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放、回收和统计调查问卷是社会调查中常用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研究者可以获得大量统计资料。系统化的统计资料经过处理可用于定量分析，对于了解诸如社区、群体等研究对象的整体状况具有明显的优势。在社会历史调查中，某些课题也适用问卷法。但如果是偏重于研究历时性现象的课题，则应考虑在问卷的设计上体现事物的历时性变化。此外，在史学田野调查中，单纯的问卷方法的适用性较弱，应考虑配合其他调查方法。

在史学田野调查中，应当谨慎运用问卷调查方法。这主要是由问卷调查这一方法本身在研究历史现象时的局限性决定的。设计调查问卷时，首先要考虑到问卷中要求调查对象回答的问题应简单明了，以便调查对象易于回答。因此，问卷中的问题应范围明确，不应提出模棱两可的设问，相应地，问题的答案选项也是预先设定的。这些都会限制研究者对所要调查的社会历史现象的深入了解。

我们以往所做的浙江和江苏农村的历史变迁调查，常常以村庄作为调查的单元，而以走访农户作为最基本的调查方法。我们在杭州市郊龙井村调查中得到的一个经验，就是历史调查比较适用访谈法，较不适用问卷法。因为被采访的村民多不耐烦阅读问卷，其讲述所知事情的能力高于阅读能力。记录他们的口述故事或事情原委，较之问卷可以了解更多的信息。另外，问卷设计本身往往无法预先全面考虑到在实地调查中遇到的情况，不一定能够较为切近地符合采访对象的实情。如果运用问卷调查方法收集资料，作为弥补的方法，一方面是在调查过程中及时修正问卷，但在调查过程中适时修正问卷要求有较长的调查时间，不可避免地增加了调查的人力与物力投入。调查者在设计调查计划时，应为补充和修改调查问卷所需时间和精力留出余地。另一方面，有的调查者在正式开始实地调查之前，会先实施预调查。预调查的目的就是检验调查问卷的适用性及其内容的有效性。预调查通常会通过抽样方法选择样本做问卷调查，并根据预调查的结果对调查问卷作出增删调整。

在史学田野调查中，如果有必要使用问卷方法，通常也需要以访谈调查法作为补充和配合。在问卷调查过程中，“口问手写”的问卷调查方法在史学田野调查中较为常用。这种方法是问卷调查人员对调查对象采取入户调查的方式。“在填写问卷的同时，调查者可以对一些有特点的住户记下问卷问题之外的其他有用的资料和数据。调查人员自己入户，还可以对当地的风土人情、经济活动、消费整体水平等情况有一个感性的认识。入户时，可以直接观察到住户的住房条件、消费水平和消费特点(饮食、衣着、摆设等)以及精神面貌，这些都可以生动地体现出住户的收入状况及其在社区中的相对社会地位。”^[23]在这种问卷调查方法实施的过程中，调查者还可以亲自判断调查对象对问卷中问题的理解程度。如果调查对象不能理解问卷中的问题，调查者可以作出口头解释，以免调查对象在不理解或不完全理解问题的情况下作出回答，这将有助于保证问卷调查资料的质量。更重要的是，通过入户问卷调查，调查者可以直接面对调查对象，及时了解问卷设计中的缺陷。假如这种设计缺陷影响田野研究的质量，则要依据实地经验，对问卷作出及时的补充或修正。据一些学者的田野调查经验，实地调查开始之前设计的问卷常常不能涵盖实地调查中发现的丰富内容，因此，问卷的某些部分应当根据实地调查的需要增加新的问题，这会导致原有设计的修改。此外，在某些问卷调查中，调查者可能还会发现预先设计的问卷中有某些问题或内容并不适于实地调查，这些问题和内容则应从问卷中删除。史学田野调查的调查对象是各有其个性的个体，这些个体特殊性都是调查者预先设计的问卷无法全部预见的。据此，调查者需要在调查之前预做准备，“以便有机会补充和扩展调查的内容，丰富调查结果。即在框架上为田野调查预留一定的空间，为截获意外信息做好准备……我们面对的是具体的人和他们具体的活动，而这些活动恰恰是我们所不熟悉的。缺乏弹性的准备，会使我们的田野工作处于被动”。^[24]

结合运用访谈调查法也是一种弥补问卷法缺陷的手段。将问卷调查与访谈调查结合起来运用，一方面通过问卷调查获得一定规模的调查样本，通过对样本数据的统计分析，把握调查对象的整体状况或一般趋势;另一方面运用访谈调查方法，采集个案材料，了解整体状况中的局部细节，更加深入地解释一般趋势。^[25]两者互相补充、相互为用，史学田野调查就可兼顾深度与广度。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在一两个或三四个有代表性的单元里做深入的田野调查、深入的访谈，然后将由访谈和调查证明是有效的问题制成问卷，再以问卷的方法到更大的区域去做调查。这种方法实际上是将访谈调查方法和问卷调查方法融合起来加以运用，既保留了深度访谈的效度，又保留了问卷调查的信度，是一种较为理想的田野调查方法。^[26]例如，2005年夏季的常熟农村文化变迁调查，在行前有过详细论证和准备，拟定了包括信仰、习俗、日常生活等内容的调查提纲和调查问卷。采用的调查方法是问卷调查法与访谈调查法。我们实施访谈调查的村庄是西堰头村，在这个村庄，调查人员逐户走访了所有的农家，并对访谈进行录音。在沙南村、横泾村和河西村，调查人员随机选择了一些农户和农村居民，由调查人员以“口问手写”的方式填写了问卷。

