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在哪个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承担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在社会环境中，一个人可以是公司的经理、商场的顾客、高尔夫俱乐部的会员、医院里的病人以及许多人的同学或朋友；在家庭环境中，这个人还可以是儿子、父亲和丈夫。换个角度看，我们的生活就是在这些不同的社会角色中不停地流转。作为社会人，每个人时刻都需要处理各种人际关系，例如，和自己的上司、同事、下属、生意伙伴、家庭成员、街坊邻里、同学朋友以及公共场所的各种服务人员等的人际关系。正如Park（1950）所言：

不管你是否意识到，我们时时处处都在扮演着某种角色……也正是通过这些角色，我们认识彼此，也认识我们自身。

正如演员在舞台上扮演角色一样，我们每个人也在各种社会交往中出演着各种社会角色，我们自己的行为也会随着角色而改变，这一观点早已为学者们所接受。例如，James（1940）就曾说过：

在与不同的人群交往时，每个人展示出的自我都大相径庭。一个在师长面前谦卑有礼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同辈面前，行为却可能如海盗一般傲慢狂妄。同样，我们在自己的孩子和夜店的伙伴面前，在顾客和下属面前，在老板和密友面前，行为也一定相差甚远。

因此，在日常交际中，在决定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以及应该怎么说的时候，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际双方的社会角色，也就是我们自己是什么人，对方是什么人，社会角色决定着交际双方谈话的基调。比如，教徒会对牧师倾诉心中那些连好友也不知的秘密；和警察交流时，人们会有本能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对于教授或者科学家说的话，人们会更加信服；对于医生给的建议，人们也更愿意去接受；比起普通的凶手，一个杀死了自己孩子的母亲注定会受到更多的社会谴责。人们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反应，是因为社会为这些角色赋予了特定的期待：牧师不会泄露别人的秘密，警察是保护人民的，教授和科学家理应知识渊博，医生是值得信赖的，母亲应该是慈爱的。Goffman（1959）说：

对他人的了解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明确交际的情形，提前知道双方的期待分别是什么。有了这些信息，我们就可以知道如何才能得到我们想要的回应。

不管在哪个社会，对社会角色的期待是人们在不断的社会交往中逐渐定型的。这些心理期待根深蒂固，很难一下子改变，这种稳定性能够让生活在同一个社会中的人们彼此之间的交际更加顺畅，不会像与外国人交际时那样总有一些意外发生。许烺光（1989）谈到：“每个民族享有的大量基本的、共同的思想、态度和期望不仅为普通人与其同胞的交往设定了方向，而且也使得整个社会凝聚在一起。”假如没有这些标明人们社会角色的诸如“警察”“医生”“老师”“学生”“官员”等标签，人们在交际时可能就会不知所措。

当人们进入另一文化中时，他们会扮演相似的社会角色，并建立相似的人际网络。然而，对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的期待因文化而异，尽管其中会有一些重合，比如孩子要孝敬父母、学生要尊敬老师、主人要尽地主之谊、客人要遵循做客的礼仪等，但是同样的社会角色在一种文化中被普遍接受的礼仪规范在另一种文化中却时常会被视为不得体。更糟糕的是，由于这些约定俗成的礼仪规范早已深深地植入人们的思想中，人们会想当然地把它们当作通用的规则，不假思索地用它们来指导自己说话和行事，根本意识不到这些规则只适用于自己的本土文化。当对同一个社会角色的礼仪规范有着不同思想的两个人从各自的文化中走出来碰到一起的时候，误解就源源不断地产生了。

可以说，在这五个要素中，角色的文化含义差异是引发中美交际误解的首要因素。只有了解了中美双方对各种角色在社会中的不同定位及其相应的文化规范，并按照目的语文化的要求调整自身行为，才能在交际中扮演好目的语文化中的角色，避免不必要的误解。

在这一节中，我们主要讨论的是那些由于对社会角色和人际关系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中美跨文化交际误解。通过对收集到的大量案例进行梳理，我们发现，中美跨文化交际中最常见的角色误解，大致可以归为自己人和外人、上级和下级、主人和客人这三类。下面我们将分别对这三类角色误解进行分析。

一、自己人和外人

中国社会经常被称为“熟人社会”，而美国社会则是典型的“陌生人社会”（费孝通，1985a）。在熟人社会中，关系是一切的核心，人际交往尺度要视自己与对方的关系远近而定。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形成了对自己人和外人“内外有别”的交际模式。而在陌生人社会中，人们崇尚个人独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相对松散，人们的圈子意识相对淡漠很多。

