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社会意义”上进入田野调查地点，可以通过不同的渠道。人类学者将进入田野调查地点的方式归纳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有身份进入”，另一种是“无身份进入”。“有身份进入是指带着介绍信(或其他形式的身份介绍)进入田野，无身份进入是指在无任何机构介绍或证明的状况下，以个人身份进入田野。”^[1]在我们的史学田野调查中，有过“无身份进入”的经历，但更多的是“有身份进入”。后者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当地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介绍与支持，另一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友人的引导。

通过地方政府的介入或者由村(居)民委员会引导，调查人员较容易“进入”调查地点。因此，在制订具体的调查计划时，要首先与调查地点所在的地方政府或村(居)民自治组织取得联系。例如，2002年我们所做的盱眙县农村社会变迁调查得到盱眙县委和县政府的支持。时任县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县长吉文桥在得知我们的调查计划后，安排政府办公室的一位秘书协调我们的实地调查。由于得到县委和县政府的支持，我们的实地调查和文献收集工作进展得较为顺利。我们在盱眙调查期间，恰逢盱眙县档案馆闭馆装修，经盱眙县政府办公室出面协调，盱眙县档案馆特别为我们提供了查阅档案的服务，使我们得以阅读该馆收藏的大量民国时期档案。也正是由于县政府的支持，我们在盱眙县各个乡镇的实地调查也进行得颇为顺利。在盱眙县盱城镇，我们的调查得到了镇政府的极大帮助。镇政府的工作人员陪我们的调查人员到实施实地访谈的行政村，当地村干部也热心为我们的调查提供相关线索，带领调查人员做入户调查。当得知我们需要调查20世纪40年代的保甲组织时，他们还向我们推荐了一位曾经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做过甲长、年逾八旬的老者，并带我们的调查人员到他家里拜访。

其他学者的实地调查经验也证明了这种田野进入方式在启动田野调查时的有效性:“几十年来，通过各级组织系统进入调查点一直是我们进入田野的一种有效方式。这种进入方式的前提当然是组织系统的存在和运作。我们课题组就是通过各级组织系统的介绍和推荐，逐级深入到各个调查点的。”^[2]同样，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的实践中，“无论是沿海发达的大城市，还是内地的中小城市，在调查的实施过程中都程度不同地调动或借用了行政资源”。^[3]这种由地方各级政府或机构引导甚至支持的“有身份进入”田野的方法具备诸多优势:“它能获得比较充分的官方资料;户访的人家由于是特意挑选出来的，比较有特点，可以节约较多的调查时间，因此效率较高，收获也比较大。”^[4]

吉文桥与课题组成员座谈(2002年11月5日)(自左至右:程郁华、邓若华、董建波、吉文桥、梁丽华、许晓青、刘芳、黄佳琳)

然而，这种单纯依赖行政资源以获得实地调查“身份”的途径有时并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原因在于调查人员调动和借用行政资源的能力和程度主要取决于行政组织对调查的重视程度、对调查的支持力度，而行政组织是否支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又往往取决于行政组织负责人的个人态度。他个人对实地调查工作的态度取向又受到调查人员与他个人关系亲疏的影响，还受到调查需要动用的行政资源数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决定着调查人员能够借用行政资源的数量，也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调查的实施。可见，单纯依赖行政资源的方法是一种将实地调查的成败“系于一身”的田野路径，这给田野调查的质量带来不确定性。当调查地点的行政组织消极应对调查人员，甚至抵触和阻挠实地调查时，调查研究工作就无法实施了。即使在行政组织对实地调查积极支持和配合的情况下，行政行为的介入也可能对实地调查起到妨碍作用。^[5]从调查实施的过程来看，从调查地点的选择到调查对象的确定，本应处于主导地位的调查人员极有可能受限于行政组织的安排，反倒常常处于辅助甚至是被动接受的地位。^[6]按照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课题组的归纳，单纯依赖行政资源以取得“身份”进入田野的方法有如下缺陷:地方政府有时会特意指定或有意排除某些调查样本或采访对象，行政力量的介入有可能导致调查计划的迟延，行政人员过度参与实地调查可能导致调查结果信度降低等。^[7]

