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hank（1990）指出，“知识实际上是千百个故事的集合。所谓交际，就是在合适的时候从头脑中选择合适的故事讲给别人听”。交际中，听话者努力从记忆中寻找与说话者所讲的故事相吻合的故事，以期达到理解。理解就是选择与眼前的情形最为相关的故事，并用这个旧有的故事来解释新的故事。按照这一理论，误解可以定义为交际双方的故事不吻合或者不一致。大量的跨文化交际误解案例告诉我们，所谓跨文化交际误解，其实就是文化故事在两种文化间的错误应用，即交际者从记忆中提取了错误的文化故事。

人类的记忆实际上就是千百个故事的集合，那些我们经历过的、听说过的或者我们自己创造的故事都能进入我们的记忆之中（Schank & Abelson，1995）。随着记忆中存储的故事越来越多，大脑会将这些故事分门别类地储存以便日后在需要时快速有效地提取。案例（case）、情境（saga）和理念（theme）⁴就是人们用来储存故事的三个主要类别（Schank，1990）。其中，案例是关于在特定文化中做某事的一系列故事，比如围绕买东西、乘坐出租车、点菜、送礼物等特定的行为所发生的故事；情境是在特定的人群中或者特定的场所中所发生的一系列故事，比如在朋友、师生、室友等人群中发生的故事，或者在酒店、学校、教会、医院等场所发生的故事；理念则是关于某个特定信念的一系列故事的集合，比如关于平等、谦虚、客气、礼貌、孝顺、诚实等理念的故事等。

同一个故事可以按照不同的分类贴上三个不同的标签。例如，朋友结婚时你送给朋友一个礼物这一交际故事，在“案例”这一类别下，可以被贴上“送礼物”这一标签。除了给朋友送结婚礼物，我们在社会交往中还会有各种其他送礼物的行为，比如给父母送生日礼物、给孩子送圣诞节礼物、给情人送情人节礼物等，这些行为尽管都属于“送礼物”这一文化故事，但礼物的选择、送礼物的礼仪规则、送礼物的时机和礼物的意义等都完全不同。在“情境”这一类别下，给朋友送结婚礼物这个故事会被置于“婚礼”这一情境中。在这一情境中，会有许多其他故事发生，比如接受朋友的婚礼邀请、准备参加婚礼的服装、为朋友挑选结婚礼物、当面赠送结婚礼物、观看婚礼仪式、向新郎新娘当面道贺等，给朋友送结婚礼物只是“婚礼”这一情境下的众多故事之一。最后，在“理念”这一类别下，给朋友送结婚礼物会被贴上“友谊”这一理念的标签，同样被贴上这个标签的故事当然还有很多，比如与朋友聚会、遇到困难时向朋友求助、与朋友分享秘密等。

Walker和Noda（2010）指出，当人们急需在一个新的环境中进行交流而又缺乏相关知识时，其实也就是缺乏相关的记忆，这会使人们不知所措，只能提取类似的记忆来应付交际或者请教具有相关知识的其他人。在现实生活中，跨文化交际者一般不太可能当场找到可以请教的人来指导他们的交际，那么他们唯一可以用来参考的就是他们头脑中类似的记忆。对于那些刚刚开始跨文化交际的新手来说，他们对目的语社区的文化记忆尚未建立起来，因此在面对新的交际情境时，他们只能借助本土文化中的记忆来行事。当他们用这些与目的语社区文化不相符的故事来指导行动时，交际中自然就会出现种种误解。

我们可以将误解按照文化故事的错误应用分为两种类型：文化故事的缺位和文化故事的错位。

第一种误解是文化故事的缺位，它通常是指某一文化中独特的现象，在另一文化中没有与之对应的故事。有时候，由于交际者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本土文化中经历过某一特定的故事，无法在记忆中找到相似的文化故事作为参考，他们往往会不知所措，在行事时显得笨拙而不得体。还有的时候，由于交际者所选用的自己本土文化中的文化故事与目的语社区的文化故事相去甚远，导致交际上的误解或中断频频发生，这些都对他们的跨文化交际造成困扰，让他们感到沮丧和茫然。例如，对于美国人来说，在地摊上买东西时跟小贩讨价还价、与朋友们一起吃饭时争抢去付账等都是他们在自己的文化中不曾经历的文化故事。由于记忆中没有相似的文化故事作为参考，他们可能会因为不知讲价的潜规则而蒙受经济上的损失，却将之归咎于中国人缺乏诚信以及对外国人不友好；也可能会由于不懂抢付账单的文化含义，破坏了礼尚往来的人情交往原则，从而失去中国朋友和融入中国社交圈子的机会，等等。对于中国人来说，给服务生付小费、去医院看病就诊或者与老师见面需要提前预约等，也不是他们在本土文化中常见的故事，如果不了解这些文化故事，在美国的文化语境下，接受了服务却不付小费就可能遭遇冷眼或者责难，不提前预约就会因得不到医生或老师的及时帮助而陷入困境。

