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两国在各个层面上交流的深入，尤其是普通民众之间的接触和交往越来越频繁和密切，中美跨文化交际的误解和冲突也随之增多，这在大众传播、流行文化和学术研究中成为一个常见的主题，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些到美国参观访问或者在美国生活和居住过的中国人通过社交媒体或者出版书籍记录他们对异国生活的感受，其中不少内容都涉及跨文化交际误解。比较知名的如央视主持人白岩松的《岩松看美国》、美籍华人高娓娓的《高看美国》、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等都记述了他们对美国社会的认识，试图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来介绍和解释中美文化的差异和由差异带来的交际误解，比如中美社会对家庭主妇这一角色的不同观念、对大学生去餐馆打工的不同认识、对故土的情感差异、对男女交往的不同看法、对教育观念的不同理解，等等。一些在华的美国人则通过传统媒体、社交网站或者论坛，分享他们在中国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认识，比如中国网专门开设有“外国人看中国”论坛，中央电视台开设专门栏目《外国人在中国》。此外，在中国学习的外国人还建立了一些汉语学习网站，其中不乏跨文化交际误解和冲突的事例。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反映中美跨文化交际的影视作品，这既是中美交往日益深入的体现，又满足了人们对了解彼此文化的渴望。这些影片的编剧或者导演都有着丰富的中美生活体验，剧中普通人之间的交往为人们展示了中美双方在生活方式、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这一点集中反映在剧中大量的中美跨文化误解的故事上。我们以几部电影为代表加以说明。

1986年中美联合拍摄的《北京故事》（A Great Wall）是在美国上映的第一部中国故事片，影片讲述了一位旅居美国多年的华裔带着全家回北京探亲的经历。通过讲述华裔家庭和中国传统家庭各自的日常生活以及双方的交往，影片展示了中美普通人在日常行为上的差异。比如，初次见面时，美国侄子给了中国姑妈一个拥抱，这让姑妈尴尬不已；中国父母查看子女的书信，中国子女不以为意，美国人却认为这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美国父子之间的亲密互动，在中国人看来却是孩子对父母的不尊重，等等。此外，影片还涉及中美双方在其他很多方面的诸多差异，比如对服饰的不同审美标准、不同的健身和娱乐方式，以及80年代初期，中美在刚刚开始接触时普通人对彼此文化的诸多偏见。

中国导演李安执导的两部电影，1991年出品的《推手》和1993年的《喜宴》，前者以美国儿媳与中国公公之间的交往为主线，后者则是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中国儿子和传统的中国父母之间的故事。两部影片都反映了代表两种文化的家庭成员从生活习惯到家庭观念上的各种矛盾冲突。

1993年美国好莱坞出品的《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讲述的是四位华人移民妇女和她们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们之间的故事，反映了中国母亲代表的中国文化与女儿们代表的美国文化在饮食习惯、餐桌礼仪、社会交往、子女教育、婚姻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和冲突。

1994年中国出品的21集电视连续剧《北京人在纽约》则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赴美淘金的中国人在美国的生存故事，将中美跨文化交际的视角从家庭延伸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2001年中国出品的电影《刮痧》中，一位中国爷爷到美国探望孙子时采用中国传统的刮痧疗法为孙子刮痧退烧，结果孩子身上紫红色的印记被认作爷爷虐待儿童的证据，孩子被政府福利部门强行带走，引发了一系列的家庭矛盾，反映了中美在医学、法制、隐私、孝顺、面子等许多方面的行为差异和文化冲突。

2007年好莱坞出品的另一部电影《暗物质》（Dark Matter）则反映了中国留学生在美国的教育环境中遭遇的文化不适以及中国学生与美国导师、校方人员交往时发生的冲突，展示了美国的广大中国留学生面临的一些普遍性问题。

这些影视作品中的中国武术、传统中医、家庭伦理、哲学思想、教育理念等都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而它们却在与西方文化的交往中屡遭误读。比如治病救人的中医疗法被认为是体罚虐待，关心儿女婚姻大事被视为侵犯隐私和干涉个人自由，与父母共享天伦之乐的中国式孝顺被理解为对个人独立和隐私的不尊重，等等。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符号及其象征意义受到了来自美国文化的挑战和质疑，折射出中美文化的差异，反映了中美文化碰撞引起的疼痛、无助与彷徨。

