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司法鉴定学研究近年来得到了长足发展，相关鉴定机构和研究所纷纷建立并获得了大力发展。文书鉴定学就是司法鉴定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包括笔迹学、文件检验学、声像鉴定学和司法会计学。^[42]我国的司法鉴定制度和立法工作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但是如何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司法鉴定制度，以及如何规制司法鉴定等理论和实践问题，都是学者非常关注的问题。^[43]

法庭上的文书鉴定主要考察的是字词证据，字词证据研究主要包括笔迹学和可疑文本鉴定。在相关案件中，相关当事人会留下文字材料，可能是受害人的笔迹，也可能是嫌疑人、证人等相关人员的笔迹，这些都为侦破和审理案件提供了重要线索和证据。另外，对于文本鉴定，也涉及语言学的诸多领域，包括词汇学、句法学乃至语义学和语用学，都可能对于鉴定文本具有重要意义。要准确鉴定文字，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辨析文字检验中的符合点和差异点。辨析符合点，首先要看文字特征和书写规律特点的一致性，以及语文水平的相似性、书法水平的相近性，以及形体结构书法的相似性等方面因素。辨析差异点，主要看不同人的书写规律特点的差异性，可以包括语文水平差异、书法水平特征差异、非规范性的特殊笔顺以及笔迹特征等差异因素。^[44](www.daowen.com)

另外，孙金阳运用中医问诊的 “望、闻、问、切” 四诊方式，与笔迹鉴定中的鉴定人员多方面沟通，及时进行鉴定和分析，得出正确的鉴定意见。^[45]杜志淳、宋远升考察了笔迹鉴定证据的理论基础，包括同一认定原理、系统论原理、巴普洛夫关于高级神经活动理论，还分别介绍了美、德等国关于笔迹鉴定证据适用及冲突考察，最后指出了笔迹鉴定证据的中国现实途径，分别包括：采取笔迹鉴定证据不必获得被鉴定人的同意，但应保障其相应的权利；笔迹鉴定证据应当接受交叉询问；确立笔迹鉴定证据补强规则。^[46]何家弘教授^[47]是我国证据法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出版的 “法道纪实系列著作” 可以说是证据法学的重要著作，这些研究成果不仅关注了 “证据”，而且关心了 “良心”，问题是法庭上主要讲 “证据”，不太讲 “良心”。另外，对于法律语言的统一和规范，何家弘也从字词证据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