最理想的做法是将“有身份进入”方式中的熟人引导和政府支持两者结合运用。例如，中国综合社会调查课题组在实施实地调查时，一开始就注重借助熟人关系调动和借用行政资源，同时也调动个人关系，包括同学关系、师生关系、过去的同事关系、同乡关系等“社会关系网络”，将行政资源的效用发挥到最大化，以便推动他们的实地调查。^[8]我们在1998年做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调查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这次调查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毕业的蒋伟国先生的帮助。当时，他在常熟市文化局工作，正在参与常熟市博物馆的筹建，对常熟地方文化十分了解，也认可我们从事的常熟农村实地调查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由于蒋伟国等人的推荐和介绍，常熟市委办公室很重视我们的调查工作，还就这次调查举行了一次小型座谈会，经过双方的交流座谈，常熟市委办公室基本上按照课题组提出的选择调查地点的标准，向调查人员推荐了几个调查地点，即位于常熟西南稻作农业区的唐市镇、位于东北棉作区的碧溪镇，以及位于稻—棉过渡地带的梅李镇。在调查人员到达各个镇政府之后，各镇党政办公室等部门又帮助调查人员选定了若干个村庄，并将调查人员介绍给各个村庄的村民委员会。由于在实地调查之前，研究者对常熟各个乡镇的特点并不十分了解，通过当地熟人和政府部门相关人员的介绍，研究者才能够在数十个乡镇中选择三个典型乡镇。同样，每个典型乡镇又下辖十余个行政村，未经实地调查，我们对村庄的情况更是一无所知，必须依赖镇政府工作人员的指导。在唐市镇，时任镇党委宣传委员的陈永炎指导和帮助调查人员选择了河东、河西、市新、缪浜、南桥共五个行政村作为实地调查的村庄。这五个行政村包括距离唐市镇最近和最远的村庄，也包括乡村工业最发展和最不发展的村庄，还包括交通最为便利和交通最不便利的村庄，使课题组能够更加全面地把握所要研究的市镇的整体状况。

在常熟调查(1998年5月)(左二为常熟调查的指导老师谢俊美教授，左一为朱海忠，左三为董建波，左四为严泉)

由熟人介绍而得到行政机构支持以更顺利地从事田野调查，只是“有身份进入”的一种方式。在行政资源提供的支持有限的情况下，熟人的引导也能给实地调查提供便利条件。新昌县实地调查最初即是由王斯德教授推荐的。因为他的推荐，我们的调查获得了新昌县政府的支持。鉴于我们调查的重心是农村社会变迁，新昌县政府将调查人员介绍给梅渚、大市聚、儒岙、拔茅等乡镇政府。当调查人员到达调查地点时，这些乡镇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自身的政务。例如，拔茅镇其时正在筹建青山工业园区，儒岙镇也正在建设胶囊生产工业园区，在这些乡镇的调查人员无法得到乡镇工作人员的更多帮助。因此，调查人员到达新昌之后，另外寻求当地熟人的指引。后来有幸得到在华东师范大学工作的俞世恩老师家人的帮助，从而避免了初到新昌之时在生活安排上的诸多曲折。新昌调查在这一点上与常熟调查类似，这说明在一个地方顺利展开调查，最好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肯定与支持，另一个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友人(实际上就是当地人)的引导。

在实地调查实践中，我们还积累了其他进入田野的经验。一种有效的“有身份进入”田野的方式，即通过与地方政府或其他机构、组织合作研究。由此获得的进入实地展开调查的条件，甚至比上述两种“有身份进入”方式更加便捷。我们自2010年开始与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合作开展余杭历史文化研究项目。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负责调查人员在余杭实地调查的时间、地点和采访对象的安排。由于有水乡文化博物馆的接洽，我们的调查人员得以在余杭区档案馆展开“地毯式”的档案查阅工作。水乡文化博物馆还出面向余杭区图书馆借阅上百册图书，供调查人员使用。此外，调查人员在余杭采访了十余位地方文史专家，都是由水乡文化博物馆推荐和引见的。在这种由调查人员与地方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合作进行的实地调查中，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也是课题组的构成部分，成为实施田野调查的主体之一，因而与调查人员具有同一目标。实际上，由于参加实地调查的当地行政机构或事业单位的研究人员对调查地点有更多的认识，由这些人员与调查人员组合形成的研究团队，也比全由来自高校的调查人员组成的研究团队更具优势。(www.daowen.com)

中国江南水乡文化博物馆副馆长吕芹主持余杭历史文化研究课题论证(2010年8月20日)

回顾十余年来在各地从事实地调查的经历，可以说当地政府的支持和当地熟人的引导是顺利展开一地调查的两个重要的有利条件。这两个条件一个都不具备，也可以展开调查，但调查过程会有诸多曲折困难。最好能将两种方式结合运用，既有地方政府或机构的支持，又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人加以引导。调查人员也要善于利用两者之长，以弥补各自的缺陷。

