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在的汉皇刘姓族人当中，刘备后裔的比例不是小数，尤其是在福建西南部、江西的东南部、广东东南部、四川、重庆以及旅居东南亚的汉皇刘姓族人中十之八九都是刘备的后裔。

公元262年，魏国派大军分数路进攻蜀国，冬天魏将邓艾在绵竹打败蜀国守将诸葛瞻。蜀汉皇帝刘禅接受光禄大夫谯周的计策，向魏国投降。公元264年住在成都的蜀汉刘姓皇室成员全部被东迁洛阳居住。

据《刘氏族谱》记载，住在洛阳的蜀汉刘姓皇室后裔迁徙江南，他们究竟是什么时候迁徙江南的呢？这个谜长期在很多汉皇刘姓族人尤其是刘备后裔的心中不得其解。下面就探讨这个问题。

汉献帝初年，董卓当道，强行将汉献帝从洛阳西迁长安，并将洛阳的几百万人都强迁长安，烧毁了洛阳的全部宫殿、宗庙、官署府衙、百姓住宅，洛阳方圆二百里内没有一点残余留下（详见《后汉书·董卓列传》）。以后汉献帝从长安迁回洛阳时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好随曹操迁都许昌，待洛阳新城建好后才迁回洛阳。在汉献帝以前的东汉刘姓皇族后裔此时留在洛阳的人已经很少很少。所以在魏晋时期，住在洛阳及周边城市的汉皇刘姓族人主要有两部分：一是汉献帝的刘姓皇室后裔，二是蜀汉降魏后于公元264年从成都被强行迁往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

汉献帝的曹皇后是曹丕的姐姐，曹丕又将汉献帝的两个女儿纳为嫔御，曹丕篡汉废汉献帝奉为山阳公，食邑一万户。由于西晋武帝司马炎篡魏以前是魏国的相国、晋王，而且，魏国篡汉时对汉献帝的具体政策都是司马炎的父亲司马昭制定的，司马炎篡魏后，对汉献帝的政策有一定的延续性，所以汉献帝死后，汉献帝的儿孙在魏晋时还能过得去，汉献帝的山阳公传了四代。一直到永嘉五年（公元311年）“永嘉之乱”时被胡人所杀，山阳公国才灭亡。

由于蜀汉皇帝刘禅采用谯周之策，主动降魏，所以蜀汉刘姓皇族从成都迁到洛阳时本身就带去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刘禅又被封为安乐县公，食邑万户，其余拜奉车都尉，封为乡侯的达53人。所以，住在洛阳的蜀汉刘氏皇族人员的经济条件并不比傀儡皇帝汉献帝的后裔差。

公元265年司马炎篡魏称帝即晋武帝，魏国末代皇帝曹奂被废为陈留王，魏国被灭。晋武帝司马炎按周、汉的办法分封了二十七个同姓诸侯王，以郡为国，并有一定数量的军队，为以后的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埋下了隐患。公元290年晋武帝死，太子司马衷即位，就是晋惠帝。惠帝低能，外戚掌控皇权引发皇族不满，于是，从公元291年开始，在西晋爆发了长达十六年的同姓诸侯王争夺皇权的“八王之乱”。这场动乱从宫廷内权力斗争开始，而后引发战争，造成晋室分裂，国力空虚，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更为严重的是各诸侯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实力，纷纷利用北方少数民族的贵族力量参加这场混战，引狼入室，最后导致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匈奴军队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紧接着攻破洛阳，俘获晋怀帝司马炽，屠杀洛阳军民数万余人的“永嘉之乱”。

从永兴元年（公元304年），匈奴贵族刘渊建汉称帝开始，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匈奴、羯、鲜卑、氐、羌以及汉人在中原地区先后建立了数十个强弱不等、大小各异的国家，其中存在时间较长和具有重大影响力的有五胡十六国。史称这一段历史为“五胡乱华”。

从“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这一段历史是中原人民最黑暗的时期，中原地区人口消失90%，其中很大一部分人是在八王之乱的前期为避战乱而移民到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有的还远迁江浙一带。没有南迁的人，大部分人在战争、瘟疫中死亡，此时中原的城市是“十城九空”，中原的人民是“十室九空”。