费孝通（1985a）在谈到东西方社会的人际关系时，称西方社会是“团体格局”，中国社会是“差序格局”。在团体格局的西方社会中，每个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可以属于不同的团体；而在差序格局的中国社会中，人际关系像是把一块石头丢进水里产生的一圈圈波纹，每个人都是自己的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人就与之发生关系。因为距离圈子中心不等，同一个圈子中的人们与这个圈子中心的人的关系亲疏远近也就不同。黄光国（1988）认为，中国人根据远近亲疏，将自己接触到的人群分为三类：家人、熟人和生人。家人和熟人属于“自己人”的范畴，生人则被视为外人。也可以说，家人和熟人属于费孝通所说的“被圈子的波纹所推及的”所谓“圈内人”，生人则属于圈子的波纹不曾波及的人群，我们可以称之为“圈外人”。这种区分圈内人和圈外人的意识，被邓晓芒（2013）称为注重圈子意识的“小群体意识”，是一种“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群体意识”。而西方社会则是个体意识和大群体意识的结合，它首先将人从家庭里面解放出来，在个体意识的基础之上重新形成一种大群体意识。

中美文化对人际关系的不同区分，直接导致中美双方在待人接物方面的不同行为和态度。作为外国人，美国人能很明显地感觉出中国人在自己人和外人之间划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对于自己人，中国人通常都是热情有加、关怀备至，想方设法为对方提供方便；而对于外人，则常常会摆出一副漠不关心、事不关己的样子。中国人在对待自己人和外人时完全不同的态度、方式和原则，让美国人非常困惑和吃惊。请看下面这则美国学生的文化日志：

我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看到大街上有这么多的人，我很兴奋。当别人向我迎面走来的时候，我对他们说：“嗨！你好！”可是，没有人回答我，大部分人只是看我一眼就走了，不说一句话，也有的人假装没听见，还曾经有一个人停下脚步对我说：“我们认识吗？”这让我非常尴尬，以后再也不敢随便和陌生人打招呼了。我不明白，中国人不是说自己热情好客吗？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和陌生人说话？我的老家在美国的一个小城市。在那里，如果陌生人迎面相遇，彼此有目光接触的话，大家都会给对方一个微笑，点点头或者打声招呼，这是很平常的事情。

在人类学、社会学的研究中或是在新闻报道中，很多人都提到，中国人很少对陌生人微笑，而当陌生人对自己微笑时，他们往往也觉得很不自在，不知如何回应。我们采访过的美国人也说，他们发现，在大街上，中国人往往都是一副面无表情的严肃模样，然而一看到熟人，立马笑逐颜开，热情备至地寒暄、道别之后，笑容就倏地一下收了回去，继续神情漠然地赶路。中国人的变脸之快看得他们目瞪口呆。

一个在四川生活了好多年的外国人也谈到，不仅仅是微笑，中国人的善意也只留给熟人。比如他以前到一家水果店买水果，老板见他是老外，总是给他最高价，而且称重时也不老实。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这个老外是他女儿的老师，从此以后，老板给他的价格不仅不高了，每次还要硬塞给他几个额外的水果。另外一家豆腐店老板也一样，不认识之前，什么都要卖给他，混熟之后，老板就会悄悄告诉他哪种豆腐有石膏、哪种豆芽里加了催长素，让他别买这些东西，但对别的陌生人却照卖不误。⁷

挤公交车这件事也让这些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深有感触。一个美国人说，他理解中国人多、车上座位少这样的现实，但在上下车的推搡中，他觉得，中国人仿佛是把陌生人当作物件来对待。然而，若是在车上遇到熟识的人，他们就会一下子变得礼貌和谦让起来，努力地为对方争取更大的空间，或是为一个座位相互谦让许久。

就连出入门口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也能显示出中国人内外有别的观念。一个美国人对我们说了下面这段话：

在美国，人们通过门口时，前面的人会为后面的人把住门，以便后面的人可以安全通过。刚去中国的时候，我发现很多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走进门后，会径直松手，全然不看后面有没有人跟着。第一个月我就被门撞了好几次。不过，后来我慢慢发现，当彼此认识的一群中国人通过门口的时候，前面的人也会为后面的人扶着门，而且他们还会为谁先走谁后走互相谦让一番。

在一些美国人看来，对于外人，中国人说起话来也是毫不客气，丝毫不顾及对方的感受。虽然这一看法未免有失偏颇，但也的确反映了一些中国人对待外人的态度。一个美国人向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两年前的夏天，我和我的朋友去爬长城。当时天气很热，我们流了很多汗，就坐在台阶上休息。不久，两个小孩子来到我们旁边，指着我们的脸说：“这些外国人真难看！”然后，他们的奶奶来了。她一边盯着我们看一边说：“是的，他们真的很难看。”看了我们半天之后，他们就走了，也没有跟我们说任何话。

许多在中国生活和工作过较长时间的美国人都会慢慢发现，如果想在中国社会生活得如鱼得水，必须要进入到各种“自己人”的圈子中去，让自己从“外人”变成“自己人”。一个在中国住了许多年的美国人说：

