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一切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Hall（1976）和Levine（1997）的研究发现，文化对人们那些与时间有关的行为也有显著的影响，比如人们的行动是否应该严格按照时间表来进行、什么时间应该做某件事情、需要花多长时间等，不同的文化有着不同的期待。

我采访过的一个美国人谈到过这样一件事情：

有一次，我和朋友去一家中餐馆吃饭。服务员来给我们点菜，我们就一边看菜单一边讨论点什么菜。这时候，旁边桌子的客人侧过身来对我们的服务员说，他们需要一些餐巾纸，正在等着我们点菜的服务员就转身离开我们的桌子，去给那个客人拿餐巾纸去了，这让我们觉得很恼火。如果是在美国，首先，这位客人很没礼貌，他不应该在我们点菜的时候跟服务员提要求；其次，这位服务员也很不专业，他应该让那个客人等一下，等我们点完菜再去为他服务。

这个美国人之所以会对服务员和旁边桌子的客人感到生气，是因为中美文化的时间观念不同。

首先，中美文化对时间使用的方式和态度不同。Hall（1976）在观察了不同社会的不同文化之后，发现不同的文化中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利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单向性时间观与多向性时间观。持有前一种时间观的人在一段时间内只专注于一项任务，讲究时间的科学管理，对时间的安排非常精确，每段时间做什么任务都事先有所安排；持有后一种时间观的人则在一段时间内可能同时在做多项任务，强调时间的整体性，尊重事情的自然进展，因此对时间的管理比较随意，没有严格的日程安排。一般说来，中国文化比较倾向于多向性时间观，美国文化倾向于单向性时间观。

Levine（1997）观察到，在一些文化中，人们步履匆匆，生活节奏很快，时间观念更强；而在另一些文化中，人们的生活节奏则明显缓慢，生活悠闲，没有明确的时间观念。于是他从三个方面对31个国家中人们如何使用时间进行了一番对比：一是人们行走60英尺所需的时间，二是邮局工作人员卖出一张邮票及找零所用时长，三是城市中公共时钟的精确度。他的研究基本印证了他的观察，研究表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通常生活节奏更快，工业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则生活节奏较慢。其实，美国传教士明恩溥早就观察到了中国人和西方人对时间的不同态度，他在1890年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提到，对于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美国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他们有明确的时间概念，会充分利用每一分钟，而与此相对的是，中国人的时间概念比较笼统模糊，他们的生活也显得非常悠闲自在。如今，距离明恩溥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中国已经迈入了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但不少中国人的时间观念还深受这一文化积习的影响。

张老师是中国一所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他受邀来到美国一所大学做访问学者。张老师知识渊博，幽默风趣，学生们非常喜欢上他的课。可是，张老师有一点让学生们非常受不了，那就是他经常拖堂。下课的时间早就到了，学生们有的急着要去赶下一堂课，有的急着要去打工，可是每次张老师都在讲台上谈兴正浓，似乎永远都没有下课的打算。一个美国学生说，在美国，如果一个老师拖堂的话，学生会感觉这个老师不尊重学生的时间。还有一个美国学生认为，如果老师拖堂，说明他事先没有计划好他的课程，所以没有在指定的时间内完成他备课的内容。可是，当我采访张老师时，张老师却另有一番说法：

在中国，老师拖堂说明这个老师尽职敬业，真心热爱教学工作，费心费力就想让学生多学点儿，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师都巴不得准点就下课，可以早点儿回家。我觉得这些美国学生非常不知道感恩，不尊重老师对教学的热情和投入，有些不识好歹。有一次我还没说下课，就有学生不打招呼就起身离开了，还有一次有个学生居然直接对我说“老师，该下课了”，这让我觉得非常尴尬。

而在中国工作的美国人，也同样经历着由不同的时间观念引起的文化震荡。美国人John在中国一家公司工作了两年，他对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有着切身的体会。他说，他最开始意识到这种文化差异是从购买planner（一种用来做日程安排的小笔记本）开始的。在采访中他提到：

在美国，每到年终岁末，我都要买上一本planner，然后把每天、每周、每月的日程安排写在上面。这个小本是我工作生活的必需品，我周围的人也都和我有差不多的习惯。但那年我在中国，跑遍了大小商店都没有找到这种小本，连售货员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所以到现在我也不知道planner用汉语怎么说。我一开始觉得非常奇怪，在美国的商店里到处可见的东西，难道中国人就不需要吗？很快我就发现，可能他们真的不需要。在我工作的中国公司里，从来没有真正的时间表，最多就是有个大概的时间规划，比如这周做这个项目、下周做那个项目，而且还经常随时变动。老板如果想开会，他可以随时过来通知你；你还在忙着另一个任务呢，他又临时给你另一个项目去做。这样的突发事件常常会让我措手不及。而我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每周的工作计划、每月的工作计划，老板早都安排得清清楚楚。如果老板要和大家开会，通常都会提前一天或者几天通知大家，几月几号几点我们在哪里开会、开多长时间，一切都清清楚楚的。

戴凡和Smith（2003）的书中也谈到了两个由于中美对时间的不同规划引起的误解案例。在第一个案例中，一位美籍华裔回中国探望亲戚，但她从来不知道亲戚们的计划，不知道早上能不能睡懒觉，因为他们从来不告诉她第二天的安排；她起床后，往往会无聊地坐等亲戚来告诉她准备出去吃饭，但她还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去、怎么去，这使她感到自己像个傻子。而在另一个案例中，一所中国大学的外事处周四的时候通知美国教师周六要出去旅游，美国教师认为他们通知得太晚了，因为他们早已做好了周末的安排，而外事处的工作人员却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

一位在美国读书的中国留学生也感受到了中美关于时间规划的差异。她发现，在美国上课比在中国更有规划，她非常清楚什么时间该做什么。(www.daowen.com)