第二种误解是文化故事的错位。在两种文化中，同样的标签下故事的内容却截然不同，或者同样的故事却可能贴着不同的标签。在一种文化中被认可或者值得颂扬的故事，在另一种文化中却可能不受欢迎甚至需要尽量避免。故事的错位在跨文化交际中最容易被忽视，却又最容易引发误解。以中美学生都经常经历的一个场景为例，同样是在课堂上保持安静和沉默，在中国文化中会被认为是尊敬老师，在美国文化中却会被理解为不积极参与课堂活动。又如，在美国文化中，在课堂上当众质疑老师的做法常被认为是有主见和创造力，但在中国文化中，这种做法却会被视为不尊重教师权威。

对比中美两种文化的故事时，我们发现，双方记忆中存储的文化故事有显著的不同，文化故事的缺位和错位现象非常普遍，它们是导致跨文化交际误解发生的根源所在。下面我们分别从案例、情境和理念三个方面来探讨文化故事的缺位和错位。

一、案例故事的文化差异

案例是个人在某一文化中可以做某件事的故事集合（Walker & Noda，2010），这些故事会逐渐积累，架构起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知识结构，也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了解多少以及我们可以在其中做什么事情。例如，“买东西”是一个案例，包括在超市买东西、在奢侈品商店买东西、在地摊上买东西等任何与购物相关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涉及和卖家交流、挑选货品、钱款交易等交际活动；“求助”也可以是一个案例，包括迷路时向路人求助、遇到麻烦向警察求助、遇到困难向家人和朋友求助等故事，这些故事都涉及解释困境、表达请求以及致谢这样一些交际内容。

在这里，我们用“送礼物”这一案例来观察中美文化的差异。在每种文化中，人们都会通过送礼物来表达感情、进行社会交往。送礼物的目的都包含有祝贺、表达感谢和社交的需要，送礼物的对象都是自己的亲朋好友或者对自己有过帮助的人。然而，中美文化在给什么人送礼物、什么时候送、送什么礼物以及送礼的方式上都有很大不同。这些差异平常并不为人们所注意，因为在送礼物的时候，人们都是自然而然地按照自己文化中的故事来行事，只有当把这些故事应用到另一种文化中的时候，人们才会注意到两种文化故事中隐含的差异。请看下面这些故事：

故事1：

东谢在美国念研究生。有一年，他回中国过暑假，回到美国后，他去探望导师并送上了礼物。教授打开礼物，盒子里摆着一根人参，参体粗壮而根须细密，看得出来，它价格不菲。教授眼睛一亮，又马上不安起来，“东谢，你的心意我领了，但礼物我不能收。”他说。

“为什么？你不喜欢吗？”这下东谢不安了。

“哦，不，我很喜欢，但我不能要。”

“为什么？”

“因为我没做什么事值得你送这么大的礼。”

（戴凡 & Smith，2003）

故事2：

曾范和Bill在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成为了好朋友。到夏天他们毕业时，Bill去阿拉斯加度假，他回来时，曾范已经搬到芝加哥了。Bill给她打电话说，他在阿拉斯加给她买了礼物，准备给她寄去。

几天后，曾范收到Bill的来信。拆信时，一块圆形的东西掉到饭桌上。她拿起它，见是一个有爱斯基摩印记的骨制胸针。一个小标签附在胸针上，说明那个印记是爱的象征。标签的背面标明了胸针的价格：2.99美元。

“那是什么？”正和曾范一起吃饭的陈华问，她跟曾范合租一个套间，一个月前刚从中国来到美国。

“一个朋友寄来的礼物。”

陈华看了看价格，不相信地摇摇头，说：“这算是礼物？”

（戴凡 & Smith，2003）

故事3：

我的太太是中国人，我们举办婚礼的时候请了很多客人，我这边的和我太太那边的都有。我自己的亲朋好友给我们送了很多礼物，如鲜花、小家电、小装饰品等，但我太太那边的客人却几乎什么都没带，而是塞给我太太一个个红包，里面装的都是现金。我很奇怪，他们这是认为我们很缺钱吗？

故事4：

我女儿5岁生日的时候，我邀请了她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为她过生日，他们都为我女儿带来了很多礼物。在最后的拆礼物环节，我发现，美国小朋友的礼物都包装得很精美，而且礼物上都附了一张卡片，上面写着各种祝福的话，而大部分中国小朋友的礼物都没有什么包装，有的还装在商场的购物袋里，连价格标签都没有撕去，还有的只写了送礼物的人的名字，连张卡片都没有，但他们的礼物从价格上看都不便宜。