我觉得整个中国社会就像是一个四合院，四面高高的围墙将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与外界隔离开来，自成天地。外面的人很难窥见院里人的生活，院里的人也看不到外面的世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其乐融融，外人也很难走进这个世界。而一旦你找到了入口，进入其中，你也就成为了其中的一员。

当从“外人”变成“自己人”之后，美国人最先感受到的就是中国人对自己展示出来的浓浓的人情味儿。美国学生Steve身上就发生过这么一个故事：

有一年暑假的时候，我到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家去。他的家在中国云南的一个小镇上，家境不是很富裕，但他的父母却对我特别热情，每天给我做很多好吃的。一天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的父母问我车票买了没有，我说还没有，因为我的奖学金还没到账，等到账了就去买。可是我没想到，第二天，我朋友的父母用红包包了800元钱非要让我收下。我非常吃惊，因为我知道800元对他们这个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我再三说我不需要，可我朋友的父母坚持让我收下。虽然我很感动，可是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送给我钱。

不仅仅是金钱，中国人处处给予自己人方便和帮助。对于自己人的任何困难，他们都会想方设法帮其克服，而对于自己人的错误，他们则会忽略不计较。

另一方面，走入中国人圈子的美国人也发现，在享受着自己人照顾的同时，他们也会背负上沉重的人情债务，这让他们苦不堪言。Thurston（1994）发现，如果你帮过你的中国朋友，他们一定会感到有责任利用他们自己的关系来还你这个人情。同样，当中国人帮你的时候，他们也期待你会在将来回报他们，可能是帮助他们出国留学、获取一些稀缺资源、练习英语或者其他事情。如果你没有为帮助过你的朋友提供他们想要的某种帮助，就会被视为不懂事，甚至是品行值得怀疑（Pye，1992）。而在美国文化中，如果一个人不能为他的朋友提供某种帮助，朋友们一般会谅解，友谊会继续得以维持，但中国人对朋友的期望值显然远高于美国人。

中国人对友谊忠诚的这种执着和苛求有时候甚至需要对方超越法律的界限，人情重于法理。电影《刮痧》中，中国人的孩子和美国人的孩子发生冲突，中国人为了给美国朋友面子，当众打了孩子一耳光。当中国朋友面临被剥夺孩子的监护权时，法官询问美国人他的中国朋友是否打过自己的孩子，美国人诚实地回答了，结果中国人认为他不够朋友，没有替他遮掩，而美国人却并不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对。

因此，中国文化中的友谊不仅仅是一种感情，它也意味着彼此要共享关系，而西方文化则更强调朋友之间的一种精神上的互相支持，人们跟朋友交往时也希望保持一定的距离，尊重彼此的个人空间，从而保持自己和朋友的独立性。对朋友的期望和要求的差异让美国人感到“和中国人交朋友很累”，而中国人则觉得“和美国人交朋友很难”。

要理解中国人对待自己人和外人的种种不同表现，就必须对中国社会结构有深入的观察。费孝通（1985a）在《乡土中国》中提到：

作为一个农耕社会，几千年来，中国人被固着在土地上，很少迁徙流转，一个人一辈子与之交往的人群都是身边的邻里乡亲，他们相互依赖，也相互帮助，基本生存和社交需求都可以基本满足。可以说，他们一辈子都生活在自己人的圈子里，也看不出有什么需要与外人交往。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逐渐变成一种文化积习。

这种文化积习就是在自己人之间注重伦理亲情和团结互助，以人情为黏合剂，将圈子里的人们联结在一起，所以自己人之间能够感同身受，可以同甘共苦；而和外人之间由于缺少这种黏合剂，人们自然会对外人漠不关心甚至恶意相向，认为外人的欢乐疾苦与自己毫不相干。同时，不熟悉导致不信任，不信任导致相互警惕，人们在遇到事情时就会袖手旁观，明哲保身。另外，由于外人不在人们生活的圈子之中，人们就会认为粗暴地对待外人不会有显见的后果。

如今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也把人们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人口的流动成为一种常态。然而，文化特性决定了中国人“抱团取暖”的交际取向，物理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中国关系社会的特点。假如一个人因种种原因搬离了原来熟悉的社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或者国家，他也会像蜘蛛织网一样迅速开始编织起自己新的关系网络：当人们远离家乡去外地读书时，会参加各种同乡会、同学会；到陌生城市创业时，也首先会想到投亲靠友，加入亲友的关系网；甚至在外地打拼的年轻人在选择婚姻伴侣时也倾向于本地人，很大程度上也是希望借助另一方的关系网在当地扎下根来。另外，现代科技手段也使得创建和维持关系的途径变得更加多样、方便和快捷，这点从QQ、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在中国的兴盛中可见一斑。

