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文献是史学田野调查需要关注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档案的编目有一套自己的体系，进入档案馆之前，首先要了解有别于图书编目的档案编排方式。在档案馆中，档案通常依据重要程度分为永久、长期、短期等类型，每一卷档案都归属于其中某一类型。例如，上海市奉贤区(县)教育局全宗永久档案和长期档案合计1485卷，按保管期限编制两个目录:目录号编为1的档案为永久档案，共计365卷;目录号编为2的档案为长期档案，共计1120卷。^[4]

档案目录的一级编排标准是档案来源，即产生档案的部门、机构、企业等。如上海市奉贤区档案馆馆藏的档案中，奉贤区(县)人民政府的档案编为一个全宗，奉贤区(县)工商业联合会编为另一个全宗。即以档案的原始机构编定全宗。该档案馆中收藏的民国档案，也按部门分类为若干个全宗，如国民党奉贤县政府全宗、国民党奉贤县党部全宗、汪伪奉贤区公署全宗、汪伪袁浦盐场全宗、地方法院全宗等。^[5]全宗号下又根据保管期限类型，编制相应的目录号。每一个目录项下，通常又包括多卷档案。这些档案依据其内容，又被赋予不同的案卷号。因此，档案馆中的档案目录是按照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编排的，每一卷档案都有一个由全宗号、目录号和案卷号构成的档案编号。查阅档案时，循着这个编号，即可以找到相关的档案。

档案馆中所有开放档案都会编为一个总目录，在寻找档案时，须先向工作人员索取档案总目录(部分县级档案馆的总目录可通过档案阅览室中的电脑检索)。在总目录中，可以看到所有档案的目录。所以，总目录实为档案目录的目录。根据总目录，能够发现你所需的档案的全宗名称、全宗号以及总的案卷数量等信息。如果需要了解该全宗中包括的档案的名称，需要调阅全宗目录，每个全宗目录因其中包含的档案数量不同而独立编纂成册。研究者通过仔细阅读全宗目录，可以知道该全宗中档案的内容提要，并依据提要的内容，判断所需要调阅的档案的相应的全宗号、目录号和案卷号。一些档案馆已经可以提供所收藏档案全宗的网上浏览。此外，个别档案馆还能够提供更多的档案检索方式。例如，浙江省新昌县档案馆编有《案卷目录》、《全引目录》、《专题阅档索引》、《人物检索卡片》等检索工具。^[6]浙江省桐乡市档案馆编制有《全宗一览表》、《全宗介绍》、《案卷目录》、《文件全引目录》以及人物姓氏索引等目录卡片，可供方便地追踪档案线索。^[7]

经过整理而编订的档案目录，提供了每个卷宗中的档案件数和每件档案的页数，以及每份档案的主要内容。但仅凭这些信息，还是无法判断档案对自己的研究是否具有应用价值。实际上，很多时候需要阅读文件的内容，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若要知道档案的详细内容，还需要进一步查阅每个案卷号下的档案文件目录。循着全宗号—目录号—案卷号的线索，最后找到每卷档案之中包含的档案文件的标题，才能知道一个案卷中保存的档案的主要内容。至于这些文件记载的事件的过程、人物的信息，需要调阅档案之后，才可以清楚了解。

现存县一级档案馆中的档案，一部分是20世纪50—60年代由档案收藏和管理机构从行政部门、企事业单位征集(接收)的档案，大部分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县级档案馆在县属单位、部门或在县辖地域内的非县属单位征集而来的。有的档案在征集到档案馆之前，已经经过归类整理和编订;有的档案则由档案馆组织人力重新编排。现在一些县级档案馆中所看到的档案目录，有一部分即是那时由工作人员编排的，尤其是民国时期的大部分档案。据浙江省平湖市档案馆一位当年参与组织档案征集和编排的工作人员回忆，他们收集到档案之后，由于缺乏足够的工作人员，档案馆曾经聘请一些退休教师到馆中参与编订档案目录和整理档案。当时征集到平湖市档案馆的档案目录，多出自这些临时工作人员之手。^[8]

江南地区的市、县(区)级档案馆有相当丰富的地方档案资料，有些甚至拥有弥足珍贵的历史档案。这些历史档案，或因为其内容、或因其系统性与完整性，各有其重要价值。我们根据一些市、县(区)的地方志、档案馆网站公布的信息以及多年来实地调查的观察，将了解到的这些市、县(区)级档案馆所藏的近代历史档案(主要是20世纪上半期)编为一个表格，如下所示。