故事5：

我的女朋友是中国人。第一次去她父母家的时候，我给她妈妈买了一束鲜花，给他爸爸带了一瓶红酒，可是，她觉得我很小气。她建议我给她的父母买一些保健品什么的，可我觉得送保健品不合适吧，她父母会不会认为我觉得他们身体不好？

故事6：

我第一次去我的中国寄宿家庭的时候，我的中文老师告诉我们要给中国家庭的家人带一些比较好的礼物。我根据老师的建议买了两瓶好酒和两罐茶叶，可是，当我把礼物送给他们的时候，他们批评我，说我浪费钱，跟他们太客气，好像他们真的很生气。我做错了吗？

故事7：

在加州New街口驾车的华裔李女士，因为普通的交通违规被警车拦下。在车辆靠边后，警员上前做例行询问。然而就在这短短的接触中，被拦停的李女士先后两次尝试将皮包中的近百元现金塞给警员，其中一次还试图塞到警员手中。警员随即要求李女士下车，将其逮捕关押在警局拘留所，并以行贿罪重罪移送检察官。律师指出，若此案中李女士认罪，最高量刑可能判四年州立监狱刑期，如此恐将在个人履历中留下污点，影响未来入籍。

（旧金山湾区华人资讯，2016年8月5日）

由此可见，送礼的文化故事在中美文化中是不对等的。对多数美国人来说，送礼主要是为了表达心意，所以投入多少心意是最重要的，所谓礼轻情意重，礼物本身的价格反而不是人们最看重的，因此他们会根据朋友和家人的喜好和需要来精心挑选礼物，选好礼物后把价格标签撕掉，因为他们不想让收到礼物的人感到这是一件商品。他们还会买来漂亮的包装纸或者包装袋，把礼物装进去，再附上一张精美的卡片，亲手写上一段文字来表达自己的心声。收到礼物的人在接到礼物后，一定要先读卡片，再当着送礼人的面打开包装精美的礼物。对收到礼物的人来说，在接到礼物的瞬间就能从礼物的包装上感受到对方对自己的用心，拆礼物的过程则充满着期待和惊喜，而送礼物的人则期待看到亲朋好友对礼物的喜爱以及对自己心意的认可，因此，礼物拆开后，收到礼物的人要对礼物表示出无限的喜爱，对送礼物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这一套文化仪式构成了美国人送礼物和收礼物的文化故事。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送礼时没有包装或卡片，甚至拿现金作为礼物一类做法，是送礼物的人缺乏心意的表现。送礼人缺乏心意，礼物本身也就失去了意义，而礼物上附有价格标签，更是将礼物商品化，消解了礼物传达的心意。同时，美国人也不主张送给别人太贵重的礼物，担心这样的礼物会成为对方的心理负担。

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注重礼物的价值和实用性。中国人送礼物时也会考虑朋友或家人的喜好和需要，但是更要考虑的是彼此的面子问题。礼物越贵重，越能显示对对方的重视，也越显得自己有面子，而送给别人太便宜的礼物则意味着轻视别人，也会让自己的面子受损。和礼物的价值相比，礼物的外在包装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在卡片上写下华而不实的话语更是与传统文化提倡的含蓄相悖。在赠送礼物和接受礼物的礼仪方面，中国人崇尚的是“尽在不言中”，一份沉甸甸的礼物足以表达对对方的心意。同时，为了防止对方低估礼物的价值，礼物上的价格标签有时会原封不动地保留着以做证明。交接礼物时，接受礼物的人不仅不会当面打开查看，还要再三推让一番，甚至还要说些违心的责怪送礼人的话，怪他们送的礼物太过贵重。为了不让收到礼物的人有心理负担，送礼物的人要秉持谦虚低调的原则，贬低自己所送的礼物，强调只是“一点儿小意思”“一点儿土特产”或是“一点儿小纪念品，不值钱”等，接受礼物的人此时再转换口径，说着“下不为例”之类的话，将礼物收下。这是中国人送礼物和收礼物的文化仪式，是中国文化中送礼的文化故事。

除了亲朋好友之间的礼尚往来，中国的送礼故事中还包括基于利益考虑的送礼，送礼和行贿之间的界限并不清晰，如故事1和故事7。美国文化中，对送礼有一个明确的利益约束，对送礼人群和礼物的价值都有严格的规定。上级和下属、老师和学生、执法人员和市民等都属于有利益冲突的人际关系，因为前者会决定后者的评价、升职、成绩或者判决等，所以在这些关系存续期间，二者不能有经济上的往来。如果后者给前者送礼物的价格超过一定额度，就会有行贿嫌疑，会受到相应的处罚。故事1中，中国研究生给外国导师送人参，这在中国关于送礼的文化故事中是非常普通的。学生给老师送礼是尊敬师长的表现，价格不高的礼物不足以表达自己对教授的敬意。但在美国的文化故事中，这一礼物的价格超过了一定的额度，使师生之间产生了利益交换的可能，影响了学术评价的公正性。而在故事7中，李女士本来只是普通的交通违规，但她试图通过送礼这一手段来平息事态的行为在美国文化中却被划入行贿这一类别，导致了比违反交通法规更为严重的法律后果。

