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田野调查的实地调查阶段，研究者有机会进入调查地点展开实地观察和访谈，但受到客观现实的限制，研究者在调查地点所见到的只是“社会的现实”，所能听到的也只是当代人对历史的回忆。即使最高龄的受访者，能够提供给研究者的有关历史的记忆最多也只不过是向过去追溯一百年。然而，史学田野调查所要研究的问题，往往需要研究者超越这短暂的时间界限，把研究的目光向历史的纵深延伸。这时，单单依靠访谈就无法追溯长久的历史，而缺乏对社会现象的历史追溯，就无法更加深刻地理解现实。

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对象往往是缺乏文字记载的民族，但研究者也注重挖掘这些民族有关自己民族历史的记忆。对于那些具有丰富历史文献记载的民族或群体的研究，历史文献就成为研究者不能忽视的重要资料来源。有关研究对象的历史文献记载越是丰富，研究者越要重视对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比勘和解释。因此，一些人类学者认为，研究主要由汉族构成的复杂社会，仅仅采取原有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将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相结合，才有可能获得对研究对象全面而透彻的理解。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对中国东南地区的宗族制度做了深入研究，他认为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历史，才可以理解中国的宗族组织。^[1]同样，中国的人类学者在研究少数民族文化时也特别注重历史文献研究，许多少数民族没有文字，因而没有自身的历史文献，人类学者是通过发掘汉文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来研究这些民族的源流的。^[2]吴泽霖在对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中，就曾运用汉文文献确定这些民族的迁徙过程。^[3](www.daowen.com)

史学田野调查因其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特别注重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每到一地，研究者都要致力于搜寻民间文献、查阅档案资料以及采访当地居民以获得更多的资料线索。省级以及地市级档案馆收藏之丰富，自不待言。即使以我们去的较多的县级档案馆为例，其收藏之丰富也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如果不到实地去做调查，那些“隐藏”在乡镇档案室、村档案室的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不会轻易“现身”。同样，如果不到实地调查，一些收藏在村民家中的地契、账簿、类书、日记等其他文献，我们也不可能得知。因此，对档案文献、民间文献等资料的收集、整理、阅读和解析应被视为田野调查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