表1　江浙沪市、县(区)级档案馆馆藏近代历史档案及其他文献举例

②江浦县，旧县名。位于江苏省西南部。明初置县。2002年撤销，并入南京市浦口区。

(续表)

①昭文县，旧县名。清置。1912年并入常熟。

(续表)

①川沙县，旧县名。位于上海市东部。原属江苏省，1958年划归上海市。1992年撤销，并入浦东新区。
②上海县，旧县名。位于上海市中部。元置县。原属江苏省，1958年划归上海市。1992年撤销，并入闵行区。

(续表)

①孝丰，旧县名。在浙江省西北部。明置县。1958年撤销，并入安吉县。
②於潜，旧县名。在浙江省西北部。西汉置县。1958年撤销，并入昌化县。昌化，旧县名。在浙江省西北部。北宋改置。1960年撤销，并入临安县(1996年改设市)。
③崇德，旧县名。在浙江省北部。五代吴越置县。1958年撤销，并入桐乡县(1993年改设市)。
④新登，旧县名。在浙江省西部。1914年由新城县改称。1958年撤销，并入桐庐县，1961年改并入富阳县(1994年改设市)。

(续表)

资料来源:《句容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653页;《溧水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9页;《丹阳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3页;《溧阳县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74页;《扬中县志》，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版，第498页;《常熟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6页;《吴江县志》，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673页;《常熟市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6页;《无锡县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863页;《江阴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05页;《宜兴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7页;《昆山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71页;《南汇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0页;《上海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62页;《松江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5页;《奉贤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04页;《金山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04页;《富阳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89页;《桐乡市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8页;《德清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546页;《海盐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82页;《海宁市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5年版，第980页;《嘉善县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95年版，第891页;《临安县志》，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2年版，第679页;《安吉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94页;《长兴县志》，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663页;《余杭县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752页;《新昌县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573页。
①武康，旧县名。在浙江省西北部。晋由永康县改称。1958年撤销，并入德清县。

在许多档案馆中还可以查阅到这些档案馆自己整理的档案辑录，或者依据档案和其他历史文献编纂的资料集。例如，江苏省高淳县档案馆依据其收藏的档案，编写有《高淳县国民经济历史资料》、《高淳县历年农林牧副渔基本情况》等资料集。^[9]

除了市、县(区)级档案馆之外，许多乡镇以及其他机构也有自己的档案室。如江苏省金坛县早在1959年就在全县各公社建立档案室，之后，全县各部、委、局等单位和乡镇政府，都建立了档案室。^[10]按照档案管理制度，这些基层机构的档案应统一交由县(市)级档案馆收藏，但由于种种原因，仍有部分档案保存在乡镇或其他机构的档案室中。就我们所到过的乡镇和村庄来看，乡镇档案室乃至村档案室大都保存有自己的档案，这些档案可以使我们对农村社会变迁的观察细化到单个村庄或农户的微观层面。如富阳市除市档案馆外，各基层档案室收藏的档案多达10万多卷，远远超过市档案馆的收藏。^[11]再如，杭州市滨江区乡镇一级的档案室中，长河镇政府档案室的收藏颇为齐全，该乡档案室收藏的档案起自1952年，止于1984年，共有档案1237卷，该乡管辖的13个村和1个街道均建有档案室，收藏档案1947卷。^[12]

表2　乡镇、居委会档案室收藏历史档案及其他文献举例

③梅李镇所辖村亦建有档案室，村级档案室收藏情况如下表:

④20世纪50—90年代档案(包括土地改革档案)交由常熟市档案馆收藏。
⑤另有企业、村级档案室。(www.daowen.com)

(续表)

说明:表中所列部分档案已经移交县、市档案馆收藏。资料来源:《梅李镇志·梅李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654页;《梅李镇志·珍门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2页;《梅李镇志·赵市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第648页;《碧溪镇志·吴市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6页;《尚湖镇志·王庄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30页;《尚湖镇志·练塘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610页;《尚湖镇志·尚湖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385页;《尚湖镇志·冶塘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56页;《白茆镇志》，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84页;《古里镇志》，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466—468页;《南丰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367页;《锦丰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年版，第350页;《掘港镇志》，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版，第306页、第383页;《余杭临平镇志》，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24页;《乾元镇志》，香港:天马图书有限公司2008年版，第685页。
①该镇所辖各行政村均有档案室，收藏以各村财会档案为主。
②该镇各行政村亦有收藏档案较为系统的档案室。