二、上级和下级

上面谈到的自己人和外人的社会角色是按照社会中人们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区分的，上级和下级反映的则是不同社会等级的人群之间的交往行为，比如家庭内部的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教育机构中的师生关系以及政府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中的上司和下属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们对待权威的态度。孙隆基（2004）认为，由于人对权威的第一次反应是在家庭中发生的，因此，人们对社会权威抱持的态度往往是对家庭权威反应的持续，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Mulder（1977）用“权力距离”这一概念来描述上下级之间的情感距离，权力距离指数反映了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依赖关系。在低权力距离社会中，下级对上级的权力距离指数较小，依赖性较小，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多用协商方式，下级也容易与上级探讨问题并反驳上级的意见。在高权力距离社会中，上下级的权力距离指数较大，下级对上级有相当的依赖性，下级不太可能与上级直接讨论问题，更很少去反驳上级。美国通常被归为低权力距离社会，而中国则更倾向于高权力距离社会一端。

在本节中，我们以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以及师生关系为例来比较中美两种文化中上下级观念反映在文化行为上的差异和由此带来的冲突。

1．父母和子女的关系

中国的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体现的是一种互相依赖的关系。很多时候，孩子不被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孩子成年之前，父母悉心照顾他们，不期望他们进行独立的尝试和探索；成年之后，父母依然为子女全心付出、无私奉献；父母年老之后则依赖孩子，希望与子女同住，尽享天伦之乐。直至今日，“孝顺”“养儿防老”等观念依然在很多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

而美国文化崇尚的是子女和父母彼此独立的精神。孩子一旦具有了行为能力，就或多或少地被平等地对待；父母鼓励孩子尽可能地自理，希望孩子勇于尝试和冒险；孩子长大以后会像朋友一样地对待父母，同理，父母年老之后也更喜欢保持独立，不希望成为孩子的负担。

中美文化的这一差异首先体现在对孩子的管教方式和方法上。既然孩子被视为父母的私有财产，父母打骂孩子的现象在中国家庭司空见惯，甚至有“不打不成材”“棍棒底下出孝子”的教育观念。然而，即使这样，人们也很少听说有孩子因此控告父母或者父母因此坐牢的新闻。但在美国社会中，孩子们从小就被教导，父母打孩子这种行为属于家庭暴力，这种情况一旦发生，他们要向警察求助。因此，一些华人家长与他们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在头脑中就形成了不同的文化故事，父母认为打孩子是在管教他们，孩子则觉得父母是在实施家庭暴力。这种文化故事的错位导致了许多家庭悲剧的发生。

上月16号，布鲁克林羊头湾的李婆婆接孙子放学，因为孙子不听话，李婆婆捡起路旁树枝朝孙儿挥去。此举被邻居看见，立刻报警，李婆婆因涉嫌虐童被捕。一周内，华埠亚伦街，陈女士以扫帚体罚4岁的女儿，女儿在日托中心被发现伤痕累累，因此被儿童局带走，陈女士也被告上法庭。

（美国中文网，2013年6月20日）

中美文化对父母和子女关系的观念差异还体现在父母对子女生活的干涉程度上。中国的很多父母在子女成年之后依然不肯放手，在子女生活的各个方面出面干涉；在教育投入上，中国父母为子女支付大学学费的占绝大多数，而美国的父母则鼓励子女自己打工赚取学费或者贷款上大学；在子女的恋爱结婚问题上，中国的父母将其视为自己的一项任务，如果孩子到了一定年龄还没有恋爱或者结婚，父母就会督促孩子尽早成家，或者委托朋友给孩子介绍对象，甚至亲自出马替孩子相亲；在子女择偶的问题上，中国父母也要表达自己的意见甚至左右子女的决定；子女结婚更是需要父母投入大量的精力和财力，子女购买婚房，双方父母都会鼎力相助，在一些农村地区，父母甚至需要举债筹措彩礼给儿子娶妻；子女婚后有了孩子，父母帮忙带孩子更是普遍现象。而在美国，子女的婚恋问题往往被视为子女的个人私事，父母通常尊重孩子的选择，不干预也不介入子女的恋爱和婚姻生活，经济上双方也相对独立，“吃老”“啃老”的年轻人相对要少得多。