请看下面的表格：

表1-2-1　故事1～7在中美文化中的不同表现

二、情境故事的文化差异

情境故事有两重含义，一是关于某个特定地点的文化故事，比如发生在餐馆、医院、教室、公司等地方的故事，二是关于某个特定人群的故事，比如有关朋友、家人或政府官员的故事。

如果某个地点只在某一文化中存在，那么来自另一文化的人们自然不会有关于该地点的文化故事记忆，比如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人去美国教堂的经历，或者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美国人去参观中国的佛教寺院的经历等，这些都属于文化故事的缺位。在这些故事中，人们往往会更加留意周围的环境以及人们的行为举止，避免自己的行为引发误解。而当面对一些在两种文化中都会遇到的情境时，人们却时常被记忆中的文化故事误导而遭遇误解，这就是文化故事的错位。下面我们就以麦当劳的故事为例，来说明中美在情境故事上的差异。

作为美国文化的标志，麦当劳的连锁店已经开遍全球，其醒目的金色拱形图案总能唤起海外美国人浓浓的思乡之情。我的美国学生告诉我，他们在中国去麦当劳的次数要远比在美国的时候多得多，去那里更多的是为了感受里面那种熟悉的气息和氛围，回忆一下他们在自己祖国往昔的生活。因为不管在哪里的麦当劳，那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大致相似的格局，对他们来说都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即使是在这样一个让他们没有陌生感的地方，发生的误会也是俯拾即是。Alex在他的文化日志中写了下面这段话：

那时还是2008年，我在青岛大学学中文。一天中午，我们班的几个中国同学提议我们一起去麦当劳吃午饭。走到学校餐厅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我的另一个中国同学正准备去吃午饭，就问他要不要和我们一起去吃麦当劳。他犹豫了一下，说不想去。我就劝他说：“去吧，去吧，大家一起更热闹。”他想了一下，就跟我们一起出了学校。到了麦当劳，我们排队点餐，他就站在我的身后。我点好自己的饭，付了钱，就在旁边等他。轮到他了，服务员问他要什么，他说他不饿，什么也不要。我觉得很奇怪，就问他：“你不饿来这里干什么呢？”他也没说什么。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同去的另一个同学才偷偷告诉我，说那天那个中国同学是以为我要请客才去的，但去了之后我却没有给他付钱，他自己又不舍得买，所以只好推说不饿。因为这个同学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如果不是别人请客，他自己是绝对不会去麦当劳这样的地方吃饭的。还有，那天是我极力劝他去那里吃饭的，一般只有请别人吃饭才会这么做，所以那个同学才会产生这个误会。我听了以后目瞪口呆，我压根就没想过还有人吃不起麦当劳，而且还有人会在麦当劳这样的地方请客！

这一跨文化交际误解源自中美文化中对麦当劳这一情境的不同文化故事。下面的表格是对中国人和美国人关于麦当劳的文化故事的调查结果对比：

表1-2-2　中美麦当劳文化故事对比

在调查采访中，我们发现，大多数美国人对麦当劳的第一印象就是廉价。在美国的一般餐馆中，一餐至少得花十几块美元，但在麦当劳，一个汉堡加可乐，只需要两三块美元就足够填饱肚子了，这几乎是人们可以在外面买到的最便宜的午饭了。可是在中国，人们并不会把麦当劳与“低档”和“廉价”联系起来。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华生（2015）的调查显示，在北京，汉堡被视为高级食物，麦当劳餐厅也成为人们确立社会地位的场所。由此可见，麦当劳在中美社会中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回想麦当劳刚刚落户中国的时候，一份普通的家庭套餐就可以花去一个工薪家庭六分之一的月收入。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去麦当劳吃饭已经不再是一种奢侈的行为，中国人关于麦当劳的文化故事也正在发生改变。

美国人对麦当劳的第二个普遍印象是这是一家典型的快餐店，里面提供的食物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很少有新花样。同时，麦当劳、肯德基这类快餐店的食物近年来被普遍认为是不健康食品，欧美肥胖症人群的剧增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这些店的垃圾食品所致。基于上述这些原因，几乎没有美国人会想到在麦当劳这样的快餐店请朋友吃饭。但是在中国，对于一些不了解美国的国人来说，麦当劳作为美国或者西方文化的象征，代表了外面的世界，人们在那里品尝的更多是对西方的好奇。加之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所以在麦当劳最初进入中国时，人们想当然地相信他们生产的食品应该是既健康又营养的。如今，随着国际交往的加深，洋快餐已经褪去了最初神秘的面纱，人们对它已经不再好奇，对这些食品的态度也更趋理性。

