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在整个庭审活动的收尾阶段，通常需要给出一个判决书，这不仅是司法制度的一种要求，更是对自己做出判决的依据和理由的一种充分说明。要让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接受这一判决结果，并且认为这一判决是公正的，自然要在语言表达上下功夫。潘庆云认为，裁判文书应该成为无懈可击的法律语言作品，应该满足格式规范，事项齐全、事实（含证据）清晰、理由透彻、结论公正、语言准确、表述科学且技术完美的规范要求。^[98]一般来说，法庭判决的过程多数人是不能亲临现场的，而且也不可能注意到法官庭审的每个细节，除了法庭参与者之外，几乎所有的人都只能靠裁判文书来考察法官庭审是否合理。文书上每个字句的表达都应该仔细斟酌，因为一纸判决书要最大程度地提炼出所有和审判结果相关的事实和法理，是非常困难的事情。如果格式不规范，事理就不容易厘清，也难以让其他人明白怎么产生出的判决结果。所以可以这样说，写成一部“好作品” 是法官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周公法把事理、法理、情理和文理看作是司法文书良好质量的保证。^[99]这样看来，司法文书质量的高低主要看的是是否 “合乎上述诸理”。我们要讲理，也要讲文书格式，舍弃了形式规范，内容的合理性也会受到影响。要讲明白道理，形式、格式需要清晰规范，道理才容易让人懂。判决书的写作模式也值得我们考察。魏伟认为，以当事人、相关人及普通民众为首要受众的判决书，理当优先具备判断准确、论证精当的特点。判决书内容应该忠实、恰当地反映法官审判时的思维进程，体现法官对案件事实的探寻和对法律的应用。^[100]

法官在庭审过程中的语言活动非常重要，但是以书面形式表现的判决结果更值得法官们认真对待。也就是说，判决书的措辞问题非常关键。“据我所知，法官通常关心的是如何尽可能地作出最佳判决，再以一种使该判决看起来对当事人双方，甚至整个公众都尽量公正的方式宣布他们的判决。……然而，具有更普遍和基本意义的是，任何一名慎重对待自己和自身所处位置的法官都要面临双重任务——做出决定与语言表述。”^[101]索兰认为，法官应该成为优秀的语言学家，才能更好地维护自身做出相应判决的说服力。他列举了法官经常使用的一些语言学原则，来证明其相应判决的合理性。这些原则包括：最后先行词原则、全包括原则、和/或原则、从宽原则等。^[102]同时，对判决中使用的代词、副词、模糊概念以及其他特殊词语都要谨慎使用，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发生。(www.daowen.com)

判决书的规范化问题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例如，关于刑事判决书规范研究，邱昭继关注了刑事判决书的结构、首部的规范化，判决书中的 “本院认为……”，“法官后语”，一审公诉案件刑事判决书规范样式及实例，判决词的历史沿革等内容。^[103]他认为，我国刑事判决书由首部、主文、事实、理由和尾部五个部分组成。首部是刑事判决书的开头部分，我国现行刑事判决书首部包括法院全称、文书名称、编号、诉讼当事人的身份事项、案件来源、合议庭组成和审理过程。对于首部格式，存在的问题包括如下几个方面：对被告人基本信息的介绍超过了必要的限度；对辩护人基本信息的介绍超出了必要的限度；首部内容过于庞杂，有些内容没有必要写进首部；首部存在着语言不规范的现象。对于判决书中的 “本院认为……”邱昭继从奥斯汀的言语行为理论出发，认为其是一个完整的言语行为，它不仅是一个宣判话语，更是一个施事话语，但是它也可能存在各种不适切情形。邱昭继认为，法官后语应当以道德为主要内容，运用道德对当事人行为进行的道德评价，但也不同于 “附带意见”，后者的主要内容是法律，前者的主要内容是道德，两者不可同日而语。王松研究了民事判决书主文的表述方法，认为判决最重要的是主文而非说理。^[104]该学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裁判文书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的第17条，认为这是我国首次对民事判决书做出较为具体的规定。^[105]判决主文的表述应当遵循以下三项规则：（1）以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为基础制作判决主文；（2）主文表述合法，语言规范，逻辑严密；（3）主文内容简洁精练，明确具体，没有歧义，便于执行。刘星认为，中国基层司法 “法官后语” 得到重视和回应，符合司法政治学的正当性理念，亦对中国现代正规司法建设有益。^[106]上述有关判决书规范研究的各个方面，都是对我国法庭语用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