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言，误解无处不在，有人群交往的地方就会有误解，而当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在一起进行交际时，发生的误解和误会往往会更多。针对这一现象，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释。语言学家认为，误解是由于语言不通；人类学家认为，误解是因为交流的方式不同；社会学家则认为，误解是社会背景的差异所致。这些观点都从某一侧面对误解的发生进行了解释，各有千秋。一个共识是，误解是一个多层面、多角度的现象，很难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去揭示误解发生的所有原因。

Hanks（1996）认为，“要达到相互理解，交际双方不见得一定要使用同样的语言。语言相通固然有些帮助，但这一条件既不必要，也不充分。从实用的角度考虑，他们只需要对‘当下的情境’达成共识即可”。

而要理解“当下的情境”，远比单纯地理解语言、文化或者个体差异复杂得多，它要求交际双方对彼此的社会角色、交际行为发生的社会和文化语境、交际遵循的社会规则、交际使用的话语等一切与交际相关的要素有大体一致的理解，只有这样，交际双方才能准确理解彼此的交际意图从而达成交际目的。因此，我们需要有一个新的概念来诠释误解发生的缘由，这一概念要能包括上述所有要素。我们发现，认知心理学提出的“story”这一概念正好可以满足这一需要。

在本书中，我们用汉语中的“故事”一词来指代“story”。根据《辞源》，“故事”的本义是“旧事、旧业、典故”等，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过去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使用的正是“故事”一词的本义。³

Schank（1990）认为，人们的一切知识都源于过去的经历，知识就是故事。我们知道的任何事情，比如朋友的生日派对是什么样子、冰激凌是什么味道、如何驾驶、如何做饭、如何遵守行驶规则、如何向我们的朋友表达需要和愿望，等等，都是过去的经历教给我们的。然而，过去的经历有很多，不是所有的经历都值得保存在记忆中，只有那些为人们记住的经历才能被称为“故事”。

故事与记忆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人脑试图理解并记住一段经历时，它会将这段经历的零散碎片整理拼合成一个故事（Mckee，1999）。因此，人类的记忆是以故事为基础的，人们习惯以故事的形式进行思考，透过故事来组织他们的经验，解释不寻常的事件，获取看待事情的角度并且对事情进行评估（Schank，1990；Martin & Romani，1994）。当人们在面对新的情境时，会从记忆中寻找相似的故事来做参考，从而指导自己的行为。例如，初次被邀请去参加朋友的婚宴，我们需要提取记忆中那些参加宴会的故事、有关特定地点或特定酒店的故事，以及有关表达祝贺及人情往来的故事。当所有这些相关信息汇总起来，我们就为即将到来的事件做好心理和行为上的准备，即使是在第一次面对这一情境时也不至于手足无措，而是能够得体地应对。当经历过这次婚宴之后，我们的记忆中就多了一个参加朋友婚宴的文化故事，成为以后出席类似场合的参考。

人们依靠回忆过去的故事来指导未来的行动，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脑神经科学研究的支持。Schacter、Addis和Buckner（2007）的研究发现，人们在想象某个事件时，大脑的工作机制与回忆某个事件非常相似，这二者都需要从大脑中提取相关的信息，再将这些信息重新构建成一个新的事件。研究者发现，如果人们设想的事件发生在自己熟悉的场景中，比如自己的家中或者朋友的住处，细节会更加生动、逼真，但如果设想的事件发生在人们不熟悉或者从未去过的场景中，比如热带雨林或者北极时，细节就会很模糊。也就是说，故事决定人们思考及行为的模式，是人们做事的参考。当遇到类似的情境时，人们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参考记忆中的故事。

故事构成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塑造着我们的信念，决定着我们的行为。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06年发生的南京彭宇案在经媒体发酵之后广为流传，老人摔倒后该不该扶甚至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这个故事深入到了人们的记忆之中，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当2011年广州的一名小女孩小悦悦在遭到卡车撞伤倒地之后，十八个经过的路人竟无一人伸出援手，结果导致小悦悦遭到二次碾压最终身亡。不少人认为，小悦悦事件其实是彭宇案的延伸。