美国人对麦当劳的第三个印象是没人会在麦当劳这样的地方逗留很久，这里不是朋友聚会的理想场所。自1948年在美国建立第一家餐馆开始，麦当劳一直秉承高效便捷这一适应现代快节奏生活的运营模式：顾客进门，排队，点餐，付账，拿到放好食物的托盘，坐下来开吃，吃完将托盘清空并放到回收处，离开餐馆。与传统的餐馆相比，人们在这里不需要为决定点什么食物犹豫不决，因为这里提供的食物几乎总是那几样，人们在排队时甚至进门前就已经决定了要吃什么；也不需要在餐桌前等待良久，流水线上的半成品加工流程保证在几分钟内就将食物烹饪包装好；汉堡、鸡块、薯条等典型的快餐食品甚至节省了人们动刀动叉的时间，即使是细嚼慢咽，人们也能在三十分钟内“结束战斗”，有的餐馆甚至还对人们的逗留时间做了限制。顾客自己领取食物、自己清理垃圾归还托盘，就餐期间也没有服务员来询问顾客需要什么，这一切将就餐时间压缩到了最短，期间几乎没有一个环节需要耗时等待。这样一个流水线式的就餐流程，极好地切合了现代社会的快节奏，为那些赶时间只为填饱肚子的人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就餐方案。然而，当麦当劳搬到中国，原本的快节奏却慢了下来。根据詹姆斯·华生（2015）的调查，中国人在麦当劳就餐的平均时间比美国人要长得多，很多人认为麦当劳是休闲的象征，并强调他们去那里是为了放松，他们甚至将麦当劳作为个人和家庭庆典的场所。麦当劳舒适的环境、动听的音乐，加上欢乐的气氛，吸引着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前来光顾，在这里和朋友见面或聚会。据媒体报道，不少中小学生甚至天天泡在麦当劳里做作业。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不同之处，在美国，麦当劳大多开在机场里、高速公路边、大学附近和商场就餐处，餐厅要么地理位置偏僻，要么周围环境嘈杂，餐厅内部都是硬邦邦的塑料桌椅，几乎没有任何装饰。和麦当劳相比，在传统的美国餐馆里，优雅的音乐、温馨的灯光、舒适的桌椅和着装统一的服务人员则给人一种上档次的感觉。在中国，绝大多数麦当劳都开在繁华的闹市区或者寸土寸金的黄金地段，跟同档次的中式快餐店相比，麦当劳的就餐环境也更加整洁舒适，一次性纸杯和包装干净的食物也给顾客带来了更好的用餐体验。

由此可见，在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头脑中，那个金色拱形门里的故事实在是千差万别。当美国人把美国文化中的麦当劳故事移植到中国文化中时，误解也就不可避免了。Alex直到后来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采访中说，直到今天想起这件事来他还觉得非常尴尬，觉得非常对不起那位中国同学。他还说，如果没有这件事，他压根不会意识到中国人和美国人对麦当劳的印象居然如此大相径庭。

不只是麦当劳，商场、图书馆、银行、教室等许多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所，在中美文化中都有不同的故事。比如美国的公共卫生间一般都提供手纸，而很多中国的公共卫生间却不会，这一差异往往会让不熟悉中国生活的美国人措手不及、尴尬异常，因为这与他们记忆中的故事不同。

情境故事的第二种类型是关于某一特定人群的文化故事，我们以英雄群体作为例子加以说明。作为教育人们和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规范，英雄故事体现出一个文化着力推崇的精神力量，对英雄的界定和表述会体现出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左丹弘和王亚光（2015）对中西神话故事中的英雄进行对比后发现，中国神话中的英雄往往是“德”的化身，是社会道德的楷模，身体力行着社会的最高道德标准。他们的行为是为了民族的集体利益，他们肩负着民族的责任，个个重视责任使命，并且遵守舍己为公、理智节欲、德行至上的道德伦理观，表现出大公无私的牺牲精神，比如大禹治水“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等。这些神话传说中的英雄是人们心目中美好品德的化身，是“神性化”的人。而西方神话特别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英雄大多是利己的，多表现为重利轻义。他们崇尚冒险，表现自我，体现着自由独立的民族特质；他们更加关注自我欲望的实现，喜欢妒忌、占有，个人意志占主导地位，决定其行为举止。他们是“人性化”的神，追求自我价值、张扬个性和自由发展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境界。

关于英雄的文化故事的差异辐射到现代生活中，是中美对政治人物的不同描绘。在美国人的文化故事中，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不仅工作出色，也有着自己的生活。在美国的媒体中，经常会有美国政治人物外出度假或与家人在一起活动的报道，而在中国的媒体报道中则鲜有这样的信息，这与中国传统观念中对英雄或者官员因公忘私的期待一脉相承，因此中国人关于官员形象的文化记忆中只有他们在工作中的故事。这种情况近年来似乎已被一些媒体人注意到并有所改变，关于国家领导人的家庭和个人生活的报道也开始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但细读这类信息，不难发现，这些报道也多是从领导人的家庭或个人生活角度来反映其工作。