下面就笔者所见，介绍若干个县级档案馆珍藏的档案资料。

1．平湖老鼎丰酱园档案

平湖市档案馆的老鼎丰酱园档案，共计196卷，时间最早的材料是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一份田契，时间最晚的材料是1949年的红利账，起止时间跨度超过100年。第一份详细的经营账务记录始于1886年1月，最后一份详细的账务记载终于1949年12月，延续时间亦长达60余年。其中较为重要的档案包括《鼎丰酱园钱总》(档案编号:L297—001—0003、0074至0083)、《各项财务收支》(档案编号:L297—001—0004)、《银钱日记簿》(档案编号:L297—001—0130至0147)、《置产开销总登簿》(档案编号:L297—001—0012)、《历年付账分门》(档案编号:L297—001—0033至0046)、《历年市进册》(档案编号:L297—001—0047至0062)、《历年货源册》(档案编号:L297—001—0063至0073)、《历年批发》(档案编号:L297—001—0154至0191)、《历年考勤簿、诸友假日登记簿》(档案编号:L297—001—0019至0024)等。

这些档案记载的老鼎丰酱园账簿中有关原料收购、产品销售、雇工数量、捐税开支等内容，可供对原料价格、产品价格、雇工工资、股票利息等作统计分析。老鼎丰酱园作为平湖乃至杭嘉湖地区有名的手工业工场，对于我们深入研究近代工场手工业(至少是酒酱业)是一个难得的个案。鉴于这批档案的系统性与完整性，甚至可以说这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研究资料，它对于我们认识近代工场手工业的价值尤其重要。

2．常熟农村经济调查档案

常熟是我们最早做田野调查的地点之一。在这里，我们曾经做过农村社会变迁调查、社会问题调查、文化变迁调查、妇女婚姻关系状况调查等田野研究。常熟市档案馆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2001年的一次调查中，我们发现了1950年由常熟县委土改工作队所做的调查材料。其中包括《大义区新义乡王堂村调查》、《塘市区李墅乡小石村、下塘村调查》、《塘市区李墅乡虹桥、小河两村调查》、《李墅乡小庙、唐庙、新陆村雇工状况、借贷关系调查汇报》、《塘桥长寿乡农村调查》、《古苏区木陆乡姜鱼村调查》等。

这批调查材料现存于该档案馆全宗号为3的目录项下，保存单位可见“农民协会”字样，是当年为了准备土地改革而做的实地调查汇报。各村的经济状况调查记载的都是1949年的农家收支及生活状况。除此之外，内容还涉及地权关系、农业生产、借贷关系、雇佣关系、人口状况等。如其中所列人口数量及性别、年龄，都以原有人口列入，对外出者亦分别注明。其中，王堂村的调查汇报材料以表格格式对王堂村152个农户的经济状况作了逐户描述。在对每一户的描述中，都包括了户主姓名、家庭人口数量、人口性别构成、家庭劳动力构成、家庭副业等项。对于家庭的各项收入、支出也都有详细的数据记录。这些可以作为了解当时常熟乡村农家生活状况的第一手文献。

3．桐乡民国时期地方纠纷档案

桐乡市档案馆收藏有较为丰富的民国时期档案。有关20世纪40年代后期土地纠纷和民众抗争的案件较为系统，其中包括这一时期保甲人员在地方社会中所作所为引发的地方纠纷的文献，例如:《呈报副保长之子被人绑架案(1946年2月16日)》、《呈报保长、保副不法案(1946年8月31日)》、《告前乡长贪污渎职案(1945年4月13日)》、《乡公所呈请拘捕前保长案(1946年5月8日)》、《告前伪保长不法案(1946年10月1日)》、《告副保长暴打保民案(1946年1月27日)》、《告保长乱收费用案(1946年2月)》、《告保长四年前暴打保民案(1946年1月31日)》、《晏城乡第五保各甲长告本保保长不法行为案(1946年4月25日)》、《告晏城乡第五保保长剥削民众案(1946年2月20日)》等等。记载这些案件的卷宗被分别编在全宗号为M 1、M 5、M 8、M 9的档案中，其中，主要集中在全宗号为M 5、目录号为9的目录项下。