故事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人们在后天的生活环境中逐渐获得的，人在一生中伴随着故事的积累一路成长。我们的故事可以来自我们自己的生活经历、别人的经历、权威人士的教导、新闻报道或者文学作品等。我们在故事中学会待人接物，在这些故事的指导下在社会中得体地做事。一个社会化程度越高的人，他的经历就越丰富，头脑中储存的故事也越多，做起事来也显得更加得体。

人们从周围环境中获得各类故事，因此，在同一文化中生活的人们会拥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故事，Schank（1990）称它们为“文化共享的故事”。它们可以是对某一类人的定型印象，可以是某一约定俗成的行为，甚至可以浓缩为一句格言或者谚语。生活在特定文化中的人们对这些故事习以为常，很少思考也鲜有谈论。例如，人们知道怎样做每件事情，如怎么去餐馆点菜、怎么寄信、怎么在城市中穿行，等等，这是因为他们一直以这样的方式在做这些事。然而，当他们进入另外一种文化时，那些在自己的本土文化中再平常不过的事情突然变得陌生起来，甚至如去超市买东西或者去图书馆借书等再简单不过的行为，都会使他们手足无措，举止幼稚可笑。很多时候，他们善意的举动会被理解为敌意，他们无心的动作会被错误地解读，几乎每一个在另一文化中生活和工作的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这一切都是因为交际双方缺少同一文化中的那些“文化共享的故事”。“文化共享的故事”涉及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对真善美的认知，对日常行为和社交礼仪的约定，等等。这些共享的故事并不等于正确的认识，它们只是维持一个特定文化圈正常运作的各种规定。

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繁育出千差万别的物种，不同文化中的人们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习惯并世代相沿。对于很多衣食住行等方面简单的日常行为，很少有人会去反思其背后的缘由。当发现其他文化中人们的行为与自己的惯常行为不一致时，很多人会觉得他人的行为不合常理，自己的行为才是科学、健康、正当的。例如，除了咖啡和热茶，美国人几乎总是喝冰水，即使是生病或者妇女生产的时候喝的也都是冰水，这些行为在中国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一个中国学生就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的室友是美国人。有一天她胃痛，躺在床上休息。她的美国朋友听说她不舒服，特地带着礼物来看望她。让我吃惊的是，她们给她带的是一杯芒果口味的冰淇淋。我说：“你胃疼怎么还吃冰的呢？那不会更不舒服吗？”她说：“不会啊，没问题的。我一直都是这样过来的。”可是，在中国的时候，从小我妈妈就叮嘱我，胃痛的时候要喝热水，吃冰的会刺激胃，让病情更严重。

而中国人对热饮的偏爱也让生活在中国的美国人同样觉得很难理解。一个美国人这样表达过自己的困惑：(www.daowen.com)

我觉得热水在中国文化中仿佛可以包治百病。感冒的时候，我的中国朋友跟我说“你要多喝热水”，我胃疼的时候，他们也会跟我说“要多喝热水”……冬天让我喝热水我还能理解，大夏天为什么也要喝热水呢？

颜色本身只是自然界中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而一旦人们把它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礼仪习俗等问题联系起来，就赋予了色彩不同的象征含义，形成了关于色彩的不同的文化故事。例如，红色在中国文化中代表喜庆吉祥，黑色和白色则寓意腐朽或者死亡，因此在传统的中国婚礼中，人们喜欢用红色作为主色，而葬礼则多使用黑白两色。但在美国文化中，红色被视为恐怖、危险和紧张的象征，白色则多与高雅纯洁相联系，因此美国新娘的婚纱多为白色。又如，唐代乐府妓院里的男人戴绿纱巾，元明两代也有娼妓家男子戴绿头巾的规定，因此汉语中有“戴绿帽子”一词，意指“妻子与人有奸情”，所以中国男人很少选择戴绿色的帽子。而美国文化中并没有这一关于绿色的文化故事，绿色的帽子与其他颜色的帽子并无二致，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因此，当笔者所在的南佛罗里达大学孔子学院刚刚成立的时候，校方曾经制作过一批礼品帽，由于大学的校色之一是绿色，所以很自然地选择了绿色，结果这些精心制作的绿帽子让来访的中方代表哭笑不得。