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有一期是对龙永图的专访，当时他是中国外经贸部的副部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四任首席谈判代表。下面是主持人对他的一段介绍：

各位，晚上好。今天来到这儿的嘉宾呢，是中国的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我想大家对他肯定很熟悉。工作之外，这个人没有任何的兴趣和爱好，除了吃辣椒。(www.daowen.com)

相信大多数中国人都能理解，主持人是在试图用幽默的话语来给大家展示一个勤勉敬业、全心投入、把自己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的政府官员形象。然而美国学生在观看了这个节目之后的反应却是：

“主持人好像是在批评这个嘉宾像机器人一样死板。”

“主持人的意思是这个嘉宾只会工作，非常无趣。”

美国学生之所以会对主持人的话语产生和中国人不同的理解，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中美双方对政治人物有着不同的文化故事。

三、理念故事的文化差异

文化理念是人们交际行为表象下面的深层文化预设和价值观，它是从许多故事中抽象和概括出来的某一文化特征。文化观念通常都关涉人生的一些普遍而宏大的主题，是对人们行为的总结，又反过来指导着人们的日常行为（Schank, 1990），因此在每一个故事中，人们的行为都受到文化理念的支配。上面我们谈到案例和情境故事在中美两种文化中的差异，实际上，追根溯源，这些差异都是源于人们文化理念的不同。

不同的文化理念会衍生出不同的故事，我们可以从儿童故事中清晰地看到这一点。因为儿童故事不仅能提高儿童的识字认知能力，更能潜移默化地向他们传递文化价值观，尤其是作为文化核心的传统价值观（Henderson & May，2005）。比如，蚂蚱春生秋亡本是一个简单的生物现象，日本和美国的文化故事分别赋予了其不同的文化意义，以传递本民族的文化观念。在日本的童话故事里，蚂蚱在秋天只顾唱歌，从不工作，结果过了秋天便因冻饿而死。这个故事警示人们要辛勤劳动，同时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在美国的童话故事里，蚂蚱在别人工作的时候唱歌，给大家带来了欢乐，所以到了冬天，大家就齐心协力地帮助蚂蚱渡过了难关。这里宣扬的是团结协作的团队精神和劳动分工的社会理念。

由于儿童会模仿故事中的角色在不同的情境中做事，故事对儿童的社会化影响巨大。因此，不同的社会也通过不同的理念故事向儿童传达合乎社会期待的是非观念和行为规范，这些不同的故事直接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例如，在面对大小不一的水果时如何做出选择，中美文化对孩子们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在中国，提倡孔融让梨，而在西方，则是约翰争“梨”。

在中国的传统故事《孔融让梨》中，孔融挑了个最小的梨子给自己，其余按照长幼顺序分给哥哥弟弟们。孔融说：“我年纪小，应该吃小梨，大的应该给哥哥们。”父亲听后，很赞许地接着问道：“那弟弟比你小，为什么梨也比你的大呢？”孔融说：“因为弟弟比我小，所以我应该让着他。”

同样是在大小不一的水果之中做出选择，在西方的儿童故事中，一个叫“约翰”的小朋友却是这样做的：

约翰小时候，有一天妈妈拿来几个大小不同的苹果，约翰和弟弟们都抢着要大的。妈妈把那个最大最红的苹果举在手中，对他们说：“孩子们，这个苹果最大最红最好吃，你们都有权利得到它，但大苹果只有一个，怎么办呢？这样吧，我把门前的草坪分成三块，你们三人一人一块把它修剪好，谁干得最快最好，谁就有权得到这个大苹果。”结果约翰干得最好，就赢得了最大的苹果。

听着不同的儿童故事成长起来的孩子们在长大后的行为和理念自然相差甚远。因此，当一名中文老师在美国的课堂中讲述《孔融让梨》这个故事时，美国人的反应让她非常吃惊⁵：

“孔融为什么对哥哥和弟弟实行前后矛盾、绝对相反的标准呢？他难道没有固定的做事原则吗？”

“他只顾自己表现谦让，给自己拿了一个最小的梨。他为什么不给其他兄弟表现谦让的机会呢？”

“我觉得孔融不诚实。孔融可能是因为不喜欢吃梨才给自己一个最小的，但不喜欢吃就该直说，讨巧地编出一堆冠冕堂皇的理由是很虚伪的。反过来，如果他喜欢吃梨却把大的都给了别人，也是口是心非的行为，喜欢什么就该勇于承认才对。”

从美国人对孔融行为的不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种文化不同的价值评价体系。孔融让梨倡导的是分享、谦让、和谐的家庭理念，强调人的道德修为；而约翰争“梨”倡导的则是正视人的天性和权利，通过制定和执行规则来实现人的权利和义务之间、个人利益诉求和社会道德要求之间的统一。