儿女对待父母的态度在中国和美国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在中国，人们更期望孩子始终服从父母，听从父母的一切建议和安排，并不要求父母对子女的尊重。而在美国，从孩子幼年起，父母就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尊重子女作为独立个人的需要，通常不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孩子身上，孩子对自己的生活也有更大的自主权利。耶鲁大学法学院华裔教授蔡美儿2011年出版的《虎妈战歌》一书在美国的教育界和社会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书中体现出的华人家长对子女的高度期待和严格的教养方式，与多数美国家庭宽松、民主的教育方式形成鲜明的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在传统的中国家庭伦理中，父母对子女有着绝对的权威，子女的行为受到严格的规范，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是显性的上下级关系。随着中国步入现代化社会，这一关系正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中国父母表面上给予了孩子更为平等的地位，比如行为举止上不必如从前那么恭敬。然而从深层来看，传统的亲子关系、养儿防老的观念并未得到根本的改变，改变的只是父母约束孩子的方式：从前是通过伦理教化、体罚、行为仪式上的训练等来约束管教孩子，现在则是通过情感和经济上的投资来约束孩子。这两种做法的目的其实是一样的：希望子女能够听从他们的安排，接受他们的人生建议和规划，好在日后实现他们光耀门楣的传统理想，或者是满足他们老有所依的现实需求。因此，可以说，大多数中国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实际上仍是一种隐性的上下级关系。但是，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社会与国际社会的不断紧密接轨，一些年轻的中国父母的教育理念和他们的父辈大为不同，他们在教育子女的过程中努力践行着平等、尊重的育儿理念，但是在很多方面，他们可能还是会潜移默化地受到中国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

2．师生关系

在中国文化中，师生关系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教育领域的延伸。老师扮演父母的角色，享有权威，掌握话语权，学生则等同于子女，对老师要尊重和顺从。比如，学生对老师只能使用尊称，不能直呼老师的名字，直呼其名会被认为是对师长的大不敬；受到老师批评时，要虚心接受，即使老师批评得不对也不能贸然反驳；要维护师道尊严，不能当面质疑或者指出老师的错误，等等。“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就是这个文化传统的真实写照。

在美国文化中，师生之间尽可能展示的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老师不是真理或者知识的占有者，而是和学生一样，都是真理的探求者。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地位平等，学生才会畅所欲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

中美师生关系的这种文化差异在教学过程和教育方式上都有所体现。

中国的课堂主要由老师主导，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很少提问，也很少对老师提出质疑；而在美国的课堂上，学生可以自由地在课堂上发言，老师欢迎和鼓励学生提出自己的想法。

一位美国学生在中国大学读书时明显感受到这种差异：

我上研究生的第二年，在南京大学上过一个学期的课。每堂课都是老师一个人从头讲到尾，老师从来不问我们有没有问题，也从来没有课堂讨论时间。但好像中国学生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他们上课时一直都在忙着记笔记。

而一个在美国读研究生的中国留学生则有相反的文化体验：

我刚来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发现老师经常让同学们轮流发言来讨论某个问题，老师只是总结一下或者评述一下学生的发言。我觉得很纳闷：学生能懂什么呢？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价值呢？我觉得这是在浪费宝贵的课堂时间，老师有点儿不负责任。我还是希望能听老师多讲一些。(www.daowen.com)

与此同时，很多研究也发现，在美国的课堂上，中国留学生大多数时间都很沉默，很少举手提问或者在课堂上发言。就这个问题，中国学生自己这么说：

“在课堂上举手问问题，我觉得会浪费别人的时间。”

“万一我说得不对或者不好，我会觉得很丢人。”

“我一直在注意聆听老师是怎么讲的，我觉得我没有自己不同的观点。”

“我从小就是这样一路听课过来的，从来没有发言的习惯，上课乱举手发言会挨罚的，老师也不会理你。”

美国学生则非常看重课堂上的互动和交流：

“我觉得课堂就是老师和学生交流的场所，有问题当然要问，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同学们的问题有时候会启发我的思考，有的问题可能我也有，但我没意识到。”

“我觉得我从我的同学们那里学到的东西不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少。”

“我觉得课堂发言是学习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学习习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养成了这种习惯。”

中美师生关系的差异还体现在老师对待学生的方式上。一方面，中国老师在训导学生时有时候言辞不够尊重，个别老师甚至使用言语暴力或者体罚的方式教育学生；另一方面，老师将学生视为自己的孩子，对他们学习和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关怀备至，师生关系非常密切，充满人情味儿，比如学生生病的时候，老师会嘘寒问暖，甚至给学生带药，而当学生的家庭遭遇变故时，老师会提供温暖的呵护。很多中国人在毕业多年之后，仍然会定期去看望自己曾经的老师，将他们视为长辈和亲人，师生关系也是他们社会关系上的重要一环。而美国的老师则给予学生更多的尊重，但师生交往范围却很少会延伸到教学之外。中美师生关系的这一差异也导致了不少误解和困惑的产生。

一个美国学生给一个中国教授做助手，她在自己的博客中愤然写道：

……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就多次被骂，什么“没用”“粗心大意”“不成熟”“木头”“太笨了”，我真是受够了！

