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历史文献经过学者的收集和整理，已经公开出版。这些已经公开出版的历史文献，研究者不必到实地去寻找。但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未经出版，甚至未经研究者去发现并评估其学术价值。运用田野调查方法，研究者可以到产生历史文献的实地去寻找尚不为研究者所知的历史资料，去发现那些尚未进入“研究视野”的历史文献。“田野”不仅蕴藏着丰富的资料，激发研究者的问题意识，提供解决疑问的路径，田野调查过程本身也有足够的魅力，因为每一次田野调查都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它能够提供给每个参与者一种独特的“个人体验”。而这种经历和经验恰恰是深入理解文献所不可或缺的。

教室和图书馆是历史教学的重要场所，但在这些地方，研究者获得的更多的是第二手的资料，所获得的是他人的历史认识。田野调查使研究者有机会获得第一手的资料和实地的体验。在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同样要通过观察和思考以收集资料、整理资料，而且他们在田野调查中还会发现较之于图书馆更多的资料。更为特殊的是，在田野调查中，研究者身处的正是曾经发生过历史事件的地方，以往的环境或许有一部分仍然存留，历史的当事人或旁观者可能依然健在，研究者不仅要像在图书馆里那样去观察和阅读，还要在访谈中提问与倾听，这无疑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范围，对研究者的能力是一种更大的挑战。^[29]

在图书馆，一位研究者常常能够阅读到高度概括的研究结论，也能了解这些研究结论的证据和论证过程，但从历史知识的产生过程来看，与其说他主要的身份是历史研究者，毋宁说他是历史知识的学习者和研究结论的接受者。一旦进入田野，这一身份就发生了变化，他不得不尝试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经由个人的观察、访谈、思考，去验证、反思那些以往阅读中所得到的陈述和结论。从学习场景转换到研究场景，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换为一个主动的“历史研究者”。这种场景和角色的转变，自然会带来一种深入“田野”的“诱惑”。这种诱惑会把研究者带到村庄市镇、街头巷尾、河边船头、茶楼书场，使研究者能够在实地观察历史的场景，接触演出历史活剧的“演员”，近距离地观察社会变迁，见到“历史细节”，得到直观的、具体的、微观的历史认识。

这一转变要求研究者不仅要阅读历史文献，还要直接面对历史事件的知情者或当事人——社会历史剧的“演员”;研究者要由阅读对社会历史变迁的一般叙述，转而尝试“阅读”具体的、个别的、活生生的个人生活史、家庭生活史、社区变迁史乃至精神生活史。研究者也要从阅读已经习惯阅读的文字，转向阅读个体的“情感”，阅读某一个群体的“心路历程”，考察历史过程中个人的“生命史”、“心灵史”。

研究者不仅要阅读，还要发掘、记录被“埋没”、被“忽视”，甚至被“禁止公开”的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官方的档案要么没有记载，要么虽有记载却加以歪曲，甚至民间文献中也缺乏详细描述。田野调查使研究者去尝试发现、记录以至“还原”这些被湮没的历史事实。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通过挖掘深埋在被访人记忆深处的历史“资源”，弥补因为文献记载遗漏而缺失的历史环节、历史侧面、历史细节，使研究者可以认识到更加完整、丰富和细微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田野调查又肩负着历史资料采集、补充、保存的职责。

田野调查中，大量访谈实录是图书、档案等文献资料之外我们获得的另一个资料宝库，除了为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之外，还有助于纠正我们对一些史料的误读。历史事件的亲历者对自己亲身经历的回忆，甚至可能对地方志等文献的记载予以补充和纠正。在赴南汇县^[30]调查前，有关20世纪后半期当地棉花单位面积产量增长之速的文献记载，曾给研究者以深刻印象。在南汇产棉地区的农业生产调查中，研究者特地采访了20世纪70年代曾经担任过生产队和生产大队队长的基层干部，访谈资料印证了文献记载给予研究者的印象。然而，当地也有对当时棉花单位面积产量提出质疑者。据说，20世纪60—70年代填河造田、围湖造田等，使当地耕地面积增加，但这些增加的面积在计算单位面积产量时，往往被有意无意地忽略。这样，新增耕地上生产出来的棉花，被当作原有耕地上的产量计算。将不断增加的总产量数据和不变的耕地面积数据相除，得出的单位面积产量当然出现大幅度增长。这番叙述提醒研究者对方志和档案中的数据保持警惕。或许当地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确有提高，但剔除耕地面积增加的因素，棉花单位面积产量的增长或许不会如统计所显示的那么大。同样，当地其他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统计应存在同样的问题。如果其他类似县份的统计数据也存在相似的问题，那么在地方经济史研究中，从文献统计中所得到的有关耕地面积、产量等数据就值得研究者审慎对待，田野调查所得的经验因此有助于研究者校正文献记载中数据的偏失。