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美国的老师就会发给我们课程教学大纲，里面有该课程的所有相关信息，比如课程的教学目标、评分标准、每周的日程安排、各种作业的截止时间，等等。老师一般都会根据教学大纲来上课，基本上不会有什么变动。而在中国学习的时候，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详细的安排，我们几乎每天上课时都要问老师“我们今天有作业吗？”或者“我们什么时候交作业？”之类的问题。

中美时间观念的差异也体现在预约这一行为上。很多美国人发现，在中国办事，很少有人会提前预约，医院、银行、政府办公部门，到处都排着长长的队伍。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不都提前约好自己的时间来做这些事情呢？这样大家都会省时省力。对他们来说，预约会让他们更加有效地利用时间，会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从容有规划。通过预约，他们可以享受充实的生活带来的乐趣，享受有序的时间管理带来的便利。而对中国人来说，严格按照时间表做事会让他们感觉失去了对时间的自由支配权力，自己仿佛变成了时间的奴隶。初到美国的中国人往往会因为预约的事而感到精神疲惫：学生见老师要预约，病人见医生要预约，和朋友吃个饭要预约，甚至去理个发也要预约。如果没有预约，去餐馆吃饭可能没有位子，理发也只能空等，很多医院或者诊所甚至根本不接收没有预约的病人。

除了时间使用的方式和态度以外，与时间相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合适的时间，即什么时间可以做什么、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这在不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规定。例如，科学研究已经证明，青少年抽烟和喝酒对他们的身体健康不利，但即使是在这一共同的认识之下，各个国家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在美国，大部分州规定吸烟的法定年龄是18岁，喝酒是21岁，因此，商场或者酒吧在出售烟酒时要检查顾客的身份证件，违反规定的个人或者商家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中国尚未制定专门的法律条文对青少年吸烟、饮酒的年龄加以限制，但从保护未成年人的角度出发，要求父母或监护人预防和制止未成年人吸烟、酗酒等行为。

多数社交行为不是由法律规定的，而是由人们遵循传统，约定俗成。例如，小孩子的出生在中美文化中被普遍认为是一件喜事，亲朋好友会为此对孩子的父母表示庆祝。美国人会选择在孩子出生前一个月左右举办一个聚会，大家为准爸爸、准妈妈及即将出生的婴儿送上各种礼物，以示祝贺；但在中国，祝贺的日子却是在新生儿满月之后，亲朋好友欢聚一堂，共同分享这一喜悦。

这些不同的法律规定和社会风俗的背后，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根据各自的社会情况做出的不同选择，而这些选择的背后则是相关的理念。在一种文化中非常自然的事情，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被视为违法行为或者不得体的行为。因此，在跨文化交际中，如果双方对什么才是合适时机的理解不同，自然就会产生误解。

比如说，宴会是签署商业合作合同的良机吗？相信大部分美国商人都会坚定地予以否认。对他们来说，宴会是放松和休息的时候，宴会时间不会用来谈工作，没有哪个负责任的公司会在这样一种场合签署合约。但对大多数中国商人来说，酒桌是谈判桌的延伸，品味美食、觥筹交错之间，双方推杯换盏、把酒言欢，谈判桌前的那种紧张和冰冷的气氛逐渐消融，双方距离拉近，信任感上升。因此，在这样一种友好热烈的氛围中，对一些棘手的问题，双方更容易让步，彼此达成协议。有调查显示，中国46％的商业合约是在餐桌上签署的。对宴会这一场合不同的文化理解导致中美双方的期望出现错位。当中方在饭桌上把合同摆到美方面前时，美国人在吃惊之余会觉得这一切都是精明的中国商人布设的商业陷阱，因而会对他们更为警惕；对于美方的这一反应，中方则会认为，美国人在这样的场合都如此不近人情，一定是缺乏诚意，因此建立长久的生意伙伴关系就更加难以实现。

朋友生病住院时给予关心是在不同文化中都会经历的故事。对多数中国人来说，在得知消息后尽快赶到医院并送上关切和祝福，会让病人因感受到朋友对自己的关心而心怀感激；而对很多美国人来说，生病属于个人隐私的事情，他们并不喜欢别人过多的关注，很多人也不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虚弱的一面，而且在生病的时候接待客人也不利于身体的恢复。因此，当这两种观念碰撞在一起时，中美双方对彼此的行为就难免会产生误会。如果病人是中国人，美国朋友只是打电话问候一下，这种行为会被解读为美国人对朋友不够关心；而如果病人是美国人，中国人的探望行为又会让他们觉得中国人不顾及朋友的感受。请看下面这个例子：

Jim在中国教书的时候因病做了急诊手术，从他术后的第二天起，他的中国同事便开始陆续去探望他。令Jim和他太太非常不舒服的是，没有任何人提前约好来访的时间，这就难免会碰上他们不方便的时候。在术后的最初三天，Jim的恢复情况不是很好，他太太就会把前来探访的人挡在病房外给他们讲Jim的情况，但来访者都因不能见到Jim而感到不安。

（戴凡 & Smith，2003）

Brislin（2000）指出，要考察人们的时间观念，不能脱离文化环境。孙隆基（2004）也观察到，中国人喜欢大家一起行动而美国人更倾向于个人行动，这种差异也部分源自双方不同的时间观念。一般来说，美国人非常重视个人能够支配的时间，不愿意因配合别人而损失自己的个人时间，而中国人则更愿意把时间花在“在一起”上，即使要因此牺牲一些个人的时间，也不觉得是浪费时间。总之，在其他文化社区生活和工作的人们，必须按照当地的文化规约来调整和改变自己固有的时间观念，这样才能与所在文化社区的人们合拍，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避免跨文化交际误解的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