……

我在青岛一家报社实习的时候，有一天我跟我的实习老师一起去参加一个宴会，因为我无心说错了一句话，我的实习老师就当着许多人的面斥责我，就像训斥她的孩子一样。我觉得非常震惊，一个老师怎么能这么对待她的学生呢？况且我们彼此并不是那么熟悉。

美国学生一方面觉得中国老师非常不尊重他们，另一方面又对中国老师对他们的嘘寒问暖非常感动。

我们汉语项目中的老师都是来自国内的访问学者，他们真的非常关心我们。如果有学生看起来脸色不好，老师就会嘘寒问暖，甚至带药给他们。老师还会经常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喝茶什么的。

我在张家界一所小学当英语老师的时候，我发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比在美国要亲密得多。比如说，在美国，学生不会去老师家，老师也不会去学生家。但在那里，老师经常去学生家里家访，了解学生的家庭情况，学生也会直接跑到老师的住处去问问题，或者只是路过问候一下。有个学生家庭情况比较困难，有些老师就收集一些旧衣服送给他，还会塞给他一点儿零花钱。

三、主人和客人

不管在哪种文化中，走亲访友都是司空见惯的社交行为。作为接待方的主人，要礼节周全地款待来访的客人，让客人尽兴而归；作为客人，也要遵守做客礼仪，给主人留下一个良好的印象。可以说，主客双方的角色设定在不同文化中大抵是相同的。然而，主人应该怎么做才算是尽到了地主之谊，客人应该怎么做才算是遵守了做客礼仪，在不同的文化中却有着不同的规定。

在中国文化中，主客关系通常是不对等的。尽职的主人会为客人安排一切，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条件，而客人得体的做客之道就是一切听从和尊重主人的意见，不表露自己的真实意愿。而在美国文化中，主人会尊重客人的个人需要，给客人充分的自由。Walker（2010）观察到，在中国文化中，主人征求客人的意见时，客人说的最多的就是“客随主便”“什么都行”“随便”；而在美国文化中，主人说的最多的就是“你自己随便吃随便喝，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因此，他把中美主客关系差异概括为，在中国是客随主便，在美国是主随客便。不理解这种主客关系的差异，美国人会觉得中国的主人不尊重客人，而中国人则觉得美国的主人对客人招待得不周到。

这种主客关系的差异也是中美人际交往差异的一个缩影。美国文化鼓励客人独立自主，而中国文化则提倡主客之间礼尚往来、相互依赖。戴凡和Smith（2003）的书中提到一个中美主客交往的误解案例。案例中的中国人在美国友人访问中国时，对其关怀备至、热情周到；而当他自己赴美访问时，那位美国朋友却非常不够朋友，对他的关心远远不及当初的自己，这让中国人感觉对方不尊重或者不珍视他，感情上受到了伤害。造成这一误解的原因在于，美国人崇尚自主和独立，重视隐私，主人的悉心照顾反而会让客人有被侵扰、被控制的感觉，他们并不希望别人像照顾孩子那样照顾他们；而中国人作为客人时，则有着完全不同的心态，他们希望自己的一切都交由主人打理，当主人的所作所为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时，就不免会产生失望和怨恨的心理。孙隆基（2004）将美国人之间的这种交往概括为“君子之交淡如水”，他认为美国人努力避免背负人情的债务，而中国人则热衷于这种人情的游戏。

在中国文化中，一个尽职的主人要替客人考虑周全、安排一切，以此显示主人的热情好客；称职的主人不会直接询问客人想要什么，而是主动揣摩客人的需求并积极地给予满足，把自己认为最好的留给客人。而美国人会觉得他们的中国朋友作为主人“非常强势”（Jian & Shepherd，2010），不征求客人的意见，也不尊重客人的需要。下面是一些美国人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谈到的个人经历：

一次，我的中国朋友请我去一家高档餐厅吃饭。可是，我还没到的时候，我的朋友就把菜都提前点好了。我不明白，为什么请我吃饭却不让我自己点我喜欢吃的？

有一次在青岛，我的中国朋友请我吃饭的时候，他问我喝什么酒，我告诉他我从来不喝酒，可他却说无酒不成席，硬是给我倒上了酒，还非要我喝掉。我有点儿生气，因为我已经说了我不喝酒，为什么还要强迫我喝呢？我觉得他很不尊重我。

在中国当客人，连吃菜的自由也没有，主人好像比你自己更清楚你的口味，不停地往你盘子里夹你不喜欢吃的东西。为照顾主人的情面，客人还得假装喜欢地吃下去。

几乎每个美国人都见识过中国人请客时的慷慨大方，然而让他们很不舒服的一点是，很多时候他们根本没有自己点菜的机会，只能被动地听从主人的安排，这让他们对主人的盛情款待的好感大打折扣。而很多中国主人也会很纳闷：为客人点的每道菜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而且都价格不菲，为什么美国客人还不开心？如果让客人自己点，他们怎么会好意思点这些这么贵的菜呢？同样，喝酒也是如此。对于中国主人来说，客人如果说不喝那一定是客气话，是怕主人破费。他们总是想：如果请客不喝酒，那别人一定会说我小气，所以哪能不来点儿酒呢？我一定要把客人陪好，让他们尽兴。给客人夹菜也是同样的道理，主人是担心客人不好意思自己夹菜，所以才会主动把菜放到客人碗里，以显示自己作为主人的热情和周到。所以，其实上述三位中国主人都是在尽力扮演好主人的角色。

