概念更强调个人认知的话，可以换一种更客观的说法，即需要展示土地改革“前史”)。在这里，就是要展示土地改革之前农家的生活状况究竟怎样，这种生活状况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配结构决定的。可惜的是，调查者接下来的问题是:“你是什么原因回家乡的?”这个问题过早地将访谈引入土地改革。后面的提问仍然存在同样的问题。我们称这种访谈为“过快转移话题”。这种过快转移话题的提问倾向，不利于调查者对一个历史过程的深入挖掘，往往会导致遗漏若干历史过程的细节，而这些细节恰恰是访谈调查所获资料的活力和独特价值所在。^[13]

从2007年杭嘉湖地区京杭大运河沿岸乡村市镇社会历史调查的访谈记录来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和需要改进的方面。其中之一就是话题转换过快，忽略细节访谈。如一份访谈实录记载一位被访的徐阿婆，70多岁，多年种茶。当徐阿婆提到茶树需要施肥、打农药时，采访者没有继续追问用的什么农药，每亩需施用多少，花费多少钱，在哪里买的;也没有问所用肥料(油菜饼)花费多少钱，如何购买，每亩施用多少。又比如，当徐阿婆提到新茶树、老茶树有区别时，采访者没有再对茶树的品种作追问。这是没有重视访谈的连续性，也忽略了细节的缘故。访谈务必注重发掘细节，即不为外人道、亦为外人所不知的生活或生产细节，这些口述资料表面上似乎繁琐，但其价值恰恰寓于“繁琐”的内容之中。^[14]

所以，评价一次访谈价值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看这次访谈提供了多少人所不知的历史情节;或者是看它提供了多少前人语焉不详的历史细节。对此，也有学者举出其他的研究案例，说明怎样做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调查。例如一个研究者或许会“到一个工厂里看看有多少人做工，多少男工，多少女工，他们的年龄都若干，每日做几个小时工作，每月所得工资若干”，^[15]但这些都只是表面的数量调查，还不能算是真正的研究，研究者还应该调查工人的工作效率、真实的生活状况、对工作的兴趣、心理与态度、工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劳资关系等。尽管这些研究与单纯的数量调查相比具有一定的难度，但它们却是研究者调查工人生活状况时不能回避的内容。因此，“研究一个问题或一种制度，必要深入，深入到最底层，发现最隐晦的背景，这样才算真正的明了，真正地抓住了问题之核心”。^[16]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即使准备得最为充分的访谈提纲，也无法涵盖访谈过程中出现的所有问题。其中的一些问题甚至超出了采访者的预期。这时，采访者决不能忽略由被访者不经意间提供的重要的社会现象和历史过程的线索，而应通过反复追寻和询问，记下自己以及前人所未知(而且超出此次田野调查范围)但却富有研究价值的口述资料。要做到这种理想的访谈调查，采访过程中，采访者应该“具备旺盛的好奇心，善于捕捉材料、追踪关键、整体把握和比较研究。在调查中细致地感受生活，体验和观察自己和他人的参与，善于表述和理解当地人的行为所蕴含的多重文化含义”。^[17]

值得说明的是，我们强调在田野调查中访谈方法的重要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为通过访谈可以解决社区研究甚至田野调查中的一切问题。我们重视访谈方法的运用，但也不会过度依赖访谈。口头描述或者说口述史料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正如其他田野调查方法一样，他们都只是有关调查对象的部分“知识”。实际上，绝大部分社会经验和历史过程是“非语词”的，大部分行为和行动不是以语言作为载体的，也不必通过语言加以描述。社会行为往往有其自身的逻辑，我们在田野调查中采访的人或许从来也不曾清楚地意识到其行为的依据或原理。实际上，诸如此类的社会事实往往不曾达到需要用语言加以描述的程度。那些由被访者用概念描述的历史过程，仅仅构成过去历史的极小的部分。更大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惯习”的部分，并非借助于语词而存在，即使通过访谈也很难发掘出来。正如一位学者所言:“‘社会’并不是透明的，也不能仅凭表面现象去理解，即使一位富有经验的观察者也无法‘走马观花’。社会也不是一个同质均匀的空间，身处其中的人们当然不能一眼看穿，更不要说人类学家。社会是复杂而多相的，由各种不同甚至相斥的领域构成。”^[18]为了更加深入地理解社会历史现象，在对个人的访谈中，一方面固然要详细询问和记载被访者的经历，另一方面也要关注与他的经历息息相关的其他人物(他的亲属、朋友、同事、邻居等)、其他事件和他曾经身处其中的整个社会环境，^[19]将缜密的访谈调查与敏锐的实地观察结合为用，以期最大限度地掌握历史变迁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