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人类学给予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一个民族或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和观念体系的总体”。^[7]早期人类学家研究的文化常被称作“异文化”，这时的人类学家大多出自欧美，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传统，当他们到原始部落或其他民族中从事田野调查时，他们面对的是与西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的文化形态。随着人类学的发展，人类学家开始将探究的目光转向自身的文化，而那些本来就出身于与西方相异的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一开始研究的就是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文化。在西方人类学家眼中的“异文化”，对于这些具有本土文化背景的人类学家来说，就是“本文化”。不过，这里讨论的“异文化”和“本文化”与其原初的含义不同，不是指不同民族、不同文明意义上的文化，而是指不同群体、不同社区、不同区域的文化。借用“本”、“异”这两个概念，主要是用来表示研究者对所从事田野调查的社区或区域的熟悉程度。

前辈的研究者早已提醒我们，将调查地点选定在“自己最为熟悉的地方”的诸多优势:“选择实地研究的区域，最好是你素所熟悉的地方，人杰地灵会有想不到的便利，如果是自己家乡，那更是无上的好。因为认识一个地方的风土习惯、社会背景，已经需要很多的功夫，能免去在这上面用功夫，当然可省去不少的时间。容易接近，容易变成局内人，尤为意中事。”^[8]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研究者“熟悉当地的各种背景知识，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在当地或许还拥有丰富的关系资源，又没有语言障碍。这样一来，研究者就可以直接进入田野工作的实质性阶段，无需克服自己的语言障碍、心理障碍，也无需克服当地政府和居民可能持有的抵触情绪”。^[9]如果从人类学田野调查学科发展的历史来看，这种本土学者研究本土文化也是几十年来的一个主要趋势，它有别于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那种主要由欧洲人类学家到非欧洲文化地域做田野调查的传统，而是强调在当地成长起来的人类学者对当地文化的田野调查。这种“回家”的田野调查，发挥了调查者所具备的“地方知识”的优势，而这正是早期人类学田野调查所缺乏的，缺乏“本文化”的“天然”优势也是导致早期人类学研究产生诸多缺陷的重要原因之一。^[10]我们讨论的“当地人到当地调查”的田野研究方法取向，从学科方法演变的范畴来说，符合田野调查方法转变的基本趋势。此外，这类史学田野调查还使研究者处在“参与观察者”的地位。这种地位使研究者与他们的研究对象建立长期的、连续的和亲密的关系。参与观察不仅使研究者了解到“结果”，还使研究者洞悉结果由来的“过程”，从而能更加深入地理解其研究对象。^[11]

林耀华在《金翼》中描述的金翼黄村正是他的家乡福建古田岭尾村，他曾说:“《金翼》所写的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是我半生经验的积累。今天的学生往往受经费限制，不能长期在远地他乡做田野调查。在此情况下，如果掌握了一定的理论和方法后，就选择自己最熟悉的社区生活进行研究，也可能写出较好水准的著作。《金翼》应该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12]他将这种田野调查称为“以‘自观’的方法进行研究，但实际上已从乡人平日自习的知识转入从大学接受现代教育。这样，既有直接的、熟悉的乡人式的观察，又动用了现代的方法论，透过事件叙述，从小到大，超越一个家庭、一个地区，做深入的考察，以便获得中肯的解释的结论”。^[13]在徐平从事的羌村社会研究中，由于他本人在羌族地区土生土长，他的父母又在羌族地区从事几十年的工作，这使他从事实地调查具有良好的“群众基础”。^[14]正因如此，他关于羌族社会的研究，“对精神生活的调查论述特别精彩，他获得了人们详述的传说、故事以及山歌、情歌等详细内容”，使他的调查十分深入。^[15]

在本科生的史学田野调查教学活动中，我们常常建议同学们选择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对象。至于是选择自己生活的微观社区(居民区、村庄)，还是更大范围的社区如乡镇或县市，要根据研究者的选题需要和对“家乡”的熟悉程度来确定。即使不能在自己的家乡找到合适的调查地点，也要考虑选择那些自己相对熟悉、比较容易展开田野调查的地点。

于宪玲在确定她的学年论文的选题时，对1949—1951年的农村土地改革比较感兴趣，希望能就土地改革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展开研究。在查阅了家乡安徽省临泉县有关土地改革的档案之后，她决定在自己的家乡荣楼乡小于庄开始调查工作。经过在小于庄的口述资料采集和实地调查，她从采访的线索得知小于庄的邻村——姚桥村有更加典型的有关土地改革过程的个案。最终，她选定了姚桥村作为土地改革研究的调查地点。之后，她的田野调查即以姚桥村为中心，在包括小于庄、老刘庄等在内的原荣楼乡所辖村庄展开。这些村庄的村民对姚桥村在土地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重大”事件尚保存有许多“珍贵”的“故事”。她之所以能够挖掘出这些“蕴藏”在村民记忆深处约六十年的记忆，主要是因为她是荣楼乡小于庄人，乡里乡亲，相互熟悉，村民视她为“自己人”，愿意将一些过去的事情相告，她也可以通过各种亲邻关系近距离接触到采访对象。所以，由她来研究自己村庄和邻村的土地改革具有“本土”的天然优势。