美国的主人会尊重客人自己的意愿，通常他们会给客人提供多种选择，将决定权留给客人，客人则会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出符合心意的选择，主客双方都轻松惬意。例如，去美国人家里做客，主人通常会询问客人想喝什么。一个典型的对话可能是这样的：

主人：你想喝点儿什么？

客人：谢谢！你有什么？

主人：我这儿有可乐、果汁、咖啡、冰水和啤酒。

客人：那我喝冰水。

而同样的场景如果发生在中国的主客之间，上述对话更可能是这个样子：

主人：你想喝点儿什么？

客人：谢谢谢谢，不用麻烦了。

主人：别客气。

客人：真的不用，我不渴。

主人：那我们就喝茶吧，这是我前段时间刚买的乌龙茶，口感很不错，你尝尝。

客人：好的好的，谢谢！

或者主人压根不询问客人的需要，直接为客人沏茶奉上，以示欢迎，而客人则只会感念主人的好客，并不会在心里责怪主人没有尊重自己的需要，因为礼貌的客人是不会说出自己真正的需要的。我刚到美国时，去我的美国导师家拜访时，每次他问我“你想喝点儿什么？”的时候，如果我的回答是“不用不用，谢谢！”，精通中美文化差异的导师就会体贴地再追问一句：“是中文的‘不用’还是英文的‘不用’？”因为在中国文化中，主人询问客人是否有需要时，礼貌的客人总是会先谦让一下，所以即使他们很渴，也会隐藏自己的需求，这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的到来给主人增添麻烦。此时，周到的主人总能明白客人的拒绝只是客套话，不会把这个“不用”当真，而是会再三确认，或者直接替客人做个选择，以尽地主之谊。但在美国文化中，由于遵循主随客便的原则，客人的回答往往被理解为基于他们的真实需求，而主人也就无需费神去揣摩再三或者替客人自作主张了。

如果不了解中美主客关系的这个微妙的差异，就经常会产生一些小小的尴尬和不愉快。去美国人家里做客的中国人往往会发现，在谢绝主人的建议后，主人往往不会再继续询问，而他们即使真的有需要，也不好意思再次提出了，所以难免会在心里怪罪主人的不周到。而到中国人家里做客的美国人则往往会直接坦率地询问主人家里有什么饮品，然后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这种行为又往往会让中国主人觉得这个美国客人太不懂礼节、太不客气，一点儿也不把自己当外人。

同时，中国主人招待客人时一定要慷慨大方，在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客人提供最好的条件，比如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招待客人，或者为客人点一些价格昂贵的菜肴或者酒水来显示诚意。然而，这种一厢情愿的大方一方面会让美国人心里觉得很不安，担心对方会因此对自己有所希冀、有所要求，让自己背上人情的债务；一方面也让崇尚务实和节俭的美国人难以理解，觉得中国人不爱惜粮食，过于铺张浪费。在招待客人的花费上，美国人通常会量力而行，不提倡铺张浪费，而且美国的分餐制比中国传统的合餐制更容易控制食物的量，饭菜也更加讲究精致和实惠。如果是在餐馆请客，通常每个人只为自己点一个主菜，如果吃不了，人们还多半会打包带走。这样的做法往往会让中国人觉得美国主人的招待不够热情，甚至还有些小气。

有的研究认为，中国人的待客之道是几千年文化的产物。一方面，从前中国的老百姓都很穷，但很好客，主人待客的心理是以客人长年吃不饱、吃不好为前提，所以请客人吃饭时一定要丰盛，让客人一次吃个够。如果客人把饭菜全部吃光了，主人就会很不安，认为客人可能没吃饱，自己没招待好客人，所以客人吃饭时也宁可把饭菜剩下倒掉，也要暗示主人自己吃饱了、吃好了，甚至再也吃不下了。另一方面，中国人好面子，饭菜丰盛说明自己大方、经济条件好，因此，一桌子价格昂贵的饭菜既是给客人面子，也是给自己面子。

