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课题的选定是一次史学田野调查的起点。一个明确的课题是进行文献资料积累、制定调查提纲和设计访谈问题的前提，甚至调查地点的选择也应视研究课题的需要而定。研究课题的选择是一个由不确定到确定、由模糊到明晰的渐进过程，课题的研究主题需要反复研究论证才能够确立，甚至要等到进入实地开展田野调查之后才能够最终确定。在有些社区历史研究中，调查者或许首先确定的是调查地点和调查范围，具体的研究课题并不明确，需要在实地调查过程中发现问题，进而修改预设，确定研究课题。史学田野调查的经验说明，事先设计的课题研究计划有时在实地调查中无法顺利实施，或者研究课题的设计某种程度上偏离了历史实际，而研究人员往往是在实地调查开始之后才发现研究课题设计的缺陷。遇到这种情况，研究课题就要根据实际情况予以修正。尽管实地调查之前确定的课题，都具有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但这并不是说研究课题是可有可无的，事实上，一个预先设定的研究课题(尽管它可能并不完善)仍然是史学田野调查所必需的。

田野调查的研究课题可依据其目标和内容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理论性研究课题，另一类是应用性研究课题。理论性课题主要涉及相关社会理论的检验与发展。这类课题的直接目标主要是“增进知识”，而不是直接用于“改变人们的行为”。由于田野调查方法以及相关的社会理论起源于西方，理论性的田野调查课题往往涉及以西方社会历史为实证基础的社会理论。在理论性田野调查课题的设计中，研究者首先要处理本土经验研究与起源不同的社会理论之间的关系。正如徐平所言:“每一种理论都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的假设，都不能说是对人类社会的完整认识。而且每种理论假设的归纳，都有其特定的对象和范围，很难作无限度的演绎。一方面，我们必须认真吸收前人成果，只有站在前人肩上才可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另一方面，我们不能为理论所累，如果囿于前人的理论框架中，就不可能超越前人，不可能比他们更深刻地认识人类社会。”^[1]

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田野研究中，运用源自西方的社会理论能为研究者提供新视角，启发研究者关注那些单靠本土经验可能会忽略的内容，但由于西方社会理论往往源自与中国社会具有差异的历史过程，要想使这些理论适用于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的解释，就需要用中国历史的特殊经验去验证理论的普适性，并对其中不适用的部分进行本土化改造。社会理论本土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运用中国社会变迁的具体事实去修正社会理论中那些所谓“普遍性”的结论，并由中国史料得出适于解释中国甚至世界现象的理论，辨析“哪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能适于中国史，有哪些理论需借中国史实加以修正，以及从中国史实中归纳出来哪些新的社会科学理论、法则”。^[2]从这个意义上说，史学田野调查对中国社会中某一区域或社区历史的具体过程的研究能够为西方社会理论的本土化提供经验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论自身的发展。

从更加具有建设性的角度看，中外社会历史的对读、西方社会理论与中国历史经验的对照，有利于人们从中国历史的解读中归纳出适用于中国历史独特性的社会变迁理论，从而产生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源自于中国本土的社会理论。经由某一区域社会历史过程的微观研究，社会理论家有机会从中国历史乃至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中，发掘中国历史的独特经验。一方面，这将促使从事社会调查的研究者重新审视各种社会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社会理论研究者也可以依据“中国经验”重新检讨社会理论的普遍意义，进而对有关理论进行修正，使之适用于对中国社会变迁独有路径的归纳。汲取中国历史经验的本土化的理论研究，也将对社会理论的发展与完善起到促进作用，增进社会理论的普适性，从而产生尽量涵盖不同区域、不同文化、不同社会历史经验的社会理论。社会理论的本土化或者本土经验的理论化，实际上是诸多涉及社会理论的学科的共同任务，史学田野调查中理论性课题的价值也在于此。

尽管与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相比，历史学同样关注社会理论，但历史学所谓的“社会理论”不同于“一般社会理论”。一般社会理论假设“社会”具有某种永恒普遍的特征，一旦理解了这些特征，就能够在理论上演绎所有社会或多或少都要经历的历史过程。历史学研究的社会理论是以多样性、特殊性作为背景的，^[3]社会理论关注的结构、行为、过程、模式等，在历史学中都应被置于特定的时空背景中加以考察与解释，^[4]因此，历史学应该抛弃抽象的“社会”、“国家”、“文化”、“社会变迁”等研究对象，而致力于研究“个别的社会”、“各种各样的国家”、“各具特色的文化”、“不同类型的社会变迁”。^[5]与社会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同，历史学的目标不是归纳所谓的“人类行为的一般法则”，而是叙述特定时代、特定地域、特定社会的特殊类型的结构、特殊的变迁模式与机制，反映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行为法则”的独特性与多样性。

一些社会学家反对历史学这种由经验到理论的理论建构方法，甚至认为，理论不应充满经验的内容。在他们看来，最好的理论一方面必须是高度抽象的陈述，另一方面必须足够精确并能够接受检验。理论的最为重要的特征就是其抽象性，理论概念中包含的实体内容越少越好。假如理论中充满了经验内容，理论就会受到具体情况的束缚。在这些理论家看来，那些以归纳经验为内容的陈述并不具有理论性质。如特纳(Jonathan H．Turner)所言:“经验概括和经验性操作变量的因果模型根本不是理论。它们只不过是有用处的资料总结，是需要用一个理论来加以解释的。”^[6]特纳甚至认为社会学中的许多理论在严格意义上也不应称为“理论”，他说:“社会学中大多数被定义为理论的东西都是经验型的。这些经验型理论是在特定条件下对具体事物的概括所构成的。社会学中，有许多这样的概括被认为是理论，它们被认为是值得重视的经验规律。社会学的大多数领域都充满了这种类型的理论。但是，严格地说，这些都不是理论性的东西，它们过于受到经验背景的束缚，事实上，它们正是需要用一种理论去解释的东西。”^[7]