住在洛阳的汉皇刘姓族人不论是汉献帝的后裔还是蜀汉皇室后裔，他们和魏晋王室的关系比较密切，信息比较灵通，他们中的先知先觉者就能运用历史的经验来评估司马炎分封诸侯王并允许诸侯国建立军队的弊端，预言国家必将面临战乱的祸害，而且他们具有一般百姓没有的远途迁徙的经济基础，因此，他们从八王之乱以前就开始迁离洛阳。如汉献帝的玄孙刘阿知就在公元289年带领两千多家眷和族人东渡日本。汉献帝后裔大规模外迁，对公元264年从成都被迫东迁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触动，同是汉皇刘姓族人，具有相同的环境条件和相同的基因，在经济方面蜀汉刘姓皇族后裔比汉献帝后裔更胜一筹，因此他们必定会引起连锁反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必定会在“八王之乱”之前，最迟也会在“八王之乱”爆发之初就会逃离洛阳，他们绝不会在洛阳坐以待毙。

因此笔者认为，在公元264年东迁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中的相当一部分人从洛阳迁徙江南的时间，应该是在发生“八王之乱”开始的公元291年以前，最迟也是在发生“八王之乱”的初期。当然还会有相当一部分东迁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尤其是老弱病残者、舍不得自己的房产、地产的钱迷者、亡命不怕死者如刘永孙子刘玄等就留了下来。遗憾的是战争不留情，野蛮胡人的屠刀不留情，瘟疫不留情，留在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生存下来的的确所剩无几。裴松之在《三国志》注中引孙盛的“蜀世谱”记载的“值永嘉大乱，子孙绝灭，唯永孙玄奔蜀……”。“蜀世谱”的这段记载，若是针对留在洛阳的那部分年老体弱的或顽固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而言，是比较真实的；若是针对在公元264年从成都东迁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的全部而言，则大有言过其辞，有失偏颇。因为，公元264年东迁洛阳的蜀汉刘姓皇族后裔的大部分人已在刘阿知带领汉献帝后裔东迁日本的同时或以后已经南迁江南，他们的经济条件比一般人好得多，所以他们就可能迁得更远，如刘永后裔就迁到江南婺州（今浙江金华）一带。正因为东迁洛阳的大部分蜀汉刘姓皇族后裔的南迁江南，才躲过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和“五胡乱华”的灭顶之灾，才有今天刘备后裔在汉皇刘姓人口中的比例不是小数的现实。

刘阿知带领两千多献帝后裔东迁日本之事在日本《新撰姓氏录》《日本书记》《古语拾遗》《续日本纪》均有记载。遗憾的是，蜀汉刘姓皇族后裔紧随刘阿知的行动从洛阳迁徙江南的事没有被历史记载下来，仅在蜀汉刘姓皇族后裔的家谱中有所记载，如刘禅后裔的《刘氏族谱》记载，如今湖北监利的彭城郡古柏堂刘氏所在地区就是当时刘禅后裔南迁后聚居的地方。刘永后裔的《刘氏族谱》记载刘永后裔迁徙江南婺州，婺州就是当时刘永后裔迁徙后的聚居地。为什么刘永的后裔没有与刘禅的后裔南迁到同一个地方，这与刘永憎恨宦官黄皓，黄皓被后主刘禅信任掌权后在后主刘禅面前污蔑诽谤刘永，刘禅渐渐疏远了刘永，以致十多年都不让刘永入朝朝见有关。兄弟之间的长期隔阂较深，后裔也必然井水不犯河水，南迁时各走各的路是完全可能的。

【注释】

[1]资料来源：晋国诸卿家族史（上）之四：胥氏。

[2]原文见《后汉书·贾逵列传》。(www.daowen.com)

[3]《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2009年10月第3版，2009年第10次印刷

[4]《左传译文》，沈玉成译，中华书局1981年第1版，2008年第8次印刷

[5]原文：梁惠成王六年四月甲寅，徙邦于大梁《水经渠水注》。《汲冢纪年》曰：梁惠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也，《史记·魏世家》集解。臣瓒曰：《汲郡古文》云：惠王之六年，自安邑迁于大梁。《汉书·高帝纪》注。《纪年》以为惠王九年，《史记·魏世家》索引。《汲冢纪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孟子·梁惠王上》正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魏记三二》国学宝库珍藏版）

[6]在汉以前，楚地称县令为“公”，如刘邦取沛县后被推举为沛县县令，人称沛公。

[7]丰县地方志办、丰县档案局：明《丰县志》标注版，1985年。

[8]丰县县志编委会：《丰县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9]此处的“后四年”是指在高帝二年后的四年，即是高祖六年。

[10]见王尧著《司马迁与微时刘邦》，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1）：26—28。

[11]见《史记·高祖本纪》。

[12]见《史记·卷九十五·樊郦滕灌列传第三十五》。

[13]同②。

[14]见《史记·高祖本纪》。

[15]安作璋，孟祥才著，《汉高帝大传》，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

[16]笔者注：指张皇后，详见《史记·吕太后本纪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