基于这种背景，在中国，得体的做客之道就是一切听从主人的安排。一个美国学生这样描述她对中国主客关系的观察：

在中国，做决定和安排外出活动是主人的责任，客人只需站在一边看，并且享受这种被免除责任的愉快就可以了。在西方，当一位主人问他的客人他想做什么的时候，这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提问，并且这个主人会根据客人的回答来安排活动；而在中国，这样的问题只是一个形式，一个好的主人通常已经考虑到了客人的喜好，并且据此做了妥善的安排。客人应该听从主人的安排并努力配合主人实施自己的计划，这样所有人都可以因此各得其乐。（Jian & Shepherd，2010）

懂得礼节的客人总是尽量不去麻烦主人，不让主人破费，主人确认客人已经尽兴的方式就是客人以需求已经得到了充分的满足为由礼貌地拒绝主人的招待。比如，主人问客人想喝点儿什么，客人一般会谢绝，说自己不渴或不用麻烦；主人在餐桌上为客人斟酒或是夹菜，客人也要加以推辞，说已经够多了；宴会快结束时，尽管面对满桌剩菜，好客的主人有时还会礼节性地问一下，要不要再点几个菜，客人这时就应该回应说已经足够了，不用再点了。所以，中国人的待客和做客场面往往非常热烈：主人一方不停地给客人劝酒劝菜，客人一方则不停地推辞和谢绝。不习惯这种场面的美国人往往因为不懂得这种辞令游戏，而让主人难堪或者下不来台。下面是两个美国人经历的尴尬故事：

故事1：

有一次我的中国朋友请我吃饭，他先点了一些菜之后，把菜单给我，说让我再点几个。我当时不明白这只是一句客气话，就很自然地接过了菜单。因为菜单上没有英文翻译，我就按照服务员的推荐点了几个菜。事后当时也在场的朋友告诉我，那天我点的每个菜都比主人点的菜贵，这让我的那个中国朋友感觉非常没面子，也觉得我非常不懂事。

故事2：

一群学中文的美国学生去他们老师家里聚会。聚会很热闹，中国老师为学生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还从外面的商店买了一些价格不菲的点心。聚会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学生要提前离开，当他对主人示意要走的时候，主人说：“拿点儿点心走吧，回宿舍吃。”美国学生说了声“谢谢”，就走到桌边，拿了一块点心。主人见他真去拿了，就接着说：“再拿一块吧”。美国学生犹豫了一下，又拿了一块，又说了一次“谢谢”。看他又拿了一块，主人也有点儿惊讶，但出于礼貌，还是继续让他去拿点心。这一次，美国学生也明显有些尴尬了，但听到主人这么说，还是又拿了第三块。这时候，中国主人都有些不知所措了，为了掩饰尴尬，她对其他客人说：“他真的很喜欢吃这个点心。”然后赶忙对那个学生说再见。结果这个学生带着这三块点心和尴尬离开了。

（Wang，2005）

在中国，懂事的客人也要对主人的盛情款待予以回报，一是给予物质上的回馈，登门做客时一定要准备价格相当的礼物，以酬谢主人的盛情接待；二是给予言辞上的感谢，对主人的付出要不停地表达感激。而在美国，客人带给主人的礼物最常见的就是一瓶酒、一束花或者一个蛋糕。美国朋友之间有一种被称为“potluck”的聚餐形式，主人负责安排用餐地点，准备适量的一次性餐具、饮料和水果，客人则各自准备一到两个拿手菜，带到主人指定的用餐地点参加聚会，大家一起分享各自的美食。这样的请客方式，主人不需要大张旗鼓，客人也不需要费心准备礼物。

在中国，得体的做客礼仪是要谦虚知礼并懂得察言观色，而美国的主人则希望客人可以轻松自在，不必客气。《红楼梦》中，林黛玉初进贾府时的表现，描写的就是一种典型的客人心态。作为一个有着良好家教的贵族小姐，她表现出的就是一个客人应有的仪态。《红楼梦》中这样描写：“（黛玉）步步留心，时时在意，不肯轻易多说一句话，多行一步路，惟恐被人耻笑了他去。”就连就座这样的小事，黛玉也是仔细权衡，不会贸然落座，乱了主宾次序。另外，黛玉也时刻注意保持谦虚低调，绝不抢主人的风头，比如当宝玉问她是否读过书时，黛玉谦虚地回答：“只上了一年学，些须认得几个字”；当宝玉问她是否有玉时，她也不忘恭维主人：“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罕物，岂能人人有的。”当最后宝玉摔玉，尽管不是黛玉的过错，她也自责不已，觉得自己作为客人的到来，给主人们添了麻烦。

这种客人的心态和礼俗规范也沉积在中国古代的诗词和词汇中。例如，“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只有在梦中，才能忘记自己是客人的身份，才会尽情地欢乐；词语“客气”“客套”，就是说像客人那么礼貌，像客人那样的方式去说话和办事；如果一个人“反客为主”或是“喧宾夺主”，那就是不遵守做客之道，会招致主人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