田野调查获得的资料扩大了历史研究的材料范围。历史文献自身具有倾向性和局限性，难免使历史研究遇到资料不足或资料偏颇的问题。在史学田野调查过程中，研究者除了档案等文献资料之外，还需要收集其他形式的历史资料，包括影像资料、口头传说、历史建筑、前人遗迹等等。研究者既可以利用实地调查获得的资料验证档案等文献资料的可靠性，而且在档案匮乏的情况下，这些资料还可以弥补档案等文字资料之不足。

正如李学昌教授在《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中提到该书中收录的《访谈实录》时提醒研究者的:“这些来自第一手的调查材料，包含了众多亲身参与者、普通劳动者和基层干部的亲见亲闻，最原始的回忆和最朴实的感受。这是一些极有价值的社会史第一手资料。作为史学工作者，我们常常为史实的消失、不可追寻而无限感慨。有鉴于此，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同仁们决心在江、浙、沪地区做关于20世纪社会变迁的历史调查，并将搜集、整理‘口述史料’作为一个重点工程，力图保存‘历史的真实’，为学者的研究提供‘活水之源’。我们相信，有心者一定能够从这些原始的‘社会史史料’中发现宝藏，以丰富和充实我们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也包括区域社会变迁的理论认识。”^[31]

总之，史学田野调查是历史学学科建设的构成部分，田野调查资料的积累丰富了这个学科的文献基础，田野调查的研究成果则有助于增加学科建设的内容。史学田野调查使历史研究的领域扩展到村庄市镇、街头巷尾、河边船头、茶楼酒肆，使从事田野调查的研究人员能够亲历历史场景、近距离地观察社会变迁、接触历史活剧的“主角”。通过实地观察、采访、记录，在田野地点发掘“历史细节”，积累历史资料，考察一个人群、一个村庄、一个市镇乃至一个区域的社会变迁过程，得到直观的、具体的、微观的历史认识。

【注释】

[1]Vesna V．Godina．Anthropological Fieldwork at the Beginning of the21st Century:Crisisand Location of Knowledge．Anthropos，2003，98(2):473—487．

[2]秦懋:《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3]［美］保罗·拉比诺著，高丙中、康敏译:《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中译本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

[4]Timothy Jenkins．Fieldwork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eryday Life．Man，New Series，1994，29(2):433—455．

[5]Philip Carl Salzman．Is Traditional Fieldwork Outmoded?Current Anthropology，1986，27(5):528—530．

[6]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7]吴承明:《经济史:历史观与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7页。

[8]李亦园:《田野图像:我的人类学研究生涯》，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9]石毅:《本土人类学研究中的田野工作》，《广西民族研究》2002年第3期。

[10]费孝通、张之毅:《云南三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2页。

[11]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www.daowen.com)

[12]Samuel Proctor．Oral History Comes of Age．The Oral History Review，1975，3(1):1—4．

[13]Mildred Haipt．Experiential Learning Techniques in Fieldwork．Improv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1982，30(3):130—132．

[14]同上。

[15]王铭铭:《社会人类学与中国研究》，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6页。

[16]J．A．Barnes．Some Ethical Problems in Modern Fieldwork．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ology，1963，14(2):118—134．

[17]胡鸿保、陆煜:《历史研究中人类学方法的利用和误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18]傅衣凌:《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北京: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3页。

[19]傅衣凌:《我是怎样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文史哲》1983年第2期。

[20]森正夫:《田野调查与历史研究:以中国史研究为中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

[21]同上。

[22]马戎:《不同学科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与结合》，《民族研究》2002年第5期。

[23]常宗虎:《社会史浅论》，《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

[24]王建民、汤芸主编:《学科重建以来的中国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8页。

[25]同上书，第266页。

[26]Elizabeth Tonkin．Investigating Oral Tradition．The Journal of African History，1986，27(2):203—213．

[27]徐平:《文化的适应和变迁:四川羌村调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

[28]秦懋:《对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的几点思考》，《群文天地》2009年第2期。

[29]Mildred Haipt．Experiential Learning Techniques in Fieldwork．Improving College and University Teaching，1982，30(3):130—132．

[30]南汇县，旧县名。清置县，1958年由江苏省划归上海市，2001年改设区，2009年撤销，并入浦东新区。

[31]李学昌主编:《20世纪常熟农村社会变迁》，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页。田野调查作为寻找和发现新的历史文献的方法之一，是我们长期从事田野调查实践的深切体会。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史学田野调查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历史系由王家范教授带领的江南区域史研究室对浙西、苏南地区的市镇乡村进行系列调查，调查人员的足迹几乎遍及江南所有的名镇。以后，这样的实地调查又扩展到对江浙沪地区社会变迁的系列研究。这些研究从上海嘉定展开，调查者的足迹从沪郊逐步延伸到苏北、浙东、浙南地区。尽管以社会变迁为主题的研究区域范围不断扩大，但不管是区域变迁、经济发展还是乡村文化演进，所有这些专题研究都坚持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江浙沪农村社会问题研究、江浙沪农村文化演进研究、江浙沪农村妇女婚姻状况研究、上海郊区农家经济状况研究、长江三角洲农村经济研究等等，所有这些课题无一不是以实地调查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