节日反映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对某种价值观的推崇，不同的文化自然有着不同的关于节日的文化故事。比如说，圣诞节原本是纪念耶稣诞生的宗教节日，后来演变成美国和其他基督教国家一年中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每逢这个节日，很多父母都会假扮圣诞老人给孩子们送礼物，而一般孩子在六七岁之前都相信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圣诞老人，他们的父母也不揭穿这个美丽的谎言，因为除了出于宗教的考虑，他们也想尽量守护孩子们的想象力。这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基督教国家关于圣诞节的文化故事。而中国等一些非奉基督教国家并不会专门庆祝圣诞节，并且由于中国没有基督教这个宗教文化背景，一些中国的孩子从很小就被告知，圣诞老人只是一个虚构的形象。这是中国人头脑中关于圣诞节的文化故事。本来这两个文化故事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独立存在并发展，没有什么冲突，但当一个华裔教师在美国文化中讲述她的文化故事时，却遇到了麻烦。下面是2011年中新网上的一则新闻报道：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纽约上州一名华裔老师伍安（Leatrice Ann Eng，音译）日前因告诉其教导的二年级学生没有圣诞老人，引发家长争议，她为此致电每位学生家长道歉。

根据《纽约邮报》4日报道，位于纽约上州Nanuet地区的George W. Miller小学58岁华裔女老师伍安，上周二（11月29日）在课堂上给七至八岁的二年级学生讲解关于北极的知识时，其中一个学生指出北极正是圣诞老人住的地方，伍安告诉学生并没有圣诞老人，还补充说圣诞树下的礼物是他们的父母放在那里的。随后家长们认为伍安不应该告诉学生没有圣诞老人，因为这完全摧毁了他们的节日。

（中新网，2011年12月6日）

在这位华裔老师看来，她是在讲科学，实事求是，不应该算什么错误。如果这位老师是在中国的课堂讲这番话，不会有什么问题，但是她生活的地方是纽约，在这个社会环境中她应该讲述美国的圣诞文化故事，才能与当地的文化相符合。因此，当她否定了被当地人广为接受的文化故事时，当地人自然会愤怒，觉得她是在挑战他们的宗教文化，破坏了孩子们的文化记忆。

科学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但不同文化对于科学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对于在中国被普遍认可的中医，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定。中新网2015年有这样一则新闻：

据美国《世界日报》报道，用活蜜蜂对人体穴位直接螫刺的蜂针疗法（Bee Sting Therapy）对许多华人而言并不陌生，但在阿罕布拉开中医诊所的53岁的针灸师周新胜因使用蜂针疗法被加州针灸局（Acupuncture Board）推上被告席，将于8月3日听证。若罪名成立，他将面临吊销执照和巨额罚款的处罚。

（中新网，2015年6月12日）

加州针灸局的立场是，蜂毒外涂或口服时属于中药或健康食品的范畴，针灸师用这些方式使用蜂毒时不算违法，但将蜂毒通过蜂针引入人体是注射，而针灸师不得使用注射，因此使用蜂针疗法违反了加州针灸法规。但周新胜的律师却认为，蜂针疗法利用活蜂的蜂针将蜂毒引入人体，是螫刺而不是注射，是中医中药的范畴。在美国，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刮痧、针灸等对中国人来说习以为常的医学手段，在美国甚至可能会触犯法律，因为在美国人的文化记忆中是没有这样的故事的。

Varonis和Gass（1985）指出，交际双方对对方了解越深，彼此的文化背景越相似，对话就越容易开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彼此有更多共享的文化故事，交际双方头脑中共同的文化故事越多，双方越容易产生共鸣和理解，误解也越不容易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