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宗交易的交易价格常常处于折价状态，这被称为大宗交易折价之谜。较多文献基于流动性驱动理论对折价之谜进行了研究。Radcliffe（1973）认为大宗交易的折价是一种流动性成本，为了获得流动性，必须折扣卖出。Radcliffe发现^[4]，大宗交易的折价程度（流动性价值）与当时市场的非流动性水平正相关，例如在熊市时折价更多，因为外部流动性越低，则折价更多；折价程度与个股本身的波动幅度2（H−L）/（H+L）^[5]正相关，与交易规模也紧密相关。

大宗交易可以消除价格效应，从效用结果上看，大宗交易的折价效用刚好是流动性溢价的对应部分。在流动性不足、价差较大、市场深度^[6]不够的普通交易市场中，流动性供给匮乏会导致流动性需求出现大量的流动性溢价，从而形成价格效应。在价格效应下场内市场投资收益函数是一个随着股价严格递增的凸函数，股票卖出量与收益损失成正比，股票买入量与收益损失也成正比，同时，二阶导数大于0，说明这种损失的变化是加速的。Seppi（1992）将这一函数表达式写为γ（μ+η）−q（B）B−φ（μ−B）2^[7]，通过这一等式求极值可得出有私有消息时的最优大宗交易量B和最优交易价格q（B）。对于上述流动性溢价的实证值，Kraus（1972）测试为佣金的1倍。

在中国股权分置改革时期，大宗交易机制被广泛运用，屈文洲（2010）根据中国股权分置改革时期的数据，得出大宗交易多是源于流动性套现减持。国有股东减持时比非国有股东折价更多，第一大股东减持比其他股东减持折价更多，创业板的折扣也比主板更多，说明大宗折价一定程度反映了不同程度股票的流动性压力水平。基于这种流动性供给功能，Reilly（1984）认为大宗交易会增加场内市场流动性，同时降低场内市场波动性。Lefebvre（2010）发现大宗交易市场的存在会使得整体市场的流动性增加，会促进场内市场交易量的上升^[8]。杨朝军（2010）认为大宗交易较场内市场流动性低，卖方为获取流动性对价格作出折让（平均为5％），也证明了大宗交易是基于流动性价值的存在。(www.daowen.com)

Madhavan（1997）也运用内生switch回归信号模型发现大宗交易与场内的流动性差异，大宗交易可以发出令人置信的信号：大宗交易是流动性驱动而不是信息驱动，大宗交易承担了流动性提供者的市场角色。Seppi（1990）认为大宗市场通过承担较大的搜寻或者谈判等固定成本，降低逆向信息成本，使大宗订单成为市场的流动性供给者。

除了流动性因素，部分成本因素也导致大宗交易“便宜”，表现为折价。Lin（1995）发现订单处理成本^[9]与交易规模呈非线性关系，由于规模效应，在摊销固定成本时会导致平均成本下降，下降超过某个阀值后，略微上升，呈现一定的U型，大宗交易具有规模效应。Copeland和Stoll（1990）发现交易成本一般随规模增加呈现下降趋势，表现在大宗交易的佣金费率一般远远低于普通费率，这使得单位交易额的平均成本下降。大宗交易作为专门的通道和机制，信息搜索成本也较低。Bessembinder和Smith（2001）发现大宗交易具有更低的执行成本。因此，大宗交易整体的直接交易成本较低，表现出一定的折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