当然，不同的文化之间也有一些共同认可的价值理念，比如宣扬诚实、善良、勇敢、智慧、友爱等理念的文化故事在许多文化中都可以见到踪影。然而，即使相同的文化理念，在不同文化中衍生出的故事也不尽相同。这些理念或故事表面的相同或者相似更容易造成跨文化交际误解。

以谦虚为例。语用学家Leech（1983）指出，谦虚是人们表达礼貌的六大基本原则之一。在别人夸奖自己时，要保持低调，淡化处理，或者自我贬抑，这在东西方文化中都被认为是非常可取的行事准则。然而在跨文化交际中，共同遵循谦虚原则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却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交际效果。请看下面这些故事：

故事1：

一位来自中国的木匠去一家美国公司应聘。他干这一行已经长达25年之久了，手艺精湛，尤其擅长做桌子。下面是他与面试官的一番对话：

面试官：你以前做过木工活吗？

木匠：多少算是做过吧。

面试官：那你擅长做什么呢？

木匠：不敢说擅长，就是对做桌子有一点儿小小的经验。

面试官：那能不能请你现场给我们做一下展示一下你的手艺呢？

木匠：岂敢岂敢，我只会一些雕虫小技，哪敢在鲁班门前耍大斧呢？

（Yao，1983）

故事2：

一位中国学者在申请美国大学的教学岗位时，被邀请去大学接受面试并做学术报告。在开始演讲之前，他说：“过去的几周，我特别忙，没有多少时间准备，请大家见谅。我非常荣幸来做这个报告，但我对这个题目的研究非常粗浅，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是这个领域的行家里手，还请大家多多批评指教。”

故事3：

当美国人称赞中国人英文好的时候，经常听到这样的对话：

“你的英文说得不错！”

“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

故事4：

Chris是一个美国人。大学毕业后，他到中国云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里教了两年英语，在那里学会了汉语，也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段经历结束后，他去中国一所大学面试一个英语老师的职位。在接待室里，校长的秘书发现他会说汉语，就跟他聊了几句家常，Chris应答得都很得体。那位秘书称赞道：“你的汉语说得真不错！”Chris很自然地应了一句：“哦，谢谢。”那位秘书似乎微微一怔，接着说：“你说得比我们这里的外教说得都好。”Chris察觉到了秘书表情的细微变化，立马想起以前汉语老师跟他说过这种场合不能说“谢谢”，因为中国人讲究谦虚。为了弥补刚才的失言，不给对方留下一个骄傲的印象，Chris赶紧补充了一句：“因为我在云南那个学校教英语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的汉语。”他这样解释的目的是想说，他汉语说得比别人好不是因为他比别人聪明，而是因为他学过汉语。然而让他纳闷的是，说完后，他发现校长秘书的脸色更不好看了。

当我们仔细研读这些故事时，会发现谦虚这一文化理念在中美文化中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差异。

第一，两种文化对什么场合应当谦虚的理解不同。在中国文化中应该谦虚的场合，在美国文化中却不一定提倡谦虚，反之亦然。例如，故事1和故事2都是工作面试的场合，但相同的面试场合在不同的文化中却对求职者有着不同的评价标准。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水满则溢”的道理，认为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自己的能力和经验时刻保持低调和进取的姿态才是明智的做法（Bond，1991；Hu & Grove，1999）。同时，谦虚的个性可以使新职员更好地融入集体当中，得到同事的认可和接受并获得前辈的经验指导；而不谦虚的个性则容易招致他人反感，使新职员被集体孤立，难以获得他人的帮助，原本和谐的工作氛围也可能遭到破坏。因此，在中国的文化语境中，面试时求职者的谦虚往往会给雇主留下很好的印象，有时候这一品质甚至比能力更为雇主所重视。但在美国文化中，面试这一场合更强调求职者展示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热情和足以胜任这份工作的能力，雇主更看重求职者是否具有自信、团队精神和职业素养等特质，而谦虚的品质在这一场合中却并不为人所欣赏，求职者一般也不会采取自我贬抑的态度来打动雇主。因此，在故事1中，美国雇主不但无法理解木匠所表现出的谦虚精神，反而认为他缺乏自信或者真的如他所言经验不足，木匠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宝贵的求职机会。在故事2中，中国学者对自己演讲内容的谦虚之辞“没有多少时间准备”会被认为是不重视这次求职，而“我对这个题目的研究非常粗浅”也让面试官觉得莫名其妙——既然你研究粗浅，为何还要来申请我们的专业岗位呢？值得注意的是，如今，随着中国人思想观念的开放和文化自身的发展，在求职这样的场合，勇于展示自己的能力和经验的做法也越来越为中国人所接受，但总体来说，谦虚这一品质依然为多数中国人所看重。

