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分别位于东西两个半球，在人种、民族、语言、历史发展、政治体制、社会形态、经济状况等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缺乏对这些差异的了解，自然会增加跨文化交际的困难。然而更为重要的是，这两个国家的文化土壤大不一样。各自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代表，中美两国有着迥异的文化特征，“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文化排列在一个连续体上，中美文化无疑处在近两端的位置，表现出迥然各异的特性”（李清源、魏晓红，2012）。

人是文化的产物，文化决定着人们的很多方面。就交际来说，人们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受到文化的制约，人们事实上是用文化在交际，而不仅仅是语言。从交际的内容到交际的方式和策略，每种文化都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则。千差万别的文化丰富了人类文化的内容，却也是文化群体之间发生矛盾冲突的主要根源（韦政通，2003）。研究发现，两种文化的社会距离越远，人们对彼此的理解就越难，产生的误解就会越多。以中美跨文化交际来说，地理位置遥远和长期政治隔离，加之两种文化之间巨大的差异，使得中美跨文化交际的难度更大，面临更加复杂的情况。

文化交际学的创始人Edwards Hall（1976）认为，文化就像大海中的冰山一样，只有十分之一是露出水面的，其他十分之九都是隐藏在水中的。露出水面的这部分文化指的是人们行为层面上的内容，包括饮食、服饰、语言、仪式、文学等，这部分文化可以为人们所意识到，是显性的和公开的；而隐藏于水中的那部分文化则是人们思维层面上的内容，如价值观、世界观、信仰、态度等，这部分文化存在于人们的意识之外，是隐性的和深层的，虽然深藏不露，却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观念。（祖晓梅，2015）

这种显性和隐性文化的存在使得文化冲突成为一种客观存在。由于显性文化可见可感，而隐性文化深藏不露，甚至连受过专门训练的观察者都难以察知，缺乏训练的跨文化交际者往往会因不了解对应的隐性文化，而对显性文化进行错误解读。因此，不少学者试图通过对中美隐性文化的对比来解释跨文化交际误解现象，比较有影响的有以下一些理论：

一、高语境和低语境文化

Edwards Hall（1976）根据语境对交际的影响，将文化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在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中，人们的交际方式有着显著的差异。具体来说，高语境文化中的交际，交际的意图多从语境得来，而极少存在于编码清晰的言语中；低语境文化则恰好相反，交际的意图多从交际的内容得来，语境中隐含的信息不是那么重要。House（2006）进一步发展了该理论，将语境对交际的影响细化为五个维度来考察：直接还是间接、以自我为导向还是以他人为导向、以内容为导向还是以交际对象为导向、公开还是含蓄、说真话还是讲套话。高语境文化中的人们在交际时倾向于营造一种和谐的气氛，表达观点含蓄委婉，听话人要挖掘交际语境中隐藏的背景信息，努力在弦外之音中捕捉说话人的真实意图；而低语境文化的人们则正好相反，交际方式偏好直言不讳，表达诉求清晰明确，不拐弯抹角，努力将自己的意图准确地传达给对方。研究发现，东亚国家普遍具有高语境特征，其中中国被认为是高语境文化的典型代表，居于高语境顶端；而说英语的北美国家则多属于低语境文化，美国则被认为是低语境文化中的典型。

二、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

荷兰学者Hofstede（1980）提出，文化是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具有相同的教育和生活经验的许多人所共有的心理程序，不同群体、区域或国家的这种程序互有差异。他将不同文化的差异归结为五个文化价值尺度：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权力距离、避免不确定性、阳刚与阴柔、着眼短期与放眼未来。

其中，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这一差别被许多学者用来解释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按照Hofstede的划分，美国是崇尚个人主义的社会，追求个性自由和竞争；中国则崇尚集体主义，个人对集体有深厚的情感依赖，看重团队的整体利益。个人主义文化认为，集体是由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组成的，没有个体就没有集体，集体的自由发展要建立在个体的自由发展之上，集体的利益也要建立在保障个体利益的基础之上。因此，在个人主义社会中，个人之间的联系很松散，人们崇尚独立和自我奋斗；在社会生活中，人的个性及私人空间得到尊重，个人有权与他人不同，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在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人们通常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集体主义文化则认为，先有集体后有个体，没有集体，个体就不能生存和发展，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保障，个体利益才可以得到满足，因此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集体主义社会中，不提倡彰显个性，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相互依赖度更高。集体主义的文化倾向表明，在一个社会中人们自出生起即在一种强烈的、凝聚的群体氛围中成长，人们在一生中，其集体意识不断地受到这种氛围的强化，并以对团体无条件的忠诚换取群体对自己的保护。

Ting-Toomey（1988）结合集体主义——个人主义文化价值取向理论提出了面子协商理论（Face-Negotiation Theory），用来解析跨文化冲突过程中交际双方所采取的不同策略。当交际双方发生冲突时，集体主义文化的成员通常采取等待或回避的方式，让矛盾逐渐淡化或者请第三方调解，以此来避免正面冲突；而个人主义文化的成员则通常采取主动、正面接触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这一理论对于跨文化交际误解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在一些学者看来，中国的集体主义文化，实质上是一种家族本位的群体主义。例如，梁漱溟在1949年出版的《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指出，“从来中国的社会组织，轻个人而重家族，先家族而后国家……是以家族本位为中国社会特色之一”。

三、继承还是创新的文化

每种文化都兼具继承和创新两个方面，但相对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对传统的继承和延续，美国文化则更看重推翻旧说、创立新说。中国文化求稳而美国文化求变的这一文化差异，也与Hofstede提出的避免不确定性的文化价值观相呼应。避免不确定性是人们对不确定性和未知情境感到威胁的程度。总的说来，西方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较低，而中国文化回避不确定性的程度则较高。(www.daowen.com)