与她同时进行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设计的聂文君，也选择了自己的家乡作为研究地点。她的家乡是四川省富顺县白庙乡，她正是以1976年发生在该乡的“刘德荣贪污案”作为选题的。对当地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直观经验是她展开研究的良好前提，在发掘了有关这个案件的档案资料之后，她又围绕这个案件做了一些口述史调查，从而将这样一个“贪污”案件与当地的乡里关系、干群关系以及公社政治联系起来。研究者首先接触到的是档案资料，通过对档案资料中记载的1976年四川省富顺县白庙公社五七农校修建过程中发生的刘德荣贪污案的经过进行梳理，发现整个案件的矛盾焦点是当事人刘德荣买房买表的张扬和炫富，引起邻居、社员的不满;在进一步整理档案材料的同时，研究者对当地村民进行访问，认为刘德荣贪污案件实际上反映了白庙公社的乡里关系。进而，研究者提出，1976—1978年的白庙公社，其社员之间的相互关系仍然维持着传统中国农村的“熟人社会”的一些交往“原则”，人与人之间尽量不相互牵涉，不得罪——刘德荣在有意无意间得罪了当时五七农校的一些工人和当时的一些社员，因而使他在案件审查中处于被动。当然不管是社员之间还是村民和干部、干部和干部之间的关系，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基点的，而这些利益，最为重要的还是经济利益。当研究者分析这个案件背后的原因时，又看到当时公社干部的一些政治倾向和动态，包括反对“包产到户”，反对“单干”。^[16]在这个研究案例中，研究者能够由一桩普通的事件透视乡村的社会关系和政治结构，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她在本乡本土的生活经验。

王赛计划在自己的毕业论文中研究绍兴的“祝福礼仪”。在选择调查地点时，首先考虑的也是她的家乡。她是绍兴湖塘镇人，她的家就位于鉴湖边上一个有二百余户的村庄(五丰村)。她自己家每年也举行“祝福礼”。“祝福礼”是她从小时候即观察、经历的仪式。这些，都是她将自己的村庄作为“首选”调查地点的有利因素。她不仅可以利用自己在村庄的亲属关系和邻里关系深入了解(参与观察)祝福礼仪，而且自己也有多年的切身体验。另外，这个村庄户数较多，可以为她展开更加丰富的实地观察和采集口述史料提供基础。在初步调查之后，她得知20世纪中期以前，家乡村庄的祝福礼是由男性主持的，现在却无一例外都是由女性主持。她的论题要讨论的重点就是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她利用自己是本村人的优势，了解到20世纪60—70年代发生在村中的不为“外人”所知的村落故事，对这一变化作出了合理的解释。^[17]

在“本文化”的社区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和他的研究对象共享同样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道德规范，两者之间不存在“文化的张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有利于研究者深入社区内部。从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演变来看，早期那种主要由来自欧洲的人类学家对其他地区的原始民族的田野研究已经发生了变化。欧洲的人类学家逐渐转向对“本土”的研究，其他地区的人类学田野调查也增加并且注重对各自本土的调查。这类田野调查的优势之一是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和他们的研究对象之间文化距离的缩短以至消失。^[18]

尽管选择自己熟知的社区作为研究地点有诸多优势，但对一个社区的熟悉也可能同时给田野调查带来消极影响。如果在自己一向熟悉的社区从事田野调查，面对的是自己司空见惯的文化，接触的是自己一向熟悉的居民，就会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田野研究必要的距离感、陌生感，对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好奇心因而也会减弱。在“本文化”的田野研究中，调查者更多的遇到的是所谓“常识”，而“在常识中，人们天经地义地收受着一些不可拒绝的律条，这些律条逼使他们不加拒绝地接受它们”，^[19]正因为从事本土研究的学者习惯于沉浸在“随处可见的文化形式”中，他往往难以以局外的眼光审视这些“常识”。正像学者们在争论“异文化”研究与“本文化”研究孰优孰劣时所提出的，如果研究者与自己的研究对象之间的距离太近，不免会受到自身所处的文化的影响，其结果反而可能是忽略这种文化的某些重要方面或这个社区中极具研究价值的现象。因为对于“本文化”的研究者来说，这些自己熟悉的方面或现象不足为奇，不足以提出富有学术价值的论题。