有学者依据个人田野研究的经验，认为“有身份进入”虽有诸多优点，但这种进入田野的方式也有明显的缺陷。由于“有身份进入”通常依赖地方行政资源，因此调查者所阅读到的地方文献、了解到的社会现象主要涉及的内容往往是与当前地方经济建设相关的部分，至于一些实地调查课题应予关注的地方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由于地方政府机构所掌握的信息有限或了解不深，因而往往成为调查者的资料盲点。^[9]

反过来看，“无身份进入”田野的方法也有其优点。与“有身份”(特别是通过地方政府的引导)展开的田野调查不同，“无身份进入”可以避开那种“自上而下”的田野调查方式的不利影响。由于调查人员是以陌生人的身份进入调查地点的，调查过程可以避开地方政府等引导者的介入和干扰，调查人员可以自主地观察，其调查过程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都是“有身份进入”者所不具备的。“无身份进入”的调查人员也更容易从最底层的社会场景开始其实地调查，所见所闻的社会现象因未经地方政权或其他引导者的筛选，也具有更强的随机性。“无身份进入”的缺陷在于，调查人员选择的调查对象极有可能不具典型意义，更因调查人员未能取得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合作，不利于在调查之初就掌握调查社区或区域的大致情况，不利于田野调查的顺利实施。^[10]

在桐乡乌镇考察(2002年10月)(自左至右:程郁华、黄佳琳、董建波、许晓青、王士杰、梁丽华、邓若华、刘芳)

在史学田野调查中，“无身份进入”的消极方面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加以弥补。方法之一是寻求地方文史专家的帮助，在调查过程中了解与接触地方文史专家等专业人士，并通过向他们请教而增进对调查地域的理解。即使从收集资料的角度讲，也应关注那些地方史专家，田野调查还应该尽量获得他们的帮助。在江浙沪乡村调查中，我们时常求助于这些熟悉地方历史和文献的专家。2002年10月初，我们在桐乡做乡村社会变迁调查时，王士杰给我们提供了诸多帮助。他曾经参加《中国百县市调查——桐乡卷》的撰写工作，因生于斯、长于斯，对桐乡地方历史十分熟悉。尽管在我们调查期间，他自己的工作繁忙，但仍然几次抽出时间陪同我们做实地调查。甚至在晚上下班之后，亲自带我们到农民家里做访谈。桐乡调查的顺利实施主要得益于他在地方文献方面给予我们的帮助，得益于他本人对社会历史调查的重视。更主要的是，他曾经参与百县市调查组在桐乡的调查工作，可以说是一个农村调查的内行，因而给我们的调查以许多有价值的建议。调查准备阶段的文献阅读固然能使我们对当地的自然环境、行政建置、交通状况、历史文献等有所了解，但对当地的实际情况不免隔膜。往往是进入调查过程之后，才能够对“纸上得来”的印象有深切体会。如果在调查开始之前，就有当地人介绍一些文献中未曾记载而我们又需要了解的“地方性知识”，对调查就会有莫大的益处。

如果是在村落中实施调查，得到村落中热心人士的帮助是至关重要的。田野调查事情繁杂，看似容易，做起来却难。在乡村调查中，进村入户，得到切实可靠的访谈资料，没有本村人的帮助，往往难以做到。因为只有本村人才了解各家各户的情况，才了解各家各户村民的脾性，才知道哪些人容易打交道，哪些人可以提供热心的帮助。不过，还需要一个条件，即使有本村人的帮助，如果这个本村人不是对家家户户有影响力的人物，那么进入访谈对象的家庭仍有问题。这是我们在龙井村调查的体会。如我们最初联络的一个农户，女主人很热心，愿意帮助我们联系其他访谈对象，但是在我们所去的第一家就遭到了拒绝。她的影响力不够。因此，在进入访谈前，要慎选引介对象。需要选择那些既有影响力又热心的人。这些人不一定是村民委员会或居民委员会的相关负责人，不一定有行政资源可以利用，但可以是村委会或居委会负责人授权的办事人员。在村落或街道调查中，寻找合适的“引导”人是克服“无身份进入”初期种种困难的途径。这个引导人最好具有行政(资源)与民间(权威)双重身份或多重身份，能够增进村民对调查人员的信任和对调查的接纳，以利于调查的实施。

从严格意义上讲，完全“无身份进入”只限于实施实地调查之初。实际上，随着实地调查的展开，调查人员往往会与调查对象建立联系，还会与其他熟悉社区历史的人物发生往来，由于开始熟悉所调查的社区以及调查对象，并且与在社区中生活的人们建立密切联系，这时的调查人员已经从最初进入田野时的“无身份”转变为“有身份”，他们对调查方法的使用也会随之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