孙隆基（2004）认为，西方文化的深层结构具有动态的目的意向性，即一股趋向无限的权力意志，使社会活动呈现不断开展、不断超越、不断进步的趋势；而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则具有静态的目的意向性，体现在个人身上是“安身”和“安心”，在整个社会文化结构中则导向“天下大治”“天下太平”和“安定团结”，维持个人和社会的结构之平稳与不变。他用“弑母”来比喻强调推陈出新、敢于打破旧传统和跳出窠臼重新开创新体系的美国精神；而中国文化则背负着沉重的文化传统包袱，每走一步都步履艰难，呈现原地踏步或者循环往复式的发展趋势。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总结了中国文化的两大特殊性，第一条便是“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邓晓芒（2013）在对中西文化心理做了一番比较后，也指出，“中国文化是一个停滞的文化，现代跟两千年前变化不大”。他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东西方的文化土壤不同：西方文化的特点是自我否定、自我扬弃，所以西方文化呈线性发展；而中国文化虽然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但从来没有过对传统的彻底的全盘否定，没有经历过文化的断裂或者变革，总是在不停地积淀，不断地回到过去，文化传统时间越久便越根深蒂固。

费孝通（1985b）在《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中指出，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历史，是“生了壳”的“老”文化，而美国的历史只有不到300年，属于“年轻”文化。这种差异体现为“老”文化更重视经验和传统，“年轻”文化则更强调创造力和新的机会，在各方面更加开放。

四、农耕文化与商业文化

有的学者认为，地理环境影响并改造人文环境，因此他们试图从自然环境上去追溯文化对人们的影响。他们认为，中国属于河育文明或者农耕文化，西方则是海育文明或者商业文化。这一差异导致了中西不同的生存方式，而生存方式又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及民族文化性格的养成。陈坤林和何强（2012）认为，农耕文明中的人们主张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群己合一，中庸和平；情理合一，以理抑情；圆道循环，乐天安命；因循守旧，安土重迁；安分守己，尚同不争；尊老爱幼，忠孝两全。而海洋文明中的人们则主张家族解体，个体生存，个人奋斗，个人本位，独立自由；崇力尚争，开拓冒险，征服自然，征服市场；理性生存，物我二分，逻辑分析，精确缜密；平等民主，外向开放。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1985a）和《美国人的性格》（1947，收录于1985年出版的《美国与美国人》一书）两部书中也谈到了文化初始形态对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受农耕文明影响的中国人安土重迁、聚村而居，由于多是群居而非独处，太过追求个人利益会遭到集体的排斥，所以人们产生了以集体为重的思想观念；又因人口不常移动，形成所谓的“熟人社会”，人们产生了对熟人和陌生人的不同态度，对熟人要格外亲热一些，对陌生人则不必这样客气；根据与自己血缘和地缘的远近亲疏结成不同的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们互通有无、互助合作，形成差序格局的关系社会；在熟人组成的关系社会里，这种从熟悉中得到的信任，造就了依靠伦理而不是法制进行社会管理的礼俗社会，人们久居一群熟人之间，规矩礼俗自然了然于心，行为成为一种习惯，言语自然就成了多余的东西，于是一个高语境的社会交际环境自然形成。

在《美国人的性格》一书中，费孝通将美国形容为欧洲“严父”的“负气出了门”的“逆子”。早期的拓荒经历造就了美国精神的基调：不满足于现状、不盲从于传统，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荒野精神以及自力更生的独立精神。同时，这段特殊的历史也把美国从欧洲的封建精神中解放出来，使美国人养成了民主的品格，认可每个人独立的人格，反对政府干涉个人的权利。

五、不同的宗教文化

宗教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以特定的方式反映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时，宗教意识又左右着人们的思想认识、人生态度以及价值判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举止。因此，谈论文化差异，不得不涉及中美宗教文化的差异。梁漱溟（2011）说，“宗教问题是中西文化的分水岭”，西方之路以基督教铺就，中国之路则从周孔教化而来。

美国的建立跟基督教有很深的关系，那些最初从欧洲来的清教徒正是因为宗教原因才移民到美洲大陆建立新国家的。带有美国特色的基督教传统，是美国人的精神支柱、道德源泉，也是美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最重要的思想资源（刘澎，2012），它使得在世界上最大的民族熔炉里，来自世界各地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移民得以凝聚在一起。曾经长期居于西方文明中心位置的基督教，在21世纪的欧洲各国普遍处在衰落之中，但在美国社会的影响力却不减当年。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美国人的宗教观是最强烈的，进教堂的民众比例是最高的。尽管美国人可以选择不同的宗教，也可以不相信宗教，但却无法在现实生活中拒绝基督教的道德规范。

而当我们审视中国文化时却会发现，中国人的宗教情绪并不强烈。梁漱溟（2011）则提出，除了上文提到的“历久不变的社会，停滞不进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第二条特殊性就是“几乎没有宗教的人生”。一般认为，儒家学说、道教和佛教的思想在中国占据主流，此外，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等也在中国有数目不等的信徒。然而，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在于祖先崇拜，它对中国传统文化以及人民生活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其他宗教。同时，中国宗教文化中多神共存且能和平相处的特点也充分说明了宗教在中国文化和人们的生活中并不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宗教信仰贵乎专一，但中国宗教虽多而能相安，甚至相安于一家之中，于一人之身”（梁漱溟，2011）。中国自孔子以来，便以道德代宗教，来教人“向上迁善”，并“为人群形成好的风纪秩序”（梁漱溟，2011）。

中美文化的差异当然不局限于上述五个方面，但上述方面却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日常交际行为最为息息相关。理解这些差异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美跨文化交际中产生的一些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