影片中那些鲜活的例子、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为人们展示了中美文化中的一些典型差异。比如，《刮痧》中男主角许大同的儿子与自己的美国老板的儿子发生口角，为给自己的美国老板面子，许大同不问青红皂白，当众打了自己的儿子，这一行为却不仅不为美国老板所理解，反而成为老板用来指证许大同虐待儿子的证据，让许大同百口莫辩。这种由中国人和美国人不同的面子观所引发的误解和冲突在现实生活中更是俯拾即是。《喜福会》中，中国母亲鼓励女儿学习棋艺，希望通过女儿的成功体现自身存在的价值，可是女儿却不理解这种望子成龙的心态，反而认为母亲私自干涉自己的生活，侵犯了自己的自由权利。这一幕是美国广大华裔父母与子女之间文化裂痕的一个缩影。《暗物质》中，美国教授多次请刘星直呼自己的名字，但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刘星则一直坚持称呼其“教授”以示尊敬。这样的生活细节折射出的是中美双方对等级、礼貌等文化观念的不同理解。《推手》中，中国公公与美国儿媳对中餐和西餐孰优孰劣的争论，也反映出中美日常生活习惯的巨大差异。

这些影视作品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着手，体现出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北京人在纽约》中郭燕的姨妈在美国生活多年，即使面对丈夫回大陆养情人的现实也依然不愿意回国，千言万语汇成一句“不习惯了”，而《刮痧》中的中国爷爷宁愿忍受与儿孙的分离，也要从美国回到祖国，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不习惯”。可以想象，郭燕的姨妈对美国文化从不习惯到习惯，一定经历过无数的文化冲击，而中国爷爷拒绝改变习惯，又让我们感叹文化对人们根深蒂固的影响和控制。影片所反映的中美两国人民在家庭、学校、工作、社交文化上的不同，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等各方面的文化行为差异，以及父母和子女的关系、夫妻关系、上下级关系等多种人际关系在两种文化中的不同行为表现，都引起了有着两国生活经历的人们的强烈共鸣。

这些由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导演、演员和制片方出品的影视作品，尽管视角不同，但都是对近年来普通人遭遇的中美跨文化交际冲突的观察、思考和总结。作为一门艺术，电影高于生活，但其素材均源自生活，是对现实生活的浓缩和反映。比如电影《刮痧》的导演郑晓龙谈到，这部影片源自一个真实的故事，一对来自中国的移民夫妇因不慎摔伤了自己的孩子而被控告虐待。当他们来到美国拍摄时，一位美国的朋友告诉他们，1996年在匹兹堡，真的有一对华人移民夫妇因为给自己的孩子刮痧去病而被当地福利机构指控虐待儿童，随之而来的漫长官司让这个家庭饱经磨难。《暗物质》则直接取材于震惊中美的“卢刚事件”：1991年，就读于美国艾奥瓦大学的中国博士留学生卢刚在校园中开枪射杀自己的美国导师、系主任等5人后自杀身亡。

