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调查地点时，首先要考虑的是所选地点是否适于解决所要研究的问题，即从研究课题着眼，根据所要研究的问题来决定田野调查地点。如果研究课题的范围涉及较为广阔的区域或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则应以实地调查地点的典型性作为选择的主要标准。“典型”在这里并不意味着特殊，而是强调调查地点所具有的普遍性。因此，研究者所选择的调查地点不应是一个过于特殊的社区或区域，它应该尽量具备诸多社区或区域的共性。在实际操作中，研究者通常不易找到一个具有诸多区域共性的调查地点(因为每一个调查地点在某种程度上都不同于其他地点)，可以通过区分不同类型，将具有较多共同性的区域归为一个类型，“典型”也可以是一种类型的“代表”，它具有同类型其他个体的共同特征，因而可以作为某种类型区域中的一个“典型”地点。

例如，在江南地区有许多渔业村，这些村子有一些共同的特征。从宗教信仰方面来看，渔业村的村民大都世代信奉天主教，曾经或仍然以渔业生产为主(所以，在一些地区就叫作某某渔业村)，数十年前均为内河渔民，居无定所，20世纪中后期先后登陆定居。在南汇，我们调查了一个具有上述这些特征的渔业村。这个渔业村是下沙镇的谈家宅。谈家宅位于下沙镇东部，村落地势平坦，南邻卫生河，距下沙、航头、新场三镇均约3千米。1998年我们在该村调查时，该村共32户，其中谈姓30户、陈姓1户、连姓1户;有村民100人，其中男性51人、女性49人。村落经济以种植业为主，主要种植单季稻和小麦，副业有果蔬栽培和猪、羊、鱼等养殖。其时，该村已有150多年的历史。据村中老人介绍，该村的祖先是姓谈的三个姐妹，她们原为渔民，后上岸定居、结婚生子，逐渐生息繁衍成一个自然村落。谈家宅之村名即由此而来。传说，三姐妹原为天主教教徒，所以其谈姓后裔皆信天主教。在20世纪20—30年代，谈家宅有十多户居民，家家户户不论男女老少都是天主教徒，村中实行严格的教内通婚制度，没有一个“外教人”嫁娶入村，教民们严格履行教义教规。^[1]因为这个村子的居民全都信奉天主教，因此我们又将这种渔业村当作信奉单一宗教的村庄类型的个案。但它也仅是信仰单一宗教的村庄的类型。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乡村往往是多神信仰的，在一些村庄，村民对儒、佛、道、民间信仰不加区分，全都相信。对于这种多神信仰的村庄来说，谈家宅就不具有典型性。如果研究者需要研究一个具有多种宗教信仰的村庄，谈家宅就不是一个理想的田野调查地点。因此，所谓“典型”是指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而非特殊的个案。越具特殊性的个案越缺乏典型性。反过来也可以说，那些越是缺乏特征、越是普通的区域或社区，越有可能是“理想的”典型调查地点。

同样的道理，我们在江南农村基督教信仰的研究中，是把江苏省盱眙县陈郢村视为典型加以研究的。该村位于盱眙县古桑乡，以水稻种植和水产养殖为主要农业收入来源。农业之外，农民大都从事副业，村中青壮年多到南京等城市以及盱眙县城务工或经商。村中有一座基督教堂，教堂的负责人(同时也是传道人)孙学良也是盱眙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的会计。

在陈郢村调查(2002年11月9日)(中立者为盱眙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会计、陈郢村基督教堂传道人孙学良，左立者为陈郢村基督教堂会计杨金堂，右立者为采访人)

该村的基督教传播始自20世纪80年代，女性村民绝大多数信奉基督教，也有相当数量的男性村民信仰，基督教会中的女性比重远远高于男性，信教者中中老年群体居多，信众的年龄和性别构成具有代表性;此外，教会的活动、组织以及布道内容也有诸多本土性特点，和其他乡村基督教会具有诸多共性。因此，陈郢村的基督教信仰具有典型性，陈郢村被调查者作为基督教信仰的典型村庄重点调查。

陈郢村基督教堂唱诗班(2002年11月9日)

再比如，我们研究“社会发展与社会稳定”这个问题时，选择的调查地点是上海市嘉定区马陆镇。马陆是上海郊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最为迅速的市镇之一，在发展过程中又面临着一些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而马陆镇正在设法应对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后期，苏南一带的乡镇工业蓬勃发展，这种以城市工业技术向周边农村输出、农业剩余劳动力就地转入工业生产、集体投入固定资本和流动资金、高度依赖外地市场等为特征的经营方式，被称为“苏南模式”。上海郊区、浙北农村的乡镇工业走的也是同样的道路。马陆在这一时期发展乡镇工业，其道路正是“苏南模式”。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苏南、浙北、沪郊的诸多乡镇企业，尤其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面临着萎缩、倒闭等危机。受到工业企业萎缩的连累，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急剧减少。由于工业不景气和转制，失业工人数量增加。这几乎成为当时苏南、浙北一带乡镇经济所遭遇的普遍困难。马陆镇也不例外。(www.daowen.com)