常熟西堰头村(2005年8月10日)

在江浙沪妇女婚姻关系变迁调查中，我们也采用了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调查方法。通过对个别调查对象的实地访谈获得初步假设之后，我们进一步利用问卷调查方法加以验证。在浙江省遂昌县，72岁的蓝横森对当地女性择偶标准的变化，作了一个前后对比:“原来女孩子选择对象，主要是看对方家庭条件好不好，如家里有没有房子、田地多不多、兄弟多不多。现在，女孩子择偶的条件变了，主要是看男子的脑瓜灵不灵，有没有手艺，会不会挣钱。以前那种老老实实干农活的观念已经变了。”相比之下，上海市南汇区东祝宅村34岁的祝正龙更加直截了当:“现在男女恋爱不是特别讲究家庭财产，女方最看重的是男方有本事。”人们在择偶时已经更多注重个人条件，但家庭富有程度仍是他们考虑的因素之一。类似的访谈显示，在社会转型的特定时代，农民的择偶标准、家庭观念、婚姻观念等都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前后截然不同的，“新”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中，往往掺杂着旧有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为此，调查人员选择常熟、南汇、遂昌作为调查地点，实施问卷调查。同时，在这三个地方的若干村落对一些村民做了访谈。^[27]

在实地调查开启之后，一些特殊情况引起的调查计划的变更是必要的。对于调查者而言，调查是在一个陌生的社会环境中实施的，在未完全进入田野工作的场景之前，对当地的社会经济、生活场景、风俗习惯、人际关系等缺乏了解，因此，尽管调查目标是明确的，但这种目标可能与当地的社会实情有偏差，即使没有偏差，因为起初无法取得调查对象的信任，勉强采集信息，无法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由于在调查开始之前对调查区域的情况不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掌握，在运用社会调查方法所设计的问卷中，一些问题可能是无价值的。在我们实施调查的一些地方，甚至问卷本身这种调查方法，都不能被调查对象所接受。在2007年的杭嘉湖运河沿岸市镇乡村调查中，我们原先设计了一份针对茶农的调查问卷。但我们没有预料到，茶农对问卷中有关茶叶经营、收益等问题非常“警惕”，多数不愿直接回答。即使勉强回答问题的调查对象，也不愿意调查者记录自己的姓名、住址等信息。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放弃问卷这种调查形式，而改用访谈法。我们放弃问卷之后，通过对家庭各种收支的访谈，从侧面了解到茶叶经营收益和茶农的家庭经济状况，实现了研究的预期目标。可以说，史学田野调查方法的选择是灵活的，采取某种方法或者是兼采多种研究方法，应视研究课题的需要而定。

【注释】

[1]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页。

[2]张光直:《青铜挥尘》，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423页。

[3]Jack A．Goldstone．How to Study History:The View from Sociology．Historical Methods，1986，19(2)．

[4]［美］西达·斯考切波编，封积文等译:《历史社会学的视野与方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页。

[5]Jack A．Goldstone．How to Study History:The View from Sociology．Historical Methods，1986，19(2)．

[6]［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8—30页。

[7]［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

[8]同上书，第28—30页。

[9]［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8页。(www.daowen.com)

[10]同上书，第120页。

[11]此外，社会学家还根据“分析方案”的差异将理论区分为两种类型:实证主义型理论和感受型(或描述型)理论。“实证主义型理论试图建立一种严谨的范畴系统，设想这种系统能够把握住使整个世界的不变特性具有规律的方法;感受型理论只是一些较为松散地搭配在一起的概念，只要求研究者感受和认清事物发展的某些主要过程。实证主义型理论假定社会领域具有同物理学领域一样无穷无尽的过程，其理论目标在于创造一种和这一永恒过程同构的抽象的概念体系。与此相反，感受型理论的特点是对社会事物的永恒性表示怀疑，认为(理论)概念和世界之间的联系总是暂时的，因为人类的本性就是随着经验世界的变化而灵活地修正概念。”史学田野调查以经验研究为基础，并尝试通过经验事实的积累建构社会变迁理论，因而其研究的理论应当属于“实证主义型理论”。［美］乔纳森·H.特纳著，范伟达等译:《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2]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2004级基地班:《京杭运河(杭嘉湖段)暨沿岸乡村市镇考察报告》，未刊稿，2007年9月。

[13]余炳辉等编译:《社会研究的方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

[14]例如，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有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其中与田野调查及区域研究相关的各个学科的成果数量堪称巨大，相关史学文献及地方志图书亦较为完备。

[15]李学昌主编:《20世纪中国农村社会研究要目便览》，未刊稿，2002年4月。

[16]因尚未包含在实地调查中获得的档案、民间文献以及口述历史资料，因此尚不是完备的资料长编。

[17]林耀华:《社会人类学讲义》，厦门:鹭江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18]凌纯声、林耀华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方法与方法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版，第299页。

[19]同上书，第422—435页。

[20]［美］M.E.斯皮罗著，徐俊等译:《文化与人性》，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21]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22]［美］周荣德:《中国社会的阶层与流动:一个社区中士绅身份的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页。

[23]马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24]王晓丽:《人类学田野调查:在解释中寻求规律》，《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5]马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民族研究》2002年第2期。

[26]刘海涛:《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矛盾与困境》，《贵州民族研究》2008年第4期。

[27]董建波、李学昌:《20世纪江浙沪农村社会变迁中的文化演进》，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