在学术界，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以及中美语言文化研究学者则通过专著和论文将这些看似琐碎实则具有深刻研究意义的跨文化交际事例上升到理论层面，透过现象来审视中美文化差异的本质。最早的著作可以追溯到前面提到的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1890年所著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在该书中，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格进行的深刻总结和高度概括，远远超出了普通人对异域生活的感性认识和肤浅记录。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理解的费孝通先生则在访问美国后，写下了《美国与美国人》一书，该书由《初访美国》（1945年）、《美国人的性格》（1947年）和《访美掠影》（1980年）三本小册子集结而成。尽管作者自谦并不能胜任回答“美国是怎么样”这样的问题，对美国社会的认识只是走马观花，但这部著作仍然成为了中国人最初了解美国和美国人的窗口，对我们今天理解美国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意义。旅美华裔心理人类学家许烺光（1989）在《美国人与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比较》一书中对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做了对比，对两个国家的人民对待婚姻、政治、宗教、经济体制等方面的不同方式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此说明社会文化对国民性格特质和行为的影响，并得出结论：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自我依赖的个人中心，而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则是相互依赖的情境中心。如果说许烺光的理论对于本土心理学的发展和心理文化学的产生都具有深刻的影响，那么中国台湾学者李亦园和杨国枢（1988）主编的《中国人的性格》和黄光国（1988）主编的《中国人的权力游戏》等著作则继续在华人本土心理学上有所发展，借鉴西方心理学的研究方法研究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介绍中美文化差异的比较有影响的著作还有美国迈阿密大学黄全愈的中美教育比较系列作品，包括《素质教育在美国》（1999）、《家庭教育在美国》（2001）、《玩的教育在美国》（2001）、《生存教育在美国》（2002）和《“高考”在美国》（2003）等。这些作品透过一个中国人的视角，对美国教育的方方面面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记录。研究中国语言文化的美国学者Eric Shepherd（2005）根据自己在中国多年的生活经历，写出了《吃在山东：从个人经历到第二文化教学法》（Eat Shandong: From Personal Experience to a Pedagogy of a Second Culture）一书。该书以山东的宴席文化为例，分析中美在宴席文化上的行为差异，透过美国人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文化并进行文化对比。同时，作为一个成功的汉语学习者，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向读者展示了文化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书中提到了不少作者亲身经历的跨文化交际误解的小故事。(www.daowen.com)

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Hu Wenzhong和Cornelius Grove（1999）所著的《遇见中国人：给美国人的交际指南》（Encountering the Chinese: A Guide for Americans）从基本的交际行为入手，介绍了如何得体地称呼中国人，如何打招呼、交谈、告别，如何与中国人聚餐、会面、交朋友等，同时该书也对一些可能影响中美交际的重要文化概念做了初步的探索，比如中国人的面子、谦虚、时间观念等。在今天看来，该书内容略嫌浅显，而且有些观点失之偏颇或者有待商榷，但它问世于中美刚刚开启大规模交流的上个世纪90年代初，这些内容对于当时大批初涉中美跨文化交际的普通人来说非常实用、极有帮助，也充分显示了两位学者的前瞻性眼光。

Gao和Ting-Toomey（1998）的《与中国人有效地交际》（Communicating Effectively with the Chinese）从以自我为中心还是以他人为中心的视角来观察中美文化，探讨了如何在中国文化中建立关系、中国人际交往的特征以及面子在中国文化交际中的重要性，并以此为基础对中美日常交往中的跨文化交际误解案例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中美跨文化交际误解的原因在于文化差异导致的不同的交际方式，比如中国人讲究意在言外，强调内敛、含蓄、礼貌等交际策略，而美国人则更倾向于坦率、直接、表里如一的交际模式等。

Mary Wang等（2000）的《抛砖引玉：增进中美相互理解的关键事件》（Turning Bricks into Jade: Critical Incidents for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and Americans）采用“关键事件”的文化训练方法，结合作者的个人经历和前人的研究，对41个中美交往的误解案例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此外，他们也对中美文化差异的一些关键方面做了简单的介绍，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等级观念、男女关系、如何看待权威、工作奖励机制以及所有权等。

戴凡和Stephen Smith（2003）合著的《文化碰撞：中国北美人际交往误解剖析》收录了73个中国人和北美人在日常交际中发生的误解案例。这些案例有的来自作者及其朋友的经历，有的来自有过较多跨文化交际经历的中国和北美人士的访谈，案例内容涉及人际沟通、待人接物、饮食习惯、爱情婚姻、个人隐私、生意交往等各个方面。该书还提供了中国和北美学者从自己的文化视角对同一冲突做出的文化解释，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文化差异对交际的影响。

李清源和魏晓红（2012）认为文化因素是影响中美交际的核心要素之一。他们的专著《中美文化与交际》概述了中美文化各自的特点、基本精神以及发展趋势，并专门开辟一章对中美交际失误进行解析，介绍了中美日常交际规约的一些差异，包括中美在隐私、称呼、恭维、请求、拒绝和道歉等言语行为方面的不同及其背后的文化心理差异，从文化视角来剖析中美交际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与摩擦。

郑通涛、刘杨（2016）在《跨文化交际中的汉语话语误解研究》一书中，通过采访在华美国留学生和有过跨文化交际误解经历的中国人，以及整理来华美国人在电视娱乐节目中的对话录音等途径，共收集到128例美国人使用汉语进行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产生的误解，并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考察了误解的主要表现形式、成因、修正及发展过程。