为了走出困境，马陆将集体所有制企业转制为政府参股的股份制企业，或者干脆出售给个人，转制为民营企业。为了吸引外资和技术，马陆也将大量耕地出租建设工厂，这样又使部分农民转为“非农”。由于当地众多的外资企业和由集体所有制转变而来的股份制或私有制企业用工完全自主，不愿雇用年龄偏大且无技术的当地农民(工)，宁愿从其他地区招募年轻人进厂务工，这给马陆带来一个主要问题:失地又失业的农民如何安置。由于“三资”企业收入相对较高，失地又失业的农民与其他职业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这些农民在就业、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日趋“弱势”。我们于1997年在马陆的调查，就是要研究马陆镇政府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它的办法是发放失业补助，推行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等，保障这些低收入者的基本需求。

马陆农村经济转变(突出特征是工业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耕地减少、农业萎缩、粮食总产量下降、收入差距拉大，在我们之后的调查中，证明是工业发展过程中江浙沪农村经济的“共相”。如果以人民公社时期密集劳动投入的农业作为基点的话，这些工业相对发达的农村地区的农业确实是倒退的。假如放到更深远的历史背景中观察，粮食种植业的萎缩并非20世纪80—90年代现代工业发展过程所独有。从这一地区数百年来农业变化的大趋势看，粮食总产量的减少正是其特征之一。不论是棉花、蚕桑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增加，还是耕织结合的农家经营方式的发展与解体，所有的变化都指向更高的单位时间的劳动收入。当代马陆农村由农业转向现代工业企业以追求收入增长，其行为的目标取向与此前数百年并无根本的不同。这一基本取向不仅是20世纪90年代马陆经济发展的内在机制，也是江南区域经济和社会演变的内在机制。很显然，马陆不仅存在区域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普遍问题，还是一个具有历史“纵深”的典型个案，由这个个案，可以在一个较开阔的历史背景和区域背景上解剖我们所关注的“发展与稳定”问题。正因如此，这个调查地点的选择才有价值。

在马陆镇调查时与镇政府工作人员合影(1997年5月8日)(左一为谢俊美教授，右三为王斯德教授，右二为王家范教授，右一为李学昌教授)

在马陆调查的印象使我们相信，基层的、微观的社会层面不仅是社会变迁的种种机制运作的舞台，还是新的机制发生的源地。若要对农村社会变迁追根溯源，走入乡村、深入乡村，不失为一种充满机会的途径。而要想通过实地调查追寻20世纪农村社会变迁的轨迹，适当地选择调查地点是关键因素之一。之后，我们对区域社会变迁、经济发展乃至乡村文化的研究都未脱离对“典型”调查的运用和重视。如江浙沪农村社会问题研究、江浙沪农村文化演进研究、江浙沪农村妇女婚姻状况研究、近代沪郊农家经济状况研究等，无一不是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展开的，而所有这些实地调查得以顺利展开的前提，都离不开经过审慎考量和前期研究而确定的适当的调查地点。正如徐平所言，由于“社区研究方法的目的是通过若干典型社区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由点及面，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真实面貌来。因而，典型社区的选择是研究的第一步。所选择的样本，既要是一个独立完整的社会单位，也就是无论大小，这个样本是人类社会的完整切片;又是能在社会的若干样本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它必须在大体上足以代表社会构成的普遍规律，本身又在许多方面更典型更明显”。^[2]他在选择羌村作为实地调查和研究的区域时，羌村在文化变迁上的代表性和典型性是他考虑的主要因素。他所研究的羌村，在经济上代表了那些主要从事山地农耕产业、正处于从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在文化上则反映出这些正处于外来文化冲击下的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变迁趋势。羌村的经济文化变迁使它成为民族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文化融合的典型。因此他从事实地调查的羌村对于文化变迁研究具有足够的代表性。^[3]

在社会变迁的研究中，我们还需要时常关注到特殊性，甚至是独一无二的个性。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者常常接触到具有不同特征的村庄或市镇，它们或是具有特殊社会结构，或是具有不同于其他地方的经济结构，或是具有一些十分特别的风俗习惯。因此，田野调查除了探讨共性与普遍意义之外，也需要关注这些具有特殊性的地点。人类学家在福建惠安县沿海的惠东地区的田野调查是一个选择具有特殊性的调查地点并由此取得丰硕成果的杰出范例。20世纪30—50年代，叶国庆、林惠祥等人类学家对惠东地区的“长住娘家”婚俗做过调查。20世纪80年代初，蒋炳钊等又到这个地区进行惠东女风俗的专题调查。80年代以后，陈国强、叶文程、石奕龙等人多次在惠东地区从事田野调查，他们对惠东的劳动分工和妇女地位、社会化中的性别差异、惠东的宗族组织等做了深入研究，并对汉族文化在惠东地区的长期流变和地方性变异作出论断，进而归纳出了作为一个特殊区域的惠东地方文化体系的特征。^[4]惠东人之所以受到人类学田野研究的关注，主要原因是惠东人具有特殊的风俗习惯，“他们的‘长住娘家，不落夫家’以及妇女的特殊服饰、妇女姊妹组织和妇女高自杀率等，均使得人类学者、社会学者注意这些特点在文化、社会及两性关系上的意义”。^[5]在人类学家看来，这些特殊的人物、地点和社会现象往往是最有意义的研究对象:“正是那些表面上看起来最情绪性的行为，最不合理性的过程，还有那些所谓前逻辑的表现等等，才是最富有意义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