4．奉贤土地改革、袁浦盐场档案

奉贤区档案馆收藏有奉贤县土地改革委员会全宗(全宗号56)。这批档案共计1953卷，档案形成时间集中在1950—1951年，经过整理后按照区、乡、村顺序编号，内容包括专题调查、总结报告、试点经验以及来往文书。比较系统的材料包括人口土地赋额登记表、土地房屋人口申请登记表等，涵盖奉贤南桥、庄行、齐贤、太日、奉城、青村六区69个乡715个村60760户的资料。此外，奉贤区档案馆还收藏了全宗号为104的袁浦盐场档案。这批档案共计923卷，起止年限为1931—1949年。除了内含袁浦盐场的经费收支、盐价、各盐户交盐数量等报表外，还有缉私案件的案卷。^[13]

5．新昌土地档案

新昌县档案馆保存有清代乾隆、道光、光绪年间的“关书”、“户规”等，是从新昌地方法院民事案卷中摘录出来的，另有《置山业簿》，汇载一户业主兼并土地的记录。此外，该档案馆收藏的土地档案还有民国新昌县政府民政科有关区域变动、乡界纠纷、佃业纠纷、地政管理、田地买卖等档案资料(全宗号为M 6)。另外，还有与土地有关的田赋征收与催缴(全宗号为M 10)、田赋册籍、都庄田赋清册、推收月报表(全宗号为M 20)等档案。^[14]其中，属于同一农户的户规除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之外，另有光绪二十四年、光绪三十三年的。不同年份的户规显示，该户所有应纳赋田随时间变化，其田块数量和面积有所变动。通过多个农户数个年份户规的对比与统计，可以考察这一时期新昌县农家地权变动的情况。

6．余杭塘栖、仓前等市镇档案

我们第一次到余杭区档案馆是2000年，目的是寻找有关塘栖的历史档案。第一印象是有关塘栖的历史档案同其他乡镇的档案相似，缺乏20世纪上半期甚至更早的档案资料。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将总目录中带有塘栖名称以及民国档案中有关塘栖的内容浏览一遍，并选择其中一些摘录。当时整个的印象是，似乎余杭区档案馆中有关塘栖的档案已经大部分挖掘了。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个疑问:塘栖是余杭的大镇，它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或许应该留下大量的历史记载。就现有资料数量来看，似乎与它的历史地位不符。直到十年之后，我们对塘栖历史档案的看法才改变。2011年秋天，我们再次到余杭，目的是研究余杭的另一个市镇——仓前。在查找档案的时候，我们发现仓前的文献较之塘栖更加稀少和零碎。单单依靠目录提供的线索，只能找到非常有限的仓前历史档案。我们转变思路，决定对余杭的历史档案进行全面的调阅。尤其是对国民党余杭县党部、余杭县政府的卷宗，不管目录中是否显示该卷宗涉及仓前，我们都进行调阅，逐页查找是否有有关仓前的记载。结果，我们不仅找到了大量散见于余杭县党部、余杭县政府各部门卷宗中有关仓前的历史档案，还意外地发现了有关塘栖的历史档案。诸如《一九四九年杭县^[15]一届农代会的报告》、《丁河、四维乡公所经费报告表》、《杭县查禁风俗调查》、《杭县各乡镇公所议租会议记录》、《杭县戏院调查》、《杭县县政府特种行业调查》、《杭县肇和、义桥等乡经费支出》、《塘栖录用旧职人员登记表》等。这些保存在全宗号为91的档案中的卷宗，提供了诸多有关塘栖(当然不限于塘栖)镇及周边农村经济的历史资料。

上述有关余杭区档案馆收藏的塘栖、仓前档案，只是就笔者所知举例，并不全面。参与“余杭历史文化研究”课题的研究者还需要继续在档案馆开展资料搜寻工作。

在档案馆所见到的档案中，有相当数量的政府公文。这些政府公文通常都有固定的格式。尤其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的公文，格式已经相对稳定，“公文种类和用法、行文关系、公文体式、用语、用纸、标识等已成定例”。例如，“下级机关奉上级机关命令或上级机关发布命令，只叙扼要，必要时另附附件;检制文件，应亲自签名，不盖私章”。至于政府机关使用的令、呈、咨、函、公告等公务文书及其使用范围，国民政府曾多次颁布公文程式条例作出明确规定。1928年11月15日公布的《公文程式条例》沿用至1942年6月23日，其间相关规定曾经有所变化，但作为政府公文，均有固定的规范和程式。^[16]了解这些固定的规范和程式，有助于对档案的阅读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