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社会适应资产阶级政治运动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戏曲改良活动，改良戏曲是这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早期改良戏曲有描写现实政治斗争或事件，描写革命党事迹，描写起义烈士殉难等；还有描写法国革命等。这些作品大多揭示中国社会当时面临列强瓜分的民族危机，剧作以民族主义思想激励人们爱国热情，提出拯救国家危亡的主题，所以作品在当时引起广泛的社会反响，引起人们精神共鸣。

随着戏曲改良的影响扩大到全国，易俗社等戏曲改良的团体和个人利用戏曲形式编写出许多时装新戏，如《武昌光复记》《孙文起义》等，以穿西服洋装等新的尝试，反映当时社会政治。尽管这些作品比较复杂，良莠不齐，但是在传统戏曲基础上迈出了“时装新剧”的步伐，从戏曲艺术本身而言，进入近代社会以后，是适应时代需要所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在实践上有开创之功，在理论上有启蒙作用，由此发端，中国戏曲获得了一个新的发展契机，从内容到形式开拓出一片新领域，现代戏成为20世纪改革、探索中国戏曲发展之路的重要方面。

革命历史题材的滥觞是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尽管当时没有所谓的“革命历史题材”概念，但是表现当时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在全国各地多有出现，到20世纪30年代前后演出已经十分普遍。从解放区到敌占区，从根据地到抗战前线，各地纷纷编演反映当时革命斗争的新戏，从而出现了众多剧目。例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福建省苏维埃剧团根据苏区的现实生活和战斗中发生的故事，编演以打土豪分田地拥护红军，积极参军，壮大红军队伍，以及苏区群众破除迷信等内容的简单歌舞、活报剧和山歌剧等，还有以戏曲形式表现的，这类作品早期是以“时装新戏”命名，有的也叫“改良戏”“文明戏”。

川剧界在抗战期中再度编演出一批以抗战为内容的“时装川戏”。根据当时重庆《新蜀报》《国民公报》刊登的演出广告，先后在各剧场上演了《卢沟桥头姊妹花》《热血青年》《背父从军》《父仇》《骂殷汝耕》《枪毙李服膺》《枪毙韩复榘》《血战南口》《台儿庄大捷记》《泰山鸿毛》《汉奸之女》《汉奸梦》《汉奸的孤女》《亡国惨》《改良劝夫》《爱国魂》《爱国将军》《乞儿爱国》《生死深情》《巾帼殉难》《失徐州》《错姻缘》《八百孤军》《杀父救国》《转战宛平》等新戏，也是这一时期重庆戏曲活动的一个特点。

抗战开始后，重庆成为都城，戏曲界编演了一批反映抗战题材或与抗战有关的剧目，其中，有的剧目不仅形象地记录了当时的战争场面，在演出方式、艺术处理等方面，也是以“时装川戏”的新形式上演。

苏区戏曲是江西整个苏区革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相继成立了“八一剧社”“工农剧社”“中央苏维埃剧团”等剧团。最早出现在根据地的戏曲节目，有京剧和地方戏的戏曲快板、清唱和活报剧，如《打土豪分田地》《活捉侯鹏飞》《蒋介石自叹》等。这些形式活泼、简单，易于普及，深受老百姓喜爱。此后，苏区剧作家编演的戏曲剧目也相继问世，如《志愿当红军》《送郎当红军》《新十劝郎》《打会昌》《位置在前线》等。江西苏区以改良戏曲的形式，创作演出的抗战戏曲也十分活跃，新编《胡阿毛》《飞虎记》等改良京剧先后在南昌、吉安、万安、赣州等地巡回演出，积极宣传抗战。后来，他们还编演了许多唤起民众爱国抗战为主题的戏曲，如《江汉渔歌》《浩气长存》《除奸恨》《凯旋荣归》等。从戏曲快板、清唱和活报剧，再到编演的新戏，从表现打土豪分田地到描写抗战，江西苏区的革命题材戏曲创作得到全面提高。苏区剧作家编演革命题材的剧目水平，除在思想内容上反映当时革命战斗生活，在艺术形式上也有很大突破，在如何运用传统形式为戏曲表现革命内容方面做出了有益探索。河北戏曲活动在1937年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在民族危亡时期，尽管全省戏曲活动转入低潮，绝大多数剧种转入蛰伏期，河北军民在奋力抗战的同时，还用戏曲形式宣传抗战，组织民众，创作出许多反映当时战斗生活和进行抗战的新式戏曲。如《大报仇》《松花江上》，演出影响甚大，激发根据地军民的抗战激情；京剧《皖南事变》《风波亭》《高家寨》《张团长反正》等。抗战群众在部队演出团体的影响下，开始利用本乡本土的地方小戏，编演配合抗战战争的小节目，如太行区武安、涉县、磁县一带地方戏曲艺人，在当地抗战民主政权支持下，先后建立起武西县平调落子剧团和磁县光明剧团，上演大量配合抗日宣传、减租减息、参军、参政、反对封建迷信为内容的新戏。