第二，从故事3和故事4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中美文化中表达谦虚的方式不同。中国人面对别人的称赞，常常用“哪里哪里，还差得远呢”等说法进行否定，而美国人听到别人的称赞，则会首先表示感谢。对于中国人的反应，美国人会认为中国人漠视别人的善意，不懂得礼貌（Hu & Grove，1999），而美国人的反应则会被中国人解释为自视甚高，不懂得谦虚。这一差异常被用来证明中国人崇尚谦虚而美国人崇尚自信，但仔细推敲其中的差异，人们会发现，中国人说“哪里哪里”的时候，否定的是被称赞的内容，意思是“我的能力没有你说的那么好”，而当美国人说“谢谢”时，他们感谢的是别人赞扬他们的这种行为，完整的话语应该是“谢谢你（对我的称赞），我感激你的善意”。因此，他们并不是肯定被称赞的内容，“谢谢”也并不是不谦虚的表现。故事4中的那位校长秘书，显然就是将美国人的“谢谢”理解为他对自己汉语水平的自信，而当美国人试图弥补这一交际失误时，他的进一步解释“因为我在云南那个学校教英语的时候，学过一段时间的汉语”，在美国文化中是一种表达谦虚的方式，目的在于解释自己汉语说得好只是因为学过汉语，而不是个人的聪明所致，但这个解释在校长秘书那里又被理解为美国人在继续肯定和炫耀自己的汉语水平，因此招致了校长秘书对其更深的反感。

文化理念差异引发的误解还有一种情形，那就是同样的行为可能对应着不同的文化理念。比如中国的孩子从小就被教导在乘坐公交车时遇到老人要让座，这被视为尊老敬老的一个典范行为，周围人会向让出座位的年轻人投以赞许的目光，被让座的老人一般也都会接受并致以感谢，在这一让一谢之间，拥挤的车厢里充满着和谐友爱的正能量，这也是许多中国人乘坐公交车的文化记忆。近年来，中国人乘坐公交车的文化记忆中又增添了新的故事，一些因年轻人没有为老年人让座而引发的矛盾纠葛频频见诸报端。请看下面这两则报道：

1月24日早上，长春市民杨女士乘坐154路公交车去中东大市场，她说，在公交车上因为没有给一位老人让座，被这位老人一顿暴打。事发154路公交车司机孙师傅说，24日早上车上确实有一名老人，因为一名女子没给让座而动手。

（人民网，2015年1月30日）

11日，有网友向记者爆料，上午10时许，一名头戴灰色帽子、约70岁的老人从和兴十一道街站上车，由于车内乘客较多，过道上站满了人，没有乘客为其让座。上车后，老人瞄上了位于后车门前侧座位上的一名女孩，于是挤到座位旁骂女孩，要求女孩为其让座。女孩当时正在低头玩手机，听到骂声后随即起身，说：“没看见你在边上啊，但没有这么要座的，还骂人。”老人听后暴怒，随即给了女孩一耳光。之后，老人还要动手，边上的乘客上前将老人与女孩拉开。

（新民网，2015年7月11日）

年轻人因没有给老人让座而遭到责难的现象如此普遍，以至于让座这一文化行为被拍到了2012年的电影《搜索》中。影片中，高圆圆扮演的女主角因未给老人让座，经媒体曝光并被网友人肉搜索后，被指责道德低下，但没有人知道她在公交车上正因自己身患绝症而不知所措。

不管是年轻人主动给老人让座，还是老人要求年轻人让座，这些文化故事都反映出给老人让座这一文化传统对中国人行为和意识的深远影响。然而，一位中国留学生在美国乘坐公交车时，在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下给一位老人让座，却遭遇了意想不到的结果。

那时我刚来美国不久，还没有买车。一天，我独自坐公交车去沃尔玛购物。公交车上人很多，而我运气很好，得到了一个座位。过了一会儿，有一位老人上了公交车。他头发花白，看上去大约有七十岁了。他上车以后，也和许多没有座位的学生站在一起。我决定发扬中国的优良传统，将我的座位让给他。

“你可以坐在我这儿，先生。”我对他说。

他向身后看了看，以确定我是在对他讲话。之后，他显得有些尴尬，对我说：“我看起来很老吗？”

“不是的，但是……”

“我很感激，但我不需要你的座位。”他用不太高兴的语气打断了我。

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继续坚持，于是我坐下了。直到我到站下车，车厢里一直保持着尴尬的沉默。

上述这个与中国文化故事中截然不同的让座故事，反映出的是中美两种文化对于让座这一行为不同的文化理念。美国人崇尚独立自强，他们忌讳被人认为年老体衰，需要被人照顾，因此老人会拒绝年轻人的让座；而中国文化中尊老爱幼、孝敬父母是一种传统美德，“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因此老人会欣然接受年轻人的让座，甚至会因年轻人没给自己让座而责难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