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文本研究也属于法律语言学的书面语研究范围，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各级人大、政府等相关机构所颁布的各种法律和规章制度。这些法律文件从起草到颁布，都需要得到语言层面的多方支持，包括字词、语句乃至语段和篇章几大层面，都需要得到规范、统一。无论是宪法、部门法，还是其他规章制度，都需要从语言学的层面加以审视。依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宪法具有根本大法的地位，因而显得非常庄重严谨，这就要求文本表达的每个层面都要准确规范。相应地对于其他法律和规章制度来说，都不能违背宪法的精神，下位法不能违背上位法，从而要求我们从语言规范化的角度出发，做好法律文本研究。

江必新认为，我们要重新审视公正司法和法律文本的紧密关系，但是公正司法不等于法律文本主义，要认真对待文本但不能搞文本主义。^[49]汪全胜、张鹏认为，当前法律文本中的“定义条款” 在界定法律语词含义的时候，由于词语所具有的歧义性、模糊性等原因，存在着位置混乱、方法错误和体系不一致等情况，需要在定义位置、规则和定义体系等设置技术进一步完善。^[50]这提醒我们，每一法律文本的起草不是一个孤立、单一事件，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从宪法到部门法、从文本框架到术语含义，都需要统一规范。语言虽然具有模糊性的特点，但是法律文本应该是语言确定性的最典范的作品，如果存在上述不足，则很难说是优秀的法律文本。这不仅会影响到司法公正，更会危及社会制度的稳定，也会对政治制度本身的合法性构成威胁。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法律文本的起草主要涉及的是立法语言的质量问题。立法语言的词语应该准确规范、简洁具体、质朴文雅，句子逻辑结构的组成部分要完备，多用陈述句等。^[51]当前，我国法律文本存在的语言问题包括标点符号使用欠妥、词语使用不当等，刘大生列举了10种 “失范种类”^[52]，值得我们注意。刘红婴关注了立法语言中的特定语句模式，包括 “的” 字短语、但书、“或者” 句、“对于” 句、“是” 字句、“以下” 句，以及 “非……不……” 句式，并注意到立法语言要有弹性。^[53]龚志军以2006年发生的 “许霆案” 为例，分析了法律文本规范的不足从而导致法正义实现存在的障碍。^[54]他认为，法律文本规范本身就存在技术性障碍，其中包括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滞后性等方面的因素，从而使得文本规范本身就存在语词理解上的差异。另外，作为司法者的法官，主观上对于法律文本规范的理解也存在诸多障碍。这在 “许霆案” 适用的我国 《刑法》 第264条的法正义产生了背离。(www.daowen.com)

法律文本规范研究应该属于立法语言规范化研究的范围，因此，立法语言的规范化就成了法律文本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中，出版的代表性专著包括陈炯的《立法语言学导论》和宋北平的《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前者侧重理论方面的体系建构，后者关注的是法律语言规范化的实践思考。另外，廖美珍主持的司法部重点课题“中国刑事法庭语言规范研究”，送审结项材料名为《刑事法庭语言规范研究》，也是法律语言规范化研究的重要材料，目前尚未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