在“异文化”的研究中，虽然调查者自己的文化与调查对象的文化之间往往存在社会制度、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等等差异，从而给调查者的田野调查造成困难。^[20]但到“异文化”中去做调查，有利于调查者和调查对象之间保持距离感，由此带来调查者对调查对象的新鲜感，同时也使调查者易于因进入不同社区而产生“文化的张力”，促使他们在“不疑处有疑”，发现问题，揭示蕴藏在社区历史深层的文化法则。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Arthur Wolf)曾到台湾的一个村落从事田野调查。他发现当地的童养媳婚姻多达总数的将近一半。由于童养媳婚姻对于来自西方的他来说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婚姻形式，这促使他持久深入地研究当地的这一习俗，并得出童养媳婚姻是乱伦禁忌的来源之一的结论。有学者认为，正是武雅士所具有的异文化的背景导致他从乱伦禁忌的角度研究童养媳婚姻;如果是一位具有中国文化背景的学者，未必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研究这种婚姻形式。^[21]有些人类学家甚至主张，(文化)距离是社会科学家真正理解一个社会的前提条件。^[22]

另外，由于受到社区或“本文化”的影响，研究者也可能对研究对象有先入之见，在研究之前即有若干潜在的预设，从而降低田野研究的客观性。相反，研究自己从未到过的社区、研究素所不知的文化现象，反倒可以避免“社会制约造成的偏见”，能够更加客观地实施田野调查。^[23]因此，研究者如果选择自己素所熟知的社区作为研究地点，需要警惕由于从小在其间成长而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避免陷入不经意间预设的倾向性，尽量做到客观地观察和研究。具体而言，作为一位立足于客位的研究者，调查者在近距离接触和观察研究对象时，要保持客位的视角，以“他者”的立场体会和观察调查对象的文化和心理。^[24]

当研究者决定在自己熟悉的社区中做田野调查时，他们需要以调查者的状态面对素所熟知的风土人情，将自己的身份做暂时的转换，构建出一个符合田野调查客观性和科学性要求的“田野空间”。^[25]研究者要以双重身份从事研究，他既是一个通晓当地社区情况和历史变化的“本乡人”，又是一个以“他者”的眼光审视这个社区的“外乡人”。对于在自己的家乡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来说，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在自己熟悉的情境中辨识文化模式、理解附着在事件中的意义。因而，他们需要努力确保不能将某些事情视为理所当然，也不能忽视那些习以为常的事物。有学者甚至建议，那些在自己的文化中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应该采取类似“装傻”的方法，尽可能多做记录。他们认为，越是那些研究者熟悉的主题，越应以陌生的眼光多予关注。^[26]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诠释这种客观的文化研究的精髓:“人类学家自己是人类的一分子，可是他想从一个非常高远的观点去研究和评断人类，那个观点必须高远到使他可以忽视一个个别社会、个别文明的特殊情境。”^[27]就“本文化”的田野研究者而言，就是要尽量与研究对象保持“社会距离”，并以客观而具普遍性的准则去衡量素所熟知的社会现象。

最后，选择调查对象和调查地点，除了评估其典型性与特殊性、属于“本文化”还是“异文化”等因素外，还要注意可操作性，通俗地说，就是要“量力而行”。研究者需要考虑自己有多少时间、多少资金、多少人员，这些均制约着对调查对象的选择。就像前文中提到的马陆镇，上海郊区有多少个这样的乡镇工业发达的乡镇?整个江浙沪又有多少这样的乡镇?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但也有自己的个性，也有各自面临的特殊的发展与稳定问题。但是，研究者不可能将所有这些乡镇逐个加以研究。他们只能选择一些个体作为这种类型的“典型个案”。这样既能解决要研究的问题，又能用有限的资金、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完成研究。

【注释】

[1]赵文:《文化变迁与宗教信仰——以下沙镇飞桥村谈家宅为个案》，载李学昌主编:《20世纪南汇农村社会变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3]同上书，第10—16页。

[4]胡鸿保主编:《中国人类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93页。

[5]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6]［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5页。

[7]费孝通:《费孝通九十新语》，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版，第164页。(www.daowen.com)

[8]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48页。

[9]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10]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21st Century:Crisis 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11]Timothy Jenkins．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Man，New Series，1994，29(2):433—455．

[12]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375页。

[13]同上书，第376页。

[14]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15]林耀华评语，见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封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6]聂文君:《刘德荣贪污案:1976年的白庙公社》，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未刊稿，2011年。

[17]王赛:《祝福礼中女性角色的变化:绍兴县五丰村调查》，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未刊稿，2012年。

[18]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21st Century:Crisis 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19]［美］克利福德·吉尔兹著，王海龙、张家瑄译:《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20]J．A．Barnes．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2):118—134．

[21]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22]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21st Century:Crisis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23]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24]秦懋:《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25]杨旭东、王亚军:《书斋里的追问:对民俗学田野作业现状的一点反思》，《红河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

[26]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21st Century:Crisis 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27]［法］列维-斯特劳斯著，王志明译:《忧郁的热带》，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