从上面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中美在社会关系、文化传统、文化心理、文化习俗、生活理念、思维方式、时间管理、语言文字等多个方面存在差异，中美跨文化交际的误解几乎遍布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所有领域。

对普通人来说，进行跨文化交际首先要面对基本的生活层面问题，满足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活需要，交际对象只涉及一些服务人员或者萍水相逢的朋友。在这个层面上，跨文化交际的误解比比皆是。在本书的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实例，很多再简单不过的日常交际行为，如打招呼、与朋友告别或者在餐馆点菜等都可能引发误会。像这样的误解通常不会造成严重的交际后果，最多会让当事人有些尴尬，而且这样的小插曲还会为人们的异国经历增添一些有趣的记忆。

如果要在目的语文化中工作或者学习较长一段时间，人们需要面对的交际任务就会更多，交际对象的范围也更大，遭遇的问题也更加复杂。例如，有的中国留学生由于不熟悉中美双方对于学术论文引用的不同要求，在学期作业中没有注明引文的出处，被学校认定为学术剽窃，作业被判不及格甚至学生本人遭开除；有的短期访问教师由于不了解美国学校的有关规定，因言论或者行为触犯校规，引起家长的投诉；还有一些误解由于涉及敏感领域，不仅造成人际冲突，还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些由于文化差异引发纠纷的报道近年来频频见诸媒体。

这些发生在普通的人际交往中的误会和冲突，会让人们产生苦恼、愤怒、沮丧等负面情绪，让外语学习者对目的语文化感到失望甚至厌恶，减少他们跨文化交际的动力，或者使他们对目的语文化做出以偏概全的定论，因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因一时一事而否定其余。例如，一些美国人在最初来到中国时，会看到很多地方的中国人有随地吐痰、排队插队、乘坐公交车时蜂拥而上，甚至为争抢座位大打出手，或者在就餐时对服务人员呼来喝去等行为，就因此认定中国绝不是所谓的“礼仪之邦”，对中国文化整体的认知产生偏差。而中国人在初到美国时也会有很多新奇的发现，比如有的中国人看到许多美国学生都要边打工边读书，父母明明有钱也不会为自己的孩子付学费等，就感叹美国人的家庭缺乏温情；还有的中国人因为与美国朋友就餐时各付账单而得出美国人金钱至上、不肯为朋友付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不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文化理念，人们对彼此的行为进行解读时就难免戴上有色眼镜。

上面提到的这些跨文化交际误解可能仅仅是造成了彼此的尴尬或者人际关系的中断，但是误解的危害却远不止这些。当我们把目光投向商业领域，由于跨文化交际误解造成的谈判破裂和合作中断更是司空见惯。罗盛咨询公司（Russell Reynolds Associates）的市场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西方经理人由于不熟悉中国的商业文化和职场规则，在被派往中国工作的一年内都铩羽而归。因此，该公司专门撰文告诫这些西方国家的商界精英：来中国工作时，你要“忘记你所学的一切”，从头学起。

当今世界，中美两国都是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中美关系的走向为世人瞩目，中美两国如果能顺利合作，就可以做世界稳定的压舱石、世界和平的助推器（赵可金，2016）。反之，如果双方误读了彼此的信号，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增进中美两国在政府层面和民众层面的相互交流和了解至关重要。

可以说，在任何存在跨文化交往的领域中，误解都随处可见，每个身处其中的个体都有一大堆故事可讲。然而，更为严重的是，人们意识到的误解只是冰山一角，大多数时候误解并不能为人们所认知。由于缺乏对对方文化的了解，人们有时候会习惯于从自己的文化视角去解读对方的行为，把误解解释为对方的错误或者问题；还有的时候，出于社交的礼貌原则或者顾及对方的面子，误解会被人们有意无意地忽略掉。这些被掩盖的误解才是最危险的。由于无从得知，这样的误解会一再上演，而当这些误解演变为人身伤害、经济损失或者军事对抗，对于个人、公司或国家来说都是悲剧。因此，研究跨文化交际误解背后的原因，避免或者减少这些隐藏的误解迫在眉睫。