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期，当中国的人类学家开始致力于本土的人类学研究时，面对的是与西方早期人类学不同的田野研究对象。与西方早期人类学关注缺乏文字历史的“异文化”不同，不管是对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研究，还是在汉人社区进行的田野研究，人类学家都有丰富的历史文献可资利用。有些学者甚至认为，这是中国人类学发轫之初即具备的一个学科特征，将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正是中国人类学对世界人类学的重要贡献之一。^[17]人类学家借鉴历史学方法，重视汉人历史文献对研究中国社会(包括汉人社区和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积极作用，一些人类学家通过运用历史文献记载，“还原”缺乏文字民族的历史。

将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的方法，同样被历史学家所运用。只不过与人类学家立足于田野调查运用历史文献不同，历史学家则是以历史文献作为基础，借鉴运用田野调查方法。从历史学科的发展来看，将实地调查与历史文献结合的研究方法对20世纪历史学科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贡献。运用这一方法的开拓者和代表人物是傅衣凌。傅衣凌在他的《明清农村社会经济·再版后记》中回忆说:“关于农村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在中国是一门未开垦的园地。三十年代中，我在中国农村社会性质论战之后，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那时适在抗战前后，全国人民正处于一个大变化时代，我一向都在都市过活，对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实体是很不理解的，直到抗战开始之后，我从沿海的城市内迁到山区，扩大了眼界，才认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内幕。”^[18]“在伟大的时代洪流中，我初步认识到中国的社会实际，理解到历史工作者的重大责任，他绝不能枯坐在书斋里，尽看那些书本知识，同时还必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进行社会调查，把活材料与死文字两者结合起来，互相补充……这样，就初步形成了我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方法，这就是:在收集史料的同时，必须扩大眼界，广泛地利用有关辅助科学知识，以民俗乡例证史，以实物碑刻证史，以民间文献(契约文书)证史，这个新途径对开拓我今后的研究方向是很有用的……我每于下乡时，在和本地人的访问、谈话中，也常常得到文字上无法得到的材料，足以引人思考，从中得到启发，我也认为这是我们史学研究者应该注意的事。”^[19]正是通过在社会调查过程中发掘和发现的新材料，傅衣凌在中国史的研究中开拓了新的领域。

田野调查是补充历史文献相关记载的重要手段，访谈资料与实地观察的结果可以弥补文献资料之不足。陈支平认为，这种将史料与社会调查结合为用的研究方法，还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史学界重建中国史学方法论的一个方法来源;嗣后，这种方法又由日本学者传播到美国，成为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新汉学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重视从田野调查获得历史过程的记录(不管是以文字形式记载，还是以人的记忆的形式记载)或通过田野调查以补充历史文献内容之不足，也是许多海外汉学研究者采用的方法。日本学者滨岛敦俊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时，曾“从各种角度研究农村社会，逐渐认识到在民间信仰和祭祀中，确实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的活动领域。(20世纪)80年代以来，滨岛为验证这一观点，在长江三角洲进行了多次访谈调查，并把访谈调查和对文献资料的细致分析相结合，揭示出明清时期中国的民间信仰和祭祀中存在着共同性的组织和共同性的活动领域”。^[20]2001年3月，滨岛敦俊的《总管信仰——近世江南农村社会与民间信仰》一书出版。在这部著作里，“滨岛敦俊把有关长江三角洲农村的文献研究和作者本人在日本农村的生活体验相结合，提出研究假设，分析以田野调查为基础的访谈资料和新发掘的资料、文献，证明自己的研究假设”。^[21]

近来，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科划分越来越细密，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的相互借鉴乃至融合也越来越深化，这已成为各个学科发展的重要特征。经济学家借鉴社会学的视角与方法研究经济问题，社会学家借用心理学的理论探讨社会问题，人口学家则借用统计学的方法诠释人口变化……多学科理论及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导致跨学科的边缘学科的建立。^[22]在各个学科内部，跨学科方法的发展也导致了新的二级学科或新的研究领域的产生。历史学科也不例外。历史学者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形成了一些跨学科的研究领域，诸如计量历史学、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等。历史学科中研究方法的取向变化，也反映在历史学科对人类学、社会学调查方法的借鉴和运用上。史学田野调查即是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方法相互借鉴与融合的产物。(www.daowen.com)

学科方法的相互借鉴有助于历史学者从其他学科的角度审视历史变迁。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的引入扩展了历史学的研究视野，使历史学研究的视野扩展到下层民众、日常生活以及社会学所关注的人际关系、群体活动、地域社会、社会流动、社会问题等。对社会学的借鉴还使历史学的研究重心发生转变，从详细考证和叙述事件的过程转向关注社会结构，并尝试通过建立社会变迁模式来把握总体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社会学还为历史学研究注入了新的理论与分析方法，诸如冲突理论、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等，以及抽样调查、类型分析、个案解剖等研究方法。^[23]王铭铭认为，历史学与人类学结合“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理解小群体的制度如何形成与变化，以及它与外面接触之后又会发生什么转变”。^[24]他在谈到历史人类学研究时，强调人类学应该尊重社会文化现象“漫长的历史性”。尽管他的研究往往遭到人类学家的误解，甚至被一些人类学家戏称为“人类学的史学”，但这种“讥讽”并不能减少历史学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相互结合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方法论意义，也不会降低运用跨学科方法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的价值。^[25]

从学科融合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多学科方法的综合运用会促进历史研究者对资料的理解。^[26]正如吴文藻所言:“根据实地调查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与文献档案的历史研究法，二者是相同的。有重大的科学价值的社会学研究，必须是一个时间上的研究。可由观察得到的一切社会现象，总是历史上演变而来的结果。”^[27]由于田野调查的实施者亲自进入调查地点并与调查对象展开面对面的交流，有机会直接观察正在发生的社会过程和社会现象，因而能够获得直接的、具体的、微观的、细节性的第一手资料，并通过与调查对象的深入交流，了解并理解蕴含在表面现象之下的深层的历史因素。^[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