尽管有学者指出，理论正是在经验规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特纳却否认阐明普遍事实的一般性质有助于诱发理论。他只是承认“熟悉掌握经验规律是建立更为抽象和综合的理论陈述的关键”，但并不认为“这种从经验成果中机械地上升到抽象的努力会产生出有意义的理论”。因此，他“不主张只有浑身泡在经验事实里，才可以开始建立理论”，他“担心人们一旦埋在事实堆里，就很难再从那里爬上来”。既然不能经由事实的归纳获得理论，那么，社会理论家如何得以建立其理论陈述呢?特纳认为“一种颇具创造性的顿悟是必要条件”。^[8]可以说，主张“抽象理论”的理论家并未完全否定“理论”与“经验事实”之间的关联，他们虽然反对由经验事实到抽象理论的理论建构方法，但又承认经验事实是抽象理论的关键基础，只不过由经验事实上升到抽象理论的过程不只是归纳、概括那么简单，灵感与顿悟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毕竟，创造性的理论思维有其自身的特质。(www.daowen.com)

对于史学田野调查来说，理论性课题当然较少可能是特纳所谓的依赖顿悟诱发的“抽象理论”，但也不同于实地调查经验的简单归纳。史学田野调查理论性课题所提倡的理论研究应该是一些社会学家所提出的“中距理论”。中距理论(即中等范围的理论)这一概念是由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Merton)提出的。这一概念一方面使这种“理论”有别于由局部经验和具体事实直接归纳所得的“理论”，另一方面又使其不同于特纳所谓的“真正的”(高度抽象的)“理论”。

与实地调查直接归纳所得的“具体理论”相比，中距理论具有更强的抽象性;与高度抽象的理论相比，中距理论包含的经验内容以及与这些经验内容相关的变量又是在社会现象及相关领域里真实存在的。中距理论虽以经验事实的概括与归纳为基础，但它从经验事实中概括所得的变量则是相对抽象的，更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遍发生的社会现象的基本性质，从而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普适性，因此也被认为具有更强的理论性。^[9]

中距理论的理论视野不如宏观理论那么宽广，因而其抽象程度也相对较低;中距理论不必在非常抽象的层次上加以表述，所以，它对概念的定义比抽象理论更加清晰，且可以使理论性的概念具体化为社会现象。这样，虽然中距理论是抽象的，但由于它们是与经验世界相联系的，所以主张建立中距理论的理论家非但不轻视实证研究，反而鼓励实地调查与田野研究。因为田野调查“对于澄清概念和改进理论是必要的。没有理论和调查研究之间的交替作用，理论性方案依旧只是那种仅具启发性作用却经不起反复驳难的概念堆积”。同时，他们也提倡实地调查经验成果的“理论转化”，因为如果缺乏中距理论的建构，“经验性调查也只能是停留在不完整、无条理的地步，对丰富社会学知识并没有一点效用”。^[10]鉴于中距理论强调它与实地调查之间的密切关系，史学田野调查的理论性课题应较多涉及可用于解释社会变迁的中距理论，从而使史学田野调查的成果有助于从本土历史经验中提炼出有关社会变迁的起因、动力、维度、影响等的结论。^[11]

应用性研究课题通常是围绕目前出现的社会问题而展开的研究项目，它们涉及广泛的社会领域，诸如留守儿童、乡村教育、老龄化社会等。开展这些现实性的应用研究时，史学田野调查应注重从历时性的角度考察现实社会问题的源流，侧重从历史的视野中观察社会问题的成因和延续性。在史学田野调查中，还有一些应用性研究课题涉及历史文化资源的发掘与开发，主要涉及历史遗存的评估、保护以及利用。例如，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在京杭大运河(杭嘉湖段)的史学田野调查中，大部分同学所做的研究都属于应用性研究。如《塘栖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与思考》挖掘梳理杭州市塘栖镇的历史文化资源，旨在对塘栖的旅游业开发提出对策建议;《乌镇旅游开发的成功经验与存在问题》则是对嘉兴市乌镇旅游业的现状加以研究，并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需要说明的是，理论性课题与应用性课题的划分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对立的。若从理论的起源来看，任何社会理论都有其产生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源流，田野研究涉及的社会理论也同样离不开相关的实证经验，其中也包括应用性研究提供的案例和经验。反过来，一些理论性研究虽以增加知识为直接目的，但也不可避免地会对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产生间接影响。从普遍意义上讲，理论研究最终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实践。理论性课题的研究成果有时可以付诸于指导现实的实践，例如，作为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田野调查成果的《杭州郊区茶农生活现状调查报告》、《京杭运河(杭州段)及其沿岸河流考察报告》等，虽属理论性的课题，^[12]其成果当然可以用于解决某一类社会问题。同样的道理，应用性的课题也可以对理论研究作出贡献。一些应用性的研究有助于验证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同时，许多应用性的研究也离不开理论性的研究，它们需要运用相关的理论分析所研究的问题。一次具体的史学田野调查可以偏重于理论研究，也可以偏重于历史经验的发掘与整理。选题对于史学田野调查的重要性的核心在于，通过确定选题，研究者提出一个富有学术价值的问题，并进而通过实地调查验证就这个问题所做的假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