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精神并非抽象的概念化说教，寓居于具体文本中，诗性精神的显影与独具特色的文本结构密不可分。把承载诗性精神的具有独特性、陌生化的文本结构称之为诗性结构。现代戏的诗性结构集中体现在文本所呈现出的张力结构、寓言结构以及嵌入式结构。

（一）诗性结构的张力结构

现代戏创作往往将人物镶嵌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这些历史背景大多较为宏阔，能够清晰地呈现为一种新旧交替的格局。具体来说，有以下两种呈现方式：

一是在叙事展开时，人物往往被包裹在或腐朽的，或落后的，或不自由的社会环境、社会结构中，主要人物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压制、被剥夺、被束缚；新的具有解放色彩的时代曙光即将或已然洒向这些不自由的人。如《八子参军》《山歌情》《母亲》《永远的歌谣》《大红灯笼》《妹娃要过河》《水上灯》《红高粱》等。

二是具有一定主体性的、代表善的力量的主人公被放置在新的环境或即将重组的结构中，遭遇异己的他者，并最终达成双方和解，如《山村母亲》《李贞回乡》《青衣》《十二月等郎》等。在呈现压迫/反抗的二元结构时，剧作往往能够彰显出极富诗意的张力结构。这种张力结构一方面体现在人物/环境、善/恶、自由/不自由等相互冲突的关系对抗中；另一方面体现在复杂的剧作形式上，尤其是剧作的套层结构。

所谓套层结构，指文本中两种相互交织的叙事本身彼此叠加、彼此冲击等。现代戏是一个关于历史的宏大叙事，在此意义上，历史并不外在于剧作，并不仅仅是一个背景性的存在，它同时成为推动叙事发展的原动力，并且结构文本的面貌和走向。文本的另一种表达则是关于爱情、关于亲情、关于记忆、关于等待、关于寻找等女性叙事。这两种结构又极为有趣地铆合成一个关于解放、自由、民族寓言、文化认同等叙事。现代戏的创作由此呈现出一种极其耐人寻味的诗意品格，呈现出一种极为丰厚而素朴的审美情感，呈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中国表述。

（二）诗性结构的寓言结构

寓言是一种叙事，其行为者和行为包括背景，经过作家刻意创作，目的不但使它们本身有意义，更重要的是揭示出相关第二层面的人物、事物、概念或事件。也就是说，寓言结构所散发出的能量远远超出文本的能指层面，促使人们以文本为镜，观照另一个“同构”的世界。第三世界的本文，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也就是说，任何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包含一种政治，一种民族寓言。

以家庭为单位结构文本的现代戏，其寓言意义都是显而易见的。在《八子参军》《母亲》等革命历史题材的剧作中，以小见大，以一个家庭的奉献折射出中国家庭为抗击而前仆后继的家国情怀。(www.daowen.com)

如果说以上这些文本，其寓言特征如此清晰而又直白，在晋剧《大红灯笼》里，女性与其他文本中的女性则不同。这部戏的女主人公颂莲是现代戏里少有的高墙里的女性，也是一个在接受新思想之后依然没有获得自我救赎的女性。但这个文本的寓言性质同样值得深思。在《大红灯笼》里，历史似乎是静止的、凝固的、无声的，但随着叙事的展开，历史逐渐令人窒息般地展现出它的狰狞与凌厉。颂莲与那些传统女性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是接受了新思想的女性，是一个有着强烈主体意识的女性，尽管如此，她依然无奈而绝望地被秩序和权力的齿轮碾碎。颂莲只能以癫狂的形象象征性地颠覆难以摧毁的“铁屋子”般的秩序。这种癫狂本身就是一种抵抗，一种拒绝，因而这部戏仍然是关于女性在压制人的秩序与结构中，由顺从到沦落继而为反抗的寓言。

（三）诗性结构的嵌入式结构

嵌入式结构是一种结构文本的方法。通常是一个具有充分主体性的人物在进入别样的秩序后，在与他者的秩序进行激烈抗争后形成一种或挑战成功，或一败涂地，或和解的局面。这个异己的主体往往被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族群所裹挟，他们面对一个迥异于之前生存状态的境地，由此展开他们改造对象、改造自我的活动。之所以说文本中的嵌入式结构是一种诗性结构，是因为创作者对敢于挑战不合理秩序和结构的主体给予深切认同。正是在这样的文本结构中，人的追求、人的抗争、人的牺牲才构成诗性精神。

现代戏作品中，女性在文本结构中呈现出两种样貌：

第一，作为一个异己的他者闯入一种别样的秩序中，因而那个曾经是相对稳定且是自我映照、自我复现的秩序因他者的闯入而被打破或显露出某种裂隙，如《水上灯》《大红灯笼》《李贞回乡》等。以《山村母亲》为例，来自山村的母亲以保姆身份来到城市里，因自身具有的勤劳、善良、热情、开朗等美好品格，最终改写城里人对村里人的刻板印象，并象征性地实现城乡二元结构在人性层面上的和解。

第二，主体被迫卷入另一种迥异于往昔的社会情势、人际关系等环境中，而这些异质性的社会情势、人际关系等，给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主人公带来焦虑和危机。主人公最终以其坚忍的意志和伟大的献身精神，同压制人的社会环境进行抗争。《八子参军》《母亲》《红高粱》等均属此类，即女主人公被迫被裹挟到一个异质性的社会环境中，面对压制，她们让内心深处最为光彩夺目的人性闪现出足以照亮前路的光芒。在这一类结构的现代戏中，《青衣》是一个极具突破性的文本。尽管这个戏依然表现女主人公筱燕秋面对新人挑战时内心所展示出的傲慢、焦虑、挣扎与释然，但是文本还有更为丰富的内涵。创作者将作品打造成一个极为瑰丽的“镜城”，几位女性于此间互相映照。于筱燕秋而言，她完全被自己建构的“嫦娥”完美形象所迷惑，并将认同牢牢地固着于镜中的“嫦娥”。所谓“人戏不分”，某种意义上指自我不愿意或无法走出镜像阶段。与小说或电视剧有所不同的是，创作者最终打破了筱燕秋的镜像，让筱燕秋同春来达成和解，并将“嫦娥”的形象托付于春来，从而将一个封闭的自我打开，实现自我的超越性发展。

民族戏曲艺术如何在强势的西方话语进攻下突围，现代戏如何创造出或生成新的表现范式等这些极为棘手而又亟待解决的命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戏曲人正在遭遇的，并一直尝试解决但始终悬而未决的难题。随着优秀戏曲人的不断开拓、创新，戏曲界将会建构出一套富有中国情感、中国想象、中国味道的戏曲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