1935年1月，红军文艺战士与学生、工人、花灯艺人演唱歌曲、跳花灯。黔北花灯受革命文化影响，又出现了歌颂红军的“新闻灯”。遵义县花灯艺人蔡恒昌亲眼见到红军为穷人打仗不怕牺牲，连夜同家人编出《红军灯》四处演唱。花灯艺人李祖德在遵义南白镇遇见红军，红军叫他吃饭，分棉衣给他穿，还送他精致的江西茶壶，他对红军非常感激，编写出花灯《红军送我一把壶》歌颂红军。《红军灯》和《红军送我一把壶》虽然在红军走后遭到国民党禁演，但一直在群众中流传，成为黔北花灯艺术史上具有影响的代表节目。

山东抗战军民在该时期，从部队到地方对编写革命题材非常重视，许多剧团除了编演剧目以外，还将旧剧目中加进新内容，胶东抗战剧团在抗战战争初期，演出了京剧现代戏《张家店》《唐官屯》，国防剧团曾将《小放牛》改成宣传抗战，携手参军；将《花子拾金》内容改为捐款给八路军，参军杀敌。京剧在山东具有深厚的传统，早期的戏曲改良时期及以后整个国内战争时期都出现在戏曲编演的第一线，为抗战戏曲做出积极贡献。(www.daowen.com)

不仅在胶东，在河北、重庆、湖南、湖北、广西等地，京剧都有不凡的创作和演出，在整个近代中国戏曲史上，京剧无论在表现内容还是在表现形式上，都发挥出重要的先锋模范作用。

革命根据地的戏曲工作者，既是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又是革新者，还是新型戏曲队伍的组织者。随着革命形式的发展，根据地戏曲工作者创作、演出了丰富多彩的剧目，有取材于革命战争、大生产、闹翻身等现实题材的现代戏，有适应形势需要新编的历史故事剧，也有重新改编，赋予新思想、新观点的传统戏。

从以上各地创作演出的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表现革命战争和战争时期生活的剧目如燎原之势，锐不可当。1919年以后，用时装新戏的形式演出改良戏曲的还有黑龙江的《爱国娇》，该剧描写知识女性反日爱国情怀；《安重根刺伊藤博文》和《枪毙驼龙》两部剧，从不同角度反映争取民族解放，争取独立自由的愿望。抗战期间，还有广东潮剧的《韩复榘伏法记》《卢沟桥纪实》；湘剧艺人罗裕廷、徐绍清等根据《胡迪骂阎》改编的《骂汉奸》《扫松》等，这些剧目都是反映抗战题材的或创作或改编的新剧目。

在各地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编演反映现实生活，积极抗战等革命题材戏曲作品的同时，一些革命文艺工作者也积极投身于戏曲创作中，如田汉与欧阳予倩、周信芳等共同探讨旧剧改革。抗战时期，田汉以丰富的创作经验，成功创作出《江汉渔歌》等作品，通过富有现实意义题材的剧目创作和演出，积极为抗战服务，并致力于戏曲在艺术形式上的改革，探索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结合，继承传统与革新发展的运用，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

总之，革命历史题材是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民族处于危亡中的重大社会现实，用戏曲形式反映革命题材是艺术顺应社会，顺应历史，顺应生活的必然产物。尽管表现革命战争等现实题材的作品，由于当时社会处境，急于为革命、为战争服务，表现得还很稚嫩，在形式上比较简单、直白，将抗战救亡的生活内容生硬地套用在传统的旧形式中显得十分蹩脚。但是，在不可回避的实际情况下，在表现革命战争时期生活的早期创作中，革命文艺工作者一直探索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例如，1932年在瑞金云田区，由何叔衡改编“顺舞台”演出的现代戏《活捉张辉瓒》和《打会昌》等，不仅直接在舞台上塑造了领袖人物的形象，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还在服装、化装、道具、程式、动作、舞台声光效果等方面，为传统形式表现革命内容做出了有益探索，在革命历史题材戏曲创作史上留下了重要的历史经验。

表现革命历史题材的戏曲创作是中国戏曲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逐步出现的新题材范围，随着革命历史诞生，在战争岁月中成长、壮大，走过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艺工作者在进行创作实践的同时，努力克服所遇到的内容和形式等问题，不断从创作和理论两个方